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双陆 兰黎娜 杨孟禹

[摘要]兴边富民行动是中国欠发达地区战略中的影响最深远、持续时间最长的系统工程。本文通过匹配边境地区县级层面的统计数据和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并结合理论分析，对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地区短期的“增长输血”效应非常明显，但对长期的“增长造血”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发现兴边富民行动虽然促进了边境地区实物资本的积累，使边境地区获得初始增长动力，但却不能弥补人力资本相对欠缺与社会资本相对挤出带来的长期增长乏力。由此启示下一轮政策的实施要促进各资本间的协调运行，积极构建边境地区的长期发展动能，大力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因地施策”“以人兴边”。

[关键词]兴边富民行动;经济增长;人口外流;边疆发展

[作者]梁双陆，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黎娜，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杨孟禹，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4-0160-0011一、问题提出

我国197万平方千米的边境地区，其中生活着2300多万人民，是巩固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的重点区，也是实现区域协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区。作为直接作用于边境地区发展的专项行动，兴边富民行动自2001年试点实施以来，成为影响边境地区经济社会最深远、持续时间最长的专项系统工程。近年来，国家对边境地区全方位扶持力度不断增大，着力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科教文卫、技术培训等生产生活条件。兴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指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于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具有特殊重要意义”。[1]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进一步部署了兴边富民行动，强调要“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大力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对重点边境地区发展精准支持力度”。[2]到2020年，边境地区生产总值达127217亿元，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6856亿元、44570亿元、65791亿元，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兴边富民行动实施20周年及“十四五”开局之际，进一步深化兴边富民行动新一轮的实施于边境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相比过去均有好转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个难以掩盖的事实，即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或者说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并成为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刘秉镰，2019;郑长德，2018;徐艳飞，2010）。[3][4][5]兴边富民行动是否真的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未落入“政策陷阱”？是否脱贫致富，培育形成长期发展动力，实现“增长造血”，而未抑制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仅仅只是“增长输血”？在

“试点县”到“重点县”，再到覆盖所有边境县，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政策不断加码时，取得哪些成效，又存在哪些问题？基于此，客观评估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并进行深化对策探讨，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现有文献从多个方面讨论了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一方面，已有大部分研究仅通过回顾总结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边境地区取得的主要成就与经验、实施历程与主要阶段等定性分析，来直接说明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农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提升与优化（朱玉福，2011;张英，2019;陈建樾，2020）。[6][7][8]该类文献虽较好地厘清了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关系，但并不能揭示出政策行动背后的逻辑机制与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虽有少部分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但普遍存在研究省域单一、政策口径扩大、政策剥离不清的问题。第一，由于边疆数据的残缺与单一，这类文献往往仅集中讨论广西（陈锋，2015）、云南（廖乐焕等，2011）、内蒙古（王飞，2011;周民良等，2014）3个省份的实施效果，[9][10][11][12][13]而使政策评估内部缺乏边境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比较分析，外部没有考虑边境地区整体与非边境地区的差异。第二，文献多以省级、地市级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而兴边富民行动是以边境县为实施对象，没有抓住政策实施的核心口徑。第三，在进行政策效果评估时，往往通过单纯比较行动县设立前后的绩效情况（单差分）、指标体系构建及普通计量回归进行分析（王凯宏等，2011;吕曼秋，2014），[14][15]从科学评价的角度看，这些研究仅指出边境地区经济增长的绝对量，而未排除行动规划实施以外也会存在的其他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不能分析出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因而，考虑到边境地区的共性特征与区域间差异、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政策实施的口径与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倾向得分法，融合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对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效果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分析行动实施是否带来了边境地区“增长输血”效应，而非只是“增长造血”效应，并对其深化路径提出合理建议。

二、计量设计

兴边富民行动可被看作是在边境地区进行的一项政策试验，其政策实施范围覆盖我国136个陆地边境县。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准确识别出行动的实施带来的政策效果，本文将剔除2001年和2004年“先行试点”的县份及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县份，以2009年大规模实施的、新增确立的94个边境县为实验组，边境省份的非边境县为控制组，运用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倾向得分法，结合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来综合评估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效果。

（一）模型与方法

在基准回归中，使用2001～2016年的数据，分为四组子样本，分别是兴边富民行动之前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及兴边富民行动之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设置post、treat两个虚拟变量区别上述4个子样本，其中treat=1为边境省份的边境县，treat=0为边境省份的非边境县，post=0代表兴边富民行动之前的年份，post=1代表兴边富民行动之后的年份。此外，再设置post和treat的交互项did。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t=β0+β1treatit+β2postit+β3didit+β4Xit+εit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县和政策实施的t年，Y为被解释变量，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在DID模型中，各边境县在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前后经济增长情况分别是β0+β1和β0+β1+β2+β3，因而经济增长的变动幅度为β2+β3，β2是没有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非边境县的经济增长，剔除β2后，β3即为兴边富民行动的“纯”政策效应。

利用DID方法，基本前提就是要使处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共同趋势的假设，即如果不存在兴边富民行动，处理组与控制组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随时间变化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从下图可以看出，在2009年以前，行动实施县与非实施县虽有波动与上升趋势，但二者相差不大。而在2009年兴边富民行动全面铺开以后，二者差距逐渐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组与实验组经过一个快速上升期后，控制组人均GDP增速减缓，但实验组仍然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为了避免描述性统计分析所产生的主观性偏误，本文同时运用计量回归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可进一步进行DID分析。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数据由《中国县域统计年鉴》、EPS数据库、CEIC数据库及各省统计年鉴资料整理得到。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经济发展情况，采用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及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来度量（lnpergdp和lngdp）。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选取一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控制变量：地区工业化水平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rsec）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对数（lnbusiness）来衡量边境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以检验结构性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政府规模，边境地区尤其是边境线上的各县份经济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rexp）衡量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拟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rinv）以予表示;農业发展水平，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业发展仍占据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来衡量农业发展能力（ln⁃power）;储蓄因素，考虑到储蓄因素对居民生活水平及投资的影响，将城乡居民存款储备的对数（lnsave）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基本福利保障，兴边富民行动在多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对基本医疗、教育的建设，在校学生数既可看作人力资本积累的指标，同时也是边境地区基本福利条件的度量指标。将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对数（lnstudent）及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对数（lnhos）来衡量边境地区基本福利水平。

（三）基本回归结果

1.短期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运用DID方法评估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地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表2显示了在不加控制变量（列1、列2）和加入控制变量（列3、列4）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兴边富民行动都提高了边境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富民工程有所成效。然而，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兴边富民行动却显著降低了地区生产总值，这里我们不得不怀疑以“富民”“兴边”为目标的政策实施并未留住边境居民，反而出现了人口的外迁，使得人均实际GDP上升，实际GDP却下降。由于边境常住人口统计数据的缺漏，表4将结合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做进一步论证。

2.长期增长效应

兴边富民行动作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举措，相较于当期的、短期的经济增长，其长期增长效应对边境地区更具意义。下表显示了以2009年为当期政策节点（Current），将滞后一期（After1）至七期（After7）纳入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行动对当期及下一期的人均实际GDP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但之后时期并不显著。兴边富民行动仅带来了边境地区的短期增长，而长期增长不显著。

（四）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首先运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论证短期增长效应检验中发现的边境地区人口外流现象。其次，考虑到中国陆地边疆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周平，2017），[16]将对行动实施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以期为下一轮兴边富民行动“精准施策”提供启示。再者，溢出效应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多文献已经论证地区经济发展不仅依靠本区域内的要素投入，很大程度上还受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空间溢出成为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张学良，2012;潘文卿，2012）。[17][18]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同时运用PSM-DID方法，使论证结果更加干净稳健。

1.用灯光衡量增长的短期增长效应分析

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自被解密以来，因其灯光亮度可表征空间范围上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情况而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Croft，1973;Doll&Muller&Morley，2006）。[19][20]灯光越亮的区域表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越频繁，人口越密集，灯光越暗的区域与之相反（Henderson&Storeygard&Weil，2012;徐康宁等，2015;杨孟禹等，2016）。[21][22][23]由于边境地区更多地进行农、牧业生产而非工业、服务业生产，产生的灯光亮度更多的源于生活活动而非生产活动，加之连续的县级层面尤其是边境各县常住人口统计有部分残缺与偏差，因而此处使用夜间灯光数据衡量政策实施对边境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变化情况是更加有效、客观的选择。本文所采用的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F15、F16、F18三颗卫星，由于卫星的不同及卫星承载的传感器的差异，可能存在同一年份不同卫星之间不可比的情况，将采用Liu等（2012）[24]的方法进行内部校准和同年合并的处理方法，去掉不稳定的有光栅格数据、减小误差，使数据可比。

可以看到，政策实施的效果变量did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策的实施并未提升边境地区的人口集聚，甚至引起了人口的下降带来的人类活动频繁程度的减弱。兴边富民行动的目标之一“屯垦戍边”“抵边而居”并未得以很好实现，这也为下一步增加边民补贴与扶持政策来吸引驻边居民、防止边疆人口外流提供依据与启示。

2.考虑地理异质性的短期增长效应分析

考虑到边疆地理区位与人文差异特征，按照孙久文（2017）文献的做法，[25]将我国陆地边疆分为东北边疆、西北边疆与西南边疆进行分析。1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一致，在分区域回归中，兴边富民行动对各区域的人均生产总值都具有提升作用。从系数上看，对西南边疆的作用效果最大为0.081，超过全样本回归的情况，东北边疆的作用效果次之为0.023，西北边疆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具体来看，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培育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提升带来的推力作用;东北地区在近年发展过程仍以工业产业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但却没有匹配形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推动力量，其增长更多的源于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力资本积累及相对完善的福利水平;对西北地区的提升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

3.考虑非边境地区溢出效应的分析

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对象为沿边境线上的136个县（市），各边境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受到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地区中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来的溢出效应的影响，而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为了进一步剔除溢出效应，将对照组由沿边省份的非边境县替换为沿边州市的非边境县，由于对照组范围的缩小，对照组与实验组将更具相似性。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人均GDP仍然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作用方向、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结果稳健。

4.PSM-DID方法下的估计结果

为了克服边境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存在系统性差异，降低DID估计的偏差，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进行检验。1根据表7，可以看到兴边富民行动确實对边境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运用PSM-DID估计的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及基于边境州市为控制组的回归结果一致，兴边富民行动显著提升了边境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结果稳健。

三、长期增长动能不足的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兴边富民行动为边境地区带来了显著的短期增长效应，但是长期增长效应却未显现，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人口的外流。那么导致边境地区在短期增长显现而长期增长乏力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兴边富民行动对各类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作用，表8显示了各驱动因素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兴边富民行动对于第一产业（rfir）、固定资产投资（rinv）、财政支出（rexp）显著为正，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lnbusiness）、医院、卫生院床位数（lnhos）显著为负，对第二产业产值（rsec）、农业机械化动力（lnpower）、在校学生人数（lnstudent）影响不显著，即兴边富民行动除了扩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发展这样的实物资本投资外，对其它驱动经济增长要素的作用要么不明显，要么产生了挤出。

具体来看，首先，兴边富民行动大量的资金投入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初始资金保证，根据索洛增长理论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一直处于贫困落后的边境地区极有可能在初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撬动初始发展动力。其次，由于中国转型时期的体制弊端与边境地区配套政策的不足，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更加注重短期目标而忽略长期增长（刘瑞明，2015），[26]兴边富民行动的建设资金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资源能源开发等见效快速、成果显著的实物资本投资上获得短期增长，而使本应用于人才、技术、社会保障等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积累相关的投资备受忽略。众多文献已经证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才是是保证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最后，前文的检验结果已经验证了边境地区出现了人口外流，随着兴边富民行动的不断实施，人力资本的相对缺乏与社会资本的相对挤出同持续积累的实物资本并存，资本间的不匹配、不协调越发凸显，其直接结果是相对富余资本规模报酬递减甚至闲置，相对缺乏资本的积累不足加剧，最终形成资本间的静态不匹配与经济的动态无效，边境地区长期增长乏力。

此外，从笔者实际调研走访掌握的A省“十四五”兴边富民行动拟建项目资金分布情况来看，A省在交通、水利、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实物资本投资占比超过八成，为83.45%。其次为产业发展、城镇带建设专项资金，占比7.65%，生态环境建设资金占比4.21%，而覆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建设资金仅占3.34%，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资金更是不到1%，仅有0.96%。重基础设施投资、轻软环境建设，重实物资本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状况在兴边富民行动实际实施过程中更加显现。促进边境地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匹配协调，培育边境地区长期增长动能的任务仍然仍重道远。

所以纵观兴边富民行动实施效果时，在肯定其对边境地区短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时，更要思索边境地区如何利用投资、政府支出、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形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初始积累，强化软环境建设，促使资本间的协调运行，最终保障边境地区的长期增长。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兴边富民行动自2009年全面实施以来，对边境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首次融合运用了边疆584个县的统计数据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采用DID、PSM-DID方法对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兴边富民行动为边境地区带来了显著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但是长期增长效应却不足。主要原因是边境地区更加注重基础设施等实物资本的投资，而没有匹配形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使得单一实物资本的充裕投入与各资本间的不协调性形成短期的必然增长与长期的增长乏力。当然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的使用验证了边疆人口外流，异质性分析也进一步揭示出兴边富民行动的增长效应差异，为新一轮的政策深化提供了启示。

然而也要注意，截至目前兴边富民行动仅实施了三轮，把任务重点放到欠账最多、效益最大的基础设施领域是必然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践行的补短板过程。正如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所言，由于特殊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复杂的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边境地区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人才人力严重匮乏、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民生保障十分艰巨，这势必导致边境地区的长期发展需要不断积累。本文以统计手段衡量的长期增长时期只是边境地区获取长期增长能力的前期阶段，数据形式很难反映出质变前的量变积累过程。近年来边境地区“户户通”“村村通”的道路建设、逐渐提升的产业产值、远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及全面脱贫的实现足以欣喜地说明边境地区已获得一个较为显著的初始增长动力。兴边富民行动为边境地区补短板、夯基础所做出的的努力不可否认，兴基础的脚步不能停下，汇人才、创产业、保民生、提质量更要加强，这样边境地区的未来发展才能仓箱可期。与此次同时，本文考量的是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而边境地区在协调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守边固边形成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与保障资源生态等方面为全社会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这些也是兴边富民行动带来的长期影响中无法忽视的构成要素。

当下时值“十四五”开局与新一轮兴边富民实施之际，作为实现区域协调的短板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区、乡村振兴的践行区，边境地区迎来新的发展时机。首先，要强化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促进资本间的协调运转，构建边境地区的长期增长动能。其次，政策实施要紧扣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边境地区内部东北、西北、西南边境的共性与差异，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最后，要配套完善边境地区人口、人才政策，强化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水平等，多渠道、多路径留住边境居民，实现以人固边、以人兴边，汇聚边境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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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