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改

（中共临泉县委党校 安徽 阜阳 236400）

目前，我国的行政村总数大约超过68 万个，农村地区总人口约为9.4 亿人，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内的“村官”约500 万名[1]。我国基层干部基数庞大，如果任由腐败问题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不堪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微腐败”问题，并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2]”。“微腐败”败坏基层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影响基层和谐稳定有序发展，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阻碍。因此，防治基层“微腐败”，探究基层“微腐败”的防治路径，对于抓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打通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农村基层“微腐败”及其特点

农村基层“微腐败”主要指基层行使公权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其突出特点体现在“微”，指乱用公权的行为很小，获取利益也较小，涉及金额少，但这种乱用公权行为较普遍且易发、频发、多发。基层民众对这种行为也较“宽容”，见怪不怪，态度麻木，放之任之。

1.1 农村基层“微腐败”的主体职位级别低

2018 年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其中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实施的腐败案件数分别占案件总数的68.75%、80.43%[3]。相对于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来说，这些职务层级一般不高，但他们手中也拥有一定权力，有自由裁量的审批权，而且这些岗位覆盖面较广，从一把手到关键岗位，这类人员直接与群众接触，是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基层社会资源的掌握者，最容易“顺手牵羊”，在“微腐败”方面具有直接的便利性。由于腐败主体职级地位较低，不容易被发现。

1.2 农村基层“微腐败”的表现形式多样

“微腐败”发生的情形广泛，几乎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使得“微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①贪污受贿，侵占公产。冒领、虚报国家补偿款的现象依然存在，截留政府补贴的行为时有发生。②巧立名目，吃、拿、卡、要。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收费，在审批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务时，“搭车”收费甚至强制收费。③劫公济私，优亲厚友。在相关拆迁、低保、补贴等惠农政策方面，基层干部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亲友，甚至通过编造事由、虚报信息为亲友争取福利。④作风问题，失职渎职。部分基层干部缺乏服务意识和群众意识，工作作风不文明。

1.3 农村基层“微腐败”群体性贪腐现象突出

基层干部之间关系都比较密切，有的干部之间甚至是亲戚关系，靠人情和宗派维护关系。部分基层干部利用家族势力，掌握村级事务话语权，想方设法建立利益共同体，安插亲友参与农村事务。有的干部还拉拢身边同事，把他们发展为集体腐败的成员，相互配合掩护，使腐败波及面广，窝案串案多，例如某村出现“微腐败”行为时，这种不良风气会蔓延到周边。他们相互分享“微腐败”经验，达成同盟，形成隐蔽的贪污帮圈模式。还有的部分干部与黑恶势力勾结，使贪腐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1.4 农村基层“微腐败”的隐蔽性特征明显

第一，由于农村基层政权处于政治体系末端，加上“天高皇帝远”，不容易被上级部门监管，相对比较隐秘。第二，农村基层“微腐败”涉案金额少，基层民众容忍度高，导致“微腐败”现象不易被发觉。第三，基层“微腐败”行为主体者往往通过“打政策擦边球”、钻法律空子等形式，采用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手段获取不法利益[4]，这也是近年来“微腐败”频发的重要因素。第四，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巡视利剑的开展，农村基层各种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都有所收敛，但也从“台上”转到“台下”，使“微腐败”行为更加隐蔽。

2 农村基层“微腐败”的多维成因

2.1 基层干部和民众法制观念不强

首先，农村基层干部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容易受利益驱动而出现腐败行为。部分干部认为自己涉及金额少，没有触及法律底线，谈不上违法犯罪，不至于锒铛入狱。其次，基层民众法律法规意识普遍较低，无法辨别基层干部“微腐败”行为。再次，基层民众维权意识相对较差，缺乏理性，容易冲动。当发生纠纷时，部分民众甚至通过打架斗殴的方式闹事，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为基层“微腐败”提供了发展空间。

2.2 村民对“微腐败”容忍度较高

一方面，在很多百姓意识中，官贵民贱的思想根深蒂固，百姓理所当然认为当干部谋些钱财无可厚非，找人办事给村干部送些烟酒、食物算不上什么。有的村民为争取利益，还会以送礼的方式相互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微腐败”行为涉及金额比较微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不大，有时还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好处。部分村民为了保住自己的低保名额或补助，容忍村干部截留，唯恐被取消名额或补助，这也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微腐败”行为。

2.3 基层民主管理体制不健全

现行体制的权威治理逻辑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模糊不清、规则混乱[5]，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的存在，导致村民不能充分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无法形成监督治理合力，这是“微腐败”产生的制度因素。大多数基层地区，很多决策决断都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村级事务难以公开化、透明化，从而为“微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监察体制，但由于基层干部数量较多，在各监督机制运行中，缺乏沟通与协调，形不成监督合力。

2.4 违规违纪惩戒力度较小

由于部分案件游走于违法违纪的边缘，司法部门在处理“微腐败”问题时，无法依据现行条例进行处理。即使能够找到相关法律条文，但由于涉案金额数量低，惩戒力度往往不足。一方面，确实因为涉及金额数量小，法律无法清晰界定其贪污行为；有的即使界定明确，由于涉及金额低，一般只要求退还赃物、赃款，给予警告即可。另一方面，在真正处置“微腐败”人员时，通常并不会过多考虑涉案金额对不同人群产生的不同影响，仅按照腐败涉及金额来处置，对相应人员起不到震慑或影响。

3 农村基层“微腐败”的防治对策

3.1 加强廉洁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精神屏障

农村基层干部出现“微腐败”问题，其本质原因是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不高的体现。

（1）要丰富廉政教育内容。①强化法制教育，通过普法宣传和教育，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守好廉洁自律底线。②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党课和廉政教育文化课。培训内容要紧贴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提升基层干部对廉洁行政的认识，增强拒腐防变的信心。同时，落实廉政教育考试制度，必要时制定相应惩罚办法。③强化警示教育。定期要求基层干部认真收看“拍蝇猎狐”纪录片，尤其是本地实际的案例片。

（2）要拓展廉政教育形式。①针对“微腐败”的新特点，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增强廉政教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用基层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廉洁教育。②打造廉政教育地区品牌，建立廉政教育基地。定期开展廉政教育活动，例如通过培训、宣讲、知识竞赛的方式形成针对基层“微腐败”的强大宣传效应，提高基层干部的廉洁意识。

3.2 优化激励机制，提高基层干部工作主动性

提升薪资待遇能够从正面激发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也能促进“提薪养廉”目的的实现。①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形式，提高基层干部的工资标准。但单纯靠政府部门补贴工资是不现实的，尤其一些偏远地区财政不足的现实问题依然严峻，在此情况下，要多渠道提升工资待遇。②精简干部人数。划分合并人员较少的行政村，从而把多出来的薪酬用作绩效考核的发放，汇聚干事创业合力，激发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③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利用政策条件、自然区位、人文底蕴等优势，充分挖掘乡村发展潜力，带领村民在发展集体经济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各项福利待遇就能得到相应保障。④做好福利保障。对于贡献突出、任职较长、年龄较大的基层干部，村集体考虑为其购置医疗、养老保险等，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从而形成竞争效应和向上效应，减少“微腐败”的发生。

3.3 加大惩戒力度，强化外部约束和纪律红线

由于长期面临惩处力度小、人情关系复杂等问题，“微腐败”惩治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因此，要增加基层干部“微腐败”的成本，加大惩戒力度。①强化纪律约束。一旦发现损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行为，应寸步不让，违法必究。只要是在纪检监察部门范围内，就要严查到底。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加强与司法部门的合作和联系，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面对“微腐败”行为应执法必严。②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基层干部多数是为了私利贪欲而产生“微腐败”行为，因此要加大“微腐败”代价，从后果上形成震慑。一旦发生“微腐败”行为，就要为此付出高昂的经济处罚代价，当其所承担的经济代价高于其欲望时，便会考量是否进行“微腐败”，从而减少这类行为的发生。③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等渠道，发挥舆论力量，对基层干部的“微腐败”现象进行社会谴责，督促其注重个人行为。同时，通过媒体公开“微腐败”案件，通报违反作风规定的具体案件，形成舆论震慑。

3.4 拓宽监督渠道，构建监督体系的多元主体

采取多种举措收集信息，设立各种群众举报箱，对监督有利的民众给予奖励，构建监督体系的多元主体，完善农村基层“微腐败”监督制度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保障。①优化提升基层纪检委员的配置比例，充分发挥纪检委员的职能作用。设立监督员，负责监督村级事务运作过程。②突出群众主体，建立基层廉洁工作站。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和微信举报平台，充分调动农村基层监督队伍的能动性，实现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有效结合，对重要事项决策、各种津贴补助实行全程监督，随时听取群众的诉求。发挥基层群众的广泛监督作用，构建监督体系的多元主体。③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监督氛围。舆论监督是社会力量监督的一种，主要是社会各界人士通过自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这种监督方式涉及面较广，监督范围较全面，有利于使村务信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使腐败者心中有所畏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