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俊彪 罗玉洁

【摘 要】扬美古镇是广西左江沿岸一个因水而兴的千年古镇，清末民初曾经繁盛一时，有“小南宁”之称，被誉为当地人的“饭堂”。扬美古镇周边农村地区，居住着以水稻种植为生的壮族农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当地出产的粮食大多经由扬美古镇通过水路运销其他地区。生计上的依存性及产业发展上的互补性，构建了扬美古镇与其周边农村地区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并使之融合为一衣带水的基层市场共同体。随着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基层市场共同体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发生深刻变革。由于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演变的进程。

【关键词】生计;道路交通;社会区隔;基层市场共同体

【作 者】吕俊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玉洁，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5-0096-0008

自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降，异文化的、与世隔绝的自然村落，曾一度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对象。这种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预设，实际上暗示了自然村落作为一种功能完备的社会单位的合理性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等人对人类学研究的“小社团倾向”提出了质疑。[1]透过成都平原的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施氏认为，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村落，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standard market community）。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村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高度融合于更大范围的贸易体系。而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市场，则不仅是中国农民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同时也是地方社会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平台，具有自然村落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功能。[2][3]44～55不过，施氏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形成和演进的理论解释模式被一些学者认为过于简单，因为把市场作为社会群体整合的“唯一法则”，与中国社会的实际似乎并不完全相符。[4]事实上，正如萧凤霞、孔飞力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不仅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譬如宗族、秘密会社等）等诸多非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5][6]88～90而在多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影响基层市场共同体运作的社会因素更为复杂，其演进方式也更为多样。本文拟基于对广西左江沿岸地区一个农村市场的田野考察，探析影响基层市场共同体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原因。

一、唇齿相依的“村”与“镇”

扬美古镇是广西左江沿岸一座据称已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位于南宁市西南部，陆路距南宁市区40公里左右，水路亦不过50公里之遥。扬美古镇三面环江，具有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条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是左江上游地区进入南宁的必经之地。据《南宁市志》记载，现今扬美古镇所在之地，在唐代曾是中原王朝的一个军事据点，宋朝以后才开始有平民定居。[7]230至明嘉靖年间，扬美逐渐成为墟市。由于水路交通较为便利，至明末清初，扬美古镇已成为左、右江下游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民国初年，扬美古镇的商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并因此而享有“扬美小南宁”的美誉。1922年，在受到活动在周边地区的“自治军”的洗劫之后，扬美古镇迅速衰落成为一个普通的乡村，但其作为基层农村市场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完全丧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扬美古镇的经济发展逐渐得到恢复。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扬美古镇的农副产品加工再度繁盛。

扬美古镇的居民，以汉族人为主，姓氏众多、来源复杂。作为行政村的扬美古镇，辖有八街一坡，有34个村民小组1413户居民，户籍人口5500人。当地居民的姓氏，有杜、梁、杨、黄等45个之多。[8]17扬美古镇的居民，以讲平话的“山东白马人”和讲白话的“广东南海人”为主，另有部分居民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汉族人或者壮族人的后代，因为“入乡随俗”的缘故，已融入到这两个族群当中。讲平话的“山东白马人”，据认为其先祖来自“山东青州府白马县”，是扬美古镇最早的居民。一些当地老人说，他们的先祖原来居住在“山东青州府白马县”，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跟随狄青入桂以平定侬智高之乱，后来就一直留守在这个当时被称之为“白花村”的地方，并在此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因见白花村“清溪环绕、扬波逐流”，遂改其名曰“扬溪”，后又称之为“杨美”“扬美”。[9]7～9讲白话的“广东南海人”，据其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来自广东南海县。明清时期，扬美古镇经济繁荣，一些商人从广东南海县溯江而上来到扬美古镇，见到扬美商业繁荣、民风纯朴，便决定在此地安家立业，成为古镇的经营者和守望者。现今居住在扬美古镇西北面的人家，其先祖多来自“山东白马”，而居住在临江街一带的扬美居民，则称他们的先祖来自广东南海。虽然“来源”不同，但无论是“山东白马人”，还是“广东南海人”，都自认为他们的先祖来自“经济发达地区”，他们的生计方式、生活習惯与生活在周边农村地区的壮族人有所不同。

在人多地少的扬美古镇，当地人传统的谋生方式是多样而“灵活”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水稻、瓜果、蔬菜种植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多数扬美人坦言他们更愿意经商或者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一些扬美人——尤其是“广东南海人”——认为他们是商人之后，“聪明伶俐、心灵手巧”，有做生意的天赋，而耕田犁地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事实上，在这座因为便利的水运条件而兴起的古镇，可供耕作的农田、旱地相对稀少，农业生产难以形成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由此，小规模的农副产品加工、手工业以及灵活多样的商业活动，遂成为扬美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旧时的扬美人，据说“人人都想当老板”，这种说法虽然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也多少带有一些无从选择之感。

在扬美古镇的周边，是下楞、智信、那廊等主要由壮族人居住的村落，梁、莫、王等姓氏是当地人口相对较多的“大姓”。据当地一些村民说，他们的先祖也同扬美人一样，来自“山东青州府白马县”，只是因为和当地壮族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语言、风俗习惯等“慢慢变得跟壮族人一样”，成为壮族人。生活在这些村落的壮族人以“那”（水田）为本，以稻作农业为生，“世代都是种田的农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当地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农业。不过，除水稻之外，也种一些玉米、花生、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由于田地相对较多，粮食一般都可以自给，在一些收成较好的年份，村民们还有一些余粮可以出售。大多数的村民家庭还零星养殖一些家禽家畜，但主要用于逢年过节之时自家食用，极少用于售卖。当地人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主要来自出售余粮和少量农副产品。旧时下楞村偶有少数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但规模通常都比较小，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有限。

尽管居住在“镇”上的扬美人与生活在“村”里的壮族人，在语言上“各讲各话（语言）”，在生计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也有所差异，但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的往来由来已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作为左江流域广大农村地区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扬美古镇的商业辐射范围较为广泛，据说“生意做得很大、很远”，上可达左江上游的崇左、龙州等地，下可至南宁、百色（经右江）、梧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当时扬美古镇周边农村出产的粮食、农副产品等，大多在扬美加工，再转运到南宁市区，而当地农民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工业制品，也主要在扬美古镇的市场上购买。作为一个唇齿相依的市场共同体，扬美古镇与周边农村地区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阻隔以及族群文化的“边界”，成为整合地方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或许可以这样说，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固然是扬美古镇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但其与周边地区农村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依存性，则是这种繁盛的基础。

二、隔江相望的“粮仓”与“饭堂”

在扬美古镇周边地区众多壮族人聚居的村落当中，下楞村被认为是与其关系最为特殊的一个。下楞村的村址，在扬美古镇上游约3公里的地方，与古镇隔江相望。村址依江而建，长约1.5公里、宽约200米。村中有近600户人家、3210人，多为梁姓壮族人，讲壮话。下楞村田地多、水利灌溉便利，农业生产条件较好。长久以来，粮食生产是当地村民最为重要的生计来源，而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据一些当地人说，旧时下楞村出产的粮食，产量高、品质好，为当地城乡居民所青睐。每到收粮时节，各路客商纷至沓来。与扬美古镇近在咫尺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一衣带水的经济联系，使下楞村成为当地重要的粮食储运之地，并因此被一些扬美人称之为“粮仓”。

当然，这种所谓的“粮仓”，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事实上，除了粮食生产之外，旧时的下楞村，也有人家从事商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活动。因水而兴、傍江成埠的下楞村，不仅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也在一定上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据《邕宁县志》记载，清代中叶的下楞村就已经成墟市，其墟市设于“辰戌丑末日”，赶墟者“千余人”。其时有“码头共三处”，码头“长十丈有奇、阔五尺”，而通往码头的道路“每处皆三十余丈，下临水面”。[10]450依托水运、农副产品贸易发展起来的下楞村（墟市），民国年间建有“两街、八巷、九码头”。明清古街与民国骑楼新街沿江相接，足有1.5公里长。据村里的一些老人介绍，下楞村以前（1949年以前）的墟市“规模很大”，每逢墟日，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下楞来赶集。在墟市上，下楞村与周边村落的村民互通有无，也有一些外地商人来此收购大米、黄豆等。

扬美古镇与下楞村在产业发展上相互衔接，曾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消费品购销市场，并因此享有“饭堂”之美誉。一些当地人说，旧时陆路交通不方便，下楞等地出产的稻米及农副产品大多经过扬美古镇，走水路销往外地。与此同时，一些土特产品的加工、销售等，也主要集中在扬美古镇。由此，扬美古镇得以成为当地粮食外销的主要集散地以及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商业繁盛一时。而往来扬美古镇的商贩、农民等，少不了在镇上吃饭、歇脚，并视之若自家“饭堂”。旧时的扬美街，除了粮米行、鸡鸭行、鱼肉行、牛行、家具行、布匹行之外，还有当铺、赌场、客栈、风流馆（妓院）等一般农村市场所不常见的处所。[9]50扬美古镇的食品加工业，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声名远播。当地生产加工的产品，以梅菜、酸菜、豆豉为主，街上遍布大大小小的食品加工作坊。扬美古镇的妇女多织纺布以补贴家用的传统，据说旧时每家每户都有手工织布机。[8]20～21除此之外，妇女们还善于编织草编制品、竹制品、刺绣摆件等手工艺品，以摆摊或“走街”的形式销售。

及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扬美古镇已形成一个集商业、农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贸易业、娱乐业于一体的产业链，其在当地的商业地位远非其他村镇所能比拟。据扬美一些老人说，旧时邻村人如果需要洋纱、布匹等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往往“只能来扬美买”，因为邻近地区的农村市场都很少有这些东西出售。每至街日，到扬美街赶墟的当地人有五六千人之多，是当时扬美古镇常住人口的两倍以上。作为左江流域广大农村地区最为重要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和转运基地之一，扬美古镇周边农村以及左江上游地区的崇左、龙州等地的农产品均在此地中转、集散，再销往南宁城乡地区，而古镇亦由此成为成为联结南宁与左江沿岸地区的商业纽带。与此同时，来自广州、梧州等地的一些工业产品，也通过扬美古镇行销至南宁周边城乡地区。故此，扬美古镇在民国初年曾有“小南宁”之美誉。旧时的扬美古镇，开设有银号、当铺、酒馆等，商业设施和娱乐场所相对完备，市场功能较为完善，在与周边地区农村市场的竞争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

凭借于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利用当地出产的初級农副产品加工生产价廉物美的物品销往各地城乡，同时运销各种“新潮”的轻工业制品满足当地人日常生产生活所需，不断完善“饭堂”的消费功能，是扬美古镇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扬美古镇周边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往往是零散的、小规模的“小农经济”，而低产出、低消费，则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特点。扬美古镇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当地消费市场的活力。事实上，作为“粮仓”的下楞村，其粮食生产和小规模的商业活动，通常是以扬美古镇的产业发展作为依托的。或许可以这样说，为扬美古镇提供初级农副产品，乃是旧时下楞村及其周边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定位。而下楞村等周边农村地区的生产和消费，则是支撑扬美古镇商业发展的基础。这种相互衔接的经济联系，不仅为扬美古镇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也维系了当地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

三、“商人后代”与“老实农民”的社会区隔

地理空间上的毗邻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上的相互依存，建构了扬美古镇与其周边农村地区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使之成为一个功能相对完备的基层市场共同体。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市场有所不同，这个市场共同体的内部，实际上掺杂了更为多样的非经济因素。虽然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自在的基层市场共同体，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经济联系是比较稳固的，而当地人也在这那种“各揾各食”的经济生态中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但是，因由历史记忆和生计生活方式的差异建构起来的社会区隔，却使得扬美人与周边地区的村民陷入到某种“近而不亲”的社会生活状态之中。

扬美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仅造就了古镇在商业上的繁荣，更成为扬美人谋求生存的重要精神力量。尽管古镇的繁盛与旧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扬美人对于先祖们在商业上创造的辉煌念念不忘，并常以商人后代自诩。作为商人的后代，扬美人认为他们有做生意的“天赋”。这种天赋既来自于祖上的遗传，也是扬美古镇人多地少的生存境况使然。扬美人家的田地少，如果不做生意，单靠种田是难以维持家庭生计的。这种生存状态，使扬美人“重商轻农”的观念得到不断巩固。在一些当地人看来，扬美古镇是“生意人的天下”，只有做生意，才可以让他们在古镇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周边地区农村那种耕田种地的营生，并不是他们所崇尚的謀生手段——尽管旧时绝大多数的扬美人家都需要通过耕田种地来维持家庭生计。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后代”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生活中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建构了扬美古镇人的某种“优越感”，并由此形成了他们与周边地区壮族农民之间的社会区隔。

城乡居民之间因为经济生活的差异所形成的区隔，对于农村市场发展的影响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于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地区农村的居民来说，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而深远。语言无疑是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之一。旧时，“山东白马人”的平话、“广东南海人”的白话，是扬美古镇的“通用语言”。以这两种语言作为母语的扬美人，亦因之拥有了近乎天然的语言优势。虽然周边农村地区的农民，也会讲一些白话或者平话，但口音上的差异往往还是比较明显的，扬美人可以很容易分辨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村里的人”。在一些当地人看来，平话、白话是“贵气”（高贵）的语言，只有会讲平话、白话的人，才是可以进行平等交易的对象。这种“以语取人”的集体意识，虽然对扬美人与当地农民日常经济交往的影响并不是刚性的，但却为彼此之间更加深入的交流设置了障碍。当然，出于买卖上的考虑，也有少数扬美人学讲一些壮话，但在公开场合他们是不会轻易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

生活习惯的某些差异，往往也容易成为“分别”（区分）扬美古镇的居民与周边地区农民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扬美人的眼中，他们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与周边地区的农民明显不同。扬美人认为他们的先祖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在饮食方面通常比较讲究。精致的菜肴、“均匀”（不大吃大喝）的饮食习惯，被认为是扬美人在饮食上的特点。相对而言，大锅白粥、大碗咸菜，是旧时生活在下楞村等地农民一日三餐的“食作”（饮食）。而每至重大节日，邀请亲戚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则是他们的“习惯”。讲究饮食的扬美人与好客、豪爽的壮族村民之间，有时也会以饮食习惯上的某些特点，作为区隔彼此的社会界线。除此之外，扬美人家的住屋条件、衣着等，相对于周边地区的农民而言，也相对好一些。

与施坚雅所研究的成都平原有所不同，扬美古镇的基层市场与当地人的婚姻圈并不完全重合。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语言使用以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扬美古镇与周边地区农村的通婚现象较为稀少。扬美人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更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后代”，因而择偶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本地（镇）或者其他地方的汉族人，而很少与周边地区的壮族人通婚。与此同时，下楞等村的村民，则更愿意与相邻地区的农民家庭通婚。在一些当地老人看来，耕田种地是他们的本分，虽然村里人的生活并不见得好过，但大家都是“老实的农民”，能够平等相待、和睦相处，“谁也不会看低谁”。因为各村人家的通婚现象较为普遍，扬美古镇周边农村地区的壮族人，常以兄弟姐妹相称，彼此之间关系较为密切。而由此所建构起来的“兄弟情谊”，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一些当地人说，扬美人对于人情往来，通常更愿意以生意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凡事必须讲清楚、算明白，不然日后难以继续交往，就算父子兄弟之间也要明算账。虽然这是他们“高明”的地方，但是农民们对此往往会感到不习惯。

或许是因此之故，尽管扬美古镇与下楞等村或毗邻而居、或隔水相邻，但终究“近而不亲”。由于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建构起来的社会区隔，虽然不致于使得扬美人与当地农村的壮族人老死不相往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内部的整合以及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事实上，除了基于生活需要以及生意上必要的往来，扬美人与周边地区的村民似乎都没有更多交往的愿望——即使是在重要的节庆活动中，两者之间都极少来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意义上的基层市场共同体。扬美古镇处于市场活动的中心，在商业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而下楞等村的农民则处于市场的边缘地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使得扬美人和周边村民“谁也离不开谁”，但因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却导致两者在基层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很难有更深层的交流与合作。

四、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当代演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加快了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道路交通和农村市场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55年，当地政府在与扬美古镇只有一江之隔的下楞村附近建立了一个国营农场并建有农贸市场，这个新建的农贸市场距离下楞村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比乘船过江到扬美古镇稍为便利。据一些当地人所说，自从农场的市场建成之后，下楞等村的农副产品大多运往该处销售，相比之下，即使还有人到扬美赶墟，销往扬美古镇的货物也变得少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扬美古镇经由那廊、智信等村至南宁市区的乡村公路相继开通，而下楞村经坛洛、金陵到南宁的公路也于1981年开通，当地的陆路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此后，扬美古镇周边农村地区的农副产品主要通过公路运输到附近农场的农贸市场或直接销售到南宁市区，而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借助扬美古镇这个传统的货物集散地。与此同时，扬美古镇生产加工所需农副产品的采购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左江上游地区的崇左、龙州等地，而不再局限于周边农村地区。

地方交通格局的改变，以及人民公社时期商品经济的滞缓发展，对于以扬美古镇为中心的基层农村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尽管因水而兴的扬美古镇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但陆路交通网络的建设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当地人出路方式的深刻改变，使得这个基层市场共同体面临新的调整。由于左江上游地区出产的农副产品更多地通过陆路交通运输到南宁及周边城市，扬美古镇传统的水路运输业迅速衰落。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地的水路运输业几近消失，而与之相关的商业活动也大幅度减少。自此，扬美古镇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周边地区的江西、坛洛、金陵等陆路交通更为便利的新兴城镇。虽然扬美古镇的墟市仍然得到保留，墟期也未曾改变，但前来赶墟的人最多之时亦不过一千余人，已不复旧时辉煌。杨美也由此开启了从商业城镇到农业村庄的嬗变过程。

在传统商业日渐式微的时代背景之下，扬美人以种植瓜果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手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扬美古镇的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商品经济活力被极大激发，地方经济发展呈现出久违的勃勃生机，古镇商业再度繁荣。然而，这种繁荣只持续了短暂的数年时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推进，使得扬美古镇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傳统地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被进一步削弱。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附近的城市（镇），致使当地农业生产的人力、物力投入不足，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逐渐放缓，商品经济的活力也因之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扬美古镇的市场集聚能力进一步弱化。与此同时，由于常住人口大量减少，扬美古镇及周边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日常生产生活用品需求总量不断减少。尤其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当地生产生活用品的来源和渠道日益增多，也改变了当地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其之于扬美古镇的市场依赖程度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扬美古镇商品经济的衰落，其周边地区的江西、坛洛、金陵等城镇逐渐兴起。作为地方行政机构（镇政府）所在地，这些新兴城镇的道路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完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明显。旧时与扬美古镇唇齿相依的下楞、那廊、智信等村，其经济活动往往根据所在村落的陆路交通状况，重新选择各自的市场中心。譬如，下楞村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与其附近“不需要过江”的坛洛、金陵两镇（城区）的联系较为密切，而那廊、智信等村，则与江西镇（城区）的经济来往更多。实际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当地的农村市场已逐渐由传统的以水路运输为中心的市场体系，转向以陆路交通为基础、以行政区划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在此过程中，扬美古镇与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渐弱化，其作为基层市场中心的经济地位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扬美古镇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兴起，扬美古镇因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而得到开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1997年10月1日，扬美古镇作为旅游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此后数年间，古镇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先后被评为南宁市十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0年，扬美古镇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在当地旅游业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如果说道路交通格局的变化，改变了扬美古镇作为商业城镇的历史命运的话，那么旅游业的发展，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座商业城镇的复兴。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着经商传统的扬美人，在延续传统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的同时，不断丰富商品生产的品种，旅游纪念品、小工艺品、旅游伴手礼等新产品应运而生。而修缮古建筑、打造特色民宿等，近年来也被当地人视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方式。

地方市场体系的重新调整，在弱化了扬美古镇与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依存关系的同时，也加剧了扬美古镇传统产业体系内部的解体。由于水路运输的萎缩，扬美古镇在地方市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被其他新兴城镇所取代，以货物转运为主导的运输业几近消失，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商业也陷入全面衰退的境地。商业地位的下降以及“近而不亲”的族群关系，使得周边农村地区的居民，不再以扬美古镇作为他们购销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用具）的首选之地。这种境况的出现，更进一步加快了扬美古镇的“乡村化”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种植农业这个以老年人为主导的传统产业的衰退之势逐渐开始显现。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则主要是作为旅游业的一种延伸和补充而存在的，其生产的规模、品种以及销售范围等，均无法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相提并论。旅游业是扬美古镇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增长。餐饮、民宿、民间工艺品销售为主导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业，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在扬美古镇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不过，在一些当地人看来，扬美古镇旅游业的发展，往往较多地表现为“扬美人自己的发展”，甚至只是改变了少部分人家的生计来源，而对其周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似乎并不十分明显。

五、结果与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是一种创造交换环境的制度复合体。[11]40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眼中，所谓的市场其实只不过是人类生计活动的一种附庸之物。无论支配社会体系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市场的运作方式都不会与之格格不入。[12]59[13]15事实上，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要素，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因为人、财、物、运输等交换要素的市场准入，往往会受到交换对象的双向性意愿和安全保证等非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11]37然而，这些非经济因素如何限制交换要素的市场准入，并进而影响市场的运作方式以及市场格局的重新调整，则是一个需要细致分析的问题。扬美古镇与其周边村落作为一个基层农村市场共同体的存在，其在现当代的发展和解体过程，为拓展我们关于市场运作的传统认识，提供了重要启示。

1. 生计方式以及产业经济的相互衔接与嵌合，是基层市场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施坚雅认为，传统的中国农民，通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类学者有所不同，施氏认为这个自给自足社会的范围，绝不仅是当地人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而是泛指其所在的基层市場区域。在这个基层市场中，农民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且与区域内的人们形成一个共同体。[3]40然而，共同体的整合，是需要社会基础的。对于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来说，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产业经济上的嵌合以及生计方式上的相互衔接，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原因之一。在扬美民间，有所谓“脱鞋人养穿鞋人，戴笠人养撑遮（伞）人”的俗语，从表面上看似乎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实质上指的是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之间的相互“帮衬”。正是当地农民与商人相互“帮衬”形成的生计衔接，以及“粮仓”与“饭堂”之间的产业嵌合，建构了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这个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2. 道路交通既是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农村市场格局调整最为直接的诱因。人、财、物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流动，需要相对便利的运输条件作为支撑。明清以降，良好的水路运输条件使扬美古镇成为货物集散中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周边地区乡村公路建设的发展，又使其货物集散中心地位逐渐被解构，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不断削弱。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当地民众生活水平所起到的作用，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这种改善又会成为农村市场格局调整的直接诱因。现代化的道路交通，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货物运输方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当地人传统的社会分工形式，从而导致支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作为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3. 由于历史记忆、生活习惯和自我认同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区隔，是影响基层市场共同体发展的深层原因。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发展，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这不单是指市场有兴衰之变，同时也意味着在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内部，实质上潜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得市场运作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形成市场共同体的社会基础较为牢固时，社会区隔的影响不甚明显。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族群交往的逐渐加深，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和自我认同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区隔等不确定因素对扬美古镇及周边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便突显了出来，并最终使得传统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在公路交通网络建成之后解体为“各揾各食”的经济单元。人类经济总是不同程度地嵌合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受到众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果说，现当代以来陆路交通网络的建设，乃是解构传统乡村社会并诱致基层农村市场解体的“刚性”力量的话，那么，基于历史记忆、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建构起来的社会区隔，则是深刻改变扬美古镇市场格局的“柔性”因素。

4. 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既是导致基层市场共同体解体的社会原因，也是它的结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急剧推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务输入成为纾解农民就业困难、增加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地方产业布局，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当地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一方面由于以种植粮食和瓜果蔬菜为主的传统农业产出效益偏低，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传统意义上的“粮仓”变得无粮可卖，曾经作为当地人“饭堂”的扬美古镇，也因为人流、物流的减少而陷入衰退。或许可以这样说，城市化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一种“拉力”，其所引起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弱化了扬美古镇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从而导致传统市场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不断被解构。而另一方面，由于扬美古镇商业功能的消退以及传统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解体，使得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心逐渐偏离到古镇之外，并进而融入到更大规模的市场共同体之中，从而为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农村人口外流提供了强劲的“推力”。

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作为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这种演变实质上受到当地人的生计方式以及由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一种创造商品交换环境的“制度复合体”，其形成和解体的原因，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品交换本身。浮现在社会表层之上的道路交通、行政区划等“刚性”因素的改变，固然会对农村市场体系的变化带来某些直接影响，但潜藏于商品交换者身上的历史记忆、生活习惯和自我认同的差异，对于地方社会关系形成以及基层市场共同体发展的影响，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被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史正明.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5）.

[2] G. W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3.

[3]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J].近代史研究，2004（4）.

[5] 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

[6]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宁市志·军事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8] 廣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扬美村志编委会.扬美村志[M].南宁：方志出版社，2017.

[9] 吕俊彪.在村与镇之间：广西南宁市江西镇扬美村社会发展调查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0] 莫炳奎.（民国）邕宁县志.卷八[Z].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1] [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M].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 许宝强，渠敬东.反市场的资本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THE TRANSACTION BETWEEN "GRANARY" AND "CANTEEN" ：

The Changese of A Grassroots Market Community Along The

Zuojiang River in Guangxi

Lv Junbiao，Luo Yujie

Abstract： Yangmei Ancient Town is a thousand-year-old town prospered by water along the Zuojiang River in Guangxi. It flourished for a whil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known as "Little Nanning" and it is known as the "dining hall" of the local people. The rural areas around Yangmei Ancient Town are inhabited by Zhuang farmers who live on rice cultivation. Before the 1950s，most of the grain produced locally was transported and sold to other areas by water through Yangmei Ancient Town. The dependence on livelihood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ve built up a mutually dependent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mei Ancient Town and its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a grass-roots market community with only a strip of wat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this grassroots market communi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fter the 1950s. The social division form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memory and lifestyle has accelerated its evolu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livelihood;road traffic;social division;grassroots market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