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骥

1940年5月，怀着对共产党的探询和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好奇，华侨领袖陈嘉庚离开重庆，到达延安。之前，这位南洋富商对自己在重庆的所见所闻极其失望。战时陪都觥筹交错、纸醉金迷，蒋介石如同帝王般的做派、行政院长孔祥熙开私人宾馆用于政府招待，各种宴会一掷千金。陈嘉庚私下叹息：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延安会是怎样的情况？

第一次走入杨家岭毛泽东的土窑洞，陈嘉庚内心非常震撼——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住所，墙上是一张地图，地上十几张高低不一的木椅子，配一个农家的大木桌子，“盖甚简单也”。交谈过程中，细心的陈嘉庚发现南洋学生闻讯赶来，“无敬礼便坐，绝无拘束”。

傍晚，毛泽东在窑洞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拿来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桌面陈旧不光洁，只能用四张报纸遮盖。饭菜上桌，只有在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和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毛泽东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延安土窑洞的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的美好感觉，远胜过他在重庆遇到的所有豪华宴席。

有一次，陈嘉庚与毛泽东两人闲谈南洋情形时，很多人都跑来听，顷刻间座位告满。有一名勤务兵因事迟到，大大方方地挤到毛泽东坐的椅子上。毛泽东很自然地把身子向边上挪了挪，以便那个“小鬼”坐得舒服一些。

随着在延安考察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交谈，陈嘉庚对延安、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加深入。临别时，陈嘉庚说：“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回到南洋，陈嘉庚对华侨做了长达3小时的演讲。他高声呼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最初的惊奇，到最终的佩服和尊崇，陈嘉庚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先进性和纯洁性，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在窑洞内外朴实的作风中，感召着千千万万中国人。

1940年初秋的一天，延安马列学院教务处长邓力群等4人行色匆匆，他们是去接要来学院上课的毛泽东。在延河桥头，毛泽东遇到了他们。得知邓力群是专门来迎接的，毛泽东连声说：“这样做不好，要不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革命，就要和旧制度决裂，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倒西安作风。”

毛泽东提到的“西安作风”是有所指的。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在延安划给共产党23个县，其中15个县，国民党安排了自己的县党部、县长和保安团。因此，在抗战初期，这里算是双重政权。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在种种恶劣环境的考验下，共产党以自己的优良作风站稳了脚跟，国民党的政权机构被老百姓“挤走”了。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首次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自此，作风建设进入新阶段，并伴着解放的炮声响遍中国大地。

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陆续出现，延安作风面临着新的考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振聋发聩地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警示。

1949年5月，柳亚子问毛泽东：“共产党的政策路线合乎民意，人民支持拥护，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不知道毛主席用了什么妙计？”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

“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一句话道破中国革命势如破竹的真谛，蕴含着优良作风的力量。

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国抵达东北，发现因为接待他而禁止群众上街。当看到地方领导设置的丰盛“便宴”，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他写下“撤岗”的纸条，要求立即解除群众上街的禁令。面对各种讲排场的现象，他更是提出严厉批评，并召集地方领导开会，着重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求大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当好人民的公仆，“住上了高楼大厦，不能忘记了延安的土窑洞”。

小小的土窑洞，背后是作风建设的大文章。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关系成败得失。党的百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验证了形形色色的考验就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为此我们永远不能放松警惕。今天，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不忘延安的土窑洞”依然是我们的遵循。

现在，“四风”的表现方式改头换面，并未根绝，“围猎”者的目光也始终在执政者身上寻觅漏洞。能否经受住新的考验，依然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时刻想一想“延安的土窑洞”，重新学习延安作风，锤炼党性，我们一定能够用优良作风打败坏习气，用优良作风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用优良作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给人民、给历史、给民族带来新的奇迹。

（摘自2021年3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