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柳荣　何建勇　朱静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格局，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影响日益凸显。随着国际监管框架持续实施推进，各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经营行为和业绩表现明显分化。本文基于中外银行比较视角，对疫情前后中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评价以及经营趋势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提炼国内大型银行落实最新监管要求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若干经营启示和措施建议。

疫情前中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得分及经营趋势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承担着关键功能，外部效应显著，经营波动容易造成全球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防范“大而不倒”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委员会（BCBS）制定了G-SIBs监管的国际框架。在此框架下，金融稳定理事会自2013年开始每年都按照规模、可替代性、关联性、复杂度和全球活跃度五大类12项指标进行评估和认定，本文分析正是基于这版评估办法。被认定的G-SIBs，根据得分和分档情况，必须满足附加资本要求（1%～3.5%）、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恢复与处置计划、可处置性评估及跨境监管等严格的监管标准和要求。基于对标可比角度，本文选取近五年均入围的中国四大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以及国际五大行——摩根大通、汇丰控股、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进行分析。总体上，2015～2021年中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得分和指标表现有如下特点。

国际大行得分处于领先地位但趋于下降，国内大行得分增长较快。2021年，国际五大行的平均得分为321分（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得分位列前三名），较2015年下降41分，累计降幅为11%;其中，摩根大通得分最高，为441分，累计降幅为11%。同期，国内四大行的平均得分为261分，较2015年上升79分，累计增幅达44%，这与我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上升格局相符，2020年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为17%，较2015年提升2个百分点;相应地，欧美银行得分走低，与近年来欧美经济低增长态势、各家银行加快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见表1）。

国际五大行资产规模偏小且低速增长，国内四大行的资产规模大、增长快、得分高。从规模类指标看，2019年国际五大行的平均资产规模（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为2.5万亿欧元，累计增幅为6%，年均增长1.2%;其中，规模最大的摩根大通为3.08万亿欧元，累计增幅仅为0.2%。国内四大行的平均资产规模为3.5万亿欧元，为国际五大行的1.4倍，累计增幅为34%，年均增长6.8%;其中，规模最小的中国银行为3.11万亿欧元，累计增幅为26%。2021年规模类指标国内四大行的平均得分为88分，是五大类指标中最高的一项（见图1）。

国际五大行的资金摆布多元化，更依赖金融市场，但同业资产负债规模趋于下降，证券融资稳健增长;国内四大行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同业业务和证券融资增长较快。从关联度指标看，2019年国际五大行的平均金融机构间资产、负债规模分别为2017亿欧元和2107亿欧元，占调整后表内外资产规模比例为8%左右，累计降幅分别为22%和28%，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银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加大贷款和债券投资配置，加强存款拓展，压缩同业业务;证券融资金额为5824亿欧元，累计增长26%，占资产余额的比例达到23%，这主要得益于英美金融市场发达，国际银行的债务融资较为便利。同期，国内四大行平均金融机构间资产、负债规模分别为2289亿欧元和2686亿欧元，均超过国际银行的平均值，占调整后表内外资产规模的比例为7%左右，累计增幅分别为43%和65%;证券融资金额为4480亿欧元，累计增长93%，占资产的比例升至13%，这主要是得益于近年来我国推进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加快发展，国内大行在保持存贷款业务为主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金融同业业务。2021年关联性指标国内四大行的平均得分為62分，是五大类指标次高的一项。

国际五大行的交易性业务规模大，增长稳健;国内四大行交易性业务增长快，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从可替代性指标看，2019年国际五大行的平均支付清算额达到146万亿欧元，较2015年微降2%（主要是花旗集团的支付清算额大幅下降38%;摩根大通保持支付清算额全球第一，规模达到300万亿欧元，累计增长13%）;托管资产平均值为11万亿欧元，为资产余额的4.4倍，累计增长48%;证券承销额平均值为3858亿欧元，占资产余额的比例为15%，累计增长48%。支付清算、托管和投行承销等交易性业务的发展为国际银行带来大量非息收入，轻资产、轻资本发展模式特点明显。对比之下，国内四大行仍处于发展模式的转型期，平均支付清算额为58万亿欧元，累计增长62%，相当于国际同业的四成;托管资产规模为16万亿欧元，仅相当于国际同业的13%，占资产的比例为46%，累计增长128%，增速是国际同业的2.7倍;证券承销金额为1856亿欧元，相当于国际同业的40%，占资产的比例为5%，累计增长238%，增速是国际同业的8.8倍。2021年可替代性指标国内四大行的平均得分为46分，远低于国际大行，未来支付清算、托管和证券承销等交易性业务的发展空间较大。

国际五大行业务多样化，稳步推动去杠杆、去复杂性;国内四大行的衍生品和投资性业务仍处于发展期。从复杂性指标看，2019年国际五大行的场外衍生品名义本金平均值为27万亿欧元，为表内外资产余额的11倍，较2015年下降32%;交易类和可供出售证券平均值为1388亿欧元，占资产余额的比例为6%，累计下降21%;第三层级资产平均值为125亿欧元，累计下降59%。这些业务易受金融市场波动影响，风控难度较大，容易遭受非预期损失。自2013年开始，摩根大通等国际银行加强G-SIBs得分管理，对照监管规则，优化调整业务结构，主动压降高杠杆和复杂性业务，降低复杂性，控制系统重要性得分的进一步增加，降低监管合规成本。对比之下，国内金融市场处于规范发展期，衍生品和债券市场发展较快，但第三层级资产（如通道类业务）保持监管压缩态势。2019年，国内四大行的平均衍生品规模为8074亿欧元，累计增长170%，相当于国际同业的3%;交易类和可供出售证券金额为915亿欧元，累计增长208%，相当于国际同业的66%;第三层级资产规模为157亿欧元，为国际同业的1.3倍，累计下降30%。2021年复杂性指标国内四大行的平均得分为37分，未来在衍生品业务、交易账户投资等方面仍需适度发展，第三层级资产的精细化管理仍有改进空间。

国际五大行优化全球布局，国际活跃度保持较高水平;国内四大行的全球性业务稳步发展。从全球活跃度指标看，2019年国际五大行的跨境债权和跨境负债平均值分别为4919亿欧元和4466亿欧元，占表内外资产余额的20%左右，较2015年分别增长26%和20%。对比之下，近年来国内银行积极服务“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全球性业务稳步发展。2019年国内四大行的跨境债权平均值为2343亿欧元，占表内外资产余额的7%，较2015年增长94%;跨境负债平均值为2727亿欧元，累计增长30%，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国内银行积极安排境外多市场、多币种的融资工具发行，丰富了资金来源。未来，随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国内银行全球化业务仍需适度发展，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综上所述，G-SIBs监管机制对银行经营发展的监管约束逐渐显现，商业银行要在保持规模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同时，对评价得分进行更多主动管理和精细管理。G-SIBs评估是从监管角度设定的监管名单，由国内和国际监管机构共同测算确定，不是由银行自愿申请，也不反映银行的经营业绩。

疫情后中外银行经营业绩比较及经营特点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运行和银行业经营带来较大冲击。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抗疫策略、应对政策和经济周期，中外银行的经营走势也出现较大分化，这将对2022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分产生较大影响。总体看，疫情发生以来中外大型银行均呈现规模扩张、业绩V型反转等特点，但在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核心指标走势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国际大行资产规模扩张更快，国内大行规模增速回归至正常水平。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国际银行的资产规模随之大幅扩张，2021年增速回落，但仍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疫情期间宏观政策相对审慎，且进入2021年以来宏观政策稳步退出，国内银行资产增速逐步回落至疫情前水平。截至9月末，国际四大银行（因为2018年美联储向富国银行开出“罚单”，在相关违规经营问题得不到有效整改前，富国银行资产规模被控制在2017年末的水平，即1.95万美元之内，所以不含富国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8.9%，较2020年增速回落8个百分点，但仍高于2019年增速5.4个百分点;国内四大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6.1%，较2020年回落3.4个百分点，也低于2019年增速2.7个百分点。从趋势上看，随着2021年底欧美货币当局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市场流动性边际收紧，国际大行的资产增速将逐渐回落，但预计仍将高于疫情前水平。国内方面，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增长区间，预计国内银行未来资产增长将与实体经济金融需求增长相匹配（见表2）。

国际大行的资产负债结構中贷款占比大幅下降，金融投资占比上升，存款占比明显上升;国内大行的贷款占比上升，金融投资和存款占比基本平稳。从结构性指标看，疫情对欧美经济的冲击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加上零利率的政策环境，国际大行的经营策略趋向谨慎。其中：资产端，明显减少了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特别是收缩了零售类贷款投放，转而增加债券等金融资产配置，资产结构呈低风险、高流动性特征。9月末贷款平均占比为32.2%，较2019年下降7.8个百分点，金融投资平均占比为34.7%，较2019年提升6.3个百分点，同业资产占比基本稳定。负债端，受货币当局释放大量流动性和居民储蓄率提升等因素影响，国际大行存款保持较快增长，债券融资有所减少。9月末存款平均占比为68.4%，较2019年提升4.1个百分点，债券融资占比下降3.3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国内大行落实宏观政策，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贷款增长保持较高水平，金融投资则稳步增长。资产端，9月末贷款平均占比为59.1%，较2019年上升2.7个百分点;金融投资占比为25.2%，微降0.8个百分点;负债端，存款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9月末平均占比为80.9%，与2019年基本持平。从趋势上看，国际银行已经形成贷款和金融投资基本相当的资产结构，但各家银行的信贷组合有差异;国内银行在未来较长时间仍是以存贷款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体系结构相关。

国际大行盈利指标波动大，顺周期性明显，整体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国内大行核心指标基本平稳，盈利修复相对偏弱。2020年，国际银行大量计提拨备，叠加零利率环境净息差收窄，净利润深度下滑（年中同比下降69%）;进入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及经济逐步企稳，拨备释放带动业绩改善，且非息收入表现突出，净利润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前九个月，国际五大行的净利润平均值为220亿美元，同比增长162%，较2019年同期增长15%，净息差为1.7%，低于2019年0.67个百分点，但资产和资本回报率均高于2019年。对比之下，国内四大行的净利润平均值为212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较2019年同期增长3%，净息差为2.03%，低于2019年0.16个百分点，资产和资本回报率也低于2019年。从收入结构看，前三季度国际大行的平均非息收入为100亿美元，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52.3%，高于2019年5个百分点;国内大行的平均非息收入为51亿美元，占比仅为27%，高于2019年2.3个百分点。从趋势上看，疫情后国际大行的交易性业务表现突出，国内大行仅相当于国际同业的一半左右。随着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结构调整，国内银行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将逐渐向国际银行靠拢。

国际大行不良率升幅较高，但仍处较低水平，拨备覆盖率波动较大;国内大行不良率小幅升高，拨备覆盖率总体平稳。2020年，国际大行资产质量承受压力较大，不良率为1.05%，较2019年逐季上升0.4个百分点，但2021年9月末回落至0.9%;相应地，拨备覆盖率“前高后低”，2020年上半年由于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平均拨备覆盖率升至323%，较2019年上升46个百分点，但2021年9月末回落至239%。对比之下，2020年国内大行不良率为1.54%，较2019年上升0.13个百分点，但随着实体经济持续恢复和不良处置力度的加大，9月末不良率降至1.45%，仍高于国际大行;平均拨备覆盖率为226%，与国际大行基本相当，较2019年上升2个百分点。从趋势上看，中美两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经济发展基本面相对较好，大型银行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国际大行资本充足率波动大;国内大行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主要是外部融资贡献大。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大行风险偏好下降，减少贷款投放，加大低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加权资产增长低于总资产增长，同时，监管机构限制派息政策也支撑了资本内生能力;但受拨备计提等因素影响，国际大行资本充足水平波动较大。9月末国际五大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6.88%，较2020年下降0.14个百分点，但较2019年上升0.6个百分点，主要是盈利恢复带来的内源性资本补充。对比之下，国内大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快于资产增长，盈利下降导致内生性留存能力下降，进而加大了外源性资本补充力度，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9月末国内四大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6.48%，较2019年上升0.6个百分点，较2020年上升0.24个百分点，其中外部融资贡献近七成。

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要求对中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影响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是国际监管机构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关键抓手。2015年金融稳定理事会出台全球通用的TLAC监管细则;近期国内监管部门印发《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明确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TLAC监管要求。我国作为唯一拥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具备六年宽限期，但对比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大行，国内大行达标压力较大，TLAC对国内银行的经营模式转型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大行的TLAC比率普遍提前达标，国内大行达标缺口较大。国际监管机构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的风险加权资产比率至少要达到16%（考虑2.5%的储备资本要求和至少1%的附加资本要求后则至少为19.5%），从2022年起要至少达到18%（考虑储备资本和附加资本要求后则至少为21.5%）;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六年宽限期，要在2025年初和2028年初达到该比例要求。从实质上讲，TLAC监管要求是在现有三层资本（核心一级/其他一级/二级）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损失吸收层，目的是当G-SIBs银行出现问题时，如果资本工具不足以吸收损失，可通过TLAC债务工具减记或转股实现“内部纾困”，而非依靠“外部援助”（财政救助），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明显调高。从实际情况看，2019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率先完成第一阶段达标，2022年将完成第二阶段达标;2020年末，五大欧美银行平均TLAC为27.2%，三家日本G-SIBs银行平均TLAC为22.2%，均已经提前全面达标。从我国情况看，9月末国内四大行平均TLAC不足17%，距离监管要求尚有3%左右的缺口，按目前情况初步测算，2025年初達标的TLAC缺口超过2.2万亿元。参考国际经验，未来要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和加大外部融资，多措并举推动TLAC达标工作。

国内银行实现TLAC达标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目前距离2025年初达标尚有三年时间，但国内银行面临的经营环境、市场态势和监管规则等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是适用TLAC规则的银行范围的不确定。2021年我国仅有四大行属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但招行、交行得分也已接近入选范围（2021年，招行、交行的得分分别为102分和125分，已经接近130分的入选门槛），2025年之前我国可能有更多银行需要适用TLAC要求，增加了银行业的整体达标压力。二是附加资本监管要求的不确定。2021年，工行、中行和建行处于G-SIBs第二档，附加资本监管要求为1.5%;农行处于第一档，要求为1.0%。从前文分析看，随着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金融深化进程加快，未来国内大行的规模类、关联类、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全球活跃度指标总体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过去七年，国际五大行得分稳步下降，国内四大行得分则保持稳步提升趋势，预计2024年附加资本要求将提高至2%（见图2）。三是资本充足率计量规则的不确定。目前监管部门正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终版规则修订我国资本计量规则，将从2023年起实施，预计新规则下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有所提升，这将缓解未来TLAC达标压力，但提升幅度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四是存保基金可发挥作用的不确定。2020年我国存保基金规模为620亿元，占国内四大行平均风险加权资产比例为0.36%，乐观估计2024年可达到1%左右，仍低于可计入上限标准（2.5%）。考虑到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可能要大量支用存保基金（如为推进包商银行的风险化解，存款保险基金共支出676亿元），未来存保基金实际能多大程度抵用TLAC要求，很不确定。五是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的不确定。过去几年国内四大行的风险资产增速与M2增速基本一致，但随着房地产集中度监管新规的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落地和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的提高，银行资产增长中高资本占用的对公贷款占比将有所上升，可能带动风险加权资产更快增长，形成更多资本消耗，增加达标难度。

国内银行内外部融资仍面临较多现实约束。从内部融资看，2020年四大行的资本回报率较2015年下降30%，尽管2021年盈利有所修复，但仅较2019年同期小幅增长，恢复力度不及国际大行。展望未来，净息差仍有下降压力，手续费收入增长面临困难，银行保持盈利稳定增长面临较大压力，资本内生性增长难度增大。从外部融资看，核心一级资本方面，当前国内银行业市净率为0.64倍（四大行均值仅为0.55倍），多数银行难以利用资本市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方面，各家银行的资本补充需求均较为强烈，但受资管新规等因素影响，投资者群体有待拓展（特别是长期限资产购买人较为缺乏），市场化发行机制有待理顺，二级市场活跃度有待提升，资本工具发行的供需矛盾仍然突出。非资本融资工具方面，国内TLAC工具监管细则尚未公布，后续要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设计，鼓励银行通过发行合格工具弥补达标缺口。参考国际经验，2017年以来五家国际大行累计发行约5900亿美元非资本债务工具，在TLAC合格工具中的占比为91%，多数为五年期以上品种，且发行市场多元、币种多样，充分利用不同市场推动监管达标。

TLAC监管要求推动国内银行经营模式转变。总体看，国内银行业仍是以存贷款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净利息收入贡献度近七成，资本消耗较快，重资产、重资本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TLAC要求倡导银行经营模式是资产端的“轻资本化”、负债端的“多元化”、收入端的“非利息化”。短期内，随着TLAC债务工具发行增加，国内银行负债成本将边际上升（TLAC工具发行价格是整体负债成本的两倍多）。参考国际经验，同期限的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价格比普通金融债高60个基点，比二级资本债低约30个基点;如果自2022年开始国内四大行每年发行TLAC工具5000亿元，预计将提升负债成本2个基点左右。从中长期看，TLAC监管要求将促进国内银行加快经营转型，一方面资产扩张（特别是风险加权资产）要更加审慎，另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应用、数字化经营和综合化服务促进非息收入增长，这对各家银行规模、结构、效益、风险、资本等各方面的统筹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经营启示及措施建议

后疫情时代，银行业经营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我国G-SIBs的监管评分稳步增长，对大型银行稳健经营和风险防控提出更高、更细的要求，本文建议跟踪评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得分持续提升的综合影响，统筹平衡好规模、风险和监管成本的关系，加快推动经营管理的“三个转变”，实现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由重资产、重资本发展方式加快向轻资产、轻资本经营模式转变，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国内大行的资产规模远高于国际同业。下一阶段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适当控制表内资产增速;坚持有保有压，加强先进制造业、绿色、普惠、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财富管理、投行承销、托管等交易性业务等现代金融服务能力，提高金融供给质量和水平，优化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降低盈利对资本的依赖程度;牢固树立资本约束理念，构建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体系，发挥资本统筹平衡规模、效益和风险的作用，优化资产组合;完善以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等指标为核心的价值贡献和绩效评价体系，促进低资本占用、高资本回报的业务发展，提升资本内生性增长能力。经测算，在确保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同时，如果未来五年风险加权资产年均增速每下降0.5个百分点，国内四大行可以少融资约4000亿元。

由传统资本工具发行为主向TLAC合格工具创新发行转变，提升融资管理有效性。对比国际同业，国内大行的资本管理基础相对薄弱，管理手段相对单一，融资渠道相对狭窄，目前以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为主，发行便利性等方面也存在现实困难。下一阶段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一方面，要做好巴塞尔协议Ⅲ终版落地测算和沟通工作，最大程度释放资本计量规则修订带来的资本节约效果;另一方面，要积极研究发行合格TLAC工具，推动监管机构精简债券发行流程，提高TLAC工具发行效率，扩大投资者范围。时间节点方面，在明确TLAC工具的监管细则基础上，建议尽快完成首批试点发行。品种选择方面，预计2021年和2022年仍以资本工具为主，后续非资本工具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其成本低于资本工具，在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没必要再大规模持续发行资本工具，以非资本债务工具为主有利于节约TLAC达标成本。期限安排方面，建议以五年期以上的长期限品种为主，以减少滚动发行压力。市场选择方面，建议以境内市场为主，同时安排境外多市场、多币种工具发行，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达标。

由全球系统重要性得分被动评价向主动管理转变，提升落实监管精细化要求。國内大行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且得分稳步提升，这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成就。未来随着得分上升和档次提高，相关监管和合规要求也明显提升。建议把加强系统重要性得分管理和增强银行高质量发展能力有机结合，将监管压力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在G-SIBs监管评价框架内，持续加强业务总量及结构优化，针对性加强评估指标的精细化管理;紧盯国际银行发展趋势，综合考虑相关指标涉及业务的效益、资本占用及系统重要性影响，调整经营结构促进业务高质量发展。对于国际同业大幅压降得分的指标（如复杂性指标中第三层级资产等），国内银行也要加强总量监测和适度管控。此外，要坚守同业业务、衍生品业务等功能定位，在监管合规基础上适度发展。坚持以做深做透本地主营业务为依托，稳妥开展综合化和国际化业务，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责任编辑：孙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