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宝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自2002年李建军提出“路遥还被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忽略和遗忘”①以来，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或是对路遥被文学史“忽略”愤懑不平，或是进一步深究路遥被文学史“忽略”的原因。不论是直陈现象，还是深究原因，路遥(尤其是《平凡的世界》)被文学史“忽略”的说法，经由众多研究者的论述，俨然成了既定事实。但观其所论，路遥被文学史“忽略”的结论，往往只是论者对几本文学史考察后所下的断语。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通过全面考察当代文学史对路遥的叙述，还原其本来面目，分析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困境，探究何以产生路遥被文学史“忽略”的说法，并就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提出重构设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路遥的复杂性及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也对“重写”当代文学史有所裨益。

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考察：并未“忽略”

早在1983年6月，距离路遥发表成名作《人生》不到一年的时间，张炯、邾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就将路遥写入了文学史，并对《人生》进行了评析。1985年，公仲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对路遥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对《人生》做了详细的评析。1989年，在距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正式出版不到3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尚未正式出版的情况下，郑观年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1949-1987(上)》最早将《平凡的世界》写入了文学史，并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进行了评析。笔者以1983年路遥入史作为考察的起点，翻阅了157部正规出版的涵括了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发现对路遥只字未提的文学史包括舒其惠、汪华藻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等31部。对路遥一笔带过的文学史包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3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等35部。而对路遥进行了详细叙述的文学史包括公仲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等91部。从对文学史书写的考察数据来看，路遥被文学史“忽略和遗忘”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至少是存在问题的。从路遥及其作品入史的时间来看，也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路遥被“忽略和遗忘”了，反倒过早地被写入了文学史。

而且，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全面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从路遥被纳入文学史叙述之中以来，对路遥进行详细叙述、高度评价的文学史一直都存在，而且数量也不少。譬如，周鉴铭著的《新时期文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在“路遥及其《人生》”一节中，不仅有对路遥生平的概述，而且对《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进行了详细评述。《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要借助这‘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图作背景，来唱一曲悲壮的颂歌”②，《在困难的日子里》“经过作者感情的酿造，使作品中再现的生活比本来就具有审美内涵的生活更高、更集中，因而也更感人”③。在《人生》中，“路遥以完全不加矫饰的笔，画出一幅象生活本身那样既单调又丰富、既平常又诡谲的人生图画。这是我们时代的缩影”④。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刘心武·张洁·路遥·莫言”一节中，不仅有对路遥生平的概述，而且详细评述了《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都逼真地展示了大量的生活细节和农村生活图画，而且精细深刻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路遥的现实主义不像柳青那样有着激越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政治因素，他的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依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命运历程，把生活忠实地再现出来”⑤。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将小说作家分为“丁玲/王蒙/浩然/张洁/路遥”五个作家和其他作家的小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作家集团，而路遥赫然立于五个作家之列。对路遥的评析则分为两节，第一节对路遥进行了总体介绍，对中短篇小说《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姐姐》进行了评析。“路遥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中，有一种炽烈的激情，爱憎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着活力，并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展开一定历史阶段复杂的矛盾冲突，而且把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沟通起来，构思深沉有致，视野触类旁通。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倾听时代的心声，体味人民的甘苦，对现实和历史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从历史的纵深探索当代人不断发展的精神历程。他的经验是很值得珍视的。”⑥第二节是对《平凡的世界》的专论，“由于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真实生动，所创作的人物形象具有的内在美，表明了它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式的画图，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⑦。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高晓声、路遥”一节中，对路遥及其小说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路遥是独具个性魅力的一位。……是一位具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乡土作家，他对城乡差异有着深刻的体悟”⑧。《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深度和新意的形象。他那由社会和性格综合作用形成的命运际遇，折射出丰富斑驳的社会生活内容”⑨。《平凡的世界》“继续着作者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的创作意向，气势雄浑浩大，笔触浑厚朴素。深沉的社会、人生主题及其丰厚的思想力度，众多人物的命运变化尤其是青年人坎坷的人生之路，连同看似拙重的写法，充分显示了作者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独特魅力和历久常新的生命力”⑩。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六十年》在第十四章“‘后三十年’的重要作家”中列举了五位“重要”作家，路遥与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同被提名，在“路遥小说的‘边缘化’”一节中，他对路遥的评价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路遥“在1982年写出短篇小说《人生》时，实际上就已进入到新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中。《平凡的世界》则显示出他继柳青《创业史》之后，试图冲击‘大作家’历史目标的非凡的气象。……路遥的‘意义’，是他能针对‘当代状况’提出尖锐、深刻的大问题，这一点，是前面所述几位作家都很缺乏的。‘路遥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超出了他个人的范围，他的‘边缘化’实际告诉人们，迄今为止的‘后三十年’，当代文学其实还没有产生一部能够真正深刻概括这30年中国社会最深刻变迁的大气的小说”。上面引录的这几本文学史著，既有以新时期为时间段和以当代60年为时间段的断代史，也有以整个20世纪为时间段的通史；编著者既有汉族人氏也有少数民族人氏，既有作协领导也有文学史研究学者和文学研究学者。他们对路遥小说的评价和定位虽然不一定能够被当作定论，但至少说明了路遥小说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呼吁路遥入史以及设想如何入史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替路遥鸣冤叫屈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路遥被大多数文学史书写，并给予详细叙述和高度评价的事实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的简化思维，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以对少数几部文学史的考察代替了对全部文学史书写情况的梳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的叙述策略，将一般的现象特殊化，将路遥的文学接受状况悲情化、夸张化，以便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为路遥“正名”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切不可以偏概全，以此为策略笼统地指证路遥被文学史“忽略与遗忘”了。我们没有必要纠缠在文学史是否对路遥或《平凡的世界》“只字未提”、“一笔带过”这些问题上，更需要做的则是将眼光移向那些叙述了路遥的文学史，看其写了什么？为什么那样写？存在哪些问题？

文学史叙述困境中的路遥：“无处安放”

其实，对路遥进行详细叙述的文学史不仅数量多，而且叙述点也非常多。从对路遥的文学史叙述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主要按照题材类型对路遥的小说进行归类，如农村题材小说、青年题材小说、知青题材小说、爱情伦理题材小说等；一是主要按照文学思潮来定义路遥的小说，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

最早对路遥进行文学史叙述的是1983年张炯、邾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它将《人生》定位为“农村题材小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展示了一幅当前农村彩色斑斓的图景。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处于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形象，反映了新时期正在农村现实生活中演变着的矛盾冲突”。沿用此叙述框架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3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开明出版社1998年版)，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谭伟平、龙长吟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从这些文学史叙述来看，文学史家对路遥的叙述集中在描述作品对农村的书写，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大体上符合“农村题材小说”的定位，基本还能做到“名副其实”。

1985年公仲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将《人生》置于“乡土小说”的框架之中，除了概述路遥的“作品透出一股浓浓的西北黄土高原的气息，被人称为西部乡土文学”之外，通篇都是对高加林形象和“交叉地带”主题的分析，几乎没有涉及“乡土”元素的字眼。此外，孟繁华、程光炜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09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高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文学史著也将《人生》或《平凡的世界》纳入到“乡土小说”的叙述框架之中，但对于其如何体现了“乡土小说”的审美元素也是语焉未详。这样就难免出现了文学史叙述框架与具体叙述内容名不副实的尴尬状态，路遥在这些文学史的叙述中被置于“有名无实”的境地。

除了从“农村题材小说”、“乡土小说”这种比较宽泛的文学史概念来命名路遥的小说之外，有的文学史选择从更小的角度来界定路遥的小说，如：农村中的青年或知识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从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界定《人生》，认为“《人生》是写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以及巧珍的人生和命运的”“青年题材小说”。此后，李友益、刘汉民、熊忠武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1949-1986)》(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也将《人生》归为写青年题材的作品。更多的是将《人生》定义为“知青题材小说”或“知青小说”，如鲁原、刘敏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将《人生》划归到“奋进阶段”的“知青小说”之列。该著对“知青文学”的广泛定义是“知青作家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但关于《人生》的具体叙述既没有提及作者路遥的“知青”身份，也没有交代《人生》主人公高加林的“知青”身份，使得读者根本难以将《人生》与“知青文学”联系起来。党秀臣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路遥、张承志、阿城等的知青题材小说”一节中详细论及了路遥及其创作，称《人生》“通过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对人生道路的艰难选择，巧妙而深刻地揭示了新的时代对人们提出的人生课题”。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人生》“是从一个特定侧面对知青运动及知青生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的有益之作”。这两种文学史著作至少还在叙述中提及了主人公的知青身份或是涉及知青生活的内容。从以上的文学史叙述案例来看，将《人生》定义为“青年题材小说”或“知青题材小说”，主要是因为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不可否认，作者路遥与小说主人公高加林、孙少平等人无疑可以被称之为广义上的“知识青年”，某种意义上说，还可以进一步称之为“返乡知青”。但“知识青年”只是他们一个普泛化的特征，“返乡知青”也只是他们一个不太显著的身份，以这些“特定侧面”或“广义的”特征对路遥的小说进行命名根本就是舍本逐末，不仅对揭示路遥小说的意蕴毫无帮助，只会对其造成更大程度的遮蔽。

与“知青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有着同样叙述弊端的是“爱情伦理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李丛中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新中国爱情伦理题材小说的发展趋向”的叙述框架下论及《人生》，认为“《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也都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干预下产生的”。路遥的小说确实几乎都离不开对爱情的描写，并且擅长于在现代与传统、道德与实利的冲突中来展开爱情故事，但爱情只是其展开叙事的一个载体，尚无法成为体现其创作特质的核心要素，以“爱情”作为阐释其创作的文学史概念难以触摸到路遥小说更内在的意蕴。而且，将路遥的创作放到“爱情”这样一个偌大的框架之下，反倒模糊了路遥小说的独特性，将其“无名化”了。

对路遥的作品按照题材划分的创见，多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较大程度上受到了1950-1970年代文学创作“题材决定论”的影响。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思维使得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多会出现“有名无实”或“无名化”的状态。文学史家们也未尝不知道这样处理的弊端，因而按题材类型对小说分类的做法在8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中虽也时有出现，但为数不多，更多的是按照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对作家、作品进行分类。

最早将《人生》纳入到“改革文学”之中并予以评析的文学史著是高文池、陈慧忠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路遥《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愿意固守父辈们善良本分的传统美德，决意离开土地去追寻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最早将《平凡的世界》纳入到“改革文学”叙述框架下予以论述的是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在“‘改革文学’的崛起与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一章中将《平凡的世界》界定为“改革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对《平凡的世界》进行了评价，但对文本“改革”话题的评价仅仅只是这样一句：“它以1975年至1985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真切而又细致地反映改革事业的艰难坎坷和复杂斗争”。而著作对农村、农民的话题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此后，将路遥的小说划入“改革文学”的框架中是很多文学史叙述所选择的路径，但观其所论，我们不难发现，“改革”话题往往只是作为叙述的背景。

在大多数文学史将路遥的小说放置在“改革文学”的叙述框架下予以叙述时，也有其他不同的归类方式，譬如，朱栋霖主编的几个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将《人生》归入到“反思文学”之列，认为《人生》“在反思高加林个人人生悲剧的同时，深刻批判了固有社会经济体制下巨大的城乡差距给人的尊严和价值带来的戕害”。孟繁华、程光炜著的几个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则将路遥的《人生》归置于“伤痕文学”之列，但并没有对《人生》如何体现了“伤痕”元素具体展开叙述。反倒是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虽然没有明确地将路遥的小说定义为“伤痕小说”，但围绕“苦难”“创伤”等关键词展开叙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伤痕”形态。

作为一个被讥为“落后”的作家，路遥的创作仿佛永远慢一拍，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思潮的线性发展思维来定位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路遥永远无法作为任一思潮的代表作家，因而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合乎思潮的大篇幅阐释。即便勉强将其划归到某一思潮名下，也只是打擦边球似地对其进行局部化的叙述，这不仅不能揭示路遥任一作品的核心意蕴，更无法呈现出整体化的面目。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路遥在文学史叙述中的边缘化和割裂化。

不同文学史家笔下的路遥呈现出多样化的书写与归类，从而造成将路遥“无名化”、“边缘化”的处境。同一文学史家笔下的路遥也有分属不同叙述框架的情况。譬如，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概述“80年代初期的小说”时，将路遥的《人生》纳入到了“改革文学”之列，“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在概述“80年代后期的小说(一)”时，又将路遥归入到“乡土小说”作家之列，“归入‘乡土’、‘乡情’的，则是高晓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矫健等几乎所有写乡村生活的作家”。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在“80年代小说概述”一节中，将《人生》划入到“反思小说”之列，将《平凡的世界》归为“改革小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对路遥作品的定位是“农村题材小说”，以此为底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小说概述中则将路遥的作品纳入到“改革文学”的框架之中，等等。

表面上看，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貌似对丰富路遥作品的意蕴、呈现其复杂性有所裨益，但我们换个角度来说，这些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框架界定，实际上抹杀了路遥及其作品的独特性意义。总体来看，路遥在现有文学史的书写中呈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处安放”状态。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其实对路遥小说的接受与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使得读者对路遥的认识产生模糊与混乱，这可能也是研究者认为路遥被文学史“遗忘与忽略”了的原因之一吧。

关于路遥在文学史叙述中“无处安放”的困境，一方面与路遥作品的复杂性有关，如上文所述，其作品既有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有对爱情题材的集中描写，也的确呈现出浓厚的乡土意蕴，也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思潮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与已有的文学史叙述范式也有关，总体来说，中国大多数文学史叙述还是受西方的影响，很少逸出线性发展的思维，还受到各种概念的拘囿。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较为普遍的题材分类法，还是90年代以来较为流行的思潮、现象分类法，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预设式叙述。即预先设定了文学史的发展走向及叙述框架，再去寻找相应的作家作品作为材料支撑，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作品的多义性特征，造成了文学史叙述的概念化与单一化。

文学史重述路遥的可能性方案：“地方路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路遥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完全具备入史的资格，而且文学史也确实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叙述，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反倒使其陷入了“无处安放”的困境。这一文学史叙述困境与路遥作品的复杂性和文学史的预设式叙述范式有关。那么文学史到底该如何书写路遥呢？既然路遥的作品具有复杂性，这就需要从路遥作品出发，对其进行合乎文本的阐释；既然预设式文学史叙述范式存在缺陷，这就需要重构一种文学史叙述范式。怎样阐释？如何重构？这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文我们谈到，预设式叙述的缺陷主要是忽视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作品的多义性特征。重构叙述范式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要对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作品的多义性特征引起重视，从作家作品出发。这与我们因路遥作品的复杂性提出的“从路遥作品出发”的文学史叙述方案基本吻合。因此，从路遥及其作品出发可以说是解决文学史叙述困境、重述路遥的起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在文学史叙述中将路遥及其作品的多重意蕴全部呈现出来，这是文学批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学史叙述毕竟是一种“史”性叙述，它需要在众多的意蕴中有所筛检，明确路遥作品的恒定性(本质)特征及其所具有的意义。

“现实主义”作为关键词之一伴随着路遥研究走过了几近40年的历史，1981年樊高林在《评〈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文中就提出了路遥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之后白烨、高然、曾镇南等人又分别对路遥前期中短篇小说以及《人生》《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风格进行了提炼，李星对路遥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性的定位，加之路遥对自身现实主义者的形象塑造，“现实主义”成了阐释路遥无法摆脱的一个“共名”词汇。直至现在，用现实主义来阐释路遥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从未间断过，“新启蒙现实主义”、“晚熟现实主义”、“体验式现实主义”、“硬现实主义”、“经典现实主义”等概念都是研究者对路遥式现实主义的多元化概括与提炼。通过对路遥作品及其研究的整体考量，用“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史概念对路遥进行叙述，无疑是对路遥创作的深层次与完整化概括。

也确有文学史家用“现实主义”作为叙述关键词对路遥进行整体观照，如王居瑞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作为单独一节对路遥进行了整体评述，“现实主义”则成为其叙述的关键词，“他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以对当代陕北农村题材的深刻把握和高尚的人文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为新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也以单独一节来论述路遥，以“执著的现实主义者”和“对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理解和自觉坚持”作为小标题引述了以往的研究论文和文学史著对路遥其人其作的评析。但在更多的文学史叙述中，“现实主义”风格恰恰成为《平凡的世界》被“忽视”的原因之一，如邵燕君所说，“或许是出于对‘现实主义’规范的有意疏离。或许由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难以被容纳进新的文学史框架，《平凡的世界》成为这些文学史的‘盲点’，这样的‘集体忽视’，其实正显示了在‘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弱化以后继续创作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位置”。

文学史重述路遥，首先需要对路遥式现实主义的意义重新考量。路遥式现实主义相比之前的文学做出了哪些突破？对之后的文学又提供了何种借鉴？这些问题放置在陕西文学谱系中进行考察，可能会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路遥式现实主义上承柳青下启陈忠实、贾平凹、冯积歧等陕西作家，经过不同代际作家的创作传承与演变，建构起具有整体性意义的“陕西当代文学”，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其独特意义的一部分。“路遥的创作无疑受到了柳青的影响，保留了‘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的痕迹；但同时它在某些方面又突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藩篱，汲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使其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批判力度，汇入到了80年代初期‘现实主义的探寻与回归’的潮流之中；在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思潮席卷文坛的语境下，路遥对现代派作品采取并不排斥的态度，而是力图使其笔下的现实主义能获得现代意义的表现，这使得路遥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而融进了部分现代元素，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这一开放式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陈忠实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忠实曾在创作手记中写到，路遥在河北涿县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研讨会上“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白鹿原》的创作可以说是陈忠实对开放式现实主义较为完美的实践，“也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贾平凹则在开放式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激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其小说也获得了“中国真正的写实、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评价。冯积歧在经过几次的形式试验后，最终在新世纪初期小说《村子》的写作中又回归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上，与路遥式现实主义趋同。陕西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书写流脉，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路遥作为陕西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书写脉络中至关重要的一员，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路遥式现实主义的意义如何才能在文学史叙述中有效地体现出来呢？以“陕西”作为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之一，以现实主义的发展为线索勾勒出“陕西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并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学的互动互长，共同通达整体性“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或许可以较大程度上实现文学史叙述的有效性。在这样一种文学史叙述范式中，各区域文学都获得了一种主体性表达，并能够较大限度地呈现出各区域文学的独特性。这种地方拼图式的文学史叙述范式不是那种加法式的拼凑，而是可以通过各地方路径及其审美经验的交融、碰撞，实现乘法式的聚合，生长出国家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达。

如果说以“现实主义”作为路遥创作的恒定性特征，并将其纳入到“陕西当代文学”的框架中予以纵向考察，进行文学史阐释，似有简化“陕西当代文学”之嫌。我们可以更深入一层，以更小的“地方路径”作为突破口，尽可能厘清路遥创作的来龙去脉，兼顾路遥创作的周边(包括文学作家、文学现象等)，为以“现实主义”为主干的“陕西当代文学”添枝加叶，尽可能还原其繁盛面貌。不过，这样追根溯源、添枝加叶的叙述可能超出了国家文学史的承载限度，需要地方文学史的参与。这也是文学史重述路遥的方案之一，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重述。

路遥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陕北地方色彩，经由众多研究者的论述，路遥所在的陕北与陈忠实所在的关中、贾平凹所在的陕南共同成了陕西文学中具有文学地理学意义的三大板块。言及路遥，他的文学起源地“延川”甚至成为一个具有文学意味的地理空间。近年来，李震、惠雁冰、杨辉、梁向阳、马佳娜等研究者注意到了《山花》现象与《山花》作家群，路遥作为从“延川山花”走出来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尤受关注。路遥因“延川山花”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获取进入大学、留在《延河》编辑部的“敲门砖”，彻底改变了人生命运，终至成名，成了延川文学青年的楷模，“活得像路遥一样，已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也使延川这个弹丸之地，放射出极强的文化磁力”。于是，海波、远村、厚夫等一批作家与诗人，便自觉围拢在《山花》及路遥周围，成就了“延川山花”这一地域文学景观。这些被现有大多数文学史漠视的文学景观，也许正蕴含了中国当代文学不同发展路径的起源性因子。路遥是如何从陕北延川出发，影响延川文学青年，进而影响陕西文学圈，甚至是中国小说界的？如果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深入这一层面，以“延川-陕北”作为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可以“延川山花”现象作为叙述中心辐射开来，论及延川文学圈、陕北文学圈、陕西文学圈，甚至是全国文学圈。这种将路遥作为文化、文学源头的文学史叙述，算是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路遥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但地方文学史叙述也有其局限性，其影响力相比国家文学史小得多。

如上所论，以“陕西”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之一，在“陕西文学”的纵向谱系中叙述路遥，可以实现对路遥式现实主义价值与意义的彰显，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文学史对路遥的重述，但仍有简化之嫌；以“延川-陕北”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之一，以路遥作为原点，挖掘“延川山花”现象的周边，建构地方文学史，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路遥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这可以算是文学史对路遥的深层次重述，但也有其局限性。要知道，“文学创作现象的全部复杂性很难在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框架中得到全部的解决”，以“陕西”或“延川-陕北”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也只能说是文学史重构路遥的可能途径。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并不矛盾，可以并头进行，为读者提供相互交叠或矛盾冲突的文学现象。能否以此作为文学史重述的一种路径和方法，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余论

以“地方路径”思维作为文学史重述路遥的设想，既受到了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影响，也受到了李怡等人的启发。《当代文坛》杂志2020年以来开辟了由李怡主持的“地方路径和文学中国”的专栏，重点讨论文学研究及文学史书写的“地方路径”问题，李永东、张光芒等学者都参与到这一研究之中，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程光炜、吴俊、孟繁华等人还以“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为题展开了2020年中国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们对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焦灼感。

近年来，昔日给人振聋发聩之感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对“重写文学史”予以反思的文章也越来越多，重写文学史所倚重的“线性时间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虽然如何重构一时之间还难以形成统一的方案，但这挡不住学者们的探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吴福辉在《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跳出了单一的时间线性思维，力图呈现文学历史的立体图景。“该书在讲述抗战爆发之后的文学时，把全国的文学版图划分为‘重庆’、‘延安’、‘桂林’、‘昆明’、‘上海等’、‘台港’六大板块，同时收录……《1927年上海景云里鲁迅、茅盾等居住位置图》等文学地图10幅”，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因素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上述关于“地方路径和文学中国”的研究和讨论更是将目光完全聚焦到了文学地理空间上。

但文学史毕竟是一种史学叙述，“时间性”作为其本质属性，还不能完全弃之不顾，否则只会留下一堆杂乱无序的文学材料。因此，我们在思考重构文学史的问题时，最好是在突破单一线性时间观思维的基础上，将文学叙述“空间化”，凸显文学场域里的多重现象，形成时空并重的文学史叙述范式，并要时刻注重以叙述对象为主，凸显叙述对象的主体性，避免单纯地将其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注脚。上述以“陕西”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对路遥进行的文学史叙述，是将其置于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脉络为主干的“陕西当代文学”之中；以“延川-陕北”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地方路径对路遥进行的文学史叙述，蕴含着路遥的文学创作发展历程这一纵向线索。当然，关于文学史叙述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范式建构就能完全解决的，它还涉及文学经典评价、文化语境、文学史家的知识背景等多方面的因素，而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注释

①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②③④周鉴铭：《新时期文学》，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2页，第153页，第155页。

⑤苏光文、胡国强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⑥⑦特·赛音巴雅尔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560页，第561-562页。

⑧⑨⑩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2页，第743页，第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