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中国辞书编纂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语文辞书的发展经历了萌芽与开创、探索与建设、沿革与成形、沉寂与兴盛四个时期［1］，出现了《说文解字》《尔雅》《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一系列优秀的辞书著作。语文辞书编纂的目的是释义，但是在辞书释义中仅有对词目的定义是不够的，人们学习某一词或术语不只是为了了解意义，更多是要学习它的用法，例证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证是被解释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用例，体现被释条目的意义和用法，其中包含着被释词的各种语言特征。释义是根据用例进行概括的，而例证则是支持和阐发释义的［2］。学习者通过对例证的感知，不仅能够深入理解词目或术语的使用方法、搭配习惯或运用语境，还能从中了解文化信息。例证成为辞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喻为词典的“血肉”，正如法国百科全书创始人伏尔泰所说：“没有书证的词典只是一具骷髅。”［3］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考究字源、辨识读声的字典［4］，在辞书史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说文》是最早使用例证来证明释义的字书，它的出现，使例证设置发生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在语文辞书例证设置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下文以《说文》为参照对语文辞书中的例证设置的发展进行探究。

一、例证设置的发展演变

参照雍和明先生对辞书发展的分期，结合语文辞书中例证设置的发展演变特点，将其总结为三个阶段。

（一）例证设置的开创——秦汉时期

一般认为辞书的萌芽是在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有《史籀篇》《仓颉篇》等一系列萌芽作品，它们为后世语文辞书编纂提供了很好的文字和语料基础。汉代是语文辞书发展的开创期，这一时期我国出现第一部义类词典《尔雅》、第一部方言辞书《方言》、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第一部词源词典《释名》等。先秦以及汉代早期的辞书作品中，无论是识字课本还是字书，大多都没有设置例证。

伴随着辞书不断的出现，例证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说文》开始，辞书中运用例子来证明释义，但使用频率并不高。有学者调查《说文》中引用先秦古籍为书证的共有1383条［5］。《说文·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古文王。李阳冰曰：‘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雨方切。”［6］

辞书例证设置的开创期是在秦汉时期，例证设置有以下特点。

1.从使用例证的类型来看

中外早期词典的例证主要是书证，这是例证的主要和重要来源［5］。《说文》中使用的都是书证也就是引例，大多是完整的句子。从书证是否提示语源来看，引例中会提示部分的出处。

2.从例证引用的范围来看

秦汉时期，语文辞书开始萌芽，因为以前没有辞书，所以没有前代辞书可供引用。我国早期的辞书主要为经学服务，所以早期的例证都是引自儒道经典。

3.从引证的内容来看

例证刚出现时，所使用的引证不注明详细出处，只是标注书名或指出某人说，人们难以找到原文文献查找核对。

在《说文》之后虽然例证开始被使用，但是例证并未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没有关于例证设置的系统的理论思想，也没有注意到它独立的结构特征，这一时期例证的使用受到重视，成了证明释义的一个手段。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时期使用例证称为“书证法”，并将其列为古代辞书释义方式之一［4］。

（二）例证设置的发展——魏晋至明清时期

魏晋至明清时期辞书经历了探索建设、沿革成形两个时期。辞书的种类、内容、编纂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证也随之发展，使用范围扩大，引证也更加规范，并且还具备了自身系统的理论。从主观上看，编纂者也越来越重视例证的作用，辞书的例证逐渐丰富。例证设置在发展期具有以下特点。

1.从使用例证的类型来看

与《说文》相同，这一时期仍然是十分注重引用书证，都采用整句例证，注重古书典籍与文学作品，没有自编例和词组例证。魏晋之后，辞书有了很大发展，各类型的辞书越来越多。这一时期的书证不仅包括来自文学著作中的用例书证，也包括来自历代辞书的义训书证。《玉篇》：“馏，力救反。《尔雅》：‘馏，捻也。’郭璞曰：‘今呼饭熟为馏也。’《说文》：‘饭气蒸也。’”［7］《康熙字典》：“汉，又天河也。《尔雅·释天》：‘箕斗之闲，汉津也。’《史记·天官书》：‘汉者，亦金之散气。’《扬泉·物理论》：‘汉，水之精也。’《诗·大雅》：‘倬彼云汉。’”［8］

2.从例证引用的范围来看

与《说文》相比较，发展时期的例证设置经历了范围逐步扩大的过程。魏晋至元朝，引用范围第一次扩大，除引用儒道经书之外，史部、子部、集部乃至佛教经典中的句子都被引用为释义的例证。《玉篇》：“讲，古项反。《论语》：‘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也。’野王案：讲，谓谈论以解说训诰也。《左氏传》：‘讲事不令。’杜预曰：‘讲，谋也。’《国语》：‘一时讲武。’贾逵曰：‘讲，习也。’又曰：‘仁者讲功。’贾逵曰：‘讲，犹论也。’《史记》：‘沛公之有天下业以讲解。’苏林日：‘讲，和也。’《说文》：‘和，解也。’《广雅》：‘讲，读也。’”［7］明清时期语文辞书中的例证引用范围更加扩大，除引用各种典籍之外，还开始引用一部分口语或俗语例证。如《字汇》：“蛇，石遮切。音佘。毒虫。又汤何切，音佗。此古音也。古字作它。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今文从虫作蛇。”《康熙字典》：“荡……又《郑熊·番禺记》：‘广俗，壻未见妻之父母，先饮一大杯，曰荡风。’今俗有荡风冒雪之语。”［8］

3.从引证内容来看

魏晋至明清时期的编纂者越来越重视例证的作用，辞书中的例证引用内容逐渐丰富起来。明清之前辞书虽有引例，但只简单注明出处，即某人或某书；在明清时期使用的引例相较以前更完整规范，内容越来越详备。如《康熙字典》：“茵……班固《西都赋》：‘乘茵步辇。’”《康熙字典》：“炊……《说文解字》：‘爨也。从火吹省声。’扬子《方言》：‘爨，齐谓之炊。’《公羊传·宣十五年》：‘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史记·封禅书》：‘先炊之属。’《前汉·郊祀志》：‘作族人炊之属。’《左传·昭二十六年》：‘师及齐师战于炊鼻。’《荀子·仲尼篇》：‘可炊而傹也。’又《集韵》《类篇》：‘尺伪切，吹去声。炊累，动升也。’”［8］可以看出，《康熙字典》在引用书证时，书名和作者同时出现或者引用书名时带有篇名，方便查阅。

总之，从这一时期例证设置的发展情况来看，《玉篇》《字汇》《康熙字典》起到了创新性作用。首先，从《玉篇》开始，辞书中的引例不仅限于经文，开始扩大引用书籍的范围，使辞书不只限于帮助解读经书，还成为学习各类书籍的工具书；其次，《字汇》中的引例开始采用口语例证；再次，从《康熙字典》开始，辞书更加注重引例的规范性，将书中的例证注明出处，列举的书证大多都注有篇名，并且还按照时代顺序进行排列。

（三）例证设置的完善——20世纪之后

20世纪之前的语文辞书都属于比较传统的辞书，虽然对例证的重视程度在逐步加深，例证的内容也逐渐详备，但例证的形式还是比较单一。同时引例的内容也以古籍书证占据绝大多数，口语例证虽已出现但是使用并不多。20世纪以后，辞书的发展经历了沉寂与兴盛的过程，中国传统字书逐渐向现代语文辞书过渡。白话文在辞书中使用广泛起来，辞书内容也逐步现代化，例证设置的现实性和时代性逐渐凸显。

1.从例证设置的类型看

例证呈现出类型化、多样化的特点。这一时期例证设置的来源不仅仅引自书籍或是源于口语，也开始根据当时的语言进行自编，辞书例证出现自编例。从语言单位对例证分类看，引例也不只是单一的整句例证，出现了词组例证。例证设置经历了逐步摆脱单一性的过程，走向类型化、多样化。《王云五新词典》：“政体：施政纲领。《骨书·刘颂传赞》：‘详排刑名，该窍政体。’［今］政治之形式。（例）立宪政体。”［9］《王云五大辞典》：“一面：［形］①见过一次的。（例）一面之交。②一方面的。（例）一面做工，一面读书。”［10］

2.从例证设置的范围看

自编例出现后，口语化也就更强了。例证受客观语言的影响，口语化增强。在引例的使用上，不只是历代的文言典籍，开始用现代白话文语言的句子及其作品，其中使用的自编例多是现代口语语体的句子或词组。如《现代汉语词典》：“坑：①［名］洼下去的地方。如：泥坑|刨个坑儿|一个萝卜一个坑……④［动］坑害。如：坑人|她被人坑了。”《现代汉语词典》：“建设性：［名］积极促进事物发展的性质。如：这次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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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出现了大量的现代语文辞书，如《王云五大辞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王云五大辞典》与《王云五新词典》展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例证设置开始出现自编例与词组例证，例证设置更加多样化。《现代汉语词典》在例证口语化以及使用类型上又有了更深层次的创新，词组例证扩大了使用范围，自编例更加丰富，引例也基本都是现代白话文，极具口语化的特点。

二、例证设置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

自《说文》始，语文辞书从开始设置例证逐渐发展到广泛使用例证，例证的类型、内容、引用与使用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演变受到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辞书本体的影响

1.受辞书性质的影响

清朝以后，辞书的义项排列走向规范化、原则化，自此辞书划分为：历时性辞书和共时性辞书。早期语文辞书主要是历时性的，为呈现词义的发展演变情况，根据历时顺序排列义项就需要选用相应的例子来证明。如《康熙字典》按年代先后对引例进行排列，《汉语大字典》在释义上注重源流发展与词义的历史推演。对于新词、新义也要有符合时代性的例证，由此催生了口语性例证的使用。辞书中不仅出现引例，多种类型例证混合的现象也随之产生。

共时性辞书着力反映语言的使用情况，重点描写当时的语言系统，这就意味着例证反映字词的使用语境和搭配关系，所以在共时性辞书中使用的例证主要是口语性的词组或自编整句，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例证以词组例证、自编例为主，口语性非常强。

2.受辞书收词范围的影响

辞书在收词时增加了一些口语、俗语，词汇量增多，也就相应地需要口语或俗语的例证来展示使用语境并说明其用法特点、语言信息，由此辞书例证生活化的语言使用逐步增多了。

（二）外部因素的影响

1.受学习内容的影响

2.受语言发展变化的影响

中国的文言文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所以早期辞书的引例大都来自典籍和文言文作品。随着口语形式的小说话本增多，辞书中便增加了口语、俗语的词条，口语和俗语的例证也就开始出现并逐步增多了。

3.受前世书籍数量的影响

中国传统语文辞书中的例证主要依靠书证，随着书籍数量不断的增多，可引用作为例证的内容相应也就越来越多。秦汉之前书籍数量不多，受语言或经学学习的影响可以被引来做例证的内容更少，所以辞书不引用书证或引用内容少，引用时不需注明出处。而随着书籍数量增多，可引用的内容增多，从魏晋到明清至现代例证引用范围逐渐扩大，不仅引用时注明出处容易查找考证，而且引证的内容也就逐渐详备起来。

总之，本文以《说文》为参照，对例证设置进行历时的梳理，从例证设置出现、例证的类型、引证范围、引证内容等方面归纳总结，将其发展演变概括为开创、发展、完善三个阶段，根据这三个阶段呈现的例证设置的特点，总结其发展演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