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鑫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努力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首先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获得长足发展，随后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就此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局面。除了党的领导，这些成果也离不开群众的力量。在党中央、社会和群众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不断吸引着群众的凝聚，不仅有行动的响应，更有思想的认同。为了剖析当时群众的行为动向，本文将立足政治传播视角，以宣传画为分析工具，从基层群众的政策认知、政治认同和行动肯定进行剖析，并借此构建该时期的政治传播机制、挖掘传播效应。

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宣传画;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J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9-0017-04

0引言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期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可以说是最重要阶段之一，因为这一时期我们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艰难过程。但回看历史，彼时全国人民的政治和建设热情相当高涨，无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基层百姓，都在各自领域内发挥着自身价值。就最广大农民群体来说，他们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积极似乎彻底打破了中国“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民的生活一改传统小农的特色，而变得与国家紧密相连。随着“人民公社”新的治理模式出现，人们的思想行动则更具有协调性、一致性。那么，除了行政手段，新生的中国是如何塑造几亿群众的行动积极性，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呢？这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一党执政的制度优势、行政机制的作用、政治传播和宣传的有效性以及国人较高的服从性等。其中，政治传播和政治宣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联结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信息接洽和意识沟通，是冲破行政体系有限信息网的有效形式。

结合传播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来看，其主要有“视、听、阅”三种政治感官，这也分别对应了图像、声音、文字三种传播媒介。再结合20世纪50、60年代的群众，特别是乡村人口的知识文化水平，考虑文字媒介具有受众局限性，声音媒介有具有技术和经济成本的普及障碍，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受众基础最广、成本较低、可普及范围较大的宣传画上。以宣传画为分析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搭建当时国与民之间的意识桥梁，解读一个刚刚脱离百余年动荡不安的新中国，在经济、科技、民生等国之基础都十分薄弱，甚至没有余力给予民众更多福利的状态下，是如何有效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建设中来的，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作为“原子”的公民之间，是如何演进从政治认知到政治认同再到行动内化的过程[1]。

本文将立足于三个维度，即社会的“客观现实”、宣传画的“媒介现实”以及受众的“主观现实”，从宣传画的传播基础、传播内容和传播效应三方面进行分解，进而深度挖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宣传画如何发挥传播成效，同时希望对当前一些政治理念、政策行动提供有益价值。

2议题建构促进受众的政治认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有大量建设性活动，或者说其本质就是由无数人劳动和技能输出构成的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因此，群众能否对政策产生回应、能否领会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关键，尤其对于最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农民作为当时全国人口占比超80%的重要群体，其对于政治议题的支持和参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建设发展的进程。他们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许多建设运动，例如修建水库、堤坝、公路、桥梁等多种公共设施，都是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然而仅仅进行政治游说并不能满足执政者既定的政治目标，若要避免“隔靴搔痒”式的动员效果，就有必要对政治议题进行立体化的建构，强调普惠的利益观，甚至将其“神圣化”以深入民心[2]。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来说，政治议题的建构既包含客观层面的理性引导，也包含主观层面的情感追随。

政治执行者通过信息的广泛宣传，向社会强调以“建设”为基调的国家方针和任务目标，从而使之深入民心。同时，大量政策信息以宣传画的传播形式出现。这种政治化的艺术形式通过展示群眾对建设的参与热情，来歌颂和体现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步氛围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具有突出的政治工具性特征。

1956年底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生根，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后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大规模起步。在这场社会主义大建设中，多种因素结合使得宣传画成为基层社会接收政治指示的重要载体。在大量标语、口号和宣传画的视觉渲染下，全社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大胆尝试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追求和重要特征。1958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求打开社会主义道路新开端。在宣传画中，这句话常“符号化”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从而形成视觉政治的熏陶。而事实上“总路线”绝非宣传画唯一的表现主题，可以说当时无论大政方针、建设运动还是政治观念输出，所有能够牵动百姓、影响社会的主张都跃然之上。总之，宣传画以直观方式将复杂政治简化，在人的头脑中形成视觉化的政治形象，将抽象问题形象化，从而打开了群众运动参与的第一步——政治认知。

在大规模的建设生产需求中，目标能否顺利落实，社会能否取得进步，重点全在于民众能否有效参与进来，响应国家的号召。因此，在公示国家意图之后，还应该让群众进一步明确“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这在宣传画上主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美好设想、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展望、对超越西方的发展诉求，来展现个人努力、国家发展、引领世界的长远目标规划和行动指向。站在基层群众视角，这时期的宣传画大体可分为参与视角和生活视角。参与视角通过任务昭示意在挖掘群众的劳动价值，生活视角的场景描绘则在于揭示个体行动的价值受用，借此来明确个体劳动的受益性。可以说这是宣传画利用视觉政治，塑造社会主义建设参与者责任意识和家国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发挥。

政治议题的构建在于将政治指令丰满化，将政治过程赋予民族主义色彩，从而打破长久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屏障，打造工人农民劳动利益观。宣传画作为政治传播载体，通过视线引导和心理影射向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全民建设的政治文化，同时在现实维度形成景观社会的建构，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表征体。

3思想教化激发受众的观念认同

通过呈现或真实或夸张的群众参与热情，宣传画向社会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旨归，发挥了群众动员和政治文化塑造的作用。正如《礼记·经解》中所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政治的思想教化能够深化群众贡献意识，群众的认同聚合最终会凝聚为集体行动，强化制度约束性，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储蓄力量。

首先是宣传画中“主义-思想”的引导，主要体现为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方面，其内容上蕴含浓厚的思想政治教育色彩，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倾向。仍以当时组织性最强的人民公社为例，国家为了实现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管理，打造了这个“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村社”式社会形态。为了让群众更快适应，宣传画在思想构建过程中在有意识地传达公社所需的集体意识。在集体组织中，在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的行为被赋予政治的含义，并且逐渐趋向当下的政治审美，另一方面人们的潜意识开始生出政治情感，他们会在参与建设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而这正是宣传画的传播效应之一。从行动的角度看，又表现为一种“英雄主义”，这不是指自我主义，也不完全是突出自我成就，而是在集体背景下，按贡献值排列靠前的人所产生的示范作用——争当劳动模范是这该时期政治文化渲染下的行为表现。“贡献”“带头”等元素是这类宣传画的常用元素，它通过对“劳动”进行政治文化包装，将其升华为一种时代光荣，以此深化大众利益观的塑造。

伴随人民公社的成立，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求索有了实际行动的空间，理论的畅想似乎终不及实践更有把握。在这样的宣传画中很少直接解释共产主义是什么，而是常借用各类形象描绘对其进行具像化和二次演绎，其中国家领袖毛泽东的形象便是最重要的视觉符号之一，因社会普遍具有对毛主席的崇拜之情而使其成为宣传画获取民众情感共识的有效元素。借此，在视觉政治中，毛泽东的话语、姿态都成了可动员民众积极探索共产主义这一时代主题的实用手段。

其次是宣传画中“组织-纪律”的规范。成熟的社会组织一般具有从核心延伸到边缘的双重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人们自然会被组织排他性信条的约束，同时，越接近组织中心，越难以为成员直接感受到外部的现实，如此便保证组织内部的稳定，保证成员秉持的信条不会轻易遭到反证。此处所说的“组织”并非只有一个或特指某一个，放到时代背景里来说，它可以是千千万万个人民公社，也可以是千千万万个工厂，或者是临时任务团体，亦或者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它也可以说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宣传画正是在全社会需要保持高度生产热情时充当了强化“政治景观”的作用，由图像现实投射到民众主观现实中去，从而影响其思想和行动。例如关于“军事化”“集体化”的宣传画，常对军人、部队的纪律性进行描绘，从而起到侧面鞭策民众树立纪律意识的作用。而且不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建设，无论乡村或城市，这种思想教化总是贯穿其中，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高效调动群众的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再次是宣传画中“立场-觉悟”的警示。新中国经历百年磨难方才重生，一切来之不易，因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一度是新中国的敏感词条。警惕一切反动势力是巩固自身合法性和维护统治长久性的必然要求，这类题材宣传画主要有两类：（1）“解放台湾”，（2）“声援中东反帝国侵略”。其意在强调敌我立场，突出觉悟性教育，也进一步警醒群众竖立牢固的国家安全意识，筑牢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根。至于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更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得到强化。回看当时，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资本主义存在瓦解的潜在力量。因此，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路线施以打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举。而这时期宣传画中也正体现了这一点，批判资本主义罪行，向世人昭示其本质，深化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从而发挥“政治教诲”的影响作用。另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右倾”主义也被认为是必须防范和批判的对象，“宁左不右”曾一度是该时期宣传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只因新生的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的供养，因此体现在视觉政治上即为“鼓足干劲”的行动寄托。整体来看，宣传画紧扣思想引导、服从规范、警示教育这三个方面，分别从正向、中立和反面给予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4价值演绎强化受众的任务行动落实

宣传画中有大量关于生产建设场景的描绘，且十分突出“人定胜天”的气魄。其媒介现实的价值演绎特别强调了几点普世的价值观，如埋头苦干、克己奉公、劳动光荣等，并通过刻画工人农民的高大形象，培养其能力肯定和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培养，可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间的一种互动方式，既是对社会力量的汲取，也是谋求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途径，是对毛泽东“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观的拓展。

外界的约束或强制必不会使人保持长久的建设热情，但人的思想观念一旦变化则最终会显化到行动上，达到行为的内化，而若论这一点，那么从该时期的建设、科技等诸多成果来看，民众的活跃度则可见一斑。

从全社会来讲，当时生产建设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农业和工业，农业活动分为基础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业建设，例如水利建设、农田管理等，而工业生产则是钢、铁、矿业较为突出。为满足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在国家的感召下，全国上下呈现一種群情激昂的社会景象，由此以促进生产效率为目的的劳动竞赛便应运而生。劳动竞赛又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为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开展的。马克思认为，社会接触可以带来竞争和特别的能量提升，从而提高个人生产力[3]。在向苏联学习治国和建设的经验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一种本土化的劳动竞争模式。这种竞争意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得到扩展，可以说所有共同劳动，都隐藏着竞赛的动力。在“竞赛”的社会潮流中，以此为主题的宣传画应运而生，适宜且生动地产生了呼应，形成了现实世界照进媒介世界，同时经过媒介景观的二次演绎又反向映射着现实世界的奇妙反应。1956年，波澜壮阔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兴起，不仅提高了某些企业或地区的生产效率，甚至直接促进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此后，劳动竞赛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常态化行动，所谓“比、学、赶、帮”的劳动口号也成为宣传工作中重要主题之一。呈现在宣传画中的劳动竞赛包含强烈的价值导向，是对现实行动的二次演绎，既是照向现实的镜子，也是增强群众理性认同的关键。尽管世人皆知参加劳动工作具有绝对的合理性，但跳下理想的高地而从切身参与的群众角度出发，劳动势必会造成身体的疲惫，进而削弱参与动力。但借助视觉的静态呈现，通过视觉讯息的反复强调，传达的不仅有劳动的应然演绎，还有行动价值的昭示，从而适当强化在这种视觉熏陶下的行动落实。

然图像这种视觉政治能够对个体行动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全然取决于它对意识形态的塑造，若当外界强加于个体身上的行为、认知、思想产生政治的内化，那便达到了政治传播的目的。说到底，政治传播的内容和目的都意在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促进主观能动性。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当亿万民众的政治思想普遍呈现去个体化特征，而在意识行动上表现出与政治设计者的趋同性时，政治传播的效应便展示出来。

5余论

5.1宣传画政治传播作用基础

首先，弥补文字传媒的受众局限。对当时人们，尤其是人数占比最多的农民而言，文字是他们生活中最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熟人社会”可囊括生活的全部，至于外界发生了什么实际并不重要[4]。因此相比“晦涩”的文字来说，图像更能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而打入群众内部，使政治的教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其次，打造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按照人类信息接收习惯，视觉神经最能捕捉信息进行有效吸收。视觉感官可以驱动其他感官整合信息，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遗漏[5]。作为一种政治美学形式，宣传画正式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塑造增添了重要的建设性内容;此外，与官方渠道的政策宣传或传达，宣传画更像是为全社会搭建的信息平台，它破除了在当时种种限制条件下的信息传播壁垒。在群众心中，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群众在宣传画中获得的是情感上的认同。如此一来，国家的政治教化便浸润到群众生产生活，甚至意识领域的每一处。

5.2宣传画政治传播实现机制

（1）“像化”政治议题。首先，宣传画为政治议题的呈现提供视觉空间。政治议题的呈现是宣传画这一媒介向社会传递讯息的过程，是客观现实反映于媒介现实。宣传画的视觉空间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发挥着传播的正向效应。同时，媒介现实如同基层群众了解政府政治的窗口，透過“窗口”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深层次传播;其次，宣传画多维度升华政治议题高度。利用宣传画对政治议题进行构筑有一个完备的过程，（1）对时政的及时反应，（2）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传输，是构建民众政治认同和政治服从的关键，（3）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强化群众的行动落实，使其将政府施加的任务主动内化为个人行动。统观视觉政治传播的全过程，其发挥效应的要点就是将个人与国家理想的契合点无限放大，从而完成对政治议题的“升华”。利用视觉媒体进行价值传递，将抽象的政策、社会主义“像化”为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讯息形式，既是传播主体对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软性干预，也是进一步深化政治稳定性、巩固统治的重要途径。简言之，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充分发挥媒介政治传播的正能量有助于强化群众对自身行动的合理性认同，不至于一旦产生参与阻力便立刻有立场上的动摇。

（2）“培养”群众认同。培养理论认为，“培养”的原则是按照预定的目标对成长主体进行长期的教育或训练，使其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6]。这里的培养也可称作涵化，指文化或者思想的摄入，在此更贴近于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的摄入。媒体呈现的“象征性现实”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人们心中形成的主观现实往往与媒体呈现的社会现实相融合。媒介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人们心中形成的主观现实往往趋同于媒介所呈现的社会现实。首先，宣传画有主流效果。宣传画的图像讯息是与政治政策紧密勾连的，出现在群众视野中的重复性内容促使原本多样的社会价值观趋于同质化，其对社会舆论的导引作用使公众见解与国家意识紧密契合[7]。其次，宣传画有回响效果。宣传画的创作风格和展示内容无一不是紧扣基层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来彰显，而当媒介构造的现实同真实个体的活动经验趋向一致时，则会产生如同“镜中镜”一般显著的培养效果[8]。当个体对自己所感知的世界有深刻认同，或当群体认知未能冲破层层包裹的“景观社会”时，人们便会继续遵从既往的社会秩序。而宣传画对政治认识、思想态度以及参与热情的影响，恰是搭建景观社会的关键，其深层效应就在于政治动员的高能。

参考文献

[1]邵梓捷，季程远.政治传播中的认知框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的一项调查实验[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 19（1）：32-44.

[2]聂静虹.论政治传播中的议题设置、启动效果和框架效果[J].政治学研究，2012（5）：111-123.

[3]林木.1956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J].党史博览，2006（8）： 28-29.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5]姜兰花.视觉与说服的统一体：中国政治宣传画传播艺术论[J].东南传播，2009（3）：119-121.

[6]杨悦.培养理论研究前沿：一个国外文献综述[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3）：44-46.

[7]何珍.1957-196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8]耿书培.国外“培养理论”研究发展与批判的十年（1975～1985）[J].新闻研究导刊，2016，7（23）：43-44+55.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