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红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近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就实现质量发展问题进行深刻阐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市场机制，形成良性竞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进入2021年以来，因市场秩序整治和宏观经济治理中出现几起热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是几家网络平台企业被监管部门处罚或约谈;二是教育培训行业经受了一次清理整治;三是几家长期高杠杆狂飙突进的企业债务暴雷，有的仍在自救当中，加之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共同富裕议题的研究，各方纷纷深入解读。其中有些认识令人疑惑甚至引发尖锐争议：如有人把上述举措解读为“对于私有财产保护政策有变”，国家将要“限制民营经济发展”。对于个别大型民营企业（家）出资捐助公益慈善活动，也有人解读为“要从做大蛋糕为主转向切蛋糕为主的时期了”。进而，还有人提出这是“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还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已出现了“标志性的大转折”。在此，有必要明辨几个问题：一是怎样理解“保护私有财产”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关系;二是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和引导民营企业行为能不能理解为对民营经济“限制和打压”，中央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对“高水平”应如何理解。首先是如何看待所谓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之说。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所谓“底层逻辑”

早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即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正式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再次指出，“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民营经济属性和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见到一些阶段性的政策调整，甚至针对一时一事的突出问题整治，就上纲上线地解读，实在大可不必。

所谓“底层逻辑”这样的表述，本身就令人不明就里，却极易形成误导。本质上，这与如何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如果说有“底层逻辑”的话，那就是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是对社会发展阶段判断;二是基于这一判断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由此确定下来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早已写入宪法，写入党章，写在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重大理论创新和战略部署，都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不断强化、细化与持续探索、创造。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党的基本路线就不可能变，按照小平同志当年说的叫“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变，变化的只是因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国内外形势出现新的因素，为应对新的挑战需要进行新的战略应对。正如《决议》深刻指出的：“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离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另搬一套诸如“底层逻辑”之类的词汇， 虽然煞有介事，实则耸人听闻。

要明晰保护私有财产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间的关系

从性质上看，资本代表一种社会关系，是财产的一种，不断增殖、积累和扩张，是其与生俱来的倾向，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揭示。从功能上看，资本也是生产力的组成因素——劳动力、技术、信息、管理和各种生产资料与基础条件的组织和动员工具， 被称为要素。现代经济学、现代金融理论对此有丰富的认识。财产不一定是资本，资本却一定是财产。资本是一种有增殖能力、发挥着动员组织各要素形成生产力作用的财产。抑制资本、伤害企业家的行为，只能带来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的贫困。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认识，屡次在党的文件中肯定资本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要素”的地位。宪法和法律都有关于私有财产受平等保护的条款，党中央一再重申不同所有制依法平等保护、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大家应该记得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还重申过的一句表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加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的表述。近期中央领导讲话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并特别表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资本扩张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最坚实、最持续的动力。从世界市场范围看，来自中国的资本竞争力还远远不够，更谈不上什么扩张。尤其是现代信息产业以及传统的金融、能源、军工等领域，中国资本学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还要走很长的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内放任资本扩张对社会带来任何不利后果而不管不顾。资本扩张过程同时也是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 由资本推动的技术创新常常带来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但有时这种破坏需要一个社会逐步消化或转化，如蒸汽机、汽车对马车的替代以及纺织机对手工纺织的替代，都曾引发原有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人的福利损失。今天网购、快递、约车等互联网平台，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交易效率、极大地方便了全社会参与网络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也对原有商业模式上的就业者和投资者进行大规模淘汰。与“以资为本”的社会不同，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方面鼓励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还要兼顾竞争不利方有足够的信心、应有的机会或能力继续参与竞争，以免出现技术进步加速、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一部分人不能或拒绝参与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混乱、对立甚至撕裂，就是因为一部分竞争不利者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增进，失去信心，有人沉迷于网游，有人宅家“躺平”，有人走上了街头。此类教训，我们不可不察。

当然，历史上资本带来的破坏也越来越被认识到。有的需要及时发现和引导，甚至坚决禁止，如金融投机与泡沫，曾引发一国甚至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严重损害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有资本推动的资源掠夺式开采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劳资关系冲突、社会保障不足，等等。20世纪以来，各国都加强了对资本扩张的规范和约束，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一个时期的治理政策，构成企业安身立命的底线;二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或所在行业形成的各种规范，影响着企业的区域或行业地位;三是基于社会认同的价值观而形成的公众舆论，以形成企业的社会形象。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要义是，资本之所以扩张，企业之所以壮大，是因为它们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真正提高了人类的福利，从而得到市场的“奖赏”。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那些依靠投机寻租、逃避税收、腐蚀公权力、损害消费者、制造泡沫、引发金融危机、“有钱便任性”以及“不讲武德”的行为，早晚会使社会发展不可持续，自己也会走向绝境和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资本立规矩、为市场建秩序，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人们干事创业致富，一点也不矛盾。

要区分对民营企业规范引导和限制打压的本质不同

近年来为整治行业乱象，监管部门连续出手，本来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正常努力，绝不可理解为“限制和打压民营企业”。

从历史上看，人类工业化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以企业为最有效的微观组织形式来推动的。我国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首要任务是从激发企业市场主体的活力开始。对此我们党有着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大以来，包括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指出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从全球形势看，国与国之间的力量比拼越来越体现为企业和资本的较量。面对发达国家强大的技术、产业和规则的竞争，甚至刻意的围堵打压，我国刚刚成长起来的行业头部企业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市场地位都还相当弱小。它们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好不容易崭露头角，即遭遇发达国家政府的制裁，一下子开始艰难求生。我国新兴产业面临被“卡脖子”的危险。中国经济要真正强大起来，形成对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迫切需要培育众多像华为、中芯国际、阿里、腾讯等这样的一大批企业壮大起来，迫切需要成千上万的世界一流企业家成长起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企业家也要认识到党和政府为什么如此定位企业家精神，社会上对自己的群体有着怎样的期许，反思自己企业生涯为国家的强大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实质性贡献。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表现，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所谓有为政府，除了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之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还要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监测、违规识别、违法查处，非但不是对企业的限制和打压，恰恰是为了帮助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而且，在行使职能的方式上，从约谈、指导到查证、制裁，逐渐形成菜单式的政策工具体系，更非简单刻板、粗暴打击。把有为政府的主动作为，规范引导企业，以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看成是限制打压企业，也是完全错误的。

要分清粗放的市场经济和高水平市场经济的不同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第六部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的第23条，明确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旨在“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其中还提出“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包括“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及“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尤其是针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提出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这些部署表明，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这种体制的质量与标准有了更高的期待。这有利于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更明晰、信心更笃定、节奏更稳健。

经济发展有高低质量之分，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有高低水平之别。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就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支撑。我国市场化改革之初曾经有两个特征很明显：一是由一线实践不断探索为主，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二是以传统体制机制为主的非市场因素不时反复。这一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往往以“放权让利”为基调。我们的发展质量就是伴随着同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虽然在速度和规模上取得了辉煌成就，进入新发展阶段，亟待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然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推动它自身的提质升级。实践表明，一个持续运行并且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离不开政府作用，也需要同样精心设计和高效灵活的政府监管和健全的宏观治理作支撑。一味地“一放了之”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粗放的”，不仅无法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反而会出现极大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社会混乱，也会败坏市场经济的声誉。不少国家在市场经济探索过程中出现所谓“壞的市场经济”，就是深刻教训。那种把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由粗放向更高水平提升的举措，理解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背离甚或是对市场化改革的回退，是完全错误的。

完善治理、稳定预期，持续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依然要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排除各种内外部干扰和羁绊，统一思想，稳定预期，动员各方面有利因素，劲往一处使。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市场监管和加强行业整治，需要注意如下四点。

“师出有名”。即政府动用公权力一定要于法有据，出手整治时必须讲清道理。无论是准入许可还是过程监测，无论是约谈通报还是行为查处，都要明确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款，不可仅依靠意识形态争论甚至一时舆情行事。如有民意基础，则可通过立法修法程序，根据法律授权出台应对措施。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真正体现，党和政府一直是这方面的表率。唯此方可稳定预期，排除疑虑。

“法治透明”。每一次整治事件，每一个案例都是对社会进行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建设的知识普及和教育机会。对企业的查处过程和结果，都要事后公之于众，以儆效尤。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应推动政府监管方式和监管程序的法治化改革，启动监管者向法院提起行政、民事和刑事的起诉机制，而非监管机构自行认定和自行裁判。要建立给被监管对象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的机制，提倡当庭抗辩，鼓励公开辩论，以法治手段将市场经济的规矩确立起来，让众多企业家引以为戒。

“赏罚分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亦或是外商投资企业，任何违规违法行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查处，付出相应的代价。凡在重大技术突破、重大民生改善和重大战略实施方面作出显著贡献者，无论企业性质，也无论前期是否受到过其他奖罚，该表扬的表扬，该奖励的奖励。要让全社会都看到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是与非的应有结果。

积极探索。关于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的制度，都是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演化，各国长期争论归纳而形成的。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涌现，有些认识还需要深化，如对于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产业中新型市场集中度与垄断的重新认识，这些行业竞争方式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准确识别和判断，对这些新技术和新业态可能带来的全新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取得共识。

中国人经历几千年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熏陶，也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现代工业文明，对于如何对待财富，如何打理这些财富，需要不断地适应和学习。对于如何对待资本，如何驾驭市场，更需要深化认识和持续探索。当前中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人均收入也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二战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看，无论东教条还是西教条，凡是教条的都要反。既要防止各种来自右的对我制度、理论、道路的质疑诋毁，更要防止“左”教条的沉渣泛起。一些把个别企业（家）不正当竞争行为视同整体“资本的罪恶”的观点，把个别纠正资本的不当行为当作“反资本”“打压企业（家）”，从而得出我们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深刻变化”的认识，轻则哗众取宠、博取眼球，重则危言耸听，掀起折腾，甚至动摇人们对我国改革开放大局的信心。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根本路径。各方面思想认识应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會《决议》指出的，要“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