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正利

去往沙家浜之前，我犹豫了好几天。住在小城西端的我，始终没敢用微信或者电话，告诉住在小城东头的母亲，她可以趁此机会和我一起到沙家浜走走，看看，重温自少年时期就根植进她灵魂的梦想和期望。清早，我独自打着伞，迎着哗啦啦啦下得很大的雨，出了门。阻止我邀请母亲的，不仅仅是纵贯通宵的大雨，还有别的难以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原因。

母亲的青春年华，是唱着京剧《沙家浜》的经典选段走过来的。

《沙家浜》这部剧传播到川东丘陵时，我母亲正值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她身段好，嗓音美，不怯场，热情大方，自然被挑选进宣传队，还是乡村的台柱子，专唱《沙家浜》《白毛女》等剧的选段。别人在乡村里唱唱也就罢了，她却风光热闹地从生产队唱到大队，再唱到公社，唱到县里。

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能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受到台下如同潮水灌涌一般的掌声肯定，大概相当于一个穷人连续获得百万英镑，她更阳光自信，青春靓丽，出类拔萃了。

唱着唱着，剧中人和唱词深深影响了她。她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却有十里八乡少有的好口才，几近出口成章。她敢说敢闯，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为人处事风风火火，是非善恶爱恨，异常分明。自打我记事以来，不管是跟我父亲吵架，还是平时跟人摆龙门阵，她的话语，用词用语精准生动，什么“察言观色”“旁敲侧击”“不卑不亢”“不阴不阳”“鬼心肠”“耍花腔”等等，成串的固定词儿，机关枪子儿似的蹦出来。只要你在现场，耳朵必然会装进她的话声。

唱着唱着，她便成为乡村的异数。同龄人身段比不过她，嗓音比不过她，口才比不过她，为人处世的泼辣劲儿比不过她。一个做干部的本家亲戚有意推荐，给她去大城市里做工人的机会，我的外婆却果断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我那腿染疾患、行走不似正常人方便的外婆，经历过两个孩子的夭折，贫穷对于她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她更害怕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一钻进城里，就跟蜻蜓飞上天一样，当娘的再怎么踮着脚尖，也望不到影儿，除非哪天她自己翻了皇历想起回来一趟。那时的农村，天空是那样低矮，视线都被眼前的丘陵遮挡，外婆跟无数本分的农民一样，认为一个农民就该好好种地，一个农村女子，就该安守本分，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含辛茹苦一辈子。

要找婆家就好好找一个吧，长辈们牵线搭桥给她找了个沉默胆小、固执得像石头的我父亲。我父亲家也是一贫如洗，为了装点门面，相亲那天我奶奶向邻居借了几十斤红薯装进大柜……回去之后，我的外婆就思想动员：“看见了吧，过几天，咱们家都快找不出可以下锅的东西了，可是他们那边呢，这时节，还有一大堆红薯当存粮！嫁过去，怎么说，不会饿肚子！”

也许个性强硬的母亲，至今未意识到，起初她坚决不应允的这桩婚姻最终能成，大约正是源自阿庆嫂的自信推动了年轻气盛的她。阿庆嫂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能跟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凭她能从生产队一直唱到县城的本事，大抵也能把我的父亲改造成能说会道的人，能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带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可惜她不是阿庆嫂，父亲不是胡传魁，我老家那片地也不是沙家浜。因此，等待她的不是我父亲被改造成她想要的样子，缺少夫妻和谐互助的家，也不可能走上康庄幸福。

当她终于发现，争吵打骂即便成为家常便饭，“改造”我的父亲也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时候，她决定离开父亲。恰逢改革开放，到处是做生意的机会。那时候他们已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完成了三个孩子的生育。三个孩子成了他们旷日持久离婚战争的唯一争夺目标，双方都不愿意放弃。父亲不放弃，因为“妻离子不散”是他最后的坚守了;我母亲不放弃的原因则是，她坚决肯定地认为父亲不会供我们读书，也不会教育孩子。

那时候乡村管民政的干部也非常有意思：谁主动提出离婚，谁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好讲。外面若干赚钱的机会，帮助我母亲一年之后作出艰难的决定：离，等我挣到了钱再回来跟那个人争孩子。

放手之后，我母亲确实挣到过不少钱，但差不多每一次都因为她把自己恍惚成阿庆嫂而败走滑铁卢。起先，在外省担任一家钢丸厂的厂长，有軍队背景，生意很红火。两年后，带着挣下的家业，转回老家县城开饭店，租房、装修、请大厨和服务员，有模有样。孰知饭店这行从买菜就得精打细算，更不能图豪气不计成本大盘子大碗，每天还有那么多损耗。像她这么爽快的人，能坚持到一年半之后才关张，真真算得上奇迹。

经营不好饭店，感觉自己的强项还是去外地承包钢丸厂，于是她又带上些亲戚朋友乡亲，一起出去发财。这回她发财的根据地离我们更远，离国境线只一两百公里。钢丸厂依旧是赚钱的，她依旧自任厂长，大小事务她说了算。

有一天，被她委以重任的亲戚，因工作跟她起矛盾，心生怨气，私自卖出工厂产品，给她知道了，顿感规矩不严难成方圆，自家亲戚都管不了，还怎么管理其他工人，面子也无处搁放，一怒之下她没有把亲戚喊到屋子里轻言细语好好沟通，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甩了人家一个响亮的耳光，还不解气，把阿庆嫂想骂而没有骂出口的话，都骂了。第二天，亲戚走了，同时打包带走了其他工人，去了附近另一家钢丸厂。

工厂办不成，她打算卖饲料。别人卖多少，进多少货。她呢，感觉人家像她一样，特别讲义气，就一次性进了一车皮，五六十吨。积压资金不说，后来还发现质量问题，在库房里放了十多天就开始发霉。她去跟生产企业交涉，发现那个乡镇企业已经垮了。

这一次彻底赔干净之后，就只能在街头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了。当时，摆水果摊的本钱还是跟关系好的姐妹借的。这期间她还试图做大买卖，把云南的铁矿石贩到河南，人家给她的样本含铁量高，而给她的所谓矿石含铁量只有样本的零头，十几个车皮，运抵河南之后，卖是卖不出去，堆又没地方堆……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她，终于发现做生意不仅是“投机倒把”，还必须有科学文化，否则拿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石头，从头到尾理解不到什么是“含量”。这倒更加坚定了她要让子女把书读好的决心。

作为她的孩子，在跟她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中，能时常听到她跟她的姐妹们讲阿庆嫂的故事，平时心情好了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断断续续地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有一回我父亲见她谈兴正浓，斗胆从旁揶揄：“又是阿庆嫂。阿庆嫂像是你们家亲戚……”母亲扫他一眼，“哼”了一声说：“要是我生在沙家浜，我生在她那个年代，保不准我比她厉害！”那时觉得，阿庆嫂长什么模样我不知道，但是，一定很有些像母亲的样子。

在她的三个孩子中，我是有幸亲睹亲闻过她完整演唱《沙家浜》中《智斗》选场的一个。这事发生在她生意好歹还过得去的时候。她有了钱之后，果然“卷土重来”，要带走我们姊妹仨，可父亲的“防卫”工作做得也是很到位的，她很长时间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是被她“偷”过去养了两年的。那天是初一期末散学典礼，她在镇中学大门口截住我，然后径直带了之前连县城都没去过的我，去了她做承包的外省城市。那是我的青春少年时代唯一锦衣玉食的两年。

那个下午我在隔壁房间写作业，隔着虚掩的房门，能听见她跟县城里新认识的几个戏曲爱好者谈天说地。平时母亲除了断续地唱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几个著名京剧选段，她还特别喜欢唱黄梅戏。他们从黄梅戏说到京剧，从《天仙配》说到《女驸马》，从孟姜女说到白毛女。说到《沙家浜》、阿庆嫂，几个人兴致尤其高。但一提议大家伙儿真金白银来一段《智斗》，她的朋友们却一个个摆手，说自个唱不好或者不会唱。为了不负朋友们一腔热情，母亲爽气又干脆地说，她一个人来三角儿，连刁德一、胡司令一起唱得了。一听她如此高调，我的作业写不下去，身下的凳子坐不住。她高亢的演唱才到第二句，我忍不住起身，蹑手蹑脚到门边偷瞧。她的朋友们坐在沙发上，除了专注地微笑看她，还附带着要么哼哼着小声跟唱，要么配合着唱词，在打节拍，做手势。

我的母亲立在沙发前，不但没有像我动不动脸红，我在她脸上一丁点儿紧张和难为情的神色都没找见，反倒是面部表情在伴随唱词流转和变化。适当的时候，她还加入了需要的动作手势。她把阿庆嫂的唱词，唱得那样壮阔豪迈，以至我被引到沙家浜，被带进春来茶馆，我的鞋底生了根，忘记了早些溜回到书桌跟前，务自己的正业去。

我那时候就想，沙家浜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母亲一颦一笑，都活脱脱就是一个阿庆嫂？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看看沙家浜的阿庆嫂究竟靠什么节节胜利，而我母亲这个现实版的阿庆嫂为什么总走在一个背字上。

在磕磕绊绊中，我上了高中念完大学;在凄惶无助中，我求职到远离故乡几千公里的地方;在懵懂迷惘中，我结婚生子;在相互碰撞磨合中，我跟丈夫走过二十多年岁月，我的母亲也在57 岁年纪以老年投靠名义，将她二十余年漂泊游走的户籍落定在我家中。生活的磨砺、岁月的敲打、现实的冲击，让我渐渐明白，我至诚至敬的母亲，其实是那化蝶不成、卡在半路上的阿庆嫂。

她学到了阿庆嫂的疾恶如仇、敢作敢当，学到了阿庆嫂“刚性”的一面，她的年轻生命中的几十年，却一直没能学到阿庆嫂“柔性”的一面，游刃有余的一面。“好人就是好，坏人就是坏”，她脑中这个坚固的思想堡垒，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剥蚀，才渐渐裂开丝丝缝隙的。

面对敌人的强悍，阿庆嫂首先想到保存实力。不管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还是采用迂回的方式，总之不跟对方硬碰硬。她的思虑，显出睿智和辽远，而我的母亲，气性很大，认定要做的事情，八头牛都拉不回。与家人的纠葛，生意场上的纠纷，生活上与人的争执龃龉，只要她是占理的一方，或者她觉得自己是占理的一方，不管对方是哪样性格脾气，她都要理直气壮，一条直线地奔过去，轰轰烈烈地让對方承认自己的理亏或者错误。也不管对方是权力场中人，还是富裕多金可以呼风唤雨之人，直指要害，将对方错误昭昭然于天下，唯有如此，她才觉得不违背世间的公理和正义。她满腔的怨气、怒火、不平，或多或少，就在这条道上寻求到一些消减和平复。这一来，也许问题能解决，也许并不能解决，但情势却再无回环宛转的余地。

当长大成人的我们，已经能够打着比方，理性地帮她做些分析：比如，你看阿庆嫂，当刁德一怀疑她跟新四军有密切往来，旁敲侧击，剧里是这样子唱的：“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对吧。阿庆嫂有没有激动得一腔热血，夸赞新四军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一家人，鱼水情，海一样深？她有没有当场嘲笑胡司令大草包，痛骂刁德一汉奸走狗？

回答当然是没有。但是，我的母亲接下去的话，让你哭笑不得：“她那是她那个年代呀！她是地下党！她哪敢说真话？现在，是啥子年代？！不同了！讲法律的社会，有啥子坏人坏事看不过眼的，我还不敢说了？歪风邪气，我说了，他（她）能把我咬来吃啦？我们从来不惹事，但绝对不怕事！”你说：“人家明里不把你怎样，就怕……”她回答：“来暗的我也不怕！我就要跟他（她）斗到底！”你就这样，从跟她讲理的桌上，败下阵来。

石坚易碎，刀硬易折。这道理她也许至今没有悟出，也许悟出了，只是赶不上她大喊一声“刁德一，贼流氓，毒如蛇蝎狠如狼”来得干脆直接，响亮痛快。于是无论是亲戚朋友邻居，还是长途车上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只要有不平之事，她笃定能够凭一腔热情，仗义执言。那情形下的母亲，豪气干云，我总感觉有一句话，她没说出口而已，但是鲜明地写在她脸上：“这事，包在我身上！”

于是，往往受伤的是她自己。如果一群人都受伤，最受伤的，还是她自己。

至于对孩子的养育，我用我的亲历作证，她愿意倾尽所有。假如她有足够的钱财，把亲戚朋友邻居中贫寒人家的孩子，以及街头巷尾那些没家可归的孩子，全都养起来，那是她非常向往，很乐于去做的事情。

在她生意顺畅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她都带许多东西和钱，来看我们姊妹仨和我的奶奶。她说她跟我父亲没有关系了，但我奶奶依然是她的亲人，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次她来看我们，父亲总说：“你们的妈又来收买你们了！”“收买”这词，对买方和卖方，都不是好词，也就是只用在坏人身上。可是，我们那时候天天盼着她来收买我们。她给我们带来书包文具和零花钱，带来体面的衣服和短暂的我们都不敢直视的母爱。

在父亲的屋檐下苦熬的日子，跟好多农家女孩一样，好好念书，初中毕业考取卫校或者中师，端到公家饭碗，解决温饱，就是我明确而又近切的目标。

然而，母亲不同于乡村屋檐下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农家女，她终身抱憾于她的母亲，用一根吆喝牛的细竹棍，将她从教室打回家里。她了解到自己女儿成绩还行，便掷地有声把“高考”这个词带进了女儿的生命中。由此，她也为自己又走上一长段毛刺和荆棘丛生的逼仄小道埋下伏笔。实在无法维系我的生活费时，她做了她极不情愿做的事——回过头写信求我父亲，拿出点钱来支持一下我的学业，这钱算是她借的，等她手头宽裕了就还。偏偏高中学习并不那么争气的我，被那些门门优秀的种子选手甩出几条大街。我那沉默寡言又固执己见的父亲，他的眼睛怎么可能从自己沉默寡言的女儿身上看到一丝投资能收效的希望呢？农家地里的物品，能换回来的几个钱儿，本就十分稀少，珍贵，一旦存进折子里，他便断无再把它取出来花掉的念头。

我的父亲硬着心肠不愿资助我读高中参加高考，几位乡邻的话，不无推动和促进作用。他们在上街赶集或下集的路上，遇到我父亲同行，各自都喜欢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父亲说：“老表，我看，你辛辛苦苦养这些娃儿，不划算哦。过年过节，只要娃儿他妈一回来，三个娃儿齐整整的，麻雀一样都飞到她那里去了……”然后毫无内容地尬笑几声。我们的父亲脸僵僵地说一句：“腿长在各人身上。”说完这几个字，便木在那里，不再吱声。其他人一时也不说话了，只有他们赶路的脚底板发出不停歇的踩踏声，在乡间小路上回响，直到某个健谈的乡人嗓门里蹦出另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浓重的沉默才打破。

母亲的生意陷入困顿蹇劣，我的高中才上到一半。有一天她独自回故乡，跟我们姐弟在县城短暂相聚。夏日午饭时分，她在餐店给我们点了稀饭下肉包，她自己却只吃稀饭下一小碟泡菜。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吃和吃不来肉包”的，我们都不知道，以前也没听说过。

一次分别，往返于城乡的班车上，坐着和挨挨挤挤站着满满一车乘客。想着就要出远门的她情形的不好，即将回乡下父亲家过暑假的我，低垂着头站在车门边，一言不发，担忧和焦虑毫无保留全写在脸上。其实内心也生着她的气，积压着对她的抱怨，抱怨她自由选择的第二次婚姻，为什么还是没能让生存养家的路走得稍微顺畅些。我不想，也没有勇气正脸看她。她却抓紧时机叮嘱我，她的事，我不需要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少去田里干农活，多花点时间读书就成。说着话把五元钱递到我手边。知道她当时全部的家当也没几个五元钱，我挪开手，不接。她把折叠的纸币塞到我手心，我还回她手心里去。紧挨我站在车门边的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不喊驾驶员关车门。还有多少人有幸观瞻了一对母女，将一张五元纸币塞过来又还回去，塞过来又还回去，我是没勇气哪怕瞥一下眼角，去做一秒钟的关注。那情形多持续一秒，心脏就多受一秒压迫。终于我不近人情地朝她低吼：“不要再递啦，我不要——！”气吼吼地一甩手臂，差不多用尽了全身力气，决绝地把纸币扔向母亲脚边的地上，然后没好气地赏了售票员一句：“你让师傅关门啊，该走啦！”

车门一闭，车子轰隆，一气冲出车站，母亲呆愣的样子很快在车窗外消失。

我不清楚，那时刻，她是否跟我一样，眼中涌起酸楚的泪，却忍了又忍，硬是没有给它们流成河的机会。

最窘迫的形势，出现在高考临近的一个月。从父亲身边要不到最后阶段生活费的我，因为高考的紧张压力，没管住自己的情绪及时收住笔，在给母亲寄去的快件信上，很直白地写了几句悲观丧气的话语。一张六十五元钱的汇款单很快寄到。交掉报名费后，余钱足够我那段日子，每到饭点，都能手中捏着足量的饭票和足价的菜票，坦然自信地往饭堂走。然而，从考完试后收到的第一封信里，我得知，我的母亲情急之下去了医院，她卖了自己的血，然后把钱寄给我。

信很短，三四行文字，是她的亲笔书写。看完一遍，我就闭上了眼睛，不想再睁开。但是我的大脑还在清晰地逐行展读那封信，一遍，又一遍。信上的每句话，我母亲书写的稚拙的每一笔画，都化成医生手上沾着血珠的针头，狂飞乱舞，扎得我五脏剧疼。我的母亲，这个在自己认准的路上，走得果敢决绝又悲壮的半个“阿庆嫂”，她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可是她有没有想过：若不是她由着我死爱面子虚荣，我怎么就不能逼自己向我的老师们开口，寻求一次帮助呢？即便是實在无法可想了，也可以先退一步再作打算的;纵使执意向前，她的女儿，宁可选择其他千百种让自己忍受委屈甚至屈辱的方式，也是不愿接受她这种付出的。一副罪孽的十字架，我的亲爹亲娘，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商量，却合伙让我背上了它……

二十几年过去，我从来没告诉过她，那天从中午到晚上，她的女儿——我——满脑子都是那封信上的文字和医生抽血的针筒，浑身上下失去了对炎阳的感知，像一缕阴冷的孤魂，整个磁场辐射着悲愤怨叹交加的毒箭，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游荡了一个下午，天黑以后，开始沿着璧南河，从大东门桥到文风桥，又从文风桥到大东门桥，循环往复，走了数不清的来回，夜深，最终没有从人烟稀少的文风桥边，让自己像一片梧桐树叶那样，飘进河水里去，只是实在不忍心留给她一个人世间最悲凉的结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欲绝。

当然也还因为，在无数场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痛定思痛之后，是她的坚强和忍痛付出，让她的女儿不敢胆怯和懦弱地选择最简单的方式，了结自己的负疚、愧悔和痛苦。

许多年后，云定风清，回头设想，我的第一年高考并没有达国家统招分数线，某些同窗能走的“委托培养”的路子，我是连念头都不可能动一下的，因为那笔费用，若是让我的父母去面对，无异于天外飞来横祸。好在缺分不多，可以交最少的学费进复读班。那年我的父亲若真的倾其所有供我进高校，紧随而来的，兴许就是他和我的妹妹和弟弟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只是当年，母亲和我，如同两只身陷蛛网的小虫，只能在那个网里挣命。

二十多年的时间倏忽过去，我已人到中年，母亲似乎依然是从前那个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没有变，说话做事的风格没有变。十年前的她，早已过了闯荡的年龄，偏偏还想做大生意，我们给她弄了个牛奶亭，售卖牛奶和一些其他预包装食品，她最初正眼看不上，但也不得不“混”日子，有个事儿做，打发时光;她一直有重组家庭的愿望，我们支持，可到了这个年龄人家更想找个保姆式的女人，左右不合适，她也就心灰意懒了;跟我们住在一起总是磕磕绊绊，买间屋装修好给她住，随时打个电话，每周过去吃顿饭，聊聊天，嘿，真是远香近臭。她，和她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孙女外孙女，在这个发散开来、看似简单又不尽复杂的关系网上，她越发意识到：她是站在起始的端点位置上的那个举足轻重的人。偶尔还能听到她用比较轻的嗓音唱《沙家浜》，给她的外孙女听。随着她的小孙女也渐渐长大成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近些年她的性情变得不再那么固执刚烈，脾气越来越柔和。母亲越来越退守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

那天是“三八”节第二天，我跟随一帮同事走进了沙家浜。春寒犹在，无缘相遇江南“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水乡田园风光，只有纵横交错的河港、漫漫湖水和枯黄至渐渐发白的芦苇。放眼望，在浓碧悠悠的湖水映衬之下，一片枯黄磅礴浩荡。这里的芦苇，似乎结盟历冬不倒，以在风中摇曳而挺立的姿态，让严寒也为之屈服。驻足凝神，这名副其实的芦苇的王国，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是一幅莽莽苍苍的景象，一幅潜藏百万雄兵的景象，胆气与豪壮油然心生。低首细看，芦苇，在水里，在岸边，在湖中小岛上，在林荫小道旁。又是一番别样景致：沉静自适，灵动安详。

回家后有些愧疚。我的母亲这趟错过，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去沙家浜了，去看看阿庆嫂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芦苇。但我又宽慰自己，母亲已入老年，她需要平静安稳，她更需要和乐顺意。大半生的闯荡，既然化蝶不成，何不退回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就像擦去一道时代的伤痕那样，让她与阿庆嫂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直没跟她说起，我已经去过沙家浜，那个在她意识里熟悉了一辈子的地方。

母亲的沙家浜，留在她的唱词里，留在她浮世一生的虚拟时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