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延民，杜 娟

（郑州科技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河南 郑州 456000）

河南地方戏曲种类丰富多彩，有闻名遐迩的豫剧、曲剧、越调，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大平调、宛梆、怀梆、四平调、大弦戏等，大部分地方戏种诞生于清代乾隆与嘉庆年间，历经近300年的发展与积累，在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在1956年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参演的河南戏种多达23种，令人叹为观止。目前，河南戏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1］。高校在思政教育过程中，应以本地域的戏曲文化为重要元素，钩沉历史，继往开来，将其艺术美感与文化特征融入高校美育教育之中，塑造当代大学生健康积极的文化欣赏观与审美观，提升艺术素养，端正思政品德，肩负起传承与发扬戏曲文化的历史重任。

一、戏曲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可行性

河南被誉为“戏曲大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河南地方戏曲类型丰富多彩，几乎每个地市都有自己独立的戏曲种类，且内部流派多元，恰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品貌相得益彰。二是河南的戏曲表演艺术团体与从业者自20世纪以来始终在全国首屈一指。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公办与民办的地方剧团多达277个。三是戏曲专业教育与后继人才培养能力很强。通过“家班制”和“师徒制”的民间传承方式，仅豫剧“五大流派”的传承人就有数百人之多。1956年，河南开设了第一所公立省办戏曲学校，标志着现代教学机制代替传统收徒教学模式，引领河南戏曲艺术进入新的教育轨道。此后数年，各地创办的戏校多达500所。在当代全新的文化与媒体环境中，河南戏曲文化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以戏曲的力量诠释着河南灿烂的历史文明。

从河南戏曲文化的发展来看，亟待通过教育传承的方式改变现状、继往开来。传统戏曲文化的兴旺发达，得益于中国延续千年的农耕社会生产状态。在以农村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生态环境中，戏曲艺术与劳动及民俗生活相伴，在缓慢的孕育中生长，并呈现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美学品质。在交通和信息传播不尽发达的年代，戏曲艺术通过老艺人在乡间的游弋表演得以传播辐射，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化佐餐”。但当20世纪之初的工业化进程和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原本稳定的生产方式被破坏，戏曲文化也在快速的历史激变中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地位。面对时尚、速食、功利的新文化风潮，传统戏曲艺术逐渐被束之高阁，发展动力也日渐衰竭。这从河南戏曲创作、表演、人才培养、社会传播等多个层面均清晰可辨［2］。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专家学者不断呼吁由“静态保护”向“动态保护”转变，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将戏曲文化融入中小学基础教育及高校美育教育之中，使河南戏曲文化的人文历史、属性特征、作品风貌，通过言传身教和理性认知的方式向祖国的下一代传承，进而达到复苏与发扬的目标［3］。

从高校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与“三全育人”开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文化介质对其进行转化，以达到最佳的渗透效果。戏曲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观，在创作题材、内容构成、唱腔身法、伴奏配器等方面均显示出明确的民族属性。教师用戏文戏理传递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学艺先学做人、德艺双馨、德在艺先”是学艺的基本准则，也是教师要传递给学生的“大道”。将戏曲文化作为思政教育素材对大学生进行引导，不仅可以使学生端正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认知，还可以借此平台传承国粹，可谓一举两得［4］。

二、以戏曲文化教育端正学生的审美格调

河南戏曲文化的发迹，源自宋元时期深厚的民间曲艺文化积累，并在清代厚积薄发，形成了全国各地戏曲文化的大繁荣。河南戏曲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戏曲文化的熏陶，各地市根据方言和艺术审美的个性，形成了类型多元的戏曲样式。20世纪以来，各地戏曲文化一方面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格调，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社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借鉴模仿和同化效应。其中，尤以豫剧的发展最为卓著，其在剧目创作、艺术美感及社会影响力方面均具有卓越的表现，因此可以作为本地高校思政教育中重要的素材范本［5］。

豫剧在传统文化生态中往往具有传承人文轶事、书写过往经典的重要功能。在豫剧名家的千锤百炼中，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惟妙惟肖的戏剧情节解构，是豫剧最引人入胜之处，而这些素材也折射着人文思想的光辉［6］。比如在古典文化题材的剧目中，《程婴救孤》将中国人文精神中的舍生取义与忠肝义胆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众多古典武戏中的佼佼者，《花木兰》的故事最具河南文化色彩，其精彩唱段让人耳熟能详，表达出巾帼英雄在面对民族大义时的凛然正气；《村官李天成》和《任长霞》纵情讴歌着党和人民的好领导、好干部［7］。在河南地方戏中不乏以古喻今、展现文化魅力的优秀剧目。比如怀梆戏曲作品中包含了以史实人物及事件改编的剧目《大保国》《老东征》《反西京》，掷地有声地刻画忠奸善恶；以现实生活题材为蓝本的生活情景剧《双孝廉》《亲家母斗嘴》《老少换》，通过质朴的语言和家长里短的小事，传递民族一脉相承的伦理道德观念，明辨美丑、树立榜样，教育意义深刻［8］。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大学生群体对时尚音乐文化和流行音乐元素有过度追捧的倾向，表现比较明显的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追星”现象。高等教育应当以健康优秀的文化滋养来净化学生的心灵，使学生能够清醒认识民族文化艺术的璀璨历史和根脉。上述所提及的豫剧经典作品，无一不是历经多辈艺人雕琢的精品。目前，应发挥豫剧经典作品的文化功能，通过深入浅出的教育手法和积极的教育引导，形成有力的思政教育工具，在对比和品评中纠正学生对文化艺术的错误认知，释放最佳的美育效果［9］。

三、以红色经典戏曲激励当代学子

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载体，红色经典戏曲作品的引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戏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相异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它传递人文知识，凝聚人心，寄托情感；在新时代的创作中，则从更为宽阔的创作视野出发，谋求中国社会史实和文化焦点的呈现。红色经典戏曲作品依据中国革命史，具有写实性，传承着红色文化基因。在“戏曲进校园”的过程中，应当重点精选该题材的优秀作品，并以其为介质，构建更为丰富立体的思政教育体系［9］。

红色题材河南戏曲作品的创作曾经缔造过多部经典，并且仍有新作不断涌现，为走进高校思政教育环节创造了有利条件。被视为经典豫剧的《红灯记》集百家之长，以经典故事素材为原型，通过豫剧特有的行腔走板方式表现革命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戏曲作品范例。在其影响下，《山城母亲》《铡刀下的红梅》《红色娘子军》等豫剧作品接踵而至，它们共同重温红色岁月，为新时代人民讲述着感人的红色故事。新近创作的红色经典现代豫剧《党的女儿》，于2019年10月9日首演，开封市豫剧团的创作将这部曾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现的经典故事通过豫剧的表现方法重新塑造；作品在电影版本《党的女儿》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人物设计和故事走向保持了对原著的忠实还原；在豫剧化的提炼转变中，依据传统豫剧行腔归韵的风格，运用“唱、念、做、舞”的艺术手段，将豫剧功法技巧充分施展，烘托剧情、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戏剧矛盾步步走向高潮；作品展现出共产党人炽热的革命情怀和豪情壮志，也激励当下青年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样的红色戏曲作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且在艺术创作方面具有现代创作审美的新感，容易和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观产生共鸣。所以，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应以经典作品为主体，传递红色文化精神，品味河南戏曲之美［10］。

在河南戏曲艺术融入本地高校思政教育的工作中，应通过挖掘戏曲创作和戏曲名家背后的故事，使思政教育工作更接地气，深入学生内心。在革命战争年代，河南戏曲名家不遗余力地在革命后方通过编创战时新戏的方式安慰民众情绪、痛斥敌人罪行、鼓舞士气，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宣传推动工作。戏曲名家也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与敌人抗争。比如被誉为“洛阳牡丹”的豫剧名家马金凤，在抗战时期被汉奸逼迫唱戏，她以一段《二度梅》中的《骂相》影射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并大胆改换唱词为“骂一声卢杞贼，你这个汉奸走狗”。侥幸逃脱敌人追赶的马金凤此后坚决不给日本人唱戏，带领戏班藏身于河南西部山区。她的事迹与梅兰芳在抗战期间的“蓄须明志”如出一辙，二人也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马金凤正式拜师梅兰芳，成为戏曲界的美谈。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豫剧名家常香玉，曾在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捐赠了一架飞机，这一爱国主义行为显示出戏曲名家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她的事迹也被创作成民族音乐剧《香玉号》。还有许多河南戏曲名家在抗战与祖国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事迹深深浸入河南戏曲艺术文化，凝结为最耀眼的光彩［11］。在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应当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借此感染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其树立为祖国富强而读书、为人民幸福而读书的意志品质［12］。

在河南戏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过程中，应准确寻找适宜的切入点，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入，将理论、作品、体验等元素融为一体，达到身临其境、深有感触的教育目的。河南戏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不能流于形式和表面，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由浅入深，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思政教育效果，培养造就思想品质过硬的新时代青年［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