李 琪

(1.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2.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正统的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视为比较文学学院派滥觞与基石，日渐崛起的中国学派也正在引起学界的瞩目与关注，而苏俄比较文学的卓越贡献却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语言障碍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实际上，苏俄比较文学成果斐然，可圈可点的著述繁多厚重，杰出学者更是灿若星辰。在成果巨大的苏俄比较学者名单中，被公认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的阿列克赛德罗(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Alexander Veselovsk，1838-1906)是犹如众星捧月一般的存在——他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历史诗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俄国学院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创立了神话起源的理论，最早开始进行俄国的文学比较研究，撰写有关于艺术起源、文学理论和东西方文学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20多部；他还是第一个开设“正宗”比较文学讲座的学者。他的代表作《历史诗学》(1870-1906)集中体现了他的文艺观、方法论和美学思想。

维谢洛夫斯基去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日益广泛深远的影响。久里申高度肯定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成就：“就其纲领的全球性——文学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方法的内在的一体化——而言，维谢洛夫斯基在全欧范围内，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确实是罕见的现象。”其后，以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的继承者和诠释人，以巴·尼·萨库林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艺学界，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复调理论，以弗·雅·普洛普为代表的叙事学和文艺形态学，都是在对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进行继承基础之上的延续、创新或批判，都从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遗产之中获得营养和启迪。正如我国学者刘宁所言：“《历史诗学》确定了世界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思想，提出了以历史比较方法为依据，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史料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体系的任务。……他把这门学说的研究推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近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1]苏联科学院院士弗·费·希仕马辽夫则说道：“我们经常运用现成的思想和原理，有时甚至完全不了解或者忘记了这些思想和原理都源自维谢洛夫斯基。”“我们都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或是他的学生的学生。”[2]

二、西方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

西方学界将维谢洛夫斯基视为苏俄学院派中不能绕过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们一方面承认维谢洛夫斯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对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的认识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例如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家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在他所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提到，亚历山大·鲍捷普尼亚和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两位学者为文学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直至20世纪才引起重视。韦勒克虽然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设想“贪大求全势必无法完成”，但是他高度肯定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工作，他评价(维谢洛夫斯基的总体文学工作)“诸多局部性的贡献无异于一个洋洋大观的总体系，因为不仅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提出的那些问题既巧妙又有启发性”[3]。

再如著名美籍德裔学者乌尔里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1925—)，他的专著《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 Survey and Introduction)有着“比较文学界的圣经”美名，在该书附录部分《历史》章节中，仅为维谢洛夫斯基留下半页的篇幅。韦斯坦因是通过韦尔纳·克劳斯的论述来总结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贡献的：“在其《比较诗学》中，维谢洛夫斯基力图囊括所有的文学。按照他的方法，即便是时空上毫无关系的文学现象，也会由于共同的社会条件产生的内在规律逐渐相互靠近。因此，他把古高地德语诗歌和希腊、美洲印第安人的古诗并列，把《伊利亚特》《英雄国》《贝奥武甫》和古老的埃塞俄比亚的巴雷歌谣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加以比较。为了实行其庞大的计划，维谢洛夫斯基必须建立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些特定阶段的观念，然后把相应的文学作品和类型纳入这些特定的阶段(Stadien)中。”[4]韦斯坦因还简单提及，在维谢洛夫斯基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和言论遭受了苏联的猛烈攻击。考虑到韦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重要地位，他对俄苏学派与维谢洛夫斯基的了解程度却非常有限，便可推断西方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应该是不丰富的。

同类著作还有一些，大部分著述将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放入学科史宝库之中，但是，它们要么忽略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产生的文化语境和其中的复杂情形，要么将注意力集中于他身前生后的政治氛围中，并且对他的评价显得较为笼统、片面，缺乏针对性，将其经典化的同时也忽略了维谢洛夫斯基思想中蕴含的学术增长点。

三、中国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

中国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认知，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扫盲期”，90年代的“科普期”，随后至今的“零星期”。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勃兴”，西方学界的厚重成果、杰出学者逐渐被介绍到国内，维谢洛夫斯基也是其中的一位。1987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5]中，编纂者为维谢洛夫斯基和他的弟弟阿·维谢洛夫斯基(1843-1918，也是一位蜚声学界的文学史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他的观点对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产生很大影响)留下了一页半篇幅的人物简介。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等学者编撰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等书、卢康华、孙景尧两位先生的《比较文学导论》、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等编著的早期教材中均简要提及了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这个年代还出现了专门介绍俄苏学派的论文，例如《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6]《俄国文艺学史》[7]等等，《苏联的历史比较文艺学》[8]在时间上稍后，但也是这个时期学术成果的延续。早期的译介工作，具有工具书性质，这类著述的特点在于言简意赅，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初步的研究信息。

90年代，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由刘宁先生之功进入崭新阶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委会编辑的《历史诗学》。译者刘宁先生系北师大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他在维谢洛夫斯基生前发表的《历史诗学》部分章节的基础上，结合由日尔蒙斯基编注作序的包括维谢洛夫斯基生前未发表的讲稿、笔记、提纲、学术考察报告等文献，并参考苏联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推出的《历史诗学》新版，较为完整地展示出《历史诗学》的思想精华。值得一提的是，刘宁在此书正文前附有《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述评》，让后学对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的全貌产生了清晰直观的印象，极有参考价值。刘宁先生深入具体的译介工作让中国学界眼界大开。之后，“中国学派”以“楔子模式”将西方比较文学文艺理念植入中国文学文本，以期从他者角度实现对自我文本的研究突破。例如，陈建华在《丽娃寻踪》中谈及了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将维谢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康拉德、阿里克谢耶夫等俄苏比较文艺学理论成果运用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拓宽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

90年代之后至今，中国比较文学由显学期转为夯实期，学界不再忙于译介与构建事业，学者旨趣悄悄开始分流，不过，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真心景仰的学者潜心于此，仍有零星的厚重著述面世。最值得一提的学术成果如下：其一是马晓辉的博士论文《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和学术专著《俄罗斯历史诗学》。马晓辉的优长在俄语功底与良好的学术训练，她的博士论文引用大量俄文一手资料，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生平著述，《历史诗学》的哲学美学理论基础、社会理论基础、文艺学理论基础，以及《历史诗学》的理论机制，都有深入详尽的介绍与剖析。在《俄罗斯历史诗学》[9]中，主干章节内容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马晓辉还专门论述了历史诗学与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洛特曼、普洛普之间发生的继承、影响，以及转向关系。此外，这部著述专辟日尔蒙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理论、梅列金斯基的神话诗学，以及赫拉普钦科的“历史诗学”等研究章节，彰显出维谢洛夫斯基学术影响荫及深远，揭示出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的巨大生命力。其二是程正民先生的著作《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研究》[10]，程正民曾任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俄苏文学、文艺学研究专家，他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虽然篇幅不长，但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维谢洛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尤其强调，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文艺学学院派在继承文化历史学派传统的同时，克服了他们的缺陷，重视艺术特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将艺术形式变化规律的研究视为首要任务。程正民先生的学生之一邱云华，是前文提到的马晓辉的硕博导师。师门合力，铸就了中国学界维谢洛夫斯基研究的硕果，令人钦佩。其三是林精华先生的《俄国比较文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与俄罗斯民族认同》[11]，这篇论文篇幅不算长，宏观大气，文章认为俄国比较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俄罗斯民族身份的复杂性及知识界采用比较视野息息相关，而这种比较视野恰恰是维谢洛夫斯基在《历史诗学》中提供的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刘宁所译的《历史诗学》[12]。在严肃的学术著作命运晦暗不明的当今时代，《历史诗学》中译本得以再版，既彰显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学术担当，也证明着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思想仍有回响。

四、俄苏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

目前在俄罗斯学术期刊网上能找到研究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论文2000多篇。俄苏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比较诗学》的研究无法在短短篇幅内详尽论述，概括而言，俄苏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学术遗产的态度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批评性继承等阶段。

最开始系统全面审视维谢洛夫斯基学术经验得失的是他的学生。他们整理了维谢洛夫斯基的著述，以详细分析《历史诗学》为主，他们高度肯定老师的学术成就，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体系与方法论最为认可。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的弗·米·伊斯特林评价道：“那部孜孜不倦的分析性著作，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他学术活动的全部，这部著作本身已足够把他推上世界知名的地位。从广阔和深邃的分析中首先可以得出非常专业的结论，但是他的事业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这样学者的头脑里，这些专业的结论，不断地积累，勾画了一幅人类思想和语言发展的图画。专业的，时而极微小的考察为广阔的结论提供了材料并且进行了总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尝试。这种尝试，从他那一方面来说，已经步入正轨，提出了问题并运用一定的方法论寻找答案。在此，当时是所有的力量都归结为两个因素的结合，即分析的和总结的，而这两种因素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头脑里的确是相互作用而又互相补充的。”[13]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俄国学院派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学院派的后继者在20年代到30年代还能享受一定的学术研究自由，巴·尼·萨库林(1868-1930)企图建立“社会学的美学和诗学”，以此作为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续篇。弗·费·希仕马辽夫(1874-1957)和维·马·日尔蒙斯基(1891-1971)整理出版、挖掘诠释维谢洛夫斯基的文学遗产，成就卓越。后者的《维谢洛夫斯基与比较文艺学》[14]是首次系统、完整、专业地梳理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成就的权威之作，此文提供的信息之丰富性、材料之完整性、观点之鲜明性、语言之决断性，令人激赏，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维谢洛夫斯基的珍贵文献。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学派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的态度则是矛盾的、双重的。他们一方面承认，从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很多启迪，比如艺术形式、诗歌语言、修辞演变等方面；另一方面，因为专注于形式研究，所以他们从观念上并不认可维谢洛夫斯基从历史——文学规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文艺界冷落甚至曲解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但是巴赫金、弗列登别尔格、普洛普却坚持维护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他们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取得了研究硕果，比如，普洛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根据维谢洛夫斯基对母题与情节的区分与联系，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叙事功能”概念，以此为根据对大量俄罗斯童话故事的功能结构进行分类，构建了他的神话故事诗学形态理论体系。

五六十年代之后，俄苏文艺学的进步和成就有目共睹，赫拉普钦科在关于历史诗学的系列研究论文中，一直强调对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成就的重视，他高度评价道：“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他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就，构成了我们这门学科的历史上整整一个阶段。”[15]赫拉普钦科一方面认为维谢洛夫斯基构建总体诗学的尝试具有巨大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方法同时暴露了维谢洛夫斯基思想的缺点，即“这些缺点首先表现在孤立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诗学种类和形式上，在一定程度上把艺术手段原子化。这种做法给完整地揭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16]同期，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正是以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成就为出发点。

80年代，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大型基础性学术著作《世界文学史》[17]开始分卷陆续出版——这所当时苏联科学院下设的研究所，与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等研究机构，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科研方向之一”便是维谢洛夫斯基提出的历史诗学——这部作品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历经数十年努力而成。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得到版权许可后，决定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史》。此后十余年，经过众多俄文专家和出版社编辑组的艰苦努力，八卷本十六册的中译本终于在2013年与中国读者见面。这套丛书多处援引维谢洛夫斯基关于历史诗学的观念，力求阐明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确信文学过程和社会生活进程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联系。在全书引言中，编著者强调，东方和西方文学发展途径的对比在著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方法论上，作者阐明要“力求尽量广泛地包罗世界各民族文学在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整个发展史上的贡献，具有原则性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意义”[18]这种观念与维谢洛夫斯基提出倡导的“总体文学”观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该书(尤其是史诗之前的部分)亦将维谢洛夫斯基“在诗的历史中寻找诗的本质”的尝试贯穿始终。由是可见《世界文学史》对维谢洛夫斯基治学理念的认可与利用。文章下按语道：“文学影响与类型的相似和对比是两个概念，同时是互相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在苏联的文艺学学科中是公认的事实。其实，A·H·维谢洛夫斯基早就认识并强调过这一事实的意义。但历史类型学方法在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还是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方法开辟的前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优胜于继承了实证论的全部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两方比较语言学的基本根源之一。正是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文艺学能克服所谓文学通史和文学比较史之间的人为划分，而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却认为这种人为的划分具有真正二律背反的性质。”[19]

五、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研究意义

刘宁先生有言：“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历史诗学研究历经各种曲解和磨难，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历史命运，对于我国文艺学和诗学的研究是不无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20]聚焦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中的比较文学观念及其学理价值的研究，既是对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继承，也有所创新。大体而言，研究意义体现如下。

首先，从比较文学视域切入维谢洛夫斯基之比较诗学，可以弥补大量比较文学学科史、学科理论中偏重梳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理论贡献的不足，这对于发展壮大中的中国学界而言尤为重要。就比较文学而言，作为学科，它有其发生、发展、繁盛的历史，因而全面梳理其历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更应该解决的是新增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理论的批评问题，因而需要不时对其理论体系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虽然受到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影响，但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视野摆脱了实证主义的拘囿，《历史诗学》的视野面向世界、兼容东西，体现出海纳百川的雄厚胸襟，故而对《历史诗学》进行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研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下更好地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总体)文学史的方法论依据，从而廓清一些相关文学理论问题。

第二，从比较文学视域研究维谢洛夫斯基之比较诗学，可以为当下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扎实的方法论的启迪。受西方近现代学科分工的影响，人文学科的划分也日益精细，这种思维方式为学科研究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带来障碍。维谢洛夫斯基学术视野广阔，谙熟俄罗斯、斯拉夫、拜占庭和西欧自古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学以及各民族民间创作和民族志，他指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21]大师将文学视为整体，从整体性出发，通过大量案例的考察、整理和比较，从文学作品的起源出发研究文学类型体裁的变化(他专事从诗的源头进行混合艺术、叙事诗、抒情诗戏剧等的研究)，同时关注叙事文学中母题和情节的关系研究，进而转向对诗歌语言即修饰语历史的研究，蔚为大观又自然流畅。维谢洛夫斯基这种打破学科壁垒的整体思维方式，突破了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古代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实现了人种学、民俗学、文化史等文献资料的互证互补，亦即后来学界所言“跨”(跨语言、跨国界、跨学科、跨艺术)，是尤其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可以将之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用以解决以往在狭隘的学科内部无法求解的理论问题。

第三，诗人走下神坛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大趋势，同时，诗人何为？学者何为？也是诗人和学者在时代巨变中面临的关乎生死存亡的大命题。维谢洛夫斯基充满知识分子使命感的观点与行为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突围之思和榜样的力量。维谢洛夫斯基关于诗人在文学继承与革新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阐述，即其将研究重心从伟大人物转向人民生活，与西欧文学文艺思潮中的“向下转”风标，与我国五四运动以来文人创作视角的“下移”，有颇多暗合共鸣之处。维谢洛夫斯基发出了近乎天问：“如果杰出诗人越来越凤毛麟角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对于不止一次地提出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做出了回答。”他明确宣告：“请告诉我，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就告诉你，人民在怎样写作的……”[22]他反对英雄崇拜论，主张科学地评价文学艺术家、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终其一生执着于探求总体文学史全貌，他渊博的学识，他精通和掌握十几种语言，他那遍及古今东西和涉及各学科领域的厚重著述，却恰恰证明他本人是一位大写的诗人和精英知识分子。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诗人何为。诚如韦勒克所言：“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比较文学的庇护者，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位首倡者。他在西方鲜为人知。”[23]同样，对东方的中国学者而言也鲜为人知的维谢洛夫斯基，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推广，其大写的人格值得我们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