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怡洁

印度尼西亚，距离首都雅加达30公里，有一处名为班达盖邦（Bantar Gebang）的聚落。这里不是世外桃源，没有你所想象的美丽风景，高原、山谷全部是由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成的。

山脚下的窝棚破烂，到处是苍蝇、老鼠和蛇。时不时会有发出巨大声响的大型垃圾车开进来，在山脚处倾倒垃圾，再造出一个新的小山头。

班达盖邦，东南亚最大的露天垃圾填埋场。

1989年至今，整个垃圾场已经延伸到110个足球场那么大，最高的垃圾堆堪比摩天大楼。每天，这里要从雅加达接收7000吨的未分类垃圾——包括危险和有害垃圾，空气和地下水都已经被严重污染。

印度尼西亚位于热带，常年温度不下30℃，空气湿度更是达到90%。热浪和水汽包裹着看不到尽头的垃圾，酝酿出浓烈的腐烂味道。

“如果真的有地狱，那大概就是垃圾填埋场了。”这是纪录片摄影师伊莉莎贝塔·扎沃里对此地的第一印象。但就是在这样一片“地狱”，却有着与生存、新生有关的人间故事。

班达盖邦填埋场包含西可汀古迪、苏姆巴图、西奇乌住三个小村落，住有大约18000名拾荒者。这些人来自印尼最贫困的农村，来雅加达的边缘寻找一份“向所有人敞开”的工作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在臭气熏天的地方捡垃圾也能用淘金挖矿作比，这是他们不需要竞争成本的谋生之道。

人群中有一位名叫麦珂·穆吉的女性。她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常穿一件脏兮兮的红色花罩衫，头上裹着一条亮色的头巾。穆吉今年55岁，和丈夫苏尔曼育有五个孩子。

她有一双普通的母亲的手，粗糙、坚硬，有皱纹，沾着脏兮兮的泥土。但这双手也是整个班达盖邦一千多户家庭的命脉——穆吉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助产士。

伊莉莎贝塔的镜头记录下了助产的过程。在脏乱的环境里，穆吉只能尽力保持接生过程卫生。她先用一口锅把水煮沸，然后把衣服和床单放进去煮一煮消毒，之后把布铺在家里唯一的床垫上，就成了一张“手术台”。

接生要动刀，需要给伤口消炎。村里人负担不起酒精，穆吉就会找一些姜黄或者其他东南亚的传统草药，和消炎药片混在一起捣碎敷在伤口上，防止感染。等到穆吉用剪刀把脐带小心剪断，婴儿的啼哭声充斥棚屋，一次接生就算完成了。

镜头里，一只苍蝇飞过来，停在婴儿的额头上。被毯子裹着的婴儿睁大眼睛，看着镜头外的穆吉。

穆吉的棚屋是用砖头和竹子搭起来的，没有水泥地，家里的地板就是泥土。棚屋的一二十个平方紧凑地分了三个区域：一块是起居吃饭的地方，一块是厕所，还有一块是专门给孕妇们用的“诊疗室”。

除了接生，孕妇们也会到这里来接受穆吉的产前按摩。按摩止痛之外，她还会大致地摸摸婴儿的位置，如果生产前不是头朝下，她会尽量地用手去把婴儿掉转过来。

穆吉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助产的职业训练，成为一名助产士也是偶然。

刚到垃圾场的时候，她邻居家就有一位孕妇，那也是她第一位帮助的人。“当时孕妇甚至都走不了路了，我也是生平第一次尝试接生。但感谢上帝，最后她顺利生下了孩子。”

或许是熟能生巧，或许是幸运，即使在垃圾填埋场这样脏乱的环境里，穆吉手下的孕妇和婴儿都平安无事地渡过了危险期。

去医院生一次孩子的费用大约是150万卢比（约670元人民币），这是拾荒者家庭近半个月的收入。而在穆吉这里生孩子，不需要花一分钱。

“能帮助没钱去医院生孩子的穷人，是让我觉得很自豪的事，我从来没想过用它来赚钱。”穆吉说。

从搬到班达盖邦至今，穆吉一直在做免费的助产，每年大约要接生300个孩子。在村子里，她自然也是最受欢迎、最受爱戴的那一个——孕妇们会给她带只鸡或者带些米作为感谢;村子里的人只要看到她经过，都会停下来跟她打招呼或者聊天。如果小孩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也都會来向她求助。她成了整个社区的“妈妈”。

故事里，还有另外一位女主角。2017年，纪录片摄影师伊莉莎贝塔·扎沃里第一次踏入班达盖邦垃圾填埋场。

“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多苍蝇的地方，所有东西上面都盖着一层苍蝇，”伊莉莎贝塔告诉《中国慈善家》，“第一次来填埋场的时候，我几乎要窒息了。回家后即使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洗完，也还是会留有味道。”

伊莉莎贝塔是意大利人，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2000年大学毕业后，她去了一所化学实验室当研究员。她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但这份工作却有些不是她的菜——工作环境是毫无新鲜感的封闭空间，工作内容也日复一日没有变化。入职第八年后，她辞职了。

2009年，伊莉莎贝塔开始正式成为一名摄影师，并且过上了四海为家的生活：先在阿尔及利亚待了4年，然后又去印尼雅加达生活了6年，还学会了说印尼语。她关注的议题多是关于环境和女性社区，拍摄了因水产养殖和农业过度发展而消失的红树林、金矿过度开采造成的汞污染，以及印尼当地的跨性别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

2017年，伊莉莎贝塔打算做一个关注海洋塑料污染的项目。她决定，先从塑料垃圾的源头——垃圾填埋场开始。通过一位摄影师朋友提供的线索，她找到了穆吉的家。

穆吉渐渐向伊莉莎贝塔敞开心扉。她告诉对方，自己是东爪哇岛人，13年前从老家贫困的小村庄搬来这里。

那时候，穆吉的丈夫苏尔曼出了车祸，再也没办法出门打工，家里也断了经济来源。穆吉的一个朋友在班塔盖邦做了拾荒者，电话里她说，没有工作技能的人也可以在这里生存。穆吉有五个孩子，她需要钱。于是，一家人在班达盖邦住了下来。

13年的时间里，穆吉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垃圾分类工，仅通过触摸就能分辨出11种不同的塑料垃圾。每收满一麻袋垃圾，穆吉能赚到10万印尼卢比（约45元人民币），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是1900元人民币。

靠着这些收入，穆吉把家里的五个孩子拉扯大，大女儿嫁到了苏门答腊岛，二女儿带着三个小孩在家里帮衬，三女儿和两个儿子在城里上大学。

雅加达的垃圾回收系统极度不完善，而班达盖邦的拾荒者们填补了重要的空缺。他们承担了雅加达城20%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每年为国家节省至少2300万美元的工业材料进口成本。

然而，拾荒者是社会系统里最底层的人。他们被蔑称为“pumulung”，拾荒者们在城里翻垃圾的时候，其他人会大喊“老鼠们来了”。

大部分拾荒者都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他们不纳税，因此也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资低保和医保，也没有公共设施可使用。他们成了印尼社会里不被看见的透明人。没有保障，却要做一份高危工作。

有一天，穆吉在捡垃圾的时候被锐器割伤了手，因为没及时处理，伤口感染了。她开始发烧，整个手也肿了起来。最后她不得不用掉了家里寶贵的消炎药，连吃三天，才缓了过来。

改变家庭命运的方式，就是赚钱。一份好的工作和薪水，才有可能把整个家族带入更好的社区和阶层。

穆吉其实相信通过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她的大儿子也曾经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但2014年，大儿子却意外遭遇车祸去世了。这对于穆吉的家庭是灭顶之灾——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大儿子完成学业后，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家人搬出垃圾场生活，但希望也被掐灭了。

命运对穆吉与拾荒者们总是残忍。然而，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它讲做一个悲剧——真实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故事更有关人的韧性，惊人的适应力与生命力，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和爱。

拾荒者们在垃圾堆里搭起窝棚，组织家庭，建立了一个简陋却运转良好的社区。村里没有娱乐休闲场所，也没有大型市场，但会有些卖基本生活用品的小商店，还有一座国外慈善机构捐赠的小学。

他们努力想要去过正常的生活——虽然班达盖邦是世界上最不正常的地方之一。“他们会努力把村子变好。大家会种些花，在垃圾堆里翻到玩具的时候，也会洗一洗送给孩子，逗他们开心。人们花很多时间聚在一起聊天。”拍摄下这组照片的伊莉莎贝塔说。

在她的眼里，穆吉也是个很乐天的人，尽管老天已经和她开了太多玩笑，但她还是愿意去发现生活里好的一面。“和她交流的过程中，我被她的善良震撼了，她告诉我，她很感激也很幸福，因为孩子能够去读大学，自己也有能力帮助别人。”

伊莉莎贝塔觉得，穆吉是一位强大而充满爱的女性。在“地狱”般的班达盖邦，她仍然挺直了腰杆生活着、劳动着，像任何一位母亲那样。

印尼勿加泗班达盖邦的垃圾山脚下，55岁的麦珂·穆吉站在帐篷前。收集可回收的垃圾时，拾荒者们会把垃圾都堆在帐篷里打包，之后他们会把成麻袋的垃圾带回家再做进一步分类，以便卖给回收商。

右上图：班塔盖邦垃圾填埋场西可汀古迪村拾荒者们的窝棚。整个垃圾场的窝棚中，容纳了约18000名拾荒者。

右下图：麦珂·穆吉正在给她的邻居，一位孕妇做产前按摩。对方已经有7个月身孕，穆吉正在帮她检查体内婴儿的状况。

在西可汀古迪村的入口处堆放着一些废弃的轮胎，这里成了拾荒者的孩子们的乐园。

穆吉剪断小婴儿穆罕默德·瑞夫奇的脐带，然后用姜黄粉为他的伤口消毒。穆吉是拾荒者社区里唯一的助产士，她志愿帮忙助产，不收任何费用。

穆吉在西可汀古迪的一处窝棚里，怀抱着她几天前刚刚接生的婴儿。

左上图：黑夜中，麦珂·穆吉蹲在垃圾山脚下的帐篷前，检查回收来的垃圾。

左下图：一列橘黄色的垃圾车正驶入填埋场，等待倾倒垃圾。垃圾车驶过的公路距拾荒者们的聚居区不足50米，噪声很大。

穆吉坐在窝棚的会客区里。她用蜡染布悬在天花板上，做了一张简易吊床，她两个月大的孙女伊莉莎普雷利亚正在里面熟睡。她时不时站起身，像摇晃摇篮那样轻轻摇晃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