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平

摘要：张闻天文化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中追求哲理启蒙、红色新文化中强化革命价值到社会主义文化中突出政治属性的内涵演进历程。其特征鲜明，表现为兼容并包的开放性、传承创新的民族性、求实向众的民主性和去腐存精的批判性。张闻天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特质，为新时代境域下文化的生命力构建、凝聚力提升、影响力扩大和创造力增强提供了价值参考。

关键词：张闻天；文化思想；思想体系；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1）01-0107-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18jdszk057）；河海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课题（2091-42002605）。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实践、广博的文学视野和独特的文化思想，为我党文化思想构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对张闻天文化思想的研究多为分时期、分阶段、分领域的剖面式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基于新时代环境下的现代价值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通过厘清张闻天文化思想的演变脉络和内涵体系，提炼张闻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而探索张闻天文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闻天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思想从时间上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其发展过程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红色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其思想特征是从追求哲学思想、强化革命价值到突出政治属性的演进历程。三个阶段裹挟相递，互渗相联，既有独立性，又有重叠性。

（一）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思想

张闻天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和“少年文学家”。这场以人性复苏和主体意识觉醒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运动，是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完善，也是传统文化与时代新风的互相交融。

在这场文化涤荡中，文学是矛锋所向，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小说剧本、探索新式文艺、聚焦爱情婚姻，成为反抗政治教化和改变精神面貌的有力工具。作为名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锋，“文学张闻天”从1919年撰写随感录开始，至1925年赴苏联留学时为止，6年里驰骋在广袤的文学天地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翻译了众多国外名家名作，展示了富有张力的文化圖景，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包含着一名文化思想者的多路径探索。整体而言，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哲学思辨性。1920年，在申请加入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时，他把终身欲研究的学术填写了“哲学”，终身欲从事的事业填写了“精神运动”。他的早期文学创作着意引导人们向理性进发，“不为现社会上无病呻吟与苟且偷安的恶习所支配”，而且“直透进人生的里面”，用手中的笔写我们要执着人生、要发展人生，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执着，就在发展[1]7。二是人本主义性。张闻天把“人的中心”作为文艺作品的灵魂，满怀深情唤起“人”的觉醒。1921年，在评述《红楼梦》时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认为这部书是对于人生的经验、人生的观察以及人生意义的记述和描写[2]79。这种观点和当时红学流行的“索引”“考证”之风大相径庭，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公开挑战。他甚至把“人的中心”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明确宣言“人的中心”就是我的真生命，就是我的标准，也就是我的宗教，我的爱[2]80。三是生活本源性。张闻天的文学启蒙思想与其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相关，在研读德国《文化与幸福》时，他非常赞同米勒莱尔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人类实现理想未来的有效途径，所以，我们所具有的精力和能力应该集中于此，最终让那些失去理想、丧失希望的人，也可以通过文化来获得人生所给予的最高满足。张闻天1912年考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文史哲俱佳，高小毕业时就用英文写文章；张闻天1915年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后，开始接触《青年杂志》；1917年，张闻天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后，迅速成为南京学界的新星。张闻天的所思所想，所写所向，均源自生活，因此生发出“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的诤言。

（二）红色新文化中的革命价值

新文化作为反帝反封建文化，脱胎于旧文化，起源于革命斗争，摒弃了旧文化的糟粕，以全新的面貌展现新气象与新活力。它由无产阶级领导，呈现出鲜明的红色特征。但是对于要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后，才逐渐明确清晰，张闻天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张闻天长期负责党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是公认的文化思想专家，其新文化思想充满实践性和指向性，更具有丰富明确的内涵。张闻天曾指出，我们的新文化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在抗战中产生的，其实这不是新事物，而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孕育萌生了，并在一定条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的文化规律和属性。他把新文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且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下文简称《报告》）中，提出了新文化的概念内涵。这篇《报告》在我党思想文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茅盾先生曾高度评价其为“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整体而言，可从三方面理解：一是内容主题明确。在充分融汇毛泽东文化思想基础上，张闻天从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方面阐述了新文化的主要内容。“民族的”要准确把握民族特点与实际文化，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民主的”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科学的”是要养成科学生活和工作方法的文化，能把真理当作实践的指南，并运用科学的真理和进步的思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大众的”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文化普及于大众，提倡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反对特权者压迫剥削多数人、愚弄欺骗多数人。二是革命特征鲜明。张闻天多次强调，新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革命性。他在《发展文化运动》中，把国统区里的抗日文化作为头等重要任务，认为这不仅是当前抗战所需要的文化武器，而且是更深层次上进行思想变革与推动变化的有效武器[3]288。后来，他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任务时，强调要坚决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奴化活动，还要敢于与一切反动文化作勇敢的、彻底的斗争[4]800。在1940年的《报告》中，他再次指出，中国当前盛行的文化观念难以对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发挥出足够的推动作用，要完成伟大而紧迫的抗战任务，我们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宜的文化，并且用这种新的文化来指导和服务抗战。三是实践价值突出。1931年，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全面担纲负责我党的文化思想建设，在此过程中，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态势和政策等都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讨实践，针对文化思想工作形成了系列文稿，比如《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这些著作既是新文化的直接实践，也包含着丰富的实践性思想。

（三）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政治属性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凭借突出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政治性，迅速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人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同时它也给中国文化掀起了巨大波澜，提供了一条新的价值标准。然而，这种外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土生土长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对立还是统一？等量齐观还是厚此薄彼、甚至霄壤之别？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党内或文化界都没有达成共识。

张闻天对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促进和推动新文化的发展，它具有先锋和指导作用，与此相应的是，新文化也必须同情与拥护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张闻天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垄断、包办与代替新文化，社会主义者要保持干净独立的纯洁性，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更不能放弃自己批评的武器被其文化主张溶解，同时还要与各种文化人建立紧密的统一文化战线。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为着彻底的民主主义新文化胜利而奋斗，同时也为其自身的发展而奋斗，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先锋指导作用”，才有可能最终把新文化引领到社会主义文化上去。

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涵，张闻天进行了系统阐述。在1940年发表的《报告》中，在15个问题里，围绕“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新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这段论述虽然只有一千多字，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文化观的最经典表达。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开始基于社会实践对文化的体系缺陷及价值偏差进行反思。在主管外交工作时，他仍然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建设，强调文化知识的丰富和文化人才的培养。张闻天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打倒了三个敌人，但是现在仍然面对着另外一个新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没有文化”。1961年，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里，张闻天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行，必须充分动员处于上层的文化思想，让它服务于经济建设；到了1962年，他在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著作后，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与文化建设并举的观点。

张闻天文化思想根植于其丰富的个人经历，来源于特定的时代斗争，形成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丰富的内涵体系整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即兼容并包的开放性、传承创新的民族性、求实向众的民主性和去腐存精的批判性。

（一）兼容并包的开放性

兼容并包是张闻天文化思想的鲜明特点，也是贯穿他整个文化思想历程的核心观点。他的文学启蒙、红色新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观，都充分融入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思想，具体体现在整体性、比较性和吸纳性三个方面。

1.整体性。这种整体既包含中华文化内部的整体，也包含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体。对于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张闻天强调，世界文化是一个整体，中国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与其他文化必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我们的新文化不能闭关自守，而是要通过与外国文化的碰撞与磨合，自觉接受其影响。张闻天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落后，对其长远性和复杂性有所认识，所以号召大家要充分吸收好、改造好和发展好。在张闻天看来，中西文化的结合是一种外国文化的“中国化”道路。如果对外国文化的“拿来”只停留在简单的移植，肯定是难以产生长久生命力的。所以，传统文化是立身之本，西方文化是他山之石，两者在经过长期的碰撞、摩擦后最终融为一体，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关系。

2.比较性。五四时期，张闻天大量译介西方文化，这为改造中国旧文化提供了新思想、新武器和新方法。为了帮助国人更充分了解西方，1919年，张闻天离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始从政治和体制高度思考外国文化；1919年至1924年期间，他翻译出版了涉及德、美、俄、英、意等国的文化书籍，公开发表了一些关于外国文化的评论，深入介绍西方新文化思想，涵盖了文学、诗歌、哲学、美学、宗教学、经济学等范围领域。他在游历苏联、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时，对他们的科学文化、社会政治和风土人情等进行了全面掌握，对泰戈尔、托尔斯泰、柏格森等名家思想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对佛学、《圣经》等也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再反观对比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全球视野的比较性思维。

3.吸纳性。在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比较和现实斗争的挫折后，张闻天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也看到了国外文化的长处，因而主张以博采众长的胸怀，积极要求引进外国的先进文化，通过学习和吸纳来有效改造中国旧文化，创建中华新文化。他坚决反对不加选择的“全盘西化”，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决不能像照镜子一样原装不动，而是要深刻把握住大多数西方人的共同理想，要在优化选择中有效汲取西方先进文化。

（二）传承创新的民族性

民族性是张闻天文化思想的本质，他以抗日、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为第一要义，强调在文化上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特点，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全面构建民族新文化，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族文化成为众矢之的。“国粹派”和“西化派”各执一端。“国粹派”攻击新文化，反对外来文化，视传统文化为“国粹”，主张原汁原味地传到后世；“西化派”则认为传统文化毫无价值，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就是传统文化的落后，因此主张彻底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张闻天没有用敝帚自珍的虚无主义态度看待国故和传统文化，而是力排众议，独辟蹊径，提出“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强调要用“世界的眼光”“科学的见解”来看待传统文化，以科学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种辩证的理性态度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张闻天认为，整理国故的首要任务是用科学方法，辨别出先进与落后、继承与扬弃的内容，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面对传统文化的“文化自卑”，张闻天强调，作为文化人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思想上正确对待抗战中的各种问题[4]800。在张闻天看來，新文化的历史根源在于旧的传统文化，新文化是旧文化的推陈出新，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是要联系地、发展地看。我们的新文化决不能全盘西化，完全抄袭外国文化，也不能像“中国本位文化”主张的那样，只吸收自然科技而忽略文化思想，凡是符合抗战以及新文化建设需要的内容，我们都应该大胆地批判接收[4]792。张闻天在不同时间场合反复强调过，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发展，因此，我们要采取“否定”和“发扬光大”并行的态度，以新文化来抵抗旧文化，最终以文化的胜利来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三）求实向众的民主性

民主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之一，张闻天突出民主文化思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主张与五四运动的天然联系。认为在封建包袱沉重的中国，“民主”任重道远，因此，要大力倡导民主，把民主文化当作武器，从内到外清除中国封建文化的病根。

民主性是张闻天文化思想中贯穿始终的独特内容，也是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始终强调的重点。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新文化三要素之外，增加了“民主的”维度，这成了张闻天文化思想的鲜明主张和显著特点。张闻天的与众不同及伟大之处，在于对“民主”的坚持，更在于他赋予了“民主”精神文化内核。这种民主文化思想与个体自由紧密相关，倡导了“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强调了“个人的价值与个性”，认为建立新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共同任务。在1922年《歌德的〈浮士德〉》一文中，张闻天表达了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指出古典主义以其设定的准则为标准，抹杀个人独创精神，是约束人性、泯灭自由的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浪漫主义则主张破除因袭和成规，实行无所拘束的自由主义，主张平等、自由和个性发展[4]35。这种思想主张，在他创办的《南鸿》发刊辞中，提出了更明确的主张，认为办报的目的在于反抗那些压抑人们清新思想与活跃行动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制度[5]。这说明张闻天对新文化的民主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文化所牵涉的各种工作既有相似的规律，又有特殊的差异，不能强求一致。文人们喜欢单独的生活和独立的工作，崇尚个体的解放和创作的自由，并且本能地会反对条条框框的束缚与压迫，因此，对于文化工作者，我们不能制定过多的规则条例来限制，而是要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有充分创作与生活的自由。张闻天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风气，對于文化内部的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主张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出于对文化及文化人本质特点的深刻把握，是张闻天之所以能在30年代初，对文化界流行的“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提出不同主张的根源所在，也是张闻天在文化界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原因。

（四）去腐存精的批判性

批判性是文化的核心功能之一，历来被认为是自明性问题。张闻天始终反对封闭式的、排他式的文化单一论，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整合论，认为不论是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文化，都有推动国家和民族进步的正向价值，因此，也都可以被中华民族新文化所接受吸纳。

批判性接受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旧文化。张闻天认为旧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它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充分接受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他在1940年的《报告》中指出，新文化并不是对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对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6]41。它不是为继承而继承，而是一个吸收、消化、选择和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灵活主动的再创造，其直接目的是完成对旧文化的扬弃，最终目的是实现对新文化的创造。张闻天同时也强调，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性接受，并不是让人盲目地读旧书古籍，而是希望大家多读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多读一些被统治阶级管制的“禁书”与“邪书”，多读现代的新文化书籍。

选择性吸纳体现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上。张闻天喻之为吃饭的过程，我们要通过自己口腔的咀嚼和肠胃运动，进行吸收和消化，然后排泄掉落后的腐朽成分，从而使外来文化成为中国新文化血脉肌理的组成部分。张闻天非常赞同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认为在接受过程中，既不能听从西化派的“全盘西化”倾向，也不能接受保守派的冥顽态度，而是要使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需要[6]78。作为翻译大家，他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也非常谨慎，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把感情的标准作为民族气运的标准，在民族的气运中关照艺术的盛衰，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有害的艺术创作引用介绍得越多，危害可能会越大。

张闻天文化思想影响深远，其对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影响力、推动力深层次力量构建，有助于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四自”现代价值实现。这“四自”是逻辑递进关系，自省方能务本求源，激发活力；自觉方能把握规律，凝聚人心；自信方能让胸有丘壑，回归价值；自强方能推动发展，行稳致远。

（一）文化自省下的生命力构建

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生命力是文化最深层最本质的属性。文化的生命力主要包含感染力、亲和力、延续力和创造力等，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生命力建构，它关乎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是与其他国家精神文化的显著区别。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自省。自省是最根本的自信，不能自省的文明不能持续，缺乏自省的认知不是真知。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原有的根本和固有的传统，如果丢掉了根本，抛弃了传统，等于割断了自己的血脉。对于如何构建文化生命力，张闻天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表述：

1.通过生活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张闻天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文艺作品，大多来源于人生的战场，也来源于丰富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的生活经验[2]8。艺术需来源于生活，才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形成旺盛的生命力，艺术也只有与时代结合、与社会结合、与人民结合，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有效的感染力。张闻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提出，人们如果把曾经感受过的感情呼唤起来，就会用线条、举动、声音、颜色或者字眼等一切表现形式，把唤起的情感传递给别人，使他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感情。在《西洋史大纲》译序中也说到，就他自己而言，其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习惯和得到的经验，都在支配着现在的他。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过往的思想、过往的传统、过往的制度和过往的习俗，无不支配着现在的一切。看似已经过去的事情，其实并没有过去，它仍然存在于现今[2]488。

2.通过传承增强文化的恒久力。张闻天注意到了文化的内在恒久力，他1922年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对中国文化由内而外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基于“自为调和意欲”的中国文化，其结果最多只能达到某种平衡，却不能达到应有的进步。基于此，他认为当下所经受的一切来自内外部的祸乱，如果无法从根本上破除中国人心里的固有意欲和固有思想，那么中国的进步终究是难以实现的[2]489。因此，张闻天强调中国人在寻求自己精神遗产的同时，也不应该被固有的意欲和思想束缚，而应该从过去找出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及其根本法则，只有这样才有把握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3]254。

3.通过信仰培植文化的驱动力。1930年前后，当中国文化界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进行激烈论争时，在张闻天等人的倡导下，“新思潮派”对“动力派”和“新生命派”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虽然有时候先进文化处于暂时的劣势，但随着未来形势的发展，其最终必然是进步文化的胜利和反动文化的失败。其实，张闻天对于新文化的驱动力充满着渴望和期待，认为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新文化，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着“彻底一翼作用”。因此，他主张关心文化人的创作命运，通过提高文化人创作的积极性，弘扬文化人的独特精神，从而驱动他们为实现人生理想而斗争[3]254。

（二）文化自觉下的凝聚力提升

文化软实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其主要体现为凝聚力。文化凝聚力是一种向上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既包含文化对个体的统摄、吸引和关怀，也包含人们对文化的自觉皈依和奉行遵守。这种凝聚力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体现在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以及对“愿”的把握与引领上，是对中华文化作用、地位、历程和未来的自知之明，以及对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自觉的民族，它不但以自己创造的优秀文明为自豪，而且主动自觉地让文明代代传承。正是这种高度的文明自觉与主动，才使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屹立于世界东方。因此，我们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独特创造和价值理念，增强文化的自信和价值观的自信，从而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张闻天的文化自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突出文化在个人丰富完善和社会发展进步中所拥有的巨大作用，同时强调个人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有清晰认识，要理性地看待不同文化的特性和价值；第二是要在文化观上展现出自主性、求实性、民主性和建构性等特征，突出文化认识过程中所应包含的文化自觉内涵，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指南。对于如何提升文化凝聚力，张闻天突出强调要遵循文化规律，进行优势整合，在坚持为我所用原则的同时，奉行以我为主、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准则。

张闻天认识到，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体现，具有精神层面所具有的共同规律。但是，文化是在不同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禀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规律。因此，我们对待不同文化价值的态度是既不能绝对否定，也不能绝对肯定，而应从意识形态的规律出发，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进行区别对待。在遵循文化基本规律的原则之下，我们要立足于推动个人的完善、社会的和谐和民族的昌盛为目标，全面科学地运用马列主义，历史辩证、务实民主地考察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联，特别是其中文化与政治、与社会变革、与人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至今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文化自信下的影响力扩大

文化自信凝聚着对人类文化普遍本质和共同命运的深刻意识，是对本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深度认同和积极践行，也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坚定而稳定的信心。文化自信强度和力度直接关系着文化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是事关文化安全、国运兴衰和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对于如何扩大文化影响力，张闻天从文化主体、文化客体和文化阵地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一是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张闻天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主要体现在：1.态度上强调要尊重和重视文化人，特别是不能轻慢和怀疑他们，对于党内有少部分同志厌恶、轻视、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要坚决抵制和反对[3]260。在负责外交工作时，他高度重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干部的文化生活，尽最大可能发挥和调动知识分子的力量。2.氛围上强调要给予文化人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这包括生活、工作和创作等方面的自由，也包括讨论、辩论、发表等方面的民主。他曾在《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中明确强调，作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给予文化人必要的写作任务和适当的写作方向外，还要尽量避免对他们进行写作上的人为干涉和限制[7]290。3.保障上强调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全力提供给文化人创作的必要条件，以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展现，使他们创作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7]803。4.能力上强调文化干部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工作，应该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最好是自己还有一定的特长，只有自己的能力素质提高了，才更容易团结和带动文化人[7]290。二是尊重文艺作品的独立性。张闻天反对文艺工作“成为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叫喊”，在《报告》中指出，要求采取一切方法发表文化人的作品，保证文化人的创作自由。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中特别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作品难免会附带着一定的阶级属性，但并非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属于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作品。虽然在“政治的留声机”或“煽动的工具”[7]293中也存在着文艺作品，然而决不是所有基于宣传鼓动目的的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文艺作品。这个观点和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不谋而合。三是拓展文化阵地的价值性。张闻天十分重视文化阵地建设，1939年他就媒体的内容形式提出了自己主张，《新中华报》以后要更加丰富多样地反映现实，不仅是加强宣传作用，更要在副刊上多刊登文艺、漫画、木刻、歌咏、哲学、科学等方面的内容，还强调指出过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军队还重要。革命时期，他提倡发展壮大文化媒介，大力发展包括无线电、印刷业和电影等可以作为文化宣传的工具，甚至提出在每一个较大的根据地里都要开办一个印刷厂，已有印刷厂的根据地，就要加强完善与扩充。此外，他还注意文化媒介的传播效力，认为运输文化粮食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强调要重视报纸、书籍和期刊等的发行，甚至可以设立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7]288。

（四）文化自强下的创造力增强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民强。文化的自省、自觉、自信是一个连贯的、递进的逻辑关系，自省促发自觉，自觉增强自信，自信导向自强。文化自强反映在国家层面为文化强国，这需要立足自身实际，依靠自己力量，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使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强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

张闻天的文化自强思想主要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反映在三个层面：1.要强化党的领导，为文化注入灵魂。在张闻天看来，文化具有双层功能，既具有提升人性、改造国民性、引导社会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也有与之相反的反向阻碍作用。因此，党应该从各方面加强领导和组织，积极推动文化运动发展。特别是要仔细谋划、深入理解、全面强化文化的正向功能，尽量消除或抑制其反向功能[7]308。在推动文化发展中，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的文化政策，全面提高广大干部的领导能力。张闻天认为，发展文化运动可以教育干部，从而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作为领导干部，不仅要深入学习领会马列主义知识原理，而且还要掌握一些相关的社科知识，要领导和组织文化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2.通过文化自强塑造人格，彰显人性。五四运动的大潮逐渐消退后，张闻天开始探索强国富民之策，他清楚地看到了文化对人格塑造的引导作用，认为文化的价值在于人化，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素质。因此，他从“为人生”的角度出发，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作者个性，杰出的文艺作品必然是多彩个人经验与深刻社会经历的产物，伟大的艺术家必然是在人生的战场中奋斗过来的，因此，文艺家们必须把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直觉，必须到人生战场上去奋斗，进行个性的溶化。他始终强调通过二重人格的刻画来解释人生，并从中寻找出人生的意义，不要“这样死一样的生活着”，“起来，变动变动你们底生活吧。”3.文化指导经济建设，经济反推文化发展。文化应为经济服务，经济又把文化反推至更高的阶段。在60年代，张闻天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认为科学文化的繁荣和思想艺术的活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作用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懂得这一点，切不可偏颇，并且文化应该放在先导性地位。张闻天在一篇关于孙冶方《论价值》的阅读笔记中提出，对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文化教育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又反过来把文化教育推升至更高的阶段，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經济发展了、劳动时间缩短了，人们才能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有时间精力去关注关心更高层次的思想文化，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自然就能进一步提高[7]79。张闻天的这篇经典笔记中所包含的科学思想，至今仍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

[1]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J].少年中国，1923（4）：7.

[2]张闻天.张闻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

[3]《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34.

[6]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7]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陆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