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志彭 赵妍

〔摘要〕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各国竞夺优质影视资源、建构国际传播网络、提升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战略路径。跨国并购国家间的频繁互动形成了结构化的复杂网络关系。运用社会网络方法，以1997—2019年世界电影产业跨国并购项目为样本，研究发现：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活跃度以5—8年为一个基本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并表现出典型的子群凝聚效应;以美国为首的富国俱乐部现象长期存在，美国单极化趋势凸显，美欧联盟在第二阶段受到严重冲击，但在第三阶段重新汇聚增强;新兴市场国家进位明显，但仍多处于“被收割”状态;中国从网络外层向网络中心区域靠近，并逐渐占据一定的主动地位，但仍未进入网络核心圈层，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影响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建议现阶段中国电影产业应增强跨国并购能力，加强特色内容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抢抓技术进阶机遇，突破当前电影产业全球價值链格局;构建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传播和运营体系，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关键词〕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社会网络;全球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6-0053-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区块链对数字出版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机理与中国战略选择研究”（20BXW048）

〔作者简介〕臧志彭，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赵妍，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162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从产业层面讲，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支撑是传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有足够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足够广泛和深入的跨国传媒分发与传播渠道体系。近些年来，全球影视文化产业跨国并购风起云涌：美国康卡斯特2018年9月以460亿美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欧洲最大的付费电视集团——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法国维旺迪集团通过对欧洲多国电视台和美国环球影业等大规模并购而迅速崛起;2017年全球第二大连锁影院英国Cineworld公司以现金加债款方式共58亿美元完成对美国影院运营巨头Regal的100%股权收购。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全球影视产业竞夺优质影视资源、建构国际传播网络、提升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战略路径。

基于全球并购权威数据库Zephyr中的有关数据，我们统计分析发现：1997—2019年共发生电影产业并购项目27423起（含国内并购），参与国家及地区143个，并购交易总额超过2623183亿美元。复杂的跨国并购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怎样的网络结构特征，不同国家及地区间电影产业并购关系存在怎样的演化规律，这些问题反映着全球电影产业的资本流向、国家博弈与演进更替等复杂系统的内在运行逻辑，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然而，传统的统计分析、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均无法深入准确刻画全球跨国并购这一复杂网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根据1997—2019年世界电影产业并购数据绘制跨国并购的全球拓扑网络图谱，以网络化视角探索全球电影产业二十年来的发展趋势与结构特征，寻找其演化规律，进而分析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与演进趋势，以期能够为社会各界了解世界电影产业发展格局提供较为扎实的研究参考。

一、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相关研究回顾

自1993年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开始到今天，国际并购活动如火如荼。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程度逐步加深，跨国并购渐渐成为投资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①国内外一些研究还发现并购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并与经济周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②电影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中占据主要份额，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采取多种政策扶持方式促进影视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③21世纪以来，电影制作、发行以及营销成本相比20世纪末已经翻倍，给影视文化公司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④与此同时，为了不受产业链其他环节的辖制，影视文化公司纷纷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从内容生产、发行及营销等方面完善产业链条、增强价值链优势，促进自身产业价值链协同效应，加深各环节之间的融合度，进而夯实其在全球影视产业中的影响力。⑤此外，近些年来数字技术给传统电影产业带来日益严重的冲击。网络流媒体的发展使人们习惯在互联网上观看影视作品，网飞、谷歌、亚马逊等网络公司对传统电影产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迫使传统影视文化公司纷纷进行数字化升级业务架构，而收购或参股较为成熟的团队和资源成为便捷方式。⑥跨国并购也已经成为影视文化巨头适应技术变革、优化业务结构、保障世界影视产业龙头地位的主要方式。⑦从中国来看，影视文化领域的兼并收购已经成为国内文化资本市场中最为集中的产业门类⑧，特别是2012年以后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通过兼并收购入局影视文化领域，推动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与欧美影视文化强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⑨

跨国并购行为涉及收购方与被收购方以及双方企业所在的城市与国家，进而形成了结构化的复杂并购网络。产业并购研究不仅需要以并购涉及的个案为研究对象，还需要从并购网络维度进行深入解析。学术界也关注到了这一复杂的网络现象，有少数学者采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对全球跨国并购网络进行研究，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⑩Souma等基于复杂网络方法对并购前后网络数量研究，发现了全球并购中的小集团化网络特征与趋势。有研究发现网络节点企业间存在重要的资源禀赋差异性，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可以获取国内外差异化的战略要素资源，进而增强其创新网络和创新能力。后锐等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期间的并购事件研究发现全球并购富国俱乐部现象明显，并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征等复杂网络特征，且呈现一定的全球产业重组与转移规律。董纪昌等在将全球跨国并购划分为快速发展期、震荡调整期和持续稳定期的基础上，对跨国并购的社会网络研究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网络结构结论，此外还发现主动购买是保持全球并购中心地位的必要策略。对175个国家22年并购事件的研究显示，全球跨国并购网络整体密度呈现不断增强态势，并展现出明显的社团集聚特征。而从1997年至今的时间序列研究也发现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呈现明显的小世界特征和“核心-边缘”结构，全球格局从欧美双核演变为三极主导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较少参与跨境并购，并且全球并购发展趋势与世界经济重大事件之间存在关联。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重点行业的并购网络研究发现了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现象，呈现鲜明且日趋融合的社团结构特征，并表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特征，新兴市场国家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表现出明显的紧密中心性特点。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贸易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正逐渐成为全球文化资源配置和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1970年代美国国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逐渐对广播电视等文化传媒产业放松并购管制以来，影视产业兼并收购活动频繁发生且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媒体所有权日益集中，例如2002年已经有80%的商业电视台被大集团所控制。通过跨国并购，美国的巨型影视文化集团已经占据了世界上新兴市场的有利位置。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加深，电影产业已经通过并购建构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价值链网络，形成了复杂的非线性结构网络系统。然而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有效分析国际间电影产业的复杂网络结构关系，亟需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已经广泛采用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上述关系及其演化规律进行深入探究。然而，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关于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的网络结构与演化规律分析的社会网络研究比较缺乏。

社会网络是由一組存在相互关系的参与者（节点）组成的网络结构，网络思维对于理解社会权力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是一种定量分析方式，可以有效测量和映射网络参与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与组织架构，是识别社会结构模型和研究网络动力学的常用方法，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从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拓扑、区域网络、凝聚子群等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等维度深入探析世界电影产业的资本流动、空间状态以及中国地位，为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二、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整体演化趋势分析

国际权威的并购数据库Zephyr收录了1997年以来的全球并购事件记录，本研究以该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根据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的电影产业（Motion Picture and Video Industries）分类标准，按照交易完成时间采集了1997—2019年全球电影产业并购数据。考虑到并购总数和并购交易总额是反映产业并购基本状况的两大核心指标，因此本研究采用并购项目总数与并购总额两个指标作为研判全球电影产业并购整体演化趋势的主要依据。

鉴于数据可得性与研究可行性，本研究仅针对收购方与被收购方记录国家信息数据完整的5111个跨国并购（含跨境并购，下同）项目进行分析，涵盖参与国家及地区133个，交易金额总数达526660亿美元。统计发现1997—2019年间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总体呈明显增长态势，在按照年份对并购数据预处理的过程中，发现样本区间内全球电影业并购事件的项目数及交易金额存在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根据数据波动趋势可以基本划分为1997—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9年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就周期性波动规律而言，可以初步认为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活跃度以5—8年为一个基本周期（如图1所示）。三大阶段的具体波动演化态势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1997—2002年）：总体呈现先直线抬升然后快速回落的波动态势。从并购项目数来看，从1997年的44项大幅攀升至2000年的271项，增长了516倍，然后2000年之后开始回落，到2002年（160项）下跌了4096%;从交易金额来看呈现出相似的演化趋势，从1997年的4216亿美元大幅拉升到1998年的27784亿美元，增幅高达55901%，到2000年更是在上一年基础上增长6218%，使得该年份的并购金额达到了第一阶段的峰值（42246亿美元），之后呈现逐步下跌的趋势。20世纪末，冷战结束给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大环境。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影产业跨国并购规模呈现大幅上涨态势，频繁的资金项目互动使不同国家之间的电影资源置换、优质IP合作拓展机制得以优化，电影投资的扩大令“电影产业的边际与国界”逐步消融。但是随着2000年后互联网泡沫破灭，加之2001年“9·11”恐怖主义事件打击，导致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热度快速降低。

第二阶段（2003—2011年）：呈现以较快速度先增长后大幅下滑的周期性波动趋势。2003年的非典疫情并未对国际电影产业并购产生消极影响，全球电影产业并购活跃度开始进入快速恢复增长期，到2006年跨国并购项目数已猛增至359项，达到了2002年的224倍;并购交易金额方面虽然在2003—2004年出现了一定下降（-7825亿美元），但此后的2004—2007年呈直线上升趋势，从15691亿美元增加到43559亿美元，增长178倍。但在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减缓，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活动快速滑坡，尤其在2008年跨国并购总金额跌至10337亿美元，较2007年下跌了7489%;并购项目频次则是从2007年起一路下滑到2011年的158项（降低了5599%）。

第三阶段（2012—2019年）：呈现出新一轮的先增后减周期性演化趋势。2012—2015年的全球电影产业并购项目数呈“J”型上升，增幅逐渐扩大，在2015年到达顶峰（348项），之后逐步下降，到2019年（242项）缩减了3046%;并购项目总金额在2012—2014年间经历了小幅上涨，在2014年到达第一个小高峰（29953亿美元），之后下滑并在2017年小幅回升后的2018年出现猛增，比上一年增长102倍，达到第三阶段的最高值（59115亿美元）。美国在第三阶段表现尤其亮眼，其参与并购频次高达848项，遥居世界首位，占第三阶段全球总并购频次的4188%，尤其是作为并购方参与的项目数达509次，是第二名英国（257项）的198倍。

在第三阶段中，2015年和2018年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年份。2015年全球电影产业并购数量出现大幅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并购表现。2015年美国作为被并购方的跨境并购项目数激增（94项），同比增长17647%，其中法国在这一年中作为收购方参与30项并购美国电影企业的事件，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收购美国电影企业也都超过13项。法国虽然是第二大影片出口国家，但是由于美国电影在其国内占据市场份额过大（2015年达到545%），其国内电影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应对这一“文化入侵”状况，法国企业纷纷予以反击，然而由于资本实力有限，主要以投资少数股权方式实施并购。根据采集到的数据记录，2015年法国企业作为并购方与美国企业进行的并购项目中，有9333%的交易类型是“少数股权（Minority stake）”。2018年全球电影业收入再创新高，总额达到968亿美元，电影产业的繁荣推动了跨国并购项目中企业的高估值，另一方面美国2017年下半年起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海外分公司在之前受到的税收限制被解除，得到大量资金支持，进而带动全球电影产业年度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的大幅抬升。2019年，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势推进新贸易保护主义，引发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及各国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交易金额出现断崖式下跌（下降了8585%）。

三、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拓扑结构及演化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的拓扑结构和演化特征，本研究将搜集到的数据输入Netdraw软件进行跨国并购国家网络的可视化图像绘制，借鉴Fagiolo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这一指标进行绘图。网络拓扑图中的国家节点大小代表该国家的加权度（不考虑方向，该节点发生并购关系的总数），图中线条的箭头方向表示资本流动方向，线条的粗细则表示连接的两个国家之间电影并购活动的频率大小，由此形成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拓扑图，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呈现高度复杂性和中心化特征。进一步结合网络边数、节点数、加权度（包含加权出度、加权入度、净加权出度以及无方向加权度）等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网络主要拓扑指标研究发现：

（一）网络规模总体增长，期间出现两次锐减

网络节点数与网络边数是网络规模分析的主要指标。从这两个指标反映出来的网络规模变化趋势来看（详见图3），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网络节点数从1997年的25个增长到2019年的44个，网络边数从37增长到101，两个拓扑指标分别增加了7600%和17297%。由此可见，二十多年间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规模有较大幅度图3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节点数与边数提升。而在这期间，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网络规模扩张也经历了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全球电影业并购网络中国家并购关系数（网络边数）锐减3165%;第二次是在2009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对电影产业跨国并购造成严重冲击，导致全球电影业并购网络节点数下降2466%，网络边数下降3488%。就23年的整个演化进程而言，网络规模的明显扩大说明，参与到全球电影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及地区以及国家间发生跨国并购关系数量在显著增加。从内在演化机理来讲，全球电影产业的并购整合其实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当产业中的重要竞争者开始通过并购扩张网络时，其他竞争者将被迫跟进，从而维护自身的网络地位和市场势力。

（二）富国俱乐部现象明显，美国单极化趋势更加凸显

本研究对1997年以来的三个阶段中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加权度分别排名，提取了前二十强国家，并根据净加权出度区分电影产业外向型国家及地区（净加权出度>0，本国资本向外并购）和内向型国家及地区（净加权出度<0，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并购），结果如表1所示。

富国俱乐部现象明显存在，第二阶段有所减弱，第三阶段又有加强。在第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牢牢占据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中心，网络核心国家中有18个为西方强国，进入十强的均是欧美发达国家，体现出绝对的富国垄断现象。进入第二阶段，加权入度和加权出度都大幅提升，意味着在2003—2011年间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活跃性大大增加。虽然仍是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占据重要地位（12个北美与欧洲国家、3个英属海外领地），但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排名进入前六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进入二十强参与全球电影产业市场争夺。然而到了第三阶段，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西方强国保持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富国俱乐部的影响力。研究进一步对三个阶段数据进行函数拟合，发现拟合度最好的是幂函数，且R2指数在097以上（详见图4），进一步验证了网络结构存在“无标度特性”，即存在明显的“富国俱乐部”现象。这一特征与其他学者进行的全产业跨国并购网络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与Fagiolo等的研究结果相似，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中多数国家及地区间贸易关系松散，只有少数国家及地区在网络中贸易强度较大，并且具有较高的集聚系数。

美国逐渐甩开欧洲，单极化趋势更加突出。比较分析三大阶段的国家及地区加权度指标发现，美国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加权度在第一阶段为207，比排名第二位的英国（164）仅高出2622%;到了第二阶段，美国的加权度猛增至611，达到了第一阶段的295倍，虽然同期英国的加权度也增长了183倍，但其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扩大到了3168%;然而进入第三阶段，英国虽然仍然排在第二位，但其加权度下降到320，与美国的差距扩大到了8969%。由此可见，1997年以来，在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中，美国展现出日益明显的单极化趋势。美国电影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为其带来巨额利润，在国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下，跨国资本迅速进入众多欠发达地区尚未发展成熟的电影市场，占据巨大市场份额，挤压本土电影企业成长空间，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轻易占据优势地位。与美国追求世界“单极化”的政治倾向一致，这种模糊地域界限的文化权力在今天仍然影响巨大。

（三）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进位突出，但仍处“被收割”状态

互联网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趋势，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能够参与电影产业世界市场竞争。尽管美国在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的优势地位十分明显，然而近年一些新兴国家及地区的本土电影也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国内市场表现优秀，继而将发展目光延伸至海外市场。根据表2排名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第二阶段开始进入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网络前二十强，其中印度和中国更是进入前六强。到了第三阶段（2012—2019年），亚洲的新加坡、韩国排名都有所上升，非洲的南非共和国也进入网络加权度排名前20位。可以明显发现，由第一阶段的欧美单一中心网络逐渐变成多区域联动，跨国并购网络区域集中度有所下降。网络结构呈现这样的特征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欧美电影发达国家发展较快，国内市场饱和度高，因此许多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电影市场尚未成熟但是票房潜力较高的新兴市场地区，跨国电影并购资本流向也因此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在经历了第二阶段外来资本注入与其国内政策扶持双重刺激过程后，国内的电影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实力有所提升，在第三阶段全球电影并购网络中的参与更加深入。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印度和中国的电影产业跨国并购加权度虽然在第二阶段一跃进入全球前六位，在第三階段仍然排在前九位，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净加权出度一直是负值（如表1所示），也就是说一直处于被收购次数大于主动收购次数的“被收割”状态。

（四）中国从网络外层向中心靠近，但仍未进入核心圈层

从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拓扑图（图2）来看，可以明显看到在第一阶段中国所处位置在较为外层的位置，且节点尺寸在网络中相对较小（加权出度为0，加权入度为16，即中国作为被收购方项目数16个），在该时期只有国内电影企业被他国收购的情况，中国属于被动参与全球电影竞争。到第二阶段，中国开始密集参与到整个全球电影市场竞争中，与他国的电影并购关系更加频繁，开始主动发起对他国电影企业的吸收与合并，例如2012年大连万达集团以总额26亿美金完成对AMC公司全部股权的收购。但是每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项目不超过5起，且主要是与国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进行，被并购项目数仍然大大超过收购项目数。由于强大的票房实力，中国成为众多电影发达国家的资金流向目的地。第三阶段，中国在整体网络中向中心区域移动，相比第二阶段，中国电影产业竞争实力有大幅度提升，加权出度增加110%，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净加权出度值变负为正——即在全球电影产业并购中处于收购方的项目数多于作为被收购方，表明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电影市场的并购浪潮。2010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跨进百亿票房时代，迈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并开始了向质量型和精细化发展的转型历程。2015年，万达集团以36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第二大院线HG Holdco所有股份，2016年又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2015年北京七星环球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美国You On Demand Holdings INC.增资1591%;2017年东方翌睿收购西班牙Imagina Media Audiovisual SL视听公司535%的股份花费1170亿美元……多项大型跨国并购项目鼓舞了国内电影企业出海的信心。然而，从网络拓扑结构演化来看，中国虽然在全球电影并购整体网络中的位置逐渐向中心靠近，然而仍然未能进入核心圈层。在数字技术与电影制作结合愈发密切的今天，中国欲提高在全球电影跨国并购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仍然面临许多挑战：美国好莱坞影片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可能对国内观众形成潜意识引导，中国本土电影对本国文化价值观的维护和输出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电影后期制作中的科技壁垒以及电影投资规模与影视强国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电影产业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中国在一流电影从业人员的储备与人才全球影响力方面也存在较大空白，从而影响中国电影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营收能力。

四、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子群凝聚格局与演化态势

通过对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网络的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发现密切发生电影产业并购关联的国家及地区子群。所谓凝聚子群分析，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研究，通过Concor算法等迭代相关收敛法，对矩阵中各行（或列）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重复计算，最终会得到一个仅由1和-1组成的相关系数矩阵，并以树形图形式表达各位置间的结构对等性程度，标记出各位置所拥有的节点，以此挖掘网络中的子群，进而可以对网络连接紧密且具有关联跨国并购行为的国家群体进行刻画分析。

（一）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呈现较为显著的子群凝聚效应

本研究将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网络数据进行二值化处理，利用ucinet软件中的concor指令，最大分割深度设为3。在对1997—2019年三大阶段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后，得到每个阶段的子群凝聚状况以及相应的密度状态（详见表2所示）。分析发现，一方面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在1997—2002年、2003—2011年和2012—2019年三个阶段都形成了凝聚子群，说明全球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子群凝聚效应;另一方面，三大阶段的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网络都形成了4个二级凝聚子群和8个三级凝聚子群，子群凝聚数量结构较为一致。凝聚子群的形成，说明世界各国在电影产业并购博弈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并购交易关系不均衡非线性发生，逐渐演化出相对集聚团组化的现象。在各个凝聚子群内部的国家间展现出比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和活跃的并购互动关系与行为，具有较明显的一致性与高效性。以部分网络地位较高的国家为核心对其余国家节点产生辐射作用，呈现出更强的跨国电影产业资源整合意向和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子群之间并不是完全互斥或者封闭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联系水平，这对整体网络也就是全球电影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比较积极的状态。

（二）美国始终引领第一子群，美欧联盟被冲击后再聚全球影响力

纵观三大阶段的凝聚子群演化规律可以明显发现：美国始终处在凝聚国家数量最多的第一子群，引领全球电影产业并购格局的演进;还可以发现子群内国家及地区节点波动较大，美欧联盟在第一阶段集聚效应非常显著，而在第二阶段被冲散到了不同子群中，第三阶段则又重新凝聚，并集结了更多国家及地区进而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具体来讲，在第一阶段，美国与英法德意荷瑞西挪等欧洲传统强国凝聚形成联系最为紧密的子群（凝聚国家数量为13个），该子群以凝聚密度0577，远超其他子群，成为优势非常明显的第一子群。到了第二阶段，美国所在的子群凝聚了高达29个国家及地区节点，形成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凝聚子群，其子群内凝聚密度达到0220。虽然相比第一阶段的第一子群密度下降了很多，但仍然是8个子群中密度最高的。不过，这一阶段美欧联盟被严重冲散，除英国紧随其后外，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等主要欧洲国家则独立成群。进入第三阶段，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重新聚集，而且其凝聚范围不仅扩大到了芬兰、丹麦、奥地利等欧洲传统强国，还整合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甚至还延伸到墨西哥、卡塔尔、塞内加尔等亚非拉国家，形成了遍及全球的强大影响力。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美国等发达國家以电影为载体为世界各国民众带来精神愉悦的同时，将其文化价值内涵隐蔽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种大众文化的向外输出，对他国本土文化认同感造成极大冲击。

（三）中印韩日俄形成新的结构性力量

凝聚子群分析进一步发现，中国和日本在三大阶段聚集演化过程中始终集聚在一起，且所处子群变动频繁;韩国、印度、俄罗斯在三大阶段聚集演化过程中也曾多次集聚在一起，说明上述国家之间的电影产业并购互动交易频繁而紧密，产生了显著的凝聚效应。从最新演化的第三阶段来看，除了美欧凝聚全球多国力量形成的第一子群外，中国、印度、韩国、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新子群，其内部凝聚密度达到了0243，成为第三阶段密度最高的凝聚子群。分析发现，自2013年北美票房增长缓慢，而亚太地区首次突破成为全球最大票仓，也成为世界电影票房增长引擎，这些新兴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迅猛的基础上，国民娱乐和信息传播不断丰富，使其内容生产逐渐崛起。另外，对本国文化保护与传播意识的觉醒也促使其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度，主动对抗占据市场份额过大的好莱坞电影。驱动这一子群凝聚的内在因素，既有地理距离相近的位置集聚性，也有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凝聚性，此外还显现出一定的避税资本偏好集聚特征（如开曼群岛、百慕大及巴哈马）。正是上述三种因素的交融汇合，推动该子群在与欧美列强博弈过程中构筑了影响全球电影产业格局的新的结构性力量。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跨国并购是世界电影产业十分常见的国际投资行为。随着全球文化贸易交流不断加深，电影产业跨国并购也在全球文化资源配置过程中，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与建构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方式。本文采用Zephyr数据库中1997—2019年全球电影产业涉及133个国家及地区5111个跨国并购项目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根据总体趋势波动规律划分出的三个阶段（1997—2002年、2003—2011年和2012—2019年），对这二十多年来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的结构演化规律及其日益显现的战略态势进行深入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总体趋势方面，发现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存在周期性波动特征。全球电影产业跨國并购活跃度以5—8年为一个基本周期，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与国际金融投资环境的优劣、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取向，尤其是发达国家电影产业政策变迁等密切相关。

其次，网络结构方面，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整体规模呈现增长，但在2001年和2009年出现两次锐减。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在三大阶段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富国俱乐部”特征，其中第二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略微减弱。美国的总加权出入度领先全球，而且其单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在第三阶段对第二位的领先程度已经高达90%。新兴市场国家地位逐步提升，以少量国家为核心的网络结构逐渐消解，多地区联动的网络日渐形成，然而仍然处于“被收割”为主的状态。

再次，凝聚子群分析发现，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在三大阶段中都形成了4个二级子群和8个三级子群，表现出典型的子群凝聚效应。美国长期引领第一子群，美欧联盟在第二阶段被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冲散，但在第三阶段重新汇聚，并整合欧亚非大洋洲等各洲力量形成全球影响力。在地理、文化和避税偏好三大因素凝聚驱动下，中印韩日俄引领多国形成堪与欧美列强博弈的新结构性力量。

最后，中国在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但仍未进入核心圈层。从阶段演化来看，第一阶段中国明显处于并购网络外层位置;到了第二阶段，中国密集参与全球电影产业并购市场，但主要处于被并购地位;第三阶段中国主动发起收购的频次大幅增加，加权出度增加了12倍，且在2015年净加权入度值变成正数。然而，拓扑网络分析显示，中国距离全球电影产业并购网络核心圈层还有一定差距，中国在全球电影产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鉴于此，中国现阶段需要根据全球电影并购网络结构态势演化规律，增强电影产业跨国并购能力，加快建构强有力的电影产业国际传播体系。

一是推进电影内容创作环节的跨国并购，快速提升中国原创内容生产能力。特色原创内容魅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不同国家及地区之间文化差异与民众偏好造成的国际传播困难和文化折扣。可以通过政策扶持资金和多种金融手段组合，降低文化企业跨国并购的资金成本，加强对内容创作价值链环节的海外并购力度，提高中国电影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原创内容影响力和地位。另外，也需在已有政策优惠的条件下，积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国门，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继续加强推广力度，提升译制水平，拓展周边电影市场。

二是抢抓核心技术进阶升级机遇，突破现阶段电影产业全球价值链格局。电影产业是一个伴随传播技术革新而不断升级的行业，每一次并购浪潮的发生都伴随着传播科技的迭代和新兴业态的出现。在当前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全息投影、区块链等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背景下，现有全球电影产业价值链格局正受到新的冲击和洗牌。中国应通过跨国并购抢占技术革新优势，为电影产业注入新的动能，突破欧美发达国家对全球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封锁，建构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电影产业全球竞争力与国际话语权。

三是通过并购和创新开拓海外市场渠道，增强中国电影产业全产业链国际运营能力。国内电影作品出海遇到的一大困难就是缺少院线分发渠道，欧美发达国家掌控了电影产业的全球发行体系。一方面，可以通过海外并购和合资合作，以投资入股和共同生产的方式打开海外电影产业发行渠道的大门;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建立社交媒体分发、人工智能精准分发、区块链新型分发以及与汽车、电信等海外跨行业巨头合作分发等多种形式创新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发行体系，学习国际化影视公司金融化的运作机制，通过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运营水平以建构和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篇幅和能力，本研究仅对1997年以来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总体趋势、网络结构特征演化规律以及初步显现的战略竞争态势进行了较为粗线条的刻画分析，为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宏观状况提供参考。对于跨国并购网络发展演化的影响因素挖掘和驱动机制分析，以及更为深入的典型国家间并购博弈关系和全球电影产业价值链升级策略等研究课题则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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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导致并购数据异常，故而未将2020年纳入统计分析。

因Zephyr数据库中的并购交易记录有很多并购项目涉及国家信息缺失（含保密），本研究仅分析了并购双方国家信息完整的跨国并购（含跨境并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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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加权度是指无方向加权度，即不考虑并购或被并购方向性的加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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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冉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