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

那个时候，祖母给人接生，主家封了礼金之外还会附上一副大肠。在乡村，即使吃不上肉，人们对大肠还是敬而远之的。有些妇人对它束手无策，而更多的是恶于处理它的繁琐，但凡手上沾了那气味，拿青艾叶使劲擦都不顶用，怎么都甩不掉，萦绕人一整天，实在是晦气。乡人对闲人是鄙弃的，觉得那是懒人的行径，花那么多时间只为了满足一张嘴，那更是让人不齿。好在，祖母的闲是天经地义的，她偷个零嘴，打个牙祭只会平添些快活的空气。一堆孩子围着她的灶台打转，赖着不走。

祖母做的糯米灌肠好像并不是當地风靡的吃法，她死后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我想，这应该是祖母独创的一种小吃。在那样一个贫瘠的年代，祖母深知大肠是好东西，她想方设法想让我们愉快地吃下它。我们那个小村庄，没有人不喜欢祖母的糯米灌肠。

我精确地刻录了那个味道，类似于数学的概念。以至于多年后，我曾尝试着自己动手做，都没能复刻最初的那个味道，就像输入了错误密码，没有打开记忆的锁。我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哪一步出了差错。我的味蕾一直保有最敏锐的记忆。它一直不受祖母慈爱滤镜的干扰，具体我能说出的是，有一种松枝柴火的烟熏香气。它是如何成为味蕾的灵魂？它是如何注入的？

我无数次地看过祖母做这糯米灌肠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一种慢，放大了美味的巨大诱惑。只有慢，才配有那样的期待。祖母穿着斜襟大褂，梳着矮髻，她临窗揉搓盆中的大肠，给地下一堆痴望的孩子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糯米隔夜浸好，撒上花花盐拌匀。祖母用面粉兑水，搁食用碱和盐抓洗大肠，然后用清水洗净，如此重复做三遍。最后，她闻了闻大肠，把上面的油脂全剥下来放入碗中，用指甲细细地刮，不留一丝筋膜。对着窗外的光照，直到大肠干干净净，直直的一条，就是一根皮管子。她用细麻线系紧一端，然后开始往肠里灌浸好的糯米，偶尔，她会掺些绿豆进去。灌满后，两头扎紧，盘成几圈，放锅里隔水蒸，蒸屉铺的是打湿的干荷叶。她急急地唤我，快去柜子里把缝衣针拿来。祖母一边用针往大肠上扎一些小孔，一边叮嘱烧火的孩子，烧大火，快些，烧大火。

屋子里溢出奇怪的味道。那不能说成是香味。蒸熟的粮食气味混着一股淡淡的膻臭，还伴有干荷的药香，有一种醇厚的绵甜，这是一种让人舒服的气味，它冲开人的毛孔，熨帖着身体张开的所有呼吸的口，毫无保留地渗透。孩子们围拢而来，甚至想伸手揭开锅子，睁大眼睛往里瞧。他们想看看散发这种好闻气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祖母赶过来拍打那些不安分的小手：当心，蒸汽伤人的。

祖母终于揭开了盖子。蒸熟的糯米肠肿胀得半透明，圆润肥大，躺在干荷叶上面，很乖的样子。祖母连同荷叶把它端出来放案上摊晾，然后洗锅，命人烧火。她把大肠的油脂倒进锅里，炼出油。待到糯米肠冷却，她拿出菜刀，将肠斜切成厚片，逐个放进锅中煎成两面金黄。最后，她把煎好的肠放在干荷上面，摆在桌上，看着我们抢着吃完。

我形容不出那个味道，只觉得吞咽的那一刻，仿佛连同舌头根也跟着进了喉管，吃完，唇上有一层莹莹的油光。皮是薄薄的一圈，它并没有煎到，所以它是软的，而糯米的两面却有脆脆的壳，非常香。问题在于，无论你怎么洗大肠，它的膻臭都是在的，可是，它最后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味道，一种被遮盖但却真实存在的气味。这里面的融合，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彼此渗透却又彼此独立。吃上一片，要足足花半天时间。奢侈的不是这糯米肠，而是这时光，是祖母的陪伴。

祖母说，这么好的东西，不这么做，你们谁会吃它啊。

长久的回味中，我品出了一股松枝烟熏的香气。那是入肚后，细细地咂嘴才幽幽传到舌尖的味道。我回忆了每一个细节，始终没有参透这其中的奥秘。我认为，正是这股松枝的烟熏香气才是这糯米灌肠的灵魂部分。它不是附着在上面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其入肚，彻底没了形的时候，它才慢慢逸出来，像一个告别的仪式。

也许也只有我执着于这个奥秘吧，也许别人并没有吃出这个味道。

前几年，老家的宅基地要重盖，于是拆掉了老房子，我在厨房看见了那口许久没用过的柴火锅，它锈迹斑斑，缺了口。我仔细一看，锅沿上有很多细小的裂缝，这些裂缝应该是早就有了的。只是多年前天天炒菜，用菜籽油润着它，没有发现罢了。一切都明白了。而今，我想就着这口锅再做一次糯米灌肠已是不能。有些味道，它只是一个意外，有些味道，它只能缘于某一个人。

我把制作糯米灌肠拍成了小视频传到家乡的微信群里。很多人忆起了我的祖母，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是，老太太死后，他们再也没有吃过糯米灌肠了。那是宁愿被打死也要去偷吃的东西呢。

责任编辑：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