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春

近年来，随着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全面深入推进，以茶产业、茶产品、茶旅游、茶艺术等形式出现的现代茶文化载体得以进一步融入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联合国“国际茶日”的设立表明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得到了广泛认可，习近平主席在向首个“国际茶日”系列活动致信时也指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1］。在福建考察时，习近平主席更是进一步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2］实际上，茶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融合与协调的过程，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开展文化攫能、实现自我完善与认同的过程。以茶产品为例，普洱、花茶、奶茶等茶饮商品不断迎合消费社会“景观”需求，频繁推陈出新，塑造流行文化面相；而类别化、特色化的茶饮品、茶器具、茶服饰、茶家居等甚至成为特定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群体在休闲、娱乐、社交等场合进行互动交流、建构身份认同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这些符号之中，以“茶修”为代表的茶生活方式则是一种兼具深厚传统文化源流和深刻现代哲学旨归的新兴文化样态。对现代“茶修”的定义、内涵、基本要素、文化源流、实践向度及其哲学旨归等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立足日常生活本身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发展之下“人”的现实境况，并为消解“人”的现代性困境寻找到可能的“共同善”途径。

一、茶修的定义、内涵及其基本要素

“茶”者，人在草木间，“茶修”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其主体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即每一个参加茶修实践活动的个体。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分化，加之人本身的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试图对“茶修”进行精准定义存在较大的难度，冥想、内观、正念等方法的运用甚至使得茶修容易与佛教禅修、道教静修、印度教灵修等混淆。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目前学界对“茶修”的定义较少，而且呈现出纷杂不一的趋势。比如，邹全荣认为，茶修离不开学习，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形式”［3］(P84-85)，而其过程则需要依赖禅的引导，进入“忘我”之境方能达成；然而他又指出，坊间茶舍里爱茶之人持一壶茶或想来想去、或说七说八谈笑闲聊也是茶修。王琼指出，茶修是以“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为导向，“通过对行茶的专业与艺术的表达，于生活中日日行茶，时时自持的过程，进而借茶修为，以茶养德，以达到内外兼修，同养太和的美好生命境界”［4］(P76-77)。戴烨把茶修定义为“以茶为师，用茶自省、自律、自爱，对外待人处事，对内修身养性，会引导其达到‘内外兼修’的境界”［5］。综上可知，这些定义或从主体目标而言、或从操作内容来论、或从实践效果来谈，尚未得出普遍一致的精炼表述。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梳理出“茶修”内涵的三点基本共识：第一，从主体来看，茶修是人与茶互动关系的体现；第二，从内容来看，茶修是通过参与各类茶事活动以茶修身、以茶养心的过程；第三，从目标来看，茶修的目标是实现自我完善、内外兼修。基于此，可以尝试对“茶修”进行概括性定义：所谓茶修，是指人们以自我完善融通为目标，以茶为媒开展个体与自我、他者、社会、自然的和谐互动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可见，并非所有茶事活动都可以被视为“茶修”，即茶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来进行限定和判断。

首先，茶修是以人的自我完善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认为人具有自我完善的需求，并由此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隶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7个层次，前四层为“基本需求”，后三层为“成长需求”。作为茶之原乡，中国古代先民对茶叶的利用最初是出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比如，《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6］(P13-20)；唐代陆羽《茶经》之后，“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7］(P51)；至宋代，茶更是“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8］(P2)。在中华茶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茶从药用、食用、饮用的“基本需求”向社交、审美、娱乐等“成长需求”不断提升变迁，而茶诗词、茶礼、茶艺等的出现更表明人们对茶“成长需求”的开发利用越来越深入，茶文化层次也经历着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的提升变迁。进入现代社会，不管是在特定场所由集体组织还是在私密空间由个体自我操习的茶知识学习、行茶礼仪培训、正念茶修润心等，都已经完全脱离了解毒、解渴、解趣的基本需求范畴，而上升到了真善美的求知德育、正心审美的成长需求高度。可以说，以茶为媒的自我完善是现代茶修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其次，茶修是以茶为媒、身心共在的仪式化互动过程。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模型用于分析社会实践活动，认为“互动仪式”有四种主要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第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身体共在；第二，对局外人设定界限；第三，有相互关注的焦点；第四，共享的情感体验［9］(P80)。茶修便是人们在仪式化情境中开展交往互动的建构过程。以集体行茶研习为例，在场人员在茶师引导下，看茶形、闻茶香、行茶仪、品茶味、分享茶感悟等，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以“茶”为焦点，进行知识分享、实操练习、情感交流，尤其是在行茶礼仪观摩、练习和感悟分享中，得到一种身体共在、情感共鸣的仪式化的互动。又如，在个体独处时，读茶书、品茶味、悟茶道，通过对茶性的把握深入茶人、茶德、茶道，实际上也完成了与古代茶人和内心本我的跨时空多维互动。由此可见，不管是在特定场所开展的集体研习，还是独自开展的品茶静修，其身心互动都始终是以“茶”作为最重要的媒介元素来展开的。这种身心共在的仪式化互动，使得茶修者们成为一种以茶为媒的情境化“共同体”，产生一种有别于局外人的群体认同感、归属感。唐代陆羽《茶经》有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作为“嘉木”的物质属性和“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人格化属性在茶修者身上得以融合。因此，茶修之所以有别于瑜伽、辟谷、坐禅等其他现代修身法门，也不同于宋代文人“四雅”中焚香、插花、挂画等另三项雅事，最根本的一条便在于其始终坚持以茶为媒、身心共在的仪式化互动过程。

再次，茶修以个体自省下的内外兼修为实践路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指出，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词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部分组成，“能指”指语词的词形或词音，“所指”指语词所表示的对象或意义［10］(P102)。从能指来看，“茶修”是“茶”与“修”的字形组合，初步揭示了茶修的主体及其基本路径，即在人与茶两类主体共同在场之下，人以“茶”为载体和媒介进行“修”的实践。从所指来看，“茶”除了指直接的饮茶活动外，还可以指茶叶品鉴训练、茶艺仪轨研习、茶文化知识学习等各类涉茶活动；“修”则涉及一系列特征性要素，成为判定某一涉茶活动是否可以被视为“茶修”的重要依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修，饰也”，清代段玉裁对此注解：“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之修……修者，治也，引伸为凡治之偁。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11］(P743)可见，茶修包含着两个基本向度，第一个是“去尘垢”的形体外貌之修，第二个是“加以缛采”的气质心性之修，通过这两个向度的内外兼修以达身心皆“治”的融通之境。茶修内外双“修”的要义在于“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即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省察来查漏补缺、实现自我完善。综上可知，除了始终坚持以茶为媒、身心共在互动外，是否在涉茶活动中真正切入个体内在自省，也成为“茶修”是其所是的重要判定依据。

二、茶修的文化源流及其多重实践向度

从上文对茶修的梳理可见，茶修有着独特的时代精神内涵和特征性要素，既有别于“百姓日用而不知”［12］(P538)的日常茶饮，也不同于休闲时光下的社交茶叙，更不能和纯粹宗教类型的禅修、静修、灵修相混淆。随着各类茶事活动的推陈出新，茶修融入日常生活的载体也日益丰富，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生活方式。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断涌现的多元文化生活样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现代茶修作为中华茶文化时空绵延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内涵厚重的传统文化源流，并由此衍生出茶修的多重实践向度。

第一，道教文化为茶修提供朴素的生命观基础，使得饮茶成为茶修的基本路径。道教主要宗旨是通过修炼丹道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主张将人体视为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引入按摩、导引、武术、胎息、龟息行气、内视、存思、守一等功法，从形、气、神三个方向进行修炼。道教在形成初期，就已经把茶作为重要的丹道载体之一。比如，东汉葛玄曾在天台山归云洞种茶，并名之“葛仙茗圃”；陶弘景《杂录》也记载：“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13］(P114-118)。这种以茶为丹的传统经唐宋两代不断巩固：比如，唐代罗隐《送灶诗》有“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之句；南宋时，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曾作《九曲櫂歌》：“仙掌峰前仙子家，客来活水煮新茶”；至元代，道士姬志真《云山集》也有“经卷诗囊闲戏具，药炉丹鼎老生涯”“相对两忘三益友，一篇秋水一盃茶”等诗句。可以说，经过绵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熏染，以服食天地自然之灵物来延年益寿、修身养性的理念，已经融入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朴素生命观、人生观之中。由此可见，道教文化源流为现代茶修以饮茶作为最基本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生命观基础和理论依据，茶修者得以通过辨识干茶、嗅闻茶香、啜饮茶汤、调理呼吸、内观静心等一系列步骤，将茶叶蕴含的天地灵气吸纳入体内，并通过一系列修养功夫实现外丹和内丹的转化提升。

第二，佛教文化为茶修由身入心提供方便法门，畅通了茶修内外兼修的大众化渠道。从中华茶文化发展史来看，饮茶之风真正的兴起得益于佛教寺院饮茶的世俗化推广。据《晋书·艺术列传》记载，东晋僧人单道开在日复一日的苦行参禅时，除了“日服镇守药数丸”之外还会“时复饮荼苏一二升”［14］(P1663)，以助冥想精进。唐代封演也在《封氏闻见记》中提及：“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7］(P51)随着佛教文化传播，茶明心见性、提神益思的功效被寺院僧侣接纳，成为参禅悟道的重要助推剂，而宋代赵州从谂禅师“喫茶去”的公案则进一步使得“禅茶一味”推广开来。至此，通过饮茶打坐的身体工夫来进入“戒定慧”的心性之境成为禅修方便法门，也使得世俗百姓由茶之啜饮达到与僧侣禅修同等的空灵之境成为可能。现代茶修引入静心、禅定、内观、正念等实践路径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逻辑前置问题——是否人人都有着可“修”的潜能、能过通过茶修来实现自我完善？今人之所以不再需要费工夫去探讨这一问题，应归功于佛教文化早已为现代茶修者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般涅盘经》）。综上，佛教文化源流丰富了茶修内外兼修的实践内涵，为现代茶修人人可修习、人人可受益畅通了大众化渠道。

第三，儒家文化拓展了茶修的群己关系内涵，使得茶修具备了社会建构的文化功能。在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儒家主张修己成人、修己安人、修己善群，实际上是把个体修身视为处理好群己关系、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唐宋以降，茶文化与儒家文化不断融合，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意涵，成为社交礼制的重要载体，以至于“宾主设礼，非茶不交”［15］。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以茶识人、以茶相交也成为独特的君子交往方式。比如，欧阳修《双井茶》中就有“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之句，对君子如茶隽永的“常德”倍加赞誉；曾慥《高斋漫录》则记载了司马光和苏轼以茶和墨来比拟君子的轶事，苏轼认为“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16］(P103)。在现代茶修活动中，儒家茶文化的上述社会建构功能有着充分体现。比如，在茶艺研习中，茶修者注重从茶服、茶器、茶汤到茶味、茶语、茶思的仪式化训练，实际上便是在践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君子修身之道，于一碗茶汤的推己及人中对自我与他者、社会、自然的关系进行审思，完成了缓解自我压力、疏导社会矛盾、调和人际关系的社会和谐过程。此外，各类茶修活动还往往会对茶文化知识进行讲解，通过茶诗词、茶绘画、茶音乐等对茶修者进行文化熏陶，让茶修者切身感受和、静、怡、真等中华茶道精神意涵，这些都是在儒家文化源流的赋能之下，现代茶修“以文化人”的常见实践路径。

综上可见，茶修作为茶文化发展的现代形态之一，延续了道、释、儒等中华主流传统文化的内核源流。总体上来看，道教茶文化注重自我养生、延年益寿之修，佛教茶文化提倡戒定慧的身心空灵之修，儒家茶文化主张推己及人的天下咸宁之修。这些传统文化源流，为现代茶修由内向外拓展多重实践向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之源。

三、现代性视阈下的茶修及其哲学旨归

语言是人类社会信息交往的产物，也是社会生活方式得以更新、保持和传承的重要载体。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信息生产、传播和互动的加速，作为语言基本单元的语词生产也突飞猛进，成为现代性发展的特征标志之一。“茶修”一词便是现代性发展之下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变迁的语词符号产物。作为一个现代语词符号，“茶修”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所创，而是人们开展社交互动、进行符号赋能的集体社会行动结晶，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深刻的哲学旨归。李萍就曾对现代性和中华茶道主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人文素养的核心要义在于“对人何以为人问题的深切关注”［17］(P55-61)，并就中华茶道可以成为当代国人心灵慰藉提供了有力论证。实际上，茶修正是围绕“人何以为人”的哲学命题，对现代日常生活进行反思性批判，实现休闲自我本体性回归、推动身份认同“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途径。

现代社会机械化大生产使得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更使得跨时空生产生活成为可能，这便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到“有闲阶级”状态。然而，工业文明在赋予了人类大量自由时间的同时，也使得人本身成为物化、商品化的存在，人们为了追逐更多财富不断割离自身的自由时间，加入到各个场域的竞争内卷之中，使得“生命变成了获取财富的投资”［18］(P1-5)。茶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首先便是源于人们对休闲时间的社会化再分配，即将个体自由时间从日常生活追逐名利财富的“角斗场”中剥离，纳入到以茶为媒的习茶、行茶、品茶、悟茶等慢节奏的时空“悬置”状态。这种“悬置”，是茶修者对自我存在方式的时空调整和再定位过程。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关注，一直就是哲学视域的重要命题。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将人视为一种“此在”（Dasein），认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能在，并指明“自由就是此在最本己的能在”［19］(P60-67)。也就是说，只有在人可以自由选择和展示自我的存在方式时，人才真正成其为“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虚空和无常，恰恰是人这一“此在”的沉沦，是人与自我本己存在的疏离。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社会“每个人度过的日常生活绵延都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流”［20］(P68)，人们只有在社会情境中进行反思性关注时，才能对绵延的活动流进行“置括”，从而实现自我社会定位的再生产。在茶修活动中，人们得益于对“茶”的反思性关注，对人之实然和应然状态进行自我反思，这一过程本身便具备了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置括和批判的现实功能。茶修者通过各类修习方法进入忘我、静心、内观的状态，通过聚焦茶叶、茶器、茶汤进行身体在场的知识分享和情感交流，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文化休闲”。这种“文化休闲”的终极特征在于自然化和感性化，是茶修者从日复一日单调生活中抽离，进入以茶为媒贴近自然、感受情感的本真状态。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便是“引导我们回归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中去，并导向感性的生活”［21］(P42)，通过这种对例行化现代日常生活的延异、分离和实践批判，使得“每日生活走向真实的存在”［22］(P119-126)。纵观西方现代哲学脉络，对“人的境况”的研究始终都是围绕着人的本己存在及其可能路径而展开的。比如，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从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有机团结、祛魅的矛盾性等视角探讨现代性危机的可能解决之道；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列斐伏尔、杜威等人，则从日常生活及其批判切入，试图消解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在本质上，这些都是人们面对现代性危机，对康德“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23］(P89)的理论呼应和实践努力，是一种休闲自我本体性回归的过程。

与此同时，极盛现代性给人类自我认同带来了诸多困境，使得个体与社会的分离成为常态，传统共同体中的社会信任、社会关系网络被全面瓦解，不确定性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在这其中，人的异化成为重要的现代性后果。对此，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危机真正影响深远的方面并不是人本身的直接异化，而是世界的异化，即“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的衰微”［24］(P204)。这个“共同的公共世界”便是作为传统社会血缘联系、地缘相伴、精神依靠的“共同体”，而“共同体”的消散更造成了群体性孤独大众的形成和个体真实自我的隐匿。由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重建共同体、增进个体社会交往、增强群体互动信任、推进社会结构稳定成为当下需要直面的迫切问题。

在茶修生活方式养成中，以茶为媒的社会交往、社会整合功能得到了充分拓展，为消解现代性困境作出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以茶修活动中的茶席行茶为例，在备器、煮水、涤器、投茶、浸泡、出汤、奉茶、收具等各个环节中，不管是席主还是宾客，都通过目光跟随、肢体动作、品茶神态等进行着仪式化的互动，以示彼此尊重和恰当的反馈。在整个行茶仪式推进过程中，保持应有的行茶礼仪是十分重要的茶修原则，这也使得所有修习者在时空当下建立起一种基于身体在场的参与意识、协作意识和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在茶修活动各个环节，茶被作为神圣物呈现在修习者面前，共同在场、情感专注、保持仪式化的礼节交流，都使得互动仪式链更加稳固。此外，在实际开展时，修习者往往还会被分成各个小组，根据不同的修习环节轮流担当主持人、茶师、席主、宾客等不同角色，不断强化和巩固修习者作为“茶修者”“小组成员”“茶友”“茶人”等共同身份的群体归属感、自我认同感。这些茶修活动中的角色担当，实际上也完成了一次次社会再分工，使得人们在习茶的同时实现了特定场域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尽管这种社会关系再生产具有明显的时空限制，但也让人们在茶修时得以从日常生活例行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全面发展的身心愉悦与自足。综上观之，茶修者基于对茶文化的共同爱好，在特定场所自发组织、共同聚集、群体互动，增进了人员之间的熟悉了解，建立了茶友亲密关系。茶修活动通过行茶、饮茶、论茶等形式深入茶主题对话交流，唤起每一个在场者基于社会文化记忆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实际上完成了一种身体共同在场、情感共同聚焦、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共同体建构过程。

四、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深化发展，职业高度分工分化、城市化进程加剧、消费主义盛行，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血缘、地缘、精神等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温暖怀抱，成为都市生活中一个个原子式的孤独个体，焦虑、压抑、抑郁等社会情绪不断蔓延。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也使得个体被裹挟进消费社会“景观化”的洪流之中而无法廓清自身真正的需求，更在例行化日常生活中被逐渐异化、物化而不自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浪潮中，“茶修”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成为在忙碌奔波之余放松身心、拓展社交和陶冶心性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一方面，茶修使得人们从日趋异化的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通过以茶为媒的茶事活动，以茶静心、润心、养心，经由休闲状态下的应然之我观照反思日常生活中的实然之我，从而不断完善和提升本真之我，获得从容灵动的生命体验、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基于身体在场的茶事互动，也使得茶修时空成为人们新的社交场域，从个体朴素的身心修养到群己关系拓展，人们通过内外兼修实现了推己及人下的文化生活共同体建构。统而论之，茶修是中华茶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茶文化在现代社会以文化人的新形态，是人们身处现代性洪流之中以茶修身、以茶润心的文化自省，在本质上是个体于日常生活时空绵延之中开展反身性自我批判、自我认同、构建精神共同体的文化攫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