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李大伟

袁女士27岁银行职工

【诉说】“十一”期间，我和男友终于决定分手。他说：“一定要找个可以照顾好你的人。”我说这是废话，恋爱时谁不能照顾谁？可面临选择时，又都各有权衡、算计。所以，分手就是分手，别整得那么李大伟（理想、伟大之意）。

我们恋爱时，动听的，盟誓的，一样都没少过。曾经，他跟我说：“这辈子你只属于我，好不好？”我很乖地点头，默默看着他，只应一个字，好。那时，我刚出校门，只消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深情的拥抱，甚至玩累了，他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个冰淇淋，都会让我幸福感爆棚，铁定他能呵护自己一辈子。

毕业后，我考进一家银行，待遇高，福利好，同事关系也融洽。某日，我在朋友圈说了句某某品牌的项链又出新款了。第二天，我在办公桌上就看到了这款项链。同事都很爱护我，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座城市无依无靠，我只要流露出需要什么了，他们都会抢着替我办。越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越抱怨男友不在身边，越是愤怒于他选择的两地分居，“你，竟然不如我的同事们！”

异地恋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体贴，他做的不差，至少语言上什么都不缺。担心我吃得不好，担心我工作不适，担心我在哪、跟谁、在干什么？可我生病了，他再担心又能怎样？医院不能陪，端水送药更谈不上了。

他回到老家工作了，那里离我的老家不算远，我俩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差。按说，我是应该回去的，可偏偏我考入的单位这么好，好到我舍不得放弃。我多次央求他过来，可他也说舍不得老家的一切。

我俩似乎都有高于爱情的东西，都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放弃。“那我们只能两地分居了。”“没关系，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可是，这不是一张高铁票就能解决的事情啊！

一位知情朋友跟我说，男友的爸妈就是两地生活。他爸回来一趟有了他，第二次回来时，他已经出生了。第三次回来时，他已经会说话了。“叔叔你找谁？”他爸无言以对，在门外哭了大半天。

爱情让人无奈的地方就是，美好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曾经，我们以为，只要彼此真心相爱，一切就会往好的方向变化。可他爸妈和我爸妈都不认同，我妈干脆直言：“他父母能两地生活下去，那是在封闭的年代。现在都啥时代了，就你们那点儿爱情，就是手指间的沙子，根本握不住。”

2020年的疫情，让我俩的异地恋显得合情合理。那段日子，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摁下了暂停键，我俩的网络爱情，似乎找到了同路人、共情者，选择的焦虑、情感的困惑好像不那么强烈了。

2021年春，我因在疫情期间的良好表现，受到总行表彰，还获得了市政府颁发的“2020战‘疫先进人物”奖。这些都为我的职业晋升作了硬核铺垫，我更没理由离开。9月的一天，我妈来电，跟我说她昨天突然感觉不好，总觉男友有事发生，就鬼使神差开车前往。敲开男友家的门，已是傍晚，一家人正坐在一起吃晚饭，桌前多了一位女孩。从在座各位尴尬的表情我妈明白了，这女孩是我男友的新女友，都能坐到一起吃饭，可见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放下电话我反手拨给男友，他显然有准备，没多说，买张高铁票赶过来，百般辩解。6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经过半个月的折腾，我们还是和平分手。现在正是我的痛苦期，但我有信心扛过去。大好的职业前程在等待，大好的青春年华可以享受，所以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我是痛苦的，但也是获得的，我很满意，没有遗憾。

双城折叠

小高27岁广告制片人

【诉说】我一直在一家VR平台公司做制片，负责平台上的自产拍摄内容。疫情发生前，公司有一百来人，我手头上也有好几个项目，有一些正在前期洽谈，有一些拍完了，在做后期。疫情发生后，所有拍摄项目都停了，公司只剩下三四十人。态度和气的老板多次想留我，有些想休息一段时间的同事也答应停薪留职。但我始终无法接受就这么干耗下去，受不了不知何时到头的日子。

不可抗力当前，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疫情，老板绝不可能和我谈降薪或裁员。最终我决定平和地终止劳动关系，不说离职，这样大家都比较体面。我回到老家，过了一段吃完睡、睡完吃的好日子。2021年3月，我“杀”回北京，把简历修改一下在北京、上海两地投出，很快就收到好几个面试通知。

北京的单位开出的条件都不差，但我考虑一番，还是决定去上海，一来上海离我老家浙江比较近，二来是一家4A广告公司，我可以继续做制片。刚来北京时，我先签了半年租约，由于一直没找到室友，就独自一人居住，每月6000元租金，咬牙撑满约期，然后就是四处搬家。为了省事，我把长发剪成短发，收拾东西越来越得心应手。看到特别喜欢的东西，会因“在这里住不久”而罢手。偶尔羡慕工位上摆满手办和小摆设的同事，再看看自己整洁的桌面，一台电脑、一个手磨咖啡器、几本书、几份资料，感觉我这个人随时都能消失似的。

其实去北京前，我在上海也收到一份工作邀约，离家那么近，收入也不错，家人、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那么远的北京。我说不出口的原因，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是喜欢的男生在北京。本想过来大大方方地追求，可见了面，实操起来，又不会玩了，纠结、失望、尴尬，都浓缩进了末尾局促的一笑。

離开北京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要走了，去上海，离家更近云云。他没惊讶，也没挽留，只是默默地听，最后说了声“好好保重”，就挂断了。我心里五味杂陈，为他千里而来，却没换得一个拥抱、一个送别。

回到上海后，新生活风生水起，每想到他，遗憾渐淡，只剩下一丝残念，往后提起，至少是这段生活里不可跳过的注脚。虽然不愿轻易承认，下定决心来到陌生的城市，除了换工作，往往是因着熟悉的人会是最初认定的归宿而义无反顾，而鼓起勇气离开或前来。

换个城市对我来说不算负担，把两座城折叠起来，装进行囊，洗衣机、柜子这些大物件都卖了，可小件的，像包装盒、手机、首饰、耳机盒还是装了二十几个箱子，花了2000多元。

在上海找房子比北京更难，还要考虑房价，对于异乡人来说，能住下才算安顿下来。我终于找到一个租金能承受的房子，所在小区刚刚交楼，周边配套不算完善，還有一个大工地，整天尘土飞扬。屋子里很容易落灰，即使有扫地机器人，几乎每周也要专门花时间打理台面。为了减少做家务的时间，我会尽量把收纳都换成柜式或者带着盖的，也会把不常用的物品都收回到盒子里，桌面上只放使用频率高的物品。

工作做起来很顺手，环境适应也很快。归属感这东西，让离开北京的潇洒被淡忘，又让突然切换的时空所冲击。现实因素让许多年轻人的心态从不经规划的“闯一闯再说”，变成了“知道无法久住、历练几年就回来”的有意为之。有的人甚至在出发前就定好了详细的时间表，这时的折腾也就成了一场限时旅行。都说年轻意味着有权力后悔，有时间纠错，仗着这份天时，我想多实践、多折腾，距30岁还有3年，时间够用。

另一维度的一年

古先生31岁教师

【诉说】今年是我支教第一年，作为一名美术老师，偏远小村庄似乎特别需要我。孩子们普通话都不灵光，上课自由散漫，讲话，做小动作，随意走动。我讲得精疲力尽，他们也不懂，更别说动手画了。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女同学上课还要带弟弟，读书时还有另一双小手抢着抓课本。上讲台的第一节课，就把我整得心灰意冷，在日子里写道：“他们真的需要艺术吗，能把汉字认全，长大打工别当睁眼瞎，是不是就够了？”

我住在学校一间7平方米的房子里，摆上一张旧式大床，基本就没空间了。好在带的衣服不多，就那么几件，直接挂在蚊帐里。蚊帐里的空间被一块木板分成两层，上层摆我带来的书，下层放一个棉被，给我留下放身体的空间就那么一点点了。

早饭要自己做，这里多梅雨，潮气大，被子总是湿润润的。虫子、四脚蛇、蜘蛛哪哪都是，有一天我揭开锅盖想做点儿吃的，结果里面全是蚂蚁。我有密集恐惧症，看着一团团蠕动的小东西，头皮都发麻，这顿饭是没个吃了。

孩子们让我沮丧，但也总是给我力量。我教一二年级孩子画简单的画，启发他们用心去感受美，要求五六年级的学生去写生。我在黑板前一动不动地站着，给孩子们当肖像模特。

9月，我迎来我的第一个教师节，孩子们要送我礼物，我说：“我不要你们花钱买的，要你们自己动手做的。”那些低年级的小孩子，会巴巴地跑到我面前，扬起一张张自己的画，对我说：“老师老师，这是送给你的。”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会把从家里带的食物递给我，说“这个好好吃，老师尝尝。”

我跟孩子们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亲近信任的关系，附近村子也有人把孩子送过来，希望跟我学画画。来一个我便收一个，他们在我的小屋里，可以把宣纸占为己有，可以随便用我的画笔和墨水。

我想通过支教，让小村里的孩子有“走出去”的理想，有画画的可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当然，实地上课也让我切身感受到，偏远地区的孩子读点儿书有多艰难。

27年前从这里走出一位孩子，他念了中学，上了大学，后来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他经常回来做公益，为这里捐了不少钱。他曾来到我的课堂，看我带着孩子们有模有样地画画，感慨道：“这么穷的地方，我小时候都没见过画笔。”他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有孩子说：“像你一样上大学，做大老板，赚大钱回报村子，孝敬父母。”

有一位会唱歌的志愿者，来了就教孩子们唱《自由飞翔》，一遍遍地，直到会唱为止。唱完还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大，你们要好好读书，要飞出这里。孩子们听得懵懵懂懂，却在歌声中天真地笑起来。

这一年的努力，还是见到了成果。除了一个学生的画作被选到市里参加画展，大家发现，村支书的普通话顺溜多了，整个村子的普通话水平也有了普遍提高。我将在明年2月结束支教，回归原有的生活。这是跳出常规的一年，也是切入另一维度的一年，势必载入我的个人史，相信也会在我的这些学生心里，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