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反贫困治理的终结，重视和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因此，西部地区必须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设计和优化不同发展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议程，统筹解决好重点帮扶县多维贫困、转型贫困和精神贫困等长期复杂因素的叠加挑战。同时，应着眼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从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富民强县、贫困人口多维能力培育等方面，探索构建重点帮扶县治理型新机制，推动重点帮扶县在共同富裕目标上开拓新局面。

【关键词】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研究

【作 者】刘东燕，广西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5-0181-0008

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递进式上升、渐进式发展的奋斗过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对迈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由此开启了更具丰富内涵、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跃升阶段。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2020年，我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的新起点上，我们党提出了到2025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阶段性目标;同时，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对“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做出重大部署，明确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整体迈入现代化。[1]这一空前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然会产生更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也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新的壮举。

由此可见，新时代共同富裕是时代表达，也是继承发展;是经济任务，也是重大政治任务;是理想愿景，也是现实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奋斗历程，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奋斗历程。在这一场深刻社会变革中，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通过对“四个自信”不断丰富发展的总结，持续推动了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与升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迈进中，我们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西部地区尤其是原有的深度贫困地区依然有规模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贯彻让全体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重视和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缩小区域、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从而实现现阶段低层次共同富裕向高层次共同富裕跃升、局部共同富裕向整体共同富裕拓展。

2021年4月，习近平视察广西时，对广西发展进步和脱贫攻坚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现在全中国56个民族都脱贫了，兑现了我们的庄严承诺。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长征”[2]。同时强调“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指示广西要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2]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为广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了行动纲领，也为广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南。

二、深嵌于共同富裕进程的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

（一）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1.减贫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构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四梁八柱”政策体系，形成了统揽谋划、系统推进的良好局面。202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融水等8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广西106个有扶贫开发工作任务县（市、区）的63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37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意味着，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广西如期夺取脱贫攻坚全面勝利，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百年的绝对贫困。同时，广西在国家考核中连续5年获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的脱贫攻坚广西答卷，成为了广西反贫困历史上成效最显著的时期。

2.脱贫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显著1，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不断拓宽贫困地区就业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贫困地区（指广西33个国家贫困监测县）农民收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广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141元，是2013年的2.1倍，年均增长11.4%，年均增速比全区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是全区平均水平（14815元）的88.7%，比2013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与全区水平差距持续缩小（详见图1）。其中，2020年，广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774元，较2019年增长11.8%，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6%，这主要得益于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持续提升。

消费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广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065.7元，是2013年的1.9倍，年均增长9.8%，其中，医疗保健、住房、教育文化娱乐、食品烟酒等消费增长较快。汽车、空调、热水器、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持续增加，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3.脱贫地区面貌改观显著。重点攻克“三保障”突出问题，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粤桂扶贫协作“五场硬仗”，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保障和饮水安全“四大战役”取得决定性成就。创新发展县级“5+2”、贫困村“3+1”特色产业，构建形成了“县有扶贫支柱产业，村有扶贫主导产业，户有增收致富产业”的扶贫产业体系，截至2020年，全区县级“5+2”特色产业覆盖97.03%的脱贫户，94.41%的脱贫人口依靠发展产业实现增收脱贫。2019年11月底，全区“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和入住任务提前一年完成，71万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和入住率实现100%。全区建制村通路率100%，过去3年累计建设乡村道路3万多公里，解决了1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贫困村全部通动力电和宽带网络，贫困地区学校、卫生醫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健全，长期困扰群众的出行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4.贫困治理能力提升显著。一方面，继续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推动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编织兜牢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为从源头上治理贫困、从根本上遏制贫困和从整体上解决贫困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而减轻了贫困治理的系统性压力，加快了脱贫攻坚进程。另一方面，注重深化脱贫攻坚，把脱贫攻坚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不断优化贫困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脱贫攻坚治理制度建设，坚决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有力保障了贫困群众获得实惠，基层党员更加活跃，基层党组织更加强化，基层社区的能力得以加强，社会成员的协作得以推进，干部素质进一步提升，各种治理的体制机制得以完善，直接促进了广西贫困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5.国际反贫困交流合作成效显著。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广西深入落实习近平同志“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正日益成为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窗口。2015年以来，积极开展国际反贫困领域交流合作，将广西脱贫攻坚实践经验运用到中国援老挝减贫示范合作项目等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当中，并先后组织了7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反贫困官员到广西考察重点扶贫项目。

（二）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的逻辑起点与时代要求

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西部地区脱贫县特别是原来的深度贫困县作为我国多轮扶贫攻坚最后才啃下来的“硬骨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十分艰巨，是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出短板。[3]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根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一般公共预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社会指标，兼顾考虑脱贫摘帽时序、返贫致贫风险等因素，在10个西部省（区、市）确定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2021年7月，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广西确定了都安瑶族自治县等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时，经原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确定了融安县等20个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及宁明县、龙州县、东兴市、凭祥市等4个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乡村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参照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给与支持县。[4]

站在新起点上，绝对贫困的“全面清零”，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全面小康之后我国的反贫困治理将转入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仍将是我国发展的主要突出问题。国际反贫困治理领域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对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战略的转型调整提供了有益借鉴。[5]而作为世界减贫理论的学习者、受益者和创新者，我国基于本国国情进行的大规模减贫实践和对减贫规律的理论探索，不仅实现了数亿人的脱贫，而且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中国智慧”。[6]那么，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后，标志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互促共进、螺旋上升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以相对贫困治理为主理所当然成为其中重要的议题之一。这意味着，一方面，重点帮扶县的转型发展不能全部照搬脱贫攻坚既有的经验，既要充分吸收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又要立足于新的贫困性质及治理要求进行创新探索;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国情不一样，重点帮扶县的相对贫困治理不能直接照抄“西方答案”，既要坚持制度自信，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又要厘清“相对贫困”治理问题深嵌于我国加速建设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治理。[7]

顺应新发展阶段重点帮扶县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期趋势及规律，推动相对贫困治理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处理好长短结合与标本兼治相辅相成的关系，处理好稳成果与提成色互促共进的关系，处理好精准赋能与兜底保障双轮驱动的关系，着重在关键领域推动“五个转向”。

一是制度安排从决胜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方面，要以重点帮扶县决胜脱贫攻坚在产业、生态、组织、人才等领域取得的决定性成果和有益经验为基础，加大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向农业农村倾斜的力度，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实施;[8]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发展阶段和乡村差异性，梯次有序推进重点帮扶县的“两大战略”有效衔接，全面统筹解决好局部与整体、特惠与普惠、福利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路径和发展模式。[9]

二是战略重点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注重持续稳定脱贫防贫。在原发型积累性绝对贫困全面“清零”后，重点帮扶县治理目标面临着战略性的转型与重塑，贫困群体已由绝对贫困存量（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转向相对贫困增量（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低收入群体），扶贫模式已由动员式集中帮扶转向常态化制度化治贫，政策靶向已由事后贫困援助为主转向事前贫困干预为主。[10]为此，能力型贫困或冲击型风险导致的次生型新增性相对贫困，将成为“后扶贫时代”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的主要矛盾，而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人口以及“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乃至受冲击性风险重创滑入低收入边缘的普通农户，都极可能成为返贫或面临致贫新风险的重点对象，需要重点帮扶县建立健全科学全面的综合治理及预警机制，给予衔续解决。[11]

三是治理维度从解决单一的物质贫困转向满足全面多维需求。脱贫攻坚期内，尽管脱贫摘帽标准已从单纯的收入性贫困，拓展到了以“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的多维标准，但仍未能充分满足脱贫人口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对受能力贫困制约的发展需求关注不够。为此，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不仅要侧重于收入短缺、资源不足等经济层面，更应进一步延伸到获取收入的能力受损或机会剥夺等领域，拓展到社会、人文和心理等综合维度，不仅要关注贫困对象的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也要更加注重其地位尊严、公平权利、均等机会、能力素质、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12]

四是举措完善从外在扶持为主转向强化志智双扶为主。当前，一些脱贫户仍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甚至呈现出“富口袋”与“富脑袋”相背离的矛盾。这就要求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行“外援式”帮扶的同时，要进一步激发重点帮扶县的内生动力，发挥其主体意识，提升其能力和素质。[13]

五是路径联动从侧重农村逐步转向统筹推进城乡相对贫困治理。长期以来，我国的反贫困治理战略是建立在城乡分治、以农村地区为主的架构上。随着农村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城乡空间分隔的治贫逻辑已无法很好适应新发展阶段反贫治理的时代需求，尤其在城乡融合加快发展的机制下，“乡—城”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城乡两个标准分治、不同机构分立的反贫困系统容易使困境农民工等一些特殊贫困群体发生漏出。因此，重点帮扶县的治理转型必须逐步打破城乡二元贫困治理格局，以低收入人口的持续发展开启城乡统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尤其通过推进生产要素、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逐步破解城乡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协调、产业布局不均衡、劳动力流动性贫困等易致贫因素的影响。[14][15]

三、广西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富民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仍不够坚实

一是富民乡村产业亟待提档升级。2020年广西社会科学院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脱贫农户对自然灾害（56.2%）、相关技术缺乏（45.1%）、产品滞销（54.9%）、产业基础设施跟不上（13.8%）、化肥農药价格贵（17.3%）等问题仍存在较大的担忧。产业发展层次低、产业链条短、科技服务薄弱等短板依然突出，如果简单移植产业扶贫项目模式，难以打破长期以来重点帮扶县外部发展机会不足和内在可行路径狭窄的“双向抑制”困境。二是带贫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不足。带贫主体数量少、能力弱、带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较突出，分别有21.5%、10.5%的脱贫农户认为自家产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是缺乏企业带动、能人带动。三是农产品产销脱节较为突出。“同质化”与“规模化”中间，相隔的就是市场。一方面，由于重点帮扶县产业发展条件的高相似性，带来了产业选择的高趋同性，从客观上加剧了产业的同质化;另一方面，由于产销对接不畅，扶贫产业同质化带来的规模扩张，不仅未能转化为资源优势、规模优势、竞争优势，而且还导致农产品滞销。

（二）公共服务保障仍不够有力

教育水平亟待提升，有的脱贫家庭孩子反复辍学、因待遇水平偏低而导致乡村师资缺乏等问题仍然存在，学前教育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同时，技能培训仍需加强，广西社会科学院调查数据显示，在选择“当前扶贫产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问题上，排第一位的是“缺少技术和经验”（37.8%）。乡村医生缺乏且不稳定，尤其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袭，重点帮扶县医疗条件落后与村民科学卫生素养缺乏并存，年轻医疗人才流失与人员老化现象并存等矛盾进一步突显。

（三）部分脱贫群众稳定脱贫基础仍不够牢靠

重点帮扶县农户增收仍过多依赖转移净收入，同时经营净收入中的传统性经营产业占比较高，收入结构性失衡突出。同时，重点帮扶县农户对家庭发展仍缺乏清晰谋划，有相当多的农户所谓的“规划”仅停留在眼前短期的发展上，对更长远的发展缺乏考虑。此外，部分脱贫农户“等靠要”思想严重，“精神贫困”仍是相对贫困治理路上难过的坎、难爬的坡。

（四）“乡—城”流动特殊群体融入当地仍不够充分

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后续扶持来看，“换穷业”依然是最薄弱环节。广西94.4%的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采取了县城（集镇）无地集中安置模式，而脱贫县尤其是重点帮扶县普遍缺乏能充分吸纳大量搬迁劳动力的第二、第三产业。由于受限于外部发展机会不足和内在能力薄弱，加之原有农业多样化生计的减少、城镇生产生活成本的增加，重点帮扶县一些群众生计有可能陷入困境，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融入新家园面临艰难转型，有的万人以上安置点的户口迁入率低，占比不到实际搬迁入住人口的1%。脱贫搬迁群众社会文化调适与社会心理认同亟待加强。同时，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亟待深化破题，尤其困境农民工所表现出的经济贫困、能力贫困等多维贫困，由于其流动性，使得这部分群体处于城乡贫困救助的“真空地带”。

（五）区域发展仍不够协调

据统计，2019年，广西20个深度贫困县中，有14个县财政自给率不到10%，10个县人均GDP不及全区平均水平的一半。脱贫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依然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单一，群众关注度、参与度低，大规模财政投入仍未全面催生形成可持续效益。

四、广西重点帮扶县治理转型的若干思考

（一）瞄准贫困矛盾变化，建立科学识别与监测体系

一是在识别方法和识别标准上，重点帮扶县可借鉴现行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划定办法（与低保线有机衔接，自治区、市、县分级划定等），完善制定农村低收入人口标准线，并根据保基本、财力可承受、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匹配等原则，对划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进行调整修正;在经过实践演绎、形成较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为广西乃至西部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借鉴。二是在认定程序上，借鉴低保户认定办法，依托广西低保核对大数据平台的科学核查和精准救助功能，以“大数据手段+入户调查”的综合认定方式，创新重点帮扶县低收入人口的识别与退出机制，探索构建科学化、常态化的低收入人口识别制度。三是在监测上，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建立健全重点帮扶县易返贫易致贫人口的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守住防止大规模返贫的底线。

（二）突出高质量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一是建立区域治贫统筹机制。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继续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治理思路，科学细化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乃至同一区域不同类型地区政策尺度，尤其结合重点帮扶县实际，精准制定反贫困治理异质性、差异化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普惠性扶持机制和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扶持机制。二是深化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围绕广西发展“三大定位”，深化“双核驱动，三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快融入“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在服务国家战略中进一步提升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人才、服务等方面全面形成引领和带动重点帮扶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新动能新机制。三是探索城乡治贫联动机制。以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推进为抓手，加快重点帮扶县以县城为载体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渐进探索构建制度统一、治理模式衔接、治理方式一致的城乡治贫一体化体系，全力破解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体制机制障碍，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积极塑造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農城乡关系。

（三）强化重点帮扶县“主阵地”，做好富民强县大文章

一是跑好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接力赛。坚持以质量变革强化扶贫产业持续增长力，以效率变革提升扶贫产业聚合力，以动能变革培育壮大扶贫产业竞争力。大力培育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推动完善扶贫带贫利益联结机制。打破区域壁垒，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针对重点帮扶县发展需求，选择2～3个重点扶贫产业，实施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扶持工程。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本点，补齐重点帮扶县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短板，打通农产品内循环关键节点，开展农商互助供应链建设，提升扶贫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实施科技助力行动，深入实施“一个副市长联系一个县、一个副县长联系一个产业”的科技工作机制;优化科技特派员、产业指导员、农技推广人员等乡村科技队伍，推动科技人才和服务向乡镇延伸、向村庄下沉。二是释放农村改革助贫新红利。坚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强化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根据重点帮扶县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分类完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阻碍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市场壁垒，推进乡村发展制度变革。三是以乡村建设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推进重点帮扶县乡村规划建设，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协调建设、均衡发展。重点实施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工程，提升基础设施供给质量，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四是培育壮大村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引导重点帮扶县选优配强村两委干部，注重发挥驻村干部的“传帮带”作用，把驻村干部的动能转化为村干部乃至脱贫人口的内在动能。深化“党建富民强村”引领建设，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能人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加快培育重点帮扶县致富带头人，采取多种形式吸引有关人员回报桑梓，以返乡创业热潮带动致富带头人的培育。继续推动重点帮扶县集体资产、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集约化、组织化、效率化的多元创新发展，稳妥引导扶贫资产的权益资本化经营，切实壮大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围绕多维能力培育，促进低收入人口自我发展

一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重点帮扶县有针对性消除因学习困难或厌学而辍学的现象，探索农村初中阶段教育与普通职业教育融合衔接的创新路径，试点实施“一村一园”计划，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服务网络。二是厚培就业创业能力。继续实施技工院校结对帮扶脱贫家庭“两后生”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注重推动教育技能培训与当地产业链发展精准对接，扩大培训工种，创新培训方式。针对农村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严重匮乏等问题，在重点帮扶县率先启动建设开放性的农民学校。推进扶贫资源配给从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尊重低收入农户发展意愿，探索推行个性化定制等菜单式扶贫模式。优化就业创业生态，增强市场信息与政府指导的有机联动，提高重点帮扶县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增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三是培育强化内生发展动力。创新重点帮扶县一揽子治理政策与激发脱贫群众参与的联动机制，制定脱贫户发展产业奖补政策。探索农户“社会信用等级制度”，以个人信用“红黑榜”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扶做法。推动重点帮扶县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制度建设，引导和教育脱贫群众克服“穷人心态”“穷人思维”。

（五）聚焦普惠共享，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利贫效应

一是健全可及性更强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巩固深化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功能，优化重点帮扶县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师资规模和力量，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积极探索2020年后健康扶贫特惠政策与医疗保障普惠政策、医疗救助托底政策的转续衔接，深化市县乡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推动医疗资源和服务向重点帮扶县倾斜和下沉。健全完善兜底保障政策体系，规范家庭收支的核对核查机制，对城乡困难家庭进行综合评估和量化认证，加强社会临时救助与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的全面无缝对接。二是完善精准性更高的“乡—城”流动群体保障体系。瞄准从农村到城镇的易地扶贫搬迁人群、进城务工人员等重点人群，逐步转变重点帮扶县当前以脱贫人口原居住地为主的治理逻辑，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为“乡—城”流动重点人口融入城镇（“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迁移过程中遭遇困境的困难人口提供全面援助，为渐进式探索一体化治贫路径提供先行样本实践。三是强化效益性更优的公共资源投入保障。构建稳定持续增长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大向重点帮扶县、薄弱环节、重点人群投入的倾斜力度。完善财事权，增强重点帮扶县县级财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创新探索乡镇（街道）救助备用金制度。

（六）创新多元共治，汇聚全社会立体式治贫合力

一是推动粤桂扶贫协作向粤桂协作转变。以系统化思维把握区域协同发展基本规律，创新“聚焦精准，深化帮扶，长期合作，实现共赢”新路子，构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新机制，持续为重点帮扶县注入新发展动能。二是构建消费扶贫可持续升级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消费扶贫市场主体作用，创新消费扶贫带贫长效模式。在重点帮扶县优选带贫企业加入广东省“供销扶贫协作联盟”，积极对接全国总社“供销e家”、扶贫832网站等平台，做好重点帮扶县农产品集采集配。三是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继续深化凝聚扶贫基金会、互联网扶贫力量等社会力量，营造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引导培育“社会性商业模式”，形成授人以渔的“善经济”，按照“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低收入人口”的逻辑发展结构，关注反贫困治理供需对接治贫服务的市场购买，提高重点帮扶县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打造相对贫困治理公益品牌。

（七）深入推進“三化”，全面提升政府治贫能力

一是以常态化促进反贫困治理体系接续转型。引导重点帮扶县积极转变治理理念，加快适应反贫困治理形势的全局性变化，进行链条式思考，系统性谋划，推动重点帮扶县治理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和服务型内涵转化。加强组织领导，尤其在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加快探索常态化的多部门协同一体的治理架构，打破“碎片化”治理的部门困境、城乡困境乃至区域困境。二是以制度化建立低收入人口治理架构。强化政策供给，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点面结合、梯度推进的重点帮扶县低收入人口治理架构，建立健全重点帮扶县关键治理环节的政策支撑体系。对现有脱贫攻坚政策进行评估、分类和整理，推动脱贫攻坚阶段性政策向新阶段低收入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性、储备性政策转变，做好发展规划、政策保障、重点举措和工作机制的平稳接续转型。三是以社区化创新反贫困治理微单元。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工作队机制，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推动后盾单位从“定点扶贫”转变为“定点振兴”。围绕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建立客观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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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KEY COUNTIES FOR RECEIVING ASSIST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Take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u Dongyan

Abstract： The historic solution to absolute poverty historic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anti-poverty governance.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income population is a maj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depth in the process of steadi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the western region must combine the sequential target of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in China，focus on addressing the regional gap，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the income gap. A strategic agenda for resolving relative povert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designed and optimized，and efforts should be coordinate to overcome the overlapping challenges superimposed by long-term and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transitional poverty，and spiritual poverty in the key counties for receiving assistance. In the meantime，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assistance in terms of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y，and foste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poor. The new county governance mechanism promotes key assist counties to open up new prospects in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key counties for receiving assistance，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