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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同价值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作用

2021-12-07徐黎丽刘琰

广西民族研究 2021年5期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徐黎丽 刘琰

【摘 要】从传统到现代社会,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根基,各阶段涌现的丰富传统价值观念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得以不断整合重塑。中华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出以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为基础,以现代价值体系创新性转换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具有以下基本品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尊道贵德、教化修养的人文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交往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家国观的共同价值体系。作为被各民族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共同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共同行动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身之基,生动凸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作用。

【关键词】共同价值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行为规范作用

【作 者】徐黎丽,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授;刘琰,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2019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2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5-0049-0010

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萌芽、确立、融合和重塑与中华民族的产生、繁衍和发展相伴相生,它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品格,又寄予着各族人民对国家、社会、个人美好的价值追求。学界关于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不可胜举,其中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更多只是将价值体系归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之一进行分析,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构成、内涵特质及铸牢举措》[3]等。本文则希望能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传统和现代内容,深入分析共同价值体系的特点,论证共同价值体系发挥的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行为作用,使其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价值体系服务。

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的演变

基于学界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的普遍认同,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应当是孕育成长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从源头追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传统价值体系和现代价值体系,其中传统价值体系与中国五千年古代文明相伴随发展。在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价值观也经历了从先进到落后、从开放到保守、从鲜活到僵化、从兴旺到衰败的复杂演变过程。[4]14本文拟从三皇五帝1到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两汉至宋明、清朝至近代等四个传统社会的历史阶段,论述传统价值体系由萌芽到形成和演进的历史,展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各民族不断涌现、存续的优秀价值观念,从而彰显共同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三皇五帝到西周时期: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萌芽与孕育

中华传统价值观的雏形主要形成在三皇五帝到西周时期,这一阶段已显现关于“母慈子孝”“以德配天”的基本道德思想和为人准则,其主要价值观念以两部权威性典籍《周易》和《尚书》的记载为主。其中《易经》1中包含了许多被后世发扬的传统价值观元素,如基于伏羲的阴阳学说2和周文王的乾坤学说3总结的阴阳八卦观念,为“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奠定了观念基础。而《尚书》中则大量记载了关于尧舜禹重视德治的事迹和言论,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5]99,238以上均是为当时广泛认同的德治思想的起源。由此可见,三皇五帝时期记载的价值观念更多的是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和看问题的态度。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传统价值观拓展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5]748明确提出人民安居乐业的五福观念,同时进一步强调德政,如“德惟治,否德乱”[5]552“矢其文德,洽此四国”[6]176“天視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691等表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基本道德观念。深受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如为了配合分封制统治,周公旦在上古至殷商的礼乐基础上加以改造,制定了一套将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都纳入其中的规范社会运行的典章制度。[4]55~57这就为约束民众言行和维护社会秩序奠定了价值基础。因此,三皇五帝到西周时期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孕育与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的关于道德、人生、德治等基本价值观念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原始品格。

(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价值集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逐渐系统化、理论化的关键阶段。“百家”学派在结束战乱、构建安定社会的现实需求下不断涌现,各家独特的话语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价值观的内容。“昔人论先秦学术,每有百家九流之称。然就政治思想言,仅儒道法墨四家足为大宗。”[7]13其中影响较大且有完整价值体系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四家学派。

就道家而言,“道”的主旨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把钥匙”[8]10。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人不能脱离天、地、道的共同规律制约,需要和天、地、道一样皆法于“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114。另一代表人物庄子则对“天地之美”极为推崇:“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72~76,8~19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是“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都已经不存在”[11]34的精神境界,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类获得最大的自由”[12]24。老庄学说为我们勾勒出一种至真至厚、极具审美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关系学说,也为当代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有自己关于道德的思想观念,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3]45等认为大道行止依循于德的论述,法家、墨家则在价值体系中放入一些道德观念。相比之下,儒家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道德体系。这一体系起源于孔子的“仁爱”思想,《论语》所记就包含“爱人,孝,悌,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勇,敬,诚,慈,温,良,俭,让”等多种道德规范。[14]118孔子的仁爱思想中包含的道德规范十分丰富和全面。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了“仁政”的理论,其核心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5]101~109,前提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110的朴素的“以民为本”观念,这一理论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主张。除此之外,荀子也在孔子对于“礼”的认知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法家的法律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1的基本主张,这一主张经过董仲舒改造后为汉代统治者所采用推崇。儒家价值体系的完整性在于能够“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6]。恰恰是这种通过对个人人格和价值观的教化,才使得中华民族一直秉持“文以化人”的教化思想,凸显出个人、家庭、社会、天下和谐共存统一整体的家国观念。

墨家墨子的代表思想“兼爱”“非攻”,要求天下各人和各国间都不分亲疏远近,互爱互利,消除战争消除杀戮,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和平”国人关系。[17]104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主张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2和“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等法治思想,[18]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其理论为秦朝结束五百年来诸侯混战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各展其长,形成了以道德为主体、以礼制为规范体系、以法律为礼制补充的理论价值体系。[4]57~59这一时期展现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等优秀价值体系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

(三)两汉至宋明:朝代更迭伴随价值体系不断整合

两汉至宋明时期,伴随着朝代的更迭,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不断整合吸收新思想新内容。这一阶段经历人口迁徙流动、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等一系列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变化,传统价值体系吸纳了众多极具民族、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成为更加完整、更具活力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总体来看,该阶段传统价值观的演变可以分为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主导时期、儒道佛“三教”融合时期到儒学复兴僵化时期等几个重要阶段。

西汉建立之初,出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需求,推崇道家黄老的“无为而治”,收获了“文景之治”的稳定社会。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20]561的主张,以阴阳五行改造儒家学说,在“天人感应”的辅助下构建了“三纲五常”的价值体系。“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21]222,即臣、子、妇要服从君、父、夫,此为三纲。又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加入“信”,构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作为个人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以君权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价值体系建立后便作为官方推行的价值观规范体系贯穿了整个汉朝。这一时期内地与边疆的联系突飞猛进,匈奴、南越、川贵等地的特色乐舞传入中原,京都一度出现“四夷间奏,德广兜离,罔不具集”3的盛况,所以中原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审美价值。

汉末的农民起义推翻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北方地区出现了以匈奴、鲜卑、揭、氏、羌等民族为主体的大迁徙,内迁民族的定居使得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得到了共享,价值体系呈现了相互碰撞、交流至融合的发展历程。整体而言,社会变革使得民众对于部分儒家思想的正確性产生了质疑,鬼神迷信等相关学说的出现就是证据。如魏晋名士主导的围绕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而建立的玄学。玄学家突破了汉儒的繁琐与神秘,主张“顺自然”而“无为”,围绕“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言意、孔老优劣、自然与名教等抽象问题展开形上玄思”[22]180。与玄学同时盛行的还有道教,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从魏晋到隋唐时期发展极快,这一时期的道教对于生命、自然、社会等变化发展问题都进行了哲学性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价值观,如“太平道”创始人张角将道家“天下太平,万物安宁”[23]30作为教派口号广泛传播,使得“天下太平”观念深入民心。佛教也崛起于这一时期,佛教义学紧紧依靠玄学不断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主旨“自性是佛,平常即道,无念为宗,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22]243就是印度佛教哲学与中国本土哲学融会贯通的典型代表。

唐代青藏高原建立的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之间交往甚密,以松赞干布为例,其思想由武力强逼转变至“渐慕华风”[24],期间还通过和亲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良好的和平关系,这一阶段西藏追求内部统一和对中国大一统的概念的认同为之后的交往融合奠定了基础。吐蕃民众对于人、生命、自然的看法,如“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十善”精神1、法律十二条等人际伦理和道德规范都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中得以保留。唐代以后,儒释道三教鼎立,各家思想、学说、文化交汇融合,再次呈现出百家争鸣局面,中华民族形成儒释道融合的完备价值体系。

陈寅恪认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近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25]宋明时期的宋明理学(新儒学)主要是以二程、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为代表,融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创造出的新儒学形态,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思想的影响既久又深。宋明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与心性修养论,讨论身心性命修养等问题,教导人通过“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等工夫来达到道德自由之境。这期间宋明理学为传统价值观补充了很多内容,如天人合一的天人观;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的人生论与心性论;知行、格物致知、德性见闻的修养论等。

元朝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特性,带入游牧文化的自由、开放的价值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文化的保守性。如其统治者在不断征战开拓疆域的同时,引进波斯和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知识,并使用蒙古语文翻译汉、梵、藏经典,向外介绍、传播汉、梵、藏文学和儒、佛思想,有力推动了各方文化的交流吸收,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26]但基于理学对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作用,元朝依然实施“推行汉化,崇尚理学”的文教政策。本质上,宋明理学是传统社会儒家思想的最后振兴,但在传统宗法皇权专制主义的大背景下,依然逐步走向僵化,其因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境界,最终也产生了“以理杀人”的消极后果。

(四)清朝至近代: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与探索

冯友兰说:“清朝的前二百年,是中国内部和平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27]326因此,保守的清末社会面对社会结构的解体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显得不堪一击,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境地,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人们开始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探索。从最早意识到中国军事和科技力量落后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到需要继续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最后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为目的的辛亥革命的暂时成功,都是中华民族在反思和探索中华价值体系发展方向中付诸的种种实际行动,由此,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开始逐渐向现代价值观转换的过程。

二、现代价值体系的创新性转换

中华民族的现代价值体系相对于传统价值体系而存在,二者关系于现代出现的新观念和具有新内涵的旧观念构成了一个古今相互支持的观念体系,从而将传统价值体系和现代价值体系区别开来,所谓“现代价值观指自辛亥革命开始在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实行现代转换过程中正在生长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4]2~5。本文则从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弘扬更新、革命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当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建等角度出发,阐述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在经历现代转换后走向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之路的过程。

(一)艰辛探索,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历经曲折

就现代转换过程而言,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换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历程。从历时性角度划分,现代转换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包含浓郁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1;第二阶段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都是丰富的理论思想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构建了革命价值观;第三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间,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框架;第四阶段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到来,我们既借鉴西方当代价值观又端正对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态度,在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上四个阶段既破又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等发生巨变的前提下,在世界之林中探索传统价值观念向现代转换的蜕变之路。

(二)更新扬弃,优秀传统价值观展现新形态

就现代转换的本质而言,就是习近平明确提出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那么,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做到区分精华和糟粕。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始终保持敢于扬弃的基本态度,大力弘扬优秀传统价值观:如传统价值观中蕴含的“仁者爱人”[28]“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5]462,680等朴素的民本思想;又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于个人品德修养的倡导,“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29]25“君子喻于义”[30]39等对于诚信和正义的要求;以及“协和万邦”[5]99“大道之行,天下为公”[31]248的和合大同精神。在弘扬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摈弃落后封建的价值观“糟粕”,如“三纲”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君臣观念和不平等关系。其次,要不断更新对传统价值观的解读,增加对固有价值观的现代化认识,比如剔除古代“民本”思想中蕴含的“专制”成分,看清古代民本思想的本质,剥离“一言堂”的人治成分和百姓“顺民”的陈旧观念,脱离传统宗法制影响下,基于血缘家族内部的、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凸显社会成员在法律意义上彼此平等的“公民”身份。[32]70~73我们通过深挖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之处,在对价值观从思想发端到理念演变的脉络梳理中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可。最后,积极推进让优秀传统价值观真正落于实践,例如融会贯通地将“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运用到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上,或倡导“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来唤醒和培养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等。总之,只有虚心学习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将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不断传承,才能使传统价值观更具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三)紧跟时代,以当代价值引领传统发展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33]现代中国社会快速发展需要建立相应高度契合的价值规范;需要在接续创新中提炼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适应时代的优秀基因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来体现传统价值观发展蕴含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在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时表示:“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其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34]可见现代价值观的创新性转换所需要构建的是包含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价值观相承接的价值观,现代价值观需要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同样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为全世界亟待发展的国家或民族提供可借鉴的价值观。[4]10~13因此,紧跟时代,以当代价值引领传统发展是现代价值体系创新性转换的必由之路。

(四)传承完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35]31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是面向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体系,[36]54因而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张岱年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37]6当今中国社会安定、繁榮发展的国情现状无不展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和强大威力。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传承经典中发挥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

三、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品格

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顾名思义,包含“中华民族”和“共同价值体系”两个基本概念。冯天瑜认为:“自古以来,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近百年来统称为‘中华民族。”[38]费孝通先生定义“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39]3~4。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识方面,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具有权威性。而关于“共同价值体系”的认识,《社会科学大词典》认为:“由个体的价值观念所构成的系统……在一定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各种价值在个体心目中确定了自己的主次地位及大小等级,从而形成了价值体系。”《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也认为:“指各种类型以及不同水平的诸价值观念,在一定的价值基准下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化的、统一的复合体。”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的,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可,包含诸价值观念的融合扬弃、传袭积淀的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价值体系。它既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在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转化过程中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个性和优势。[40]2其基本品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离不开人对自然的依赖”[41]。因此,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中国传统社会民众面对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时,总是从“天”处寻找庇佑。这种基于“天人相通”的关系问题在儒道两家得到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儒家的“天人合一”所展现的有孔子的“万物一体”的自然观以及荀子“维护生态平衡”的忠告。道家的“天人合一”则以天为主体,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儒道两家对这一自然观的认同更多是自身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小部分,比如《尚书》虽然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应该和谐共存,但却有人高于自然而存在的观点。这一方面,蒙古族神话自然观显然更具“天人合一”的原始情愫。[42]12蒙古族對于自然的态度是敬畏和尊重,提倡尊重自然、善待生命,并且在法律中列举众多保护自然的规范和条例,如《大札撒》中:“禁草生而搜地;禁遗火而燎荒。”1统治者使用国家强权和法律确认自身保护自然的传统,有效地防范草原被人为地破坏。以上各民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在自然观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就是在批判吸收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天人合一”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丰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

(二)尊道贵德、教化修养的人文观

尊道贵德是极具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价值观念。尊道贵德的基本观念较为复杂,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对于“道”“德”、“道”与“德”的关系的说法十分纷杂,比如儒家认为人有“以德修身、以人弘道”1的使命感,要自觉奉行无常等。无论如何,“尊道贵德”2这一由老子首先提出的命题,本原含义是尊敬、尊崇“道”与“德”,人要尊崇道珍视德。[43]因此,“尊道贵德,教化修养”作为中国人广泛认同的人文观,普遍存在于个人、国家、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就个体来看,关于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了当今社会对于人们的道德要求,而关于“孝顺”“教养”“礼貌”等社会生活中普遍遵循的价值观也具有约定俗成的强大效力。因此“尊道贵德,教化修养”要求我们从个体要求和监督做起,从自我修炼与提升做起,达到古人和今人在价值观念的追求上共通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水准。[32]198~200如今,我国社会正向着繁荣富强稳步迈进,但仍存在道德滑坡、精神空虚、社会运行无序等社会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尊道贵德的精神,通过学习修身,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严格遵循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维护社会的良好有序运行。

(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交往观

“和”观念源于“天人合一”。中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和合”文化,和谐也被视为人与事物发展的最高境界。“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44]因此,“以和为贵、求同存异”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处理不同文化、不同人际、不同国际关系时的准则。古代中国社会从形容事物发展状态的“和实生物”[45]347,到人际关系层面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0]149,再到协调不同集体间关系的“协和万邦”[5]99,最后还有体现中国人国民性格的“中和(中庸)”观念,都充分体现了“和”观念丰富的哲理性。除此之外,众多少数民族如壮族的道德长诗《传扬歌》中记载“聪明像灵猴,到处结冤仇。多少蛮横人,家败祸临头”“春耕待插秧,有牛要相帮,挨家轮流种,合力度大忙”等诗句或谚语也都表达了质朴的和谐伦理思想。[46]富有哲理的“和”观念揭示了宇宙万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体生存所需要的普遍准则,同时又赋予了它无限的推崇和追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引导世人在处世中不偏于对立事物的任何一方,而在均衡中达到和谐。在千年的实践活动中贯穿修身、处世、为官、做人、治学等方方面面”[32]83~85。如“和谐”观念体现在和谐的心灵世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谐的中国以及和谐的世界等五个层面。纵观古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交往观表现在中国人行为的方方面面,比如大多中国人具有的保守、内敛、中庸、包容、安稳的性格特点,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同时,这种和谐的价值观也成为调节国际关系的最佳规范。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中对“和”的推崇和追求具有普世性。

(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家国观

中华民族的家国观究其本源,是传统的“仁爱”观,其中包含了爱亲人、爱家庭、爱祖国;爱同乡、爱同胞、爱人类;爱万物、爱地球、爱宇宙等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递进层面,[4]由此而衍生出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同”社会的美好期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传统价值观被更精确地表达为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融合性,饱含了对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达到的世界和谐之美的殷切期望。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华民族在“爱国爱家”等观念的基础上对于“天下”“义利”的认知,其本质是从现实的角度倡导建立既符合全人类之共同利益的迫切需要,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天下归仁”国际新秩序。[47]

以上四种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品格,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因而起着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规范的作用。

四、共同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身之魂

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身之魂。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48]21孕育成长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价值体系蕴含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优秀品格,浓缩了国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审美情趣以及理想人格的总和。[49]35共同价值体系作为被大众普遍认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其展现了中华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本质,又为个体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思考、选择、创造的基本依据,最终上升为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因此,必然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首先,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展现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价值体系从差异性到统一性的发展实质。纵观历史上的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像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一样拥有与自己民族发展、历史变迁共始终的灵魂与命脉。中华民族发展的各历史阶段产生或建立的价值体系:无论是先秦对德治或法治的推崇、汉代确立的“三纲五常”体系,还是宋明对个人行为的有力约束、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于中华民族整体观的强固等,都是该阶段政权、社会、人民的立身之基。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人类看待事物、认识世界的观点与信念,各民族在文化、心理、地域、经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如传统儒家价值观大多是对于人生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要求和理解,重生轻死,认为生与死受“天”与“命”的掌控,要在这一过程中致力于追求弘道成仁。如藏族人认为凡宇宙生物都有其灵魂,生物躯体可生可灭,但灵魂不灭。价值体系的差异固然存在,但多种生命观显然提供给人们更多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各民族、各地域、各历史阶段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中经历了从差异性到统一性的过程,最终为大众所接受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是各族人民追求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内部所经历的价值体系的差异与统一变化揭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本质,也坚定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不断交往、接触和融合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事实共同体”[50]3~21的认知。

其次,共同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共同行动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不同群体面对特定事物时往往会遵从相对稳定的价值准则而抱有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就个体本身而言,每个人如何对待国家与社会,怎样看待劳动与工作,在交际处世中应具有怎样的品德与情操,都与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息息相关。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一书中表达了对于美国人民在价值认同上的迷茫选择:“一个民族国家是否要维系一个明确的文化传统?要不要坚持一套核心的价值理念?”这样的思考同样存在在当今中国,中华民族成员在家庭、社会、国家等层面选择认同哪种价值观念?按照何种规范行事?如何去表达创造?这些问题都受到了共同价值体系的影响,在共同价值体系的规范下,中国人有着内敛、温和、包容、谦虚、追求安稳、礼仪规范、敬老爱幼等共同的人文形象。现阶段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基于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形成的,它“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1]。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当今社会适用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源源不断地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提供精神源泉和前进动力。

最后,共同价值体系本质是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体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历史轨迹可循,最初在漫长的秦汉等封建帝国时期,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更多认同的是汉族正统观,在追求政治经济利益的同时选择依附或汉化,不断消灭自身文化特点和族别;到宋、元、清等时期,基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观念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发展而深入人心;尤其在面对帝国主义外敌入侵时,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民族间的差异逐渐缩小,随着“自觉民族实体”的形成,各民族经历了斗争和妥协,逐渐统一为对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的认同。而今,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经历艰辛曲折的认同取向过程,最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实现了现代化转换,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紧扣时代主题,吸取先进、优秀的文化因素,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不仅作为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文化结构的基本内涵而存在,而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作用,具有历久弥新的历史温度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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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HAVIOR REGULATION FUNCTION OF COMMON

VALUE SYSTEM ON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Xu Lili, Liu Yan

Abstract: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the common value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 has a long-last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oot,and the rich traditional values emerging at various stag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tegrated and reshaped along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the Chinese nation has co-created the common value system ta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s its foundation,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value system as its core,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its main body,possessing the following basic qualities as,the nature view of emphasizing harmonious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following the rules of nature,the humanistic view of respecting truth and valu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and educating people,the communication view of harmony but difference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and the family and country view of the whole world as one community when the great way prevails. As a value consensus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all ethnic groups,the common value system provides Chinese nation with value norms and moral standards for common action,and it is the valu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Chinese nation and the establishing foundation for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vividly highlighting the behavior regulation function on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Common value system;Chinese nation community;behavior regul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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