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时间银行”倡导公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存储“时间币”以增加养老资本，具有促进积极老龄化、推动社会融合的优势。但在具体实践中，多数“时间银行”呈现单向志愿性特征，这种依靠志愿者传递服务的模式深陷发展危机。增强“时间银行”的可持续性，应回归“时间银行”本质，构建网络互惠性“时间银行”。为此，政府应加快立法制度建设，建立全国性“时间银行”网络;强化互助互惠原则，合理量化勞动价值储量，健全质量评价机制;建设智慧化管理系统，提高互助养老服务效能。

关键词：网络化互惠;“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2-008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研究”（17BSH044）;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智慧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及推进路径研究”（2021-ZZJH-052）。

作者简介：吴飞（1980-），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河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老年福利与养老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1]，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攀升造成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持续加大。据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解决养老难题。而互助养老类型多样，其中“时间银行”模式因在丰富养老资源、缓解养老压力[2]、促进积极老龄化和社会融合等方面优势突出，一经引入便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民政部已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探索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运行模式。

从实践层面看，“时间银行”作为互助养老的新方式，当前运营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个别城市单个社区的零星探索，存在公民参与度低、服务项目少、便捷性差等问题，其症结在于现有“时间银行”各行其是，且过度依赖志愿者提供单向服务，忽视了“时间银行”基于互惠原则构建社会交换网络以增加社会资本的创设初衷。在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志愿者接力失灵的挑战下，此类“时间银行”往往陷入生存危机。鉴于此，本文以梳理各地单向志愿性“时间银行”发展困境为基础，解析“时间银行”本质，提出回归其网络互惠特征的必要性，探索依托智慧技术，推进网络化互惠性“时间银行”的发展路径，以期为增强“时间银行”在中国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提供思路。

二、现实之困：单向志愿性“时间银行”的可持续性遭遇挑战

1998年，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晋阳居委会推出“时间储存式为老服务”，“时间银行”在中国正式进入探索阶段，倡导通过老老、青老互助提供养老服务。但在具体实践中，各地“时间银行”的服务形态以单向志愿性为主[3]，双向互利性逐渐淡化，且服务开展具有明显地域局限。现已成立的“时间银行”机构，多数处于独立摸索阶段，记账方式落后、缺乏互认互联，“时间储户”超区域范围很难换取回报性服务，单向付出性的参与结果不能吸引更多居民加入，有些“时间银行”甚至名存实亡。

1.单个社区独立运营，“时间币”转移接续困难。各地“时间银行”既有探索多以单一社区为载体，运作空间、受众群体小，服务项目单一、服务水平不高。单个社区零星设立不能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互通、人员调剂、项目互补等功能，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联动—协调机制，更无法彰显跨区域协同发展、互惠互济的规模效应。一旦“时间银行”遭遇发展瓶颈，孤立无援，便会造成服务中断。此外，各地零星设立的“时间银行”之间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时间币”转移接续制度，若储户居住地发生变动，存储的“时间币”则会面临失效。前述问题如不予以妥善解决，会极大降低储户对“时间银行”的信任度和参与度，影响“时间币”的持续性累积，阻碍“时间银行”的规模化发展和平稳运营。

2.志愿者单向提供服务，居民认可度不高。“时间银行”需要吸纳大量认同度高、互惠意识强、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公民加入提供互助服务，建立紧密牢固的组织网络，才能保持正常运转。但目前公民对“时间银行”这一舶来品尚处于浅显认知阶段，对其设计原则、优势功能、运作流程等知之有限，社会整体认知度较低。各地数量不多的“时间储户”大多由健康低龄老人组成，老老互助多见，青老互助不足。由于老年群体受自身身体机能、知识储备和专业程度限制，提供的养老服务项目单一、水平较低，不能迎合居家老人多样化、多层次、专业化的养老需要。为提升服务支撑能力，多数“时间银行”依托志愿者开展服务。虽然志愿者秉承“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信条值得称道，但长此以往靠志愿者“接力”供给服务，“时间币”只存不支，无益于塑造公民互惠协作意识，极易造成“搭便车”现象。况且志愿服务呈现临时性、流动性、单一性特点，其频度、深度、范围十分有限，不能有效回应老年人需要，势必影响组织认同度。

3.劳动价值衡量标准单一，质量评价机制流于形式。“时间银行”劳动价值量换算以及质量评价机制的构建问题是学界和各地“时间银行”实践中长期关注并致力解决的重大问题。Cahn 在最初提出“时间银行”概念的时候强调服务的同质性，认为时间是衡量服务的唯一标准，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服务项目和效果并不在考量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越发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仅以时间作为劳动价值衡量标准并不科学，变相激励参与者提供简单易行、低劳动量的服务项目，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现实需要。为此，有些“时间银行”在进行劳动价值换算时，增加了对劳动强度的考虑，这点值得肯定，但却忽略了服务项目的专业化程度、稀缺程度、难易程度、受众人数、自理程度等评判因素，劳动价值衡量标准仍比较单一。另外，虽然大部分“时间银行”规定互助服务结束后，要对服务结果进行质量评价，但由于缺乏全面、具体的质量评估细则，且服务对象意见反馈机制耗时较长，时常形同虚设。即便质量评价工作如期开展，碍于银行管理人员数量有限、专业化水平不高等原因，其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也有待商榷。

4.信息化建设滞后，管理效率不高。网络信息化建设滞后、智能设备普及率尚低成为制约“时间银行”及时开展服务、高效良性运营的一大阻碍。一方面，多数 “时间银行”欠缺完备的硬件信息设备和系统性的软件系统支撑，无法实现网络信息化登记和数据联网，对储户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等信息以传统的手工方式记录，技术手段繁杂、落后，极易发生丢失或损毁事件，风险性较大，管理效率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群经济状况不佳、信息技术知识接受能力有限及内心抵触新生事物，加之其智能手机利用率、物联网设备佩戴率、智能家居使用率较低等原因，如有的服务仍要求采取当面申请的方式，供需双方服务匹配周期较长，老年人急需的紧急救助项目很难开展。

三、回归本质：基于社会交换的网络互惠性“时间银行”建构逻辑

1.社会资本：“时间银行”追求的本质目标。“时间银行”本质上是一个中介管理机构，通过为成员提供交易平台帮助他们进行服务交换。在国外，“时间银行”服务对象并不仅限于老年人群，而是针对所有人群，服务项目涵盖范围广、内容全面，包含生活照料、情感互动、医疗护理、信息经验共享、知识技能学习、法律援助等。“时间银行”以时间作为货币单位，成员提供一个时间单位（通常是1小时）的服务，赚取 “时间币”（Time Dollar），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换取一个时间单位的服务[4] 。时间满足了货币用于交换的原始用途，但是交换本身并不是“时间银行”创建的主要原因，这种补充性货币与主流货币不同，它建立的目的是增加社会资本而不是货币资本，在此过程中，促进以下目标的实现：人人都是资本——每个人都有自身价值，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重新衡量“服务价值”——创造一种货币回报为社会发展作出有益工作的人们，他们互相帮助，相互扶持，为创建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而努力;互惠——付出和获取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有助于增强彼此信任，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非常重要，身处一个社会网络能使生活更有意义;尊重——激励人们尊重他人[5] 。

综上所述，“时间银行”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成员自身需要的同时引导他们回馈社会，这样有利于增强公民权能，促进社会融合和社区建设;二是通过培养可作为资源使用的社会关系增加社会资本[6]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时间银行”是实现参与、赋权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7] 。可见，社会资本是“时间银行”建构的基础，也是其追求的本质目标。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出发，是指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8] ，人与人的关系和其所属的社会网络密不可分，这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能为行动者提供一定的资源。从功能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特征有两个：一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二是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9]。从个人角度来说，社会资本作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的社会关系的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获取的和被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0]28。而以群体和公民参与视角切入，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组织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11]。

“时间银行”就是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组织，以社会吸引、自愿合作、互助—互惠为基础，通过构建有利于传递和扩散信任的组织网络，吸纳大量成员加入，为彼此提供服务、便利、资源，存储“时间币”以增加社会资本。“时间银行”的主体不仅包括大量的时间储户，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贡献资源、技能、精力等[12]亦必不可少。组织成员既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的接受者，每个成员可结合自身优势为他人提供所需的服务、便利、信息、援助等，在此过程中亦能获得新技能、友谊、关怀、尊重和满足感，为自己赢得信誉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团结[13]。

2.互惠交换：“时间银行”运营的核心原则。互惠交换是“时间银行”可持续性运营应遵循的核心原则，只有通过互惠交换才能强化成员间的关系纽带，增强成员互信、组织认同和社会团结，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制度规范，可以极大程度减少搭便车行为。“时间银行”中的互惠不是直接的二元均衡式互惠，而是间接多元扩散化互惠，运行结构呈广泛链式或全面网络型[14]，人人都在这个互惠体系中行事，是短期利他与长期利己的结合。“时间银行”这种扩散化互惠系统依靠成员们不断进行社会交换来维持，虽说交换契约——“时间货币”本身相对服务主体和对象来说具有等价性，但完成交换的时间跨度往往较大，且相同时间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和所使用的资源亦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服务交换在某些时候是一种非均衡互惠。众所周知，人们通常更倾向于采取计算基础上的工具理性行动，那么是什么驱动他们接受“时间银行”的交换规则？如果说良好的组织信用和广泛信任的存在，推动了似我（like-me）群体间进行同质性互动，成员相信即使目前的付出不能得到均衡回报，但只要组织网络稳定持久，未来终能获取等价报偿。那么在“时间银行”中，非我群体间即成员和拥有更好资源成员间不对称交换的异质性互动怎会产生？这需要我们剖析社会交换内涵，霍曼斯、布劳等学者强调社会交换是个人理性选择影响下的一种期望回报和报酬的互动过程，不管这种报酬是内在性报酬（包括吸引、承认、感激和尊重等），还是外在性报酬（包括货币、商品、服务和帮助等）[15]，只要他们代表利益均属于理性计算的产物。但涂尔干等学者认为，不可否认社会交换中经常含有经济交易，但是超个人性、超经济性以及关系的存在也十分普遍。恰恰在关系理性的驱使下，即使交易不是对称或均衡的，人们也会完成交换，以维持和促进关系。行动者参与交换的动机是通过网络或群体认可获得“名声”（reputation）[10]157。“名声”这种网络财产，增强了某些行动者索取资源与地位的合法性，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也能提高群体声誉、组织认同和吸引度，促进集体团结和公共资本的建立。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理解“时间银行”为何能够吸引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的成员加入以及多种社会团体、组织参与，除了利他、奉献等道德因素外，对“名声”的追求也是重要原因。但不管受工具理性还是关系理性驱动，是期待回报还是获取“名声”，人们加入“时间银行”组织，更多是基于它的互惠功能，正因如此才让制度化“时间银行”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当然，并不是所有成员在接受服务的时候，都根据其付出大小而进行简单等价的服务兑换，虽然互惠交换是“时间银行”运行的核心原则，但在许多国家“时间银行”本就是一个公益性组织，有些弱势成员可以具有自动获取组织资源的资格，这也体现出“时间银行”的利他性特征。

3.组织化网络：“时间银行”运行的根本保障。现代复杂社会中，人们的互助行为在广泛信任达成后才能产生。而广泛信任的建立依靠两个重要因素：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有效的互惠规范往往与密集的交换网络相连，当协议嵌入（embedded）到网络结构中，信任驱动下的互助行为就会出现，并有助于解决“公地悲剧”“囚徒困境”“搭便车”等集体行动困境。“时间银行”就是在高信任社会中公民基于价值认同，以“自愿性联属”为基础，按照相互默契的行动规则，自动自发形成的有序参与网络。从理论上讲，“时间银行”每一位成员就像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没有一个节点是全线输入型，节点与网络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强调全员参与的集体行动。这种参与网络不是封闭、松散、无序、自利性的，而具有组织化特征，体现出开放、紧密、互动、有序、共享性。“时间银行”追求互助互利、资源共享，致力于协同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吸纳各类人群[16]，为有需要的成员提供多样化服务。开放性的组织网络打破区域、年龄、职业限制，边界在不断扩张，人们针对“时间银行”达成的共同理解和集体行动是网络扩张的有效动力，也是协同合作的基础。当然，为保障参与网络正常运转，应完善互惠契约规则和纪律约束机制，公布行动标准，引导有序参与，规范互助行为，惩戒违规成员。

总之，“时间银行”可持续性运营的关键取决于：组织网络覆盖范围够不够广，能不能适应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的变化;网络输出项目够不够全面，是不是把拥有各种技能的公民都吸引进来;网络交互手段够不够先进，能不能及时满足成员需要;网络中广泛信任能否达成以促成扩散化互惠行为的产生。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当前局限本地发展的单向志愿性“时间银行”并未满足以上要求，要摆脱发展困境，必须转变运行模式，打破区域限制，制定全国统一的规则标准，在制度保障下形成大体量“时间银行”网络，各个地方、各类公民基于公益—志愿或互助—互惠理念加入，提供全面、及時、高质量的服务，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可持续性才能更有保障。

四、解决之道：网络互惠性“时间银行”的推进策略

1.明确政府“能促型”角色，加快立法制度建设。在推动“时间银行”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的应是一种“能促型”角色，不直接参与服务“生产”，而是向递送互助服务的公民、市场、社会组织等提供支持，创造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互助环境。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规划，引导“时间银行”在各个城市、农村社区建立，激励多元主体参与，整合各种养老资源，促进“时间银行”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平台建设、服务者队伍建设等。为提高“时间银行”公民认知度与参与热情，吸纳更多具有专业知识的公民加入，政府可以开展互助文化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互助风尚、褒奖自助、互助模范宣传互助优势。加快推动“时间银行”法律与制度建设，明确有关部门的角色职能、服务主体和对象的权利义务，健全参与主体激励机制、监管主体权责与服务评估标准等，让“时间银行”互助服务的组织、实施、监管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时间银行”发展的实施细则，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信任度。

2.构建全国性“时间银行”网络，实现“时间币”通存通兑。目前，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呈现数量少、规模小、零散化的特点，受当地政策变动影响较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劳动力流动性增强，“时间银行”难以实现服务的“通存通兑”，成为“时间银行”发展的主要掣肘因素。可借鉴国外经验，探索建立全国“时间银行”总行，各地成立“时间银行”分行，统一“时间银行”建设标准、人员管理、服务存兑管理、时间积分转移接续管理、服务质量评价等相关制度。各分行在坚持全国总行基本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地域特色对“时间银行”制度进行调整，对具体的操作实践予以创新，使其更易被本地区居民所接受和认可，提高其参与热情。全国性“时间银行”体系的建立、转移接续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为实现“时间币”的“通存通兑”扫清了障碍。各地还可结合《志愿服务条例》，推出《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志愿服务与时间积分兑换办法》等，为从事志愿服务的社会大众在老年后享受相关养老服务奠定制度基础，吸引更多年轻人、具有技术专长的公民参与到“时间银行”服务中来。

3.强化互助互惠原则，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时间银行”不是纯粹的志愿组织，其创设的初衷是引导公民通过互惠互助增加社会资本，培育利他情怀，促进积极老龄化。互助是实现互惠的手段，互惠是互助追求的目标，互助互惠是“时间银行”应遵循的核心原则。该原则不仅适用于“时间银行”成员之间，也适用于“时间银行”多元参与主体之间。提供多样化、多层次、高效率、高质量的互助服务，靠单一主体一己之力无法完成，需激励多元主体互惠合作，拓宽“时间银行”的融资渠道，推进服务队伍能力建设，利用各种资源的整合互补，促进“时间银行”良性发展。为缓解有限财政支持下“时间银行”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用地保障、政府采购优先等形式激励引导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建设资金。社区也可以与一些优质企业开展合作，如允许企业定期在社区进行产品推介，为赞助企业打公益广告，优先使用其产品与服务等，吸引企业投资与捐赠，实现互利共赢。

“时间银行”服务队伍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合力推动。政府、社区、社工组织、高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可定期举办交流合作活动，提供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为推进服务队伍能力建设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通过落实并不断深化“三社联动”模式，探索搭建“校行合作”“医行合作”桥梁，将高校师生、医护人员、社工吸纳到志愿群体和服务队伍中来，充分利用高校、医院、社工组织的专业优势，定期开展照料服务、基础护理、医疗保健、心理慰藉等服务。“时间银行”内部应成立专门的培训部门，聘请上述组织专业人员对储户和居民进行常规服务项目、紧缺服务项目、普遍需求项目技能培训，提高互助服务的专业性。

4.合理量化劳动价值储量，健全质量评价机制。“时间银行”提供的互助服务强调劳动的交换性、有偿性和互惠性。由于不同劳动的难易程度、劳动价值不同，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劳动强度等也不一致，因此劳动价值如何合理量化、不同劳动服务时间之间如何合理转换是影响“时间银行”可持续性的关键一环。目前，为吸引更多公民特别是高知识、高技术的人员参与，必须突出“时间银行”的回报性，建立不同服务项目间的等级划分和兑换标准，可考虑以时间为单位，根据老年人的自理程度、接受服务人数、劳动难易程度、专业化程度、服务稀缺程度的不同确定存储系数。而服务结果要通过健全的质量评价机制进行评估，根据质量评价结果对服务时间储量进行加权，以此督促并激励服务者认真、耐心、高质量地完成工作。同时，建立多元评价机制提升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将“时间银行”管理者、服务对象、社工组织等纳入评判主体，对服务结果展开多维度、专业性评价。当然，服务对象是服务质量最直观的感受者和体验者，应增强其评价结果的参考权重。另外，建构管理者、服务者、服务对象多主体沟通机制，完善老年人服务质量反馈机制，提升服务供需双方的适配度，达到增强服务满意度的效果。

5.构筑智慧化管理系统，提高互助养老服务效能。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伟大构想。借助智慧社会发展，可以探索以“大智移物云雾区”（即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技术、物联网、云计算、雾计算、区块链）[17]为技术手段，建立“时间银行”智慧化管理系统，提升“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效能。“时间银行”智慧化管理系统具体包括时间储户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对象信息管理系统、“时间银行”服务供需交换平台、“时间银行”服务质量评价系统、老年人紧急援助系统。时间储户信息管理系统存储志愿者和储户的个人信息、时间币存量、服务内容、服务结果及评价等。服务对象信息管理系统是针对服务接受者也就是老年群体设计的，收集了老年人年龄、家庭、经济来源、身心状况、自理程度、接受服务情况等信息。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网络，在“时间银行”服务供需交换平台中发布需求信息，借助智慧化交互平台，银行管理者可以快速匹配服务供方和需方，设计供需最优组合方案，及时供给互助养老服务。服务完成后多方评价主体登录“时间银行”服务质量评价系统对服务结果进行评价，保障互助服务质量。当然，一些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不具备熟练使用手机、计算机等设备的能力或条件，而他们往往需求项目较多、频次较高，对服务及时性的要求最强，因此可以通过环境辅助生活技术、智能无线寻呼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物联网技术和“时间银行”供需交换平台、老年人紧急援助系统对接，建立拓展性智能化网络，快速发觉和接收老年人服务需求，缩短服务配对时间，从而实现老年人自助或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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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