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康 刘彦平

[摘    要]收入是影响居民旅游消费意愿与规模的主要因素。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收入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的作用机理会更加复杂。在充分考虑与控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甚为必要。文章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以持久收入假说与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建立包含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与居民旅游消费的数理分析框架，基于2012年、2016年与2018年3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借助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及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状况。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持久收入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收入不确定性则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对低收入群体消费决策的促进作用更高，对高收入群体消费规模的扩张作用则更强。而低收入与低旅游消费群体对收入不确定性相对更敏感。文章既利用持久收入理论及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同时也提出了促进持久收入的稳定、持续及多元化增长，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尤其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经济条件与保障该群体的旅游消费权利是扩大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持续增长的立足点。

[关键词]旅游消费;持久收入;不确定性;城镇居民;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11-0106-1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11.013

引言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高达76.2%，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旅游消费作为服务性消费的典型代表，不断拓展了消费升级的新空间1。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总消费由1994年的1023.5亿元升至2018年的5.1万亿元，年均增长17.7%;人均国内旅游消费由1994年的195.3元升至2018年的925.8元，年均增长6.7%2，凸显了我国居民旅游消费规模与人均消费水平大幅提升，旅游消费同时也成为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窗口，也被视为缓解旅游业供需矛盾及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收入决定旅游消费，正是近年来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提升的重要本底。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化改革在社会经济领域全面深化展开，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体系面临重塑。此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及家庭小型化等社会经济现象日益突出，并彼此交织出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我国前三季度的居民收入大幅下降，仅为0.6%，远低于上一年同期水平（6.1%），收入波动态势愈发明显，使得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更加非线性化与复杂化。因此，在充分考虑与控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就显得较为必要。

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十几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占居民国内旅游总消费的比例基本在70%以上，2018年甚至达到83.1%。可见，城镇居民一直作为我国旅游消费市场的主体存在，引导着我国旅游消费市场的发展态势，并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形成了明显的示范与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城镇地域的市场化程度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均强于农村地区，引致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程度均强于农村居民，因此，选取城镇居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与说服力。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持久收入理论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深入分析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在充分利用相关主流消费理论拓展旅游消费研究领域的同时，也积极探求不确定性环境下居民收入在构建扩大居民旅游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中的作用与贡献，从而为调整增收政策来保障居民旅游消费利益提供科学的参考。

1 文献综述

主流消费理论一直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在旅游消费研究领域，很多学者都认可居民收入的提升带动旅游消费的增加[1-4]。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即收入增加未必有效促进旅游消费增长。Akca等发现，参与土耳其洞穴旅游的游客家庭收入对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效应不显著[5]。Davies和Mangan证实，不同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收入弹性存在显著差异[6]。Bernini和Cracolici證实了在意大利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旅游消费的收入弹性也存在差异[7]。宋子千认为，由于具备不同档次，住宿、餐饮及交通等基本旅游消费未必会随收入增加而呈现下降态势[8]。谷慧敏与伍春来阐述了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显示无论城乡之间还是城镇居民内部均呈现出旅游消费阶层化态势[9]。周文丽与李世平证实，农村与城镇居民国内各项旅游消费收入弹性均存在显著差异[10]。

而且，随着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及持久收入理论等确定性条件下的主流消费理论不断演进，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更多变量的加入与假设条件的放松，使得两者关系的内涵及演绎条件也不断深化。其中，更多的学者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理论研究现代居民消费问题[11]。但生命周期理论所阐明的“一个人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其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与我国居民的诸多现实消费行为明显不符，最典型的就是退休后消费支出下降引致的“退休-消费之谜”[12-13]以及为子女遗赠财产与准备子女的婚丧嫁娶而进行储蓄[14]。而更多学者开始基于持久收入假说探究我国居民消费行为[14-16]。具体到旅游消费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居民在步入老年后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与身体状况的下滑，导致其外出旅游意愿与消费倾向大幅减弱[1，4，7，17]，这些均无法通过生命周期模型的消费平滑效应进行有效解释。同样，将旅游消费纳入持久收入理论框架下进行探讨的文献也较少，庞世明证实，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适合持久收入假说，即持久收入决定其旅游消费规模。但由于没有考虑到闲暇时间的影响，持久收入假说无法有效解释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行为[18]。此外，基于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具有持久收入的特点[19]，杨勇证实了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能够显著刺激农村居民旅游消费[20]。而张云亮与冯珺则证实，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但工资性收入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扩张的相关性却不大[21]。与此同时，在Fre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中，包含预期与预期收入的概念。有学者基于该视角探究持久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其中，Hsu等通过构建预期-动机-态度（expectation-motivation-attitude）模型证实，对特定旅游地的游览预期能够直接影响旅游者对该地的旅游消费动机与态度[22]。Shapoval等认为，赴日游客的未来旅游消费动机受未来预期旅游体验而非当前旅游体验的驱动[23]。魏翔则验证了预期收入不仅能有效调节当期收入对旅游消费决策的影响作用，同时，对旅游消费决策的直接影响明显高于当期收入[24]。Kim等也证实了韩国居民出境旅游消费规模不仅取决于居民的当期收入，更是受未来收入适应性预期的显著制约[25]。

但仅仅采用持久收入理论分析我国居民消费行为问题，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学者证实了持久收入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问题[26]。究其原因，主要是居民消费存在典型的过度敏感性问题，这也得到不少学者的有效证实[27-28]。尤其我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均存在过度敏感性问题[29]，是导致持久收入理论解释城镇居民消费失效的主要原因。Madsen和Mcaleer进一步认为，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导致了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现象的存在[30]。居民在面临未来收入、失业、医疗及教育等支出增加及社保体系不完善的窘状时，往往会增加储蓄，抑制当期消费[31-33]。由此可见，不确定性显著强化了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34]。众多学者也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探究了不确定性与居民家庭消费的关系，得出了诸多有益的结论[35-37]。有学者对当前我国居民是否存在明显的流动性约束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毕竟居民手中金融资产较为充裕，通过借贷支持消费的可能性较低，现阶段居民消费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较小[28]。也有学者认为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的测度及影响难以明确分离，可以将二者综合到一起进行分析[11]。因此，将不确定分析纳入持久收入假说框架中会更加符合社会现实。

具体到旅游消费领域，旅游消费作为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享乐型消费[25]，更容易受到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旅游消费行为问题时，也开始关注不确定性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将各类外界突发性事件作为不确定性替代变量进行探究，学者们针对军事政变[38]、金融危机[39-40]及“非典”[41]等突发事件，深入探究其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另一种是利用收入波动性、失业率、储蓄率及医疗保险等具体指标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例如，Alegre等探讨经济危机及失业对西班牙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发现家庭经济主要来源者的就业状况显著影响家庭旅游消费决策，失业状况有助于解释家庭旅游消费在不同经济周期的波动[42]。Wang发现在高储蓄率国家，居民储蓄增加使得旅游消费容易被挤出[43]。Hung等则认为，为了应对家庭成员未来身体健康不确定性而增加家庭健康保险支出，容易对旅游消费形成挤压作用[3]。张金宝证实了家庭未来收入预期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家庭旅游消费[1]。刘晶晶等利用失业率表征不确定性，得出不确定性抑制了居民旅游消费增长的结论[44]。余凤龙等利用农村居民的收入波动性感知衡量不确定性，证实了该指标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较强的负面感知效应[45]。

综上所述，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一直是该领域经典而且熟悉的研究话题。诸多学者针对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复杂作用进行多元化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整理既有研究成果，发现仍存在几点有待完善之处：第一，诸多研究在探讨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时能够借鉴主流消费理论的精髓，但未能勾画出经典消费理论的研究框架，也未能基于持久收入理论视角探究收入与旅游消费的长期作用关系;第二，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加速，居民日常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尤其是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日渐凸显，而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却并未得到系统研究;第三，许多学者意识到采用宏观数据探究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时所存在的显著缺陷，倾向于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探究，以往的研究均采用经典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回归探究旅游消费影响因素问题，但由于居民样本中同样包含大量未参与出游的样本，这意味着这部分样本旅游消费额为零，导致其旅游消费规模呈现非正态分布，使得OLS回归后的估计结果呈现有偏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同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基于持久收入假說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构建包含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与居民旅游消费的数理分析框架，重新探究与验证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有效拓展了旅游消费研究内容，为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另一方面，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进行探究，有效克服了宏观数据分析所带来的缺陷，同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克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以期更有效无偏地实证分析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影响因素，从而提升了数据分析结果的精准性。

2 模型推导与研究假设

2.1 模型推导

首先构建一个包含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的一般性消费理论模型，然后结合旅游消费的本质特征形成本文最终的理论模型。其中，最早将不确定性因素纳入消费理论研究框架的是预防性储蓄理论，而缓冲存货储蓄模型是该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型之一，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基于经典的缓冲存货模型扩展式形成最初的理论模型[46]，即：

[W=β0+β1Yp+β2U]  （1）

其中，[W]为缓冲储蓄的财富目标，[Yp]为持久收入，[U]为收入不确定性。该式表明居民在消费过程中不会将即期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根据自己的持久收入水平和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设立一个储蓄目标，将部分收入转化为储蓄，以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在借鉴缓冲存货储蓄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以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基准函数式为基础，逐步修正与推导出适合本文分析的一般性消费模型。

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Ct=f（Yt）=λ0+λ1Yt]    （2）

其中，[Yt]为第[t]期的收入，[λ0]与[λ1]分别为函数截距项与回归系数。

由式（1）可以看出，预防性储蓄[W]的存在意味着居民会将用于储蓄之后的剩余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可见，影响居民当期消费的是当期收入与储蓄目标的差值，即[ Yt-W]，而非当期收入。用[ Yt-W]代替式（2）中的[Yt]，得到全新的函数式：

[Ct=λ0+λ1（Yt-W）] （3）

把式（1）带入式（3）中，整理得到：

[Ct=λ0-λ1β0+λ1Yt-λ1β1Yp-λ1β2U]   （4）

具体到旅游消费领域，与其他消费类型不同的是，旅游消费受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双重约束。庞世明也验证了经典消费函数模型均不适用解释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行为[18]，主要基于城镇居民受闲暇时间制度的严格制约，因此，构建旅游消费函数不能忽略闲暇时间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借鉴魏翔等的研究[47]，基于旅游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构建包括旅游产品消费额[Ct]与闲暇时间[t]的消费效用函数，即：

[U（Ct，t）=θCtαt1-α    0<α<1]  （5）

式（5）中，[α]为旅游消费数额对旅游效用的弹性系数，[1-α]为闲暇时间投入对旅游效用的弹性系数。

基于式（5）所形成的旅游效用最大化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Ct，t）=θCtαt1-α]   （6）

基于旅游消费支出受收入与闲暇时间双重约束的严格条件，闲暇时间与收入可以经由工资率统一在工作-闲暇选择中，由此提出旅游消费的约束条件：

[s.t.Ct=p[Yt-Yp+w（1-t）]] （7）

式（7）中，[[ ]]为居民所获取的当期所有收入，[p]为居民出游意愿与旅游消费倾向的乘积，即居民最终出游且用于旅游消费的收入比重，[w]为居民工资率，[Yp]为持久收入。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工资性收入基本上是稳定可预期的，具有持久收入的特征。而其他类型收入则具有暂时性收入的特征。基于罗楚亮的观点，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共同构成家庭实际收入[48]。因此，其他类型收入可由[Yt-Yp]表示。

基于式（6）与式（7），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得最优解，其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方程组为：

[L（Ct，t）=θCtαt1-α+γ{p[（Yt-Yp）+w（1-t）]-Ct}] （8）

[?L?Ct=αθCtα-1t1-α-γ=0] （9）

[?L?t=（1-α）θCtαt-α-γpw=0] （10）

[?L?γ=p[（Yt-Yp）+w（1-t）]-Ct=0]  （11）

由式（9）与式（10）可得：

[Ct=apwt1-α]  （12）

由式（11）可得：

[t=1+Yt-Ypw-Ctwp]  （13）

由式（12）与式（13）可得：

[Yt=Ctap-w+Yp]    （14）

本文将式（4）与式（14）相结合，即将基于居民旅游消费效用最大化所形成的函数式纳入主流消费模型框架中，可得：

[Ct=apλ0-λ1（w+β0）ap-λ1+apλ1（1-β1）ap-λ1Yp-       apλ1β2ap-λ1U] （15）

式（15）是本文最终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表明旅游消费受持久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制约。

2.2 研究假设

作为居民日常消费中的重要消费类型，持久收入的增加能够从信心效应、财富转化效应、收入引致效应3个层面刺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常规性增长。

第一，信心效应，即持久收入的增加能够充分提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信心。毕竟城镇居民大多是工薪阶层，只要有工作就可获得工资性收入，而且这部分收入相对稳定，并且是可预见的，从而构成了持久收入的主要来源。该收入的持续增加能够有效降低城镇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倾向增加旅游消费。

第二，财富转化效应。收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城镇居民并不会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而是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工资性收入为代表的持久收入能够为城镇居民带来更多的财富积累，由此构成了储蓄资产与财富的主要来源[49]。家庭房产、金融资产及固定经营资产等不同形式的资产能够通过财富变现、提升未来经济预期及缓解流动性约束等效应刺激旅游消费规模的扩张[50-51]。

第三，收入引致效应。随着城镇居民的消费层次的有效提升与渐进优化，以通信、教育及医疗保健为主要载体的发展型消费逐渐演化为城镇居民的基本型消费，这也成为家庭持久收入的主导消费形式。而持久收入通过满足居民发展型消费需求，不仅能够保障城镇居民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良好的健康条件，直接刺激旅游消费水平的增加，同时，也能够通过促进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居民收入的持续稳定提升[52]，从而增强居民旅游消费的经济保障力度。

但與居民日常消费相异的是，旅游消费具有高层次性、地位象征性及闲暇时间约束性特征，从而使得持久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产生独特的影响。

第一，由于旅游消费品是满足居民精神需求的高层次享受型产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持久收入的增加能够使得城镇居民在充分满足对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基础上，持续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53]，更有经济能力与信心进行旅游消费。

第二，旅游消费本质上作为地位性与炫耀型消费形式，鉴于城镇中高收入群体更加注重品质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享乐型消费的趋势，能够较好满足城镇居民维持自身社会地位动机的需要，这对城镇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毕竟消费者效用不完全来自自身的消费，还取决于其他消费者的平均消费水平，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模式能够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激励”[54]。而持久收入水平提升能够放宽对规模较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预算约束，从而强化低收入群体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追赶”力度，从而有助于城镇居民整体旅游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

第三，由于旅游消费具有异地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特征，使其受闲暇时间的严格约束，而闲暇时间的增加能够有效带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提升[47]。低收入群体需要通过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劳动时间的投入来维持当前与未来的旅游消费能力，而高收入群体更能成为“有闲有钱”的阶层[55]。持久收入的增加能够缩小城镇居民收入阶层的鸿沟，实现低收入群体向“有闲有钱”阶层跨越，从而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总体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持久收入能够持续正向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

在经济转型凸显与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城镇居民面临显著的收入不确定性，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预期。有研究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与市场化程度高度正向相关[35]。我国市场化改革源于城镇，改变了城镇居民的“高就业、铁饭碗、高福利”的就业和保障制度。城镇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计划工资制及固定工资制逐渐被效益工资制所替代，城镇市场经济孕育了更多的微观与宏观系统风险，例如经济波动、企业经营、汇利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及外贸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都导致了个人未来收入存在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虽然金融市场发展拓宽了城镇居民投资渠道，但金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及波动性愈发明显，投资者信息滞后、知识匮乏使得城镇居民缺乏理性，其投资性收入更具不确定性。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带动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从而抑制当期消费规模，鉴于旅游消费是城镇居民富有收入弹性的消费类型[25]，且对外界环境变动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易波动性特征，使得该类消费受收入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明显。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确定性，从而对旅游消费形成抑制。众所周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56]，毕竟农民工构成了城镇化的增量主体，虽然农民工实现了新型城镇居民的身份转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新增城镇居民的非正规就业比例明显高于原有城镇居民，不仅从事白领工作的可能性普遍较小，而且其工资也较低，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57]，其收入中的暂时收入比例更高[58]，也使其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率最高的群体，这也增强了这部分新增城镇居民群体的收入不确定性，使得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总体旅游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全部数据均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微观数据。自2010年开始开展基线调查以来，至2018年进行了5期主要调查，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收入与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关系问题，由此选取含有“居民旅游消费支出项”的2012年、2016年与2018年这3个年度的问卷数据。3个年度样本数据覆盖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30个省、市及自治区（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梳理，获取了每个城镇家庭总收入、资产、旅游消费及个体（家庭）的基本人口信息数据，通过剔除核心变量存在缺失数据或异常数据的家庭样本，最终得到2012年、2016年与2018年的城镇居民家庭样本数量分别为4283、7226及7252个，共计18 761个家庭样本，构成3期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基础。

3.2 变量选取与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家庭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该变量是指城镇居民在外出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花费总和。如果没有进行外出旅游活动，其旅游消费支出为0。不少学者均采用家庭人均旅游消费额来表征居民旅游消费水平[44，51]。基于此，本文也采用该指标来衡量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水平。

3.2.2    核心解释变量

第一是家庭持久收入。既有文献中关于持久收入的衡量较为多元化，有的学者采用移动平均法取现期收入与前两期收入的平均值来衡量[59]，也有学者采用拟合收入函数法估算家庭持久收入[48，60]。前一种衡量方法更适合于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是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的2012年、2016年与2018年的3期非平衡面板数据，由于样本量大且时间维度少的缘故，数据的截面性特征更加明显，因此，采用后一种方法衡量本文持久收入更为合适。出于对比分析的需要，本文也利用拟合收入函数法对暂时收入进行初步测算。基于此，通过构建家庭收入影响方程可以有效评估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其方程为：

[lnincit=ay+byZit+uit] （16）

式（16）中，[incit]表示家庭人均收入，[Zit]表示影响家庭收入的相关家庭特征及其他控制变量。[uit]表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根据李晓嘉与蒋承的建议，城镇居民人均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分别用该方程所得出的预测值与残差值来衡量[61]。

第二是收入不确定性。随着不确定性理论的深入拓展，对收入不确定性指标的选取与衡量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不少学者采用职业[62]、收入方差[63]、年均收入增长率的偏离度[64]及收入预期感知[65]等指标进行衡量，然而，这些指标造成的间接性、主观性及宏观性特征较为明显，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或缩小收入不确定性。本文根据罗楚亮的做法[48]，利用暂时收入的平方来表征收入不确定性。为了有效衡量不确定性偏离方向，本文对该变量数据作进一步处理，即若暂时收入为正，其平方值取正号，若暂时收入为负，其平方值则取负号。

3.2.3    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遗漏变量问题的发生，本文尽量控制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其他相关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及人口特征变量。该变量是影响旅游消费支出的重要微观因素，不少学者认为，人均家庭资产、参加医保的家庭成员比例、户主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婚姻及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成员总数等因素显著影响了旅游消费[1，3，47]。本文选取上述家庭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另一类是区域变量。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经济、文化及消费习惯差异，旅游消费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也较为明显[51]。因此，为了有效控制区域环境变量的影响，本文设定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虚拟变量作为衡量区位特征的代理指标。

相关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3.3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借鉴前文数理推导的理论模型，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并引入不确定性影响，构建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模型，即：

[lnCit=ρ0+ρ1lnYPit+ρ2lnYTit+             ρ3UIit+ρ4Xit+μi+εit] （17）

式（17）中，[ρ0]表示常数项，[i]表示家庭个体，[t]表示不同年份，[Ypit]表示持久收入，[Ytit]表示暂时收入，[UIit]表示收入不确定性，[Xit]表示其余控制变量，[μi]表示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在估计变量时，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样本中同样也包括了没有外出参与旅游活动的居民群体，如果剔除这些样本，只利用实际参与旅游消费活动的居民样本，借助于最小二乘法考察影响全体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相关因素，会导致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但大多数研究却明显忽略了这个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利用Heckman兩阶段选择模型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以期更有效无偏地进行实证分析。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分析

持久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是利用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做基准回归分析，而模型2至模型4是依次将收入不确定性及控制变量代入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的回归检验分析。经验证，模型2至模型4中的逆米尔斯（inverse Mills ratios，IMR）比率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不为零，适合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在模型4中，无论基于选择方程还是回归方程，持久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730与0.553，由此表明收入构成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相比较而言，持久收入对旅游消费决策与规模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暂时收入，这也与纪园园与宁磊的研究较为一致，即家庭的消费由永久性收入决定[66]，尤其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代表的城镇居民家庭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其他类型收入[67]。基于此，前文所提出的H1得到了有效验证。事实上，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2012年的1.7万元升至2018年的2.4万元，年均增长了5.9%，这不仅有效刺激了城镇居民的旅游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旅游消费规模扩张，成为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重要经济基础。以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为代表的暂时收入覆盖面小、波动性及差异性较大，从而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产生相对较弱的影响。

但研究同时也发现，持久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的影响要明显强于旅游消费规模，凸显出持久收入的增加能够强化城镇居民未来收入预期，给予居民充足的闲暇时间，从而有效激发城镇居民外出旅游消费意愿与信心，而由于受到家庭其他消费份额的挤压，持久收入对旅游消费规模的刺激作用则不如旅游消费意愿。

从收入不确定性来看，无论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还是消费规模，表征收入不确定性的暂时收入平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为-0.090与-0.05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揭示了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Wang及刘晶晶等观点较为一致[43-44]。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解释，收入预期不稳定性变化，造成城镇居民储蓄增加与消费降低，而旅游消费作为城镇居民较高层次的消费形式，收入弹性较大，更容易受到收入预期波动的冲击。尤其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城镇居民就业方式灵活化与收入结构多元化现象日渐突出，使城镇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预期加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在城镇居民收入构成中，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64.3%。而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60.6%，而非工资性收入则由35.7%升至39.4%，家庭收入不稳定性日渐凸显。基于此，前文所提出的H2得到了有效验证。

通过对比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对旅游消费意愿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旅游消费规模，揭示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既导致城镇居民储蓄意愿增加，也能使其将收入向医疗、教育及食品等日常消费活动倾斜，同时，城镇居民会增加劳动投入时间，减少闲暇时间，以应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首当其冲地导致居民外出旅游消费意愿的降低。

基于模型4探究控制变量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人均家庭资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及规模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的家庭成员比例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正效应，但对旅游消费规模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户主年龄与其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及规模均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城镇女性户主更容易比男性户主作出出游决策，也更容易扩大旅游消费规模。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与户主受教育程度显著正相关。处于在婚状态的户主旅游消费决策倾向度及规模均比非在婚的户主分别高出14.1%及5.4%。家庭成员数量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及规模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区域环境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影响显著不同，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比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更容易产生旅游消费需求，扩大旅游消费规模。

为了保证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通过调整样本量与替代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通过缩尾法剔除核心解释变量，即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中5%的最大值与5%的最小值样本进行重新检验。另一方面，通过选取3期平衡面板数据以及用边际旅游消费倾向（即旅游消费与收入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通过3种稳健性检验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与上文分析较为一致，分别见表3的模型5～模型7。

4.2 异质性分析

4.2.1    基于不同收入层次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借鉴臧旭恒和陈浩的做法[68]，并结合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本文将城镇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按照20%、60%与20%的比例分别划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本文同样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探究在不同收入层次下，收入与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状况，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8～模型10。

一方面，持久收入对所有收入群体的旅游消费决策与规模均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其推動作用也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针对旅游消费决策，持久收入对低收入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的促进作用远高于中高收入群体。究其原因，低收入群体既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又有着基于炫耀与地位寻求从而追赶高收入群体、增加享乐型消费的动机，但受收入约束无钱进行高层次消费，从而只能尽力维持基本的生存型消费。但低收入群体持久收入的持续性增加能够有效放宽消费层次提档的预算约束，极大提升其出游消费意愿。但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旅游消费已经被视为生活必需品，其持久收入增加在家庭外出旅游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有所降低，这与袁宇杰所得出的“当高收入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时，其出游率的增长幅度相对放缓”的结论较为一致[41]。

但同时，持久收入对高收入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规模的促进作用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毕竟，相对于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伴随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加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其消费的旅游产品更具高档化、品牌化及优质化特征，由此可见，其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对旅游消费规模的支撑程度，这也与袁宇杰所得出的“当高收入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时，其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幅度相对加大”的观点较为类似[41]。

另一方面，就收入不确定性而言，无论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还是规模，收入不确定性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其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却随着收入层次提升不断弱化，即收入不确定性对低收入群体的旅游消费决策及规模负向影响效应最大，对高收入群体负向影响最小。这不难理解，低收入群体家庭经济条件脆弱，未来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更大，因而会重点保障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享乐消费会被优先削减。而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快，家庭工作较为稳定及收入渠道更加多元，不仅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较低，而且应对收入不确定性的能力也较强，由此对于旅游消费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

4.2.2    基于不同消费层次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分位数回归（包括10分位、25分位、50分位、75分位及90分位）来探究在不同消费层次下，收入与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状况1，分位数回归的具体结果见表5模型11。

在所有分位数处，持久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但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即随着分位数提升，持久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总体下降态势，由10分位数处的0.234降至90分位处的0.168。究其原因，在旅游消费的较低层次上，外出旅游的城镇居民收入较低，旅游消费结构也较为单一，旅游被视为家庭奢侈性消费，其旅游边际消费倾向及旅游消费收入弹性较高，增加收入更能明显促进旅游消费规模。但对于旅游消费较高的居民而言，实现较高消费层次满足的影响因素日趋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收入，包括团体规模、逗留天数、住宿、景观类型、交通模式及假日动机等旅游特征性因素也影响着高旅游消费者的支出规模[69]，因此，持久收入对处于高消费层次的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规模的正向刺激作用有所减弱。

在所有分位数处，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处于高分位数处的影响系数明显低于低分位数，说明高层次旅游消费群体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较低。究其原因，相对于低消费家庭，高消费家庭财富水平高，应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缓冲能力更高，旅游消费对收入不确定性变动相对不敏感。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旅游消费既被视为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成为拉动内需与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引擎。但不容忽视的是，影响我国居民旅游消费的社会经济环境日趋不稳定，甚至中美贸易争端与新冠疫情等国内外重大事件，也能导致居民旅游消费产生明显的波动，同时，也会使得收入这一核心因素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机制更加复杂。以往针对收入影响旅游消费的相关研究并未建立在严格的经典消费理论基础上，而且也并未系统考虑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Fre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并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探究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通过控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更加科学地分析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状况，积极拓展与丰富了旅游消费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

第一，无论是针对旅游消费决策还是规模，城镇居民持久收入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影响强度均高于暂时收入，这与持久收入假说的解释较为一致，即家庭的消费主要由持久收入决定，因此无论刺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需求还是扩大旅游消费规模，采取多元化措施提升持久收入水平是增加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决策与规模均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既契合了预防性储蓄假说的相应阐释，同时也凸显了在当前我国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及大力推进自主创业的浪潮中，城镇居民就业方式灵活化与非正规就业比重增加所引致的就业岗位收入不稳定及失业风险加大，从而难以保障居民旅游消费的持续增长。

第三，基于收入与消费分层的视角，收入与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存在典型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基于不同的收入群体，持久收入对低收入群体旅游消费决策的促进作用相对更高，但对高收入群体旅游消费规模的扩张作用显然更强。收入不确定性对低收入群体的旅游消费决策及规模负向影响效应最大。另一方面，在不同旅游消费层次上，持久收入与不确定性变量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作用特征。随着旅游消费的不断提升，持久性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呈现出弱化态势。低旅游消费群体对收入不确定性相对更敏感。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积极拓宽居民持久增收渠道。应稳定与增加城镇居民就业，保证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稳步推进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居民薪酬与奖励制度，加强对城镇居民的劳动技能培训，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尤其是要保障进城劳工群体的务工选择权利及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以便充分发挥持久收入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中的“压舱石”作用。

其次，有效稳定城镇居民收入预期。应有效促进其他类型收入的持久化增长，即倡导城镇居民自主经营与积极创业，政府也应当完善创新创业的相关政策，从而促进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积极引导城镇居民培育理性的投资理财观念及多渠道投资意识，政府也应细化针对不同人群的理财产品，提升居民理财的指导与服务水平，从而有效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提升收入多元化水平降低城镇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预期，从而缓解收入总体水平波动对旅游消费所产生的抑制性影响。

再次，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条件，保障其旅游消费权利。一方面，应重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实施多元化政策保障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条件，不断提升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完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培训政策与机制，扩大低收入群体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旅游消费资助范围，对其实行旅游产品服务消费的价格补贴优惠及系列消费扶持政策，相关政府部门也可参考法国与意大利等国家的做法，面向低收入群体发放度假支票，积极降低其家庭旅游开支，相关旅游企业部门也应积极推出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旅游产品，充分保障其游憩权利，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旅游消费潜力与水平。

和众多研究一样，本文同样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但农村居民经济条件改善也带动了其旅游消费活动的兴起，且由于城乡居民在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消费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持久收入、不确定性环境和旅游消费行为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因此，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有待验证。另一方面，基于当下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新背景，居民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环境更趋复杂。但由于数据获得性的限制，本文未就疫情不确定性背景下收入与旅游消费的关系进行适时检验，未来希望通过及时搜集家庭收入和旅游消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保证研究结果的时效性和精准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张金宝. 经济条件、人口特征和风险偏好与城市家庭的旅游消费——基于国内24个城市的家庭调查[J]. 旅游学刊， 2014， 29（5）： 31-39. [ZHANG Jinbao. Economics condition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risk preferenc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of urban household： Based on a survey of 24 cities i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5）： 31-39.]

[2] 謝佳慧， 张良. 住房资产、住房负债与家庭旅游消费[J]. 旅游科学， 2018， 32（6）： 47-63. [XIE Jiahui， ZHANG Liang. Housing asset， housing debt and household tourism consumption[J]. Tourism Science， 2018， 32（6）： 47-63.]

[3] HUNG W T， SHANG J K， WANG F C.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tourism expenditure[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3， 16（6）： 612-617.

[4] SUN P C， LEE H S， CHEN T 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life cycle and tourism expenditure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the infrequency of purchase model[J]. Tourism Economics， 2015， 21（5）： 1015-1033.

[5] AKCA H， SAYILI M， CAFRI R. Analysing expenditure of same-day visitors in cave tourism： The case of Turkey[J]. Tourism Economics， 2016， 22（1）： 47-55.

[6] DAVIES B， MANGAN J. Family expenditure on hotels and holiday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 19（4）： 691-699.

[7] BERNINI C， CRACOLICI M F. Demographic change， tourism expenditure and life cycle behaviou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7： 191-205.

[8] 宋子千. 对基本和非基本旅游消费划分的重新审视[J]. 经济管理， 2013， 35（7）： 135-142. [SONG Ziqian. Review o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ssential and non-essential tourism consumption[J]. Economic Management， 2013， 35（7）： 135-142.]

[9] 谷慧敏， 伍春来. 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演变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J]. 旅游学刊， 2003， 18（2）： 19-23. [GU Huimin， WU Chunlai.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 China on the domestic tourism consumption[J]. Tourism Tribune， 2003， 18（2）： 19-23.]

[10] 周文丽， 李世平. 基于 ELES模型的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实证分析[J]. 旅游科学， 2010， 24（3）： 29-38. [ZHOU Wenli， LI Ship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omestic tours： Based on ELES theory[J]. Tourism Science， 2010， 24（3）： 29-38.]

[11] 朱信凯， 骆晨. 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 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研究， 2011（1）： 140-153. [ZHU Xinkai， LUO Chen. Theoretical logic and sinic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 survey of literatur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1）： 140-153.]

[12] BATTISTIN E， BRUGIAVINI A， RETTORE E， et al. The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5）： 2209-2226.

[13] 邓婷鹤， 何秀荣， 白军飞. “退休-消费” 之谜——基于家庭生产对消费下降的解释[J]. 南方经济， 2016 （5）： 1-16. [DENG Tinghe， HE Xiurong， BAI Junfei.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Understanding the drop expendi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food production[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5）： 1-16.]

[14] 张邦科， 邓胜梁.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7）： 16-24. [ZHANG Bangke， DENG Shengliang. The theory of sustained incom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1（7）： 16-24.]

[15] 祝偉， 李元生.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平行数据分析[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6， 25（6）： 645-648. [ZHU Wei， LI Yuansheng. Parallel data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J].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2006， 25（6）： 645-648.]

[16] 金春雨， 程浩， 黄敦平.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5）： 65-73. [JIN Chunyu， CHENG Hao， HUANG Dunping. A study 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J]. Agricultural Economic Question， 2012（5）： 65-73.]

[17] GUO Y Z， KIM S S， TIMOTHY D J.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of mainland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12（4）： 313-332.

[18] 庞世明. 中国旅游消费函数实证研究——兼与周文丽、李世平商榷[J]. 旅游学刊， 2014， 29（3）： 31-39. [PANG Shim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ourism consumption function of China： Discussion with Zhou Wenli and Li Shiping[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3）： 31-39.]

[19] 张秋惠， 刘金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 1997—2007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4）： 48-54. [ZHANG Qiuhui， LIU Jinxing.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on their consumption behavior： Panel data analysis based on 1997-2007[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0（4）： 48-54.]

[20] 杨勇. 收入来源、结构演变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基于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 30（11）： 19-30. [YANG Yong. Sources of income，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tourism demand of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0[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1）： 19-30.]

[21] 张云亮， 冯珺. 中国家庭收入来源差异与旅游消费支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1—2015年数据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9， 34（5）： 12-25. [ZHANG Yunliang， FENG Jun. Different income resource and household expenditure for tourism consumption in China：Analysis based on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and Survey 2011-2015 data[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5）： 12-25.]

[22] HSU C H C， CAI L A， LI M. Expectation，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A tourist behavioral model[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0， 49（3）： 282-296.

[23] SHAPOVAL V， WANG M C， HARA T， et al. Data mining in tourism data analysis： Inbound visitors to Japa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8， 57（3）： 310-323.

[24] 魏翔. 有錢而游， 还是因梦而旅？——预期收入对旅游消费决策的作用机制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4）： 12-25. [WEI Xiang. Do you travel for money or for your dreams？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expected income”on tourism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4）： 12-25.]

[25] KIM H B， PARK J H， LEE S K， et al. Do expectations of future wealth increase outbound tourism？ Evidence from Kore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5）： 1141-1147.

[26] DENG S L， JIN X T. Excess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2008， 3（4）： 378-389.

[27] 申朴， 刘康兵.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 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J]. 世界经济， 2003 （1）： 61-66. [SHEN Pu， LIU Kangb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over sensitivity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behavior： On uncertainty， liquidity constraint and interest rate[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03（1）： 61-66.]

[28] 田青， 高铁梅. 转轨时期我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09 （5）： 124-134. [TIAN Qing， GAO Tiemei. A study 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different income rank of urban residents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09（5）： 124-134.]

[29] 王芳. 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统计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3）： 102-107. [WANG Fa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over sensitivity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07（3）： 102-107.]

[30] MADSEN J B， MCALEER M. Direct tests of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under uncertainty，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 and liquidity constrain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0， 22（2）： 229.

[31] 杨汝岱， 陈斌开. 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 经济研究， 2009（8）： 113-124. [YANG Rudai， CHEN Binkai.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8）： 113-124.]

[32] 沈坤荣， 谢勇. 不确定性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3）： 1-13. [SHEN Kunrong， XIE Yo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uncertainty and the saving rate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2（3）： 1-13.]

[33] HSU M C. Health insuranc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A structural analysi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 16（3）： 511-526.

[34] 王曦， 陆荣. 中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一个理论模型[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2）： 415-434. [WANG Xi， LU Ro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Chinas residential consumptiaon （saving） behavior[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1， 10（2）： 415-434.]

[35] 杜海韜， 邓翔. 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状态下的预防性储蓄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05， 4（2）： 297-316. [DU Haitao， DENG Xiang. Precautionary saving with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uncertainty[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5， 4（2）： 297-316.]

[36] 雷钦礼. 财富积累、习惯、偏好改变、不确定性与家庭消费决策[J]. 经济学（季刊）， 2009， 8（3）： 1029-1046. [LEI Qinli. Wealth accumulation， habits， preference changes， uncertainty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9， 8（3）： 1029-1046.]

[37] 邓可斌， 易行健. 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异质性与消费倾向的变化[J]. 财贸经济， 2010 （5）： 14-19;135. [DENG Kebin， YI Xingjian. The heterogeneity of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es and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propensity[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0（5）： 14-19;135.]

[38] NARAYAN P K. Did Rabukas military coups have a permanent effect or a transitory effect on tourist expenditure in Fiji： Evidence from Vogelsangs structural break tes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4）： 509-515.

[39] PAULIN G D. Travel expenditures， 2005—2013：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s in recession and recovery[J]. Monthly Labor Review， 2015， （3）： 1-21.

[40] EUGENIO-MARTIN J L， CAMPOS-SORIA J A. Economic crisis and tourism expenditure cutback decis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4： 53-73.

[41] 袁宇杰. 基于面板模型的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实证分析[J]. 旅游科学， 2011， 25（4）： 28-35. [YUAN Yujie.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domestic tourist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anel model[J]. Tourism Science， 2011， 25（4）： 28-35.]

[42] ALEGRE J， MATEO S， POU L. Tourism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by Spanish households： Th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nemploy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9： 37-49.

[43] WANG Y S. Effects of budgetary constraints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expenditur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1： 9-18.

[44] 刘晶晶， 黄璇璇， 林德荣. 房地产价格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6， 31（5）： 26-35. [LIU Jingjing， HUANG Xuanxuan， LIN Derong. Impact of house prices on the urban residentstourism consump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5）： 26-35.]

[45] 余凤龙， 黄震方， 侯兵. 苏南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8）： 68-82. [YU Fenglong， HUANG Zhenfang， HOU Bing. Influencing paths of rural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Southern Jiangsu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8）： 68-82.]

[46] CARROLL C D， SAMWICK A A. How important is precautionary sav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3）： 410-419.

[47] 魏翔， 吴新芳， 华钢. 带薪休假能促进国内旅游消费吗？——基于“中国国民旅游休闲调查”的检验[J]. 旅游学刊， 2019， 38（6）： 14-27. [WEI Xiang， WU Xinfang， HUA Gang. Can paid vacation promote domestic tourism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Chinese National Tourism Leisure Survey”[J]. Tourism Tribune， 2019， 38（6）： 14-27.]

[48] 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 经济研究， 2004（4）： 100-106. [LUO Chuliang. Uncertainty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urba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4 （4）： 100-106.]

[49] 魏勇. 社会保障、收入门槛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J]. 社会保障评论， 2017， 1（4）： 21-35. [WEI Yong. Social security， income threshold and consumption upgrade of urban residents[J].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Review， 2017， 1（4）： 21-35.]

[50] 陈灿平， 刘梅， 张国峰. 居民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与国内旅游消费的动态关系[J]. 财经科学， 2011（9）： 25-31. [CHEN Canping， LIU Mei， ZHANG Guofeng. Dynamic relation among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financial asset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tourism consumption[J]. Finance & Economics， 2011（9）： 25-31.]

[51] 王克穩. 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J]. 旅游科学， 2017， 31（6）： 1-13. [WANG Kewen.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housing and financial wealth on tourism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household[J]. Tourism Science， 2017， 31（6）： 1-13.]

[52] 李书宇， 赵昕东. 收入差距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J]. 调研世界， 2019 （11）： 41-47. [LI Shuyu， ZHAO Xindong.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gap on the upgrading of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J].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19（11）： 41-47.]

[53] 张慧芳， 朱雅玲. 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演化的差异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 （12）： 23-35. [ZHANG Huifang， ZHU Yaling. An evolutionary differenc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17（12）： 23-35.]

[54] FRANK R H， LEVINE A S， DIJK O. Expenditure cascades[J]. Re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2014， 1（1-2）： 55-73.

[55] 魏翔， 张金宝. 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新估算——基于闲暇时间视角的“全收入基尼系数”[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1）： 62-68. [WEI Xiang， ZHANG Jinbao. Re-estimating the income inequality degre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full income gini coeffici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isure[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57（1）： 62-68.]

[56] 温兴祥. 失业、失业风险与农民工家庭消费[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 （6）： 110-128. [WEN Xingxiang.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risk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migrant worker[J]. Naikai Economic Studies， 2015， （6）： 110-128.]

[57] ZHAO Z. Migration，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 review[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5， 43（2）： 285-312.

[58] 张勋， 刘晓， 樊纲.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J]. 经济研究， 2014 （4）： 130-142. [ZHANG Xun， LIU Xiao， FAN Ga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saving rat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 （4）： 130-142.]

[59] 陈冲. 收入不确定性、前景理论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 （10）： 67-76. [CHEN Chong. Income uncertainty， prospect theory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4（10）： 67-76.]

[60] 刘灵芝， 潘瑶， 王雅鹏. 不确定性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 （12）： 61-69. [LIU Lingzhi， PAN Yao， WANG Yapeng.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 factors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1（12）： 61-69.]

[61] 李晓嘉， 蒋承.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2）： 43-53. [LI Xiaojia， JIANG Cheng.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ycle[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2015（2）： 43-53.]

[62] 杭斌， 郭香俊. 基于習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 2009， 26（3）： 38-43. [HANG Bin， GUO Xiangjun. Preventive savings based on habit form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9， 26（3）： 38-43.]

[63] 杨明基， 陶君道， 蒋润祥， 等. 基于收入、价格、资产、利率和不确定性的城镇居民消费分析研究[J]. 金融研究， 2008 （7）： 55-65. [YANG Mingji， TAO Jundao， JIANG Runxiang， et al. Analysis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based on income， price， assets， interest rate and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08 （7）： 55-65.]

[64] 臧旭恒， 裴春霞. 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居民消费计量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04 （12）： 28-31. [ZANG Xuheng， PEI Chunxia.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reventive savings，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consump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2）： 28-31.]

[65] 朱信凯.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户消费行为分析[J]. 统计研究， 2005 （2）： 38-42. [ZHU Xinkai. Liquidity constraints， uncertainty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Farmers[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5 （2）： 38-42.]

[66] 纪园园， 宁磊. 中国地区相对收入差距与消费水平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7 （11）： 8-21. [JI Yuanyuan， NING Lei. An investigation on regional relative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J].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1）： 8-21.]

[67] 方福前， 张艳丽. 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变动趋势分析[J]. 财贸经济， 2011 （4）： 22-30. [FANG Fuqian， ZHANG Yanli.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tendency of different incom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1 （4）： 22-30.]

[68] 臧旭恒， 陈浩.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 （5）： 20-32. [ZANG Xuheng， CHEN Hao. Habit from action， income strata heterogeneity and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J].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2019 （5）： 20-32.]

[69] MARROCU E， PACI R， ZARA A. Mi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ourist expenditure：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J]. Tourism Economics， 2015， 50： 13-30.

Impact of Income and Income Uncertainty on Tourism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Residents：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Data

WANG Mingkang1， LIU Yanping2

（1.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02， 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Income i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with respect to the willingness and scale of tourism consumptio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economic downturn and reform efforts regarding income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In light of uncertainty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income on tourism consump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take a thorough academic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ed factors. The present study applied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income and that of precautionary savings; it investigated urban residents and employed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o determine permanent income， income uncertainty， and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 We examined unbalanced panel data for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China in 2012， 2016， and 2018; using Heckmans two-stage model， w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income and income uncertainty factors on the urban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The permanent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ourism consumption; it also exerted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than temporary income; income uncertainty had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ourism consumption. Our main conclusions were still valid after we conducted a robustness test. With respect to control variables， the per capita family assets，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members receiving medical insurance，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ourism consumption.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ourism consumption; the age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displayed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curve relationship with tourism consumption. Tourism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eastern parts of Chin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e also found that variations in income and uncertainty related to income factors had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ourism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residents. On the one hand， permanent income and uncertainty related to income had a heterogeneous effect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levels of income. In the low-income group， permanent income had a higher promoting effect on decision making with respect to tourism consumption; however， in the high-income group， permanent income had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expansion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n the low-income group， income uncertainty had the greatest negative effect on tourism consumption; however， income uncertainty had less of a negative effect with the high-income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permanent income and income uncertain variables also had significant heterogeneous effect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levels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in tourism consumptio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ermanent income showed a gradually weakening trend. Regarding income uncertainty， the sensitivity of the group having low tourism consump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roup with high tourism consumption. As noted， this study applied the theories of permanent incom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This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 behi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tourism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residents was promoting stable， sustainable， and diversified growth of permanent income， stabilizing residents income expectations （especially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low-income groups）， and guaranteeing rights for tourism consumption.

Keywords： tourism consumption; permanent income; uncertainty; urban residents; Heckmans two-stage model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