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宇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经历了最初的争议之后，逐渐为学界公认(1)1990年代以来，“1940—197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比较自觉的学术实践，关于当代文学的起点也位移至1942年。钱理群、洪子诚、李杨、陈晓明、杨联芬、李遇春等诸多学者都积极推进该概念的合法化。(关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可参见：曾令存.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李杨较早将1942—1976年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学阶段进行研究，并认为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集中表现。参见：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本文所指称的“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是指1942—1976年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学术史(2)张光芒等学者认为，“现当代文学学术史指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学者研究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所体现出的学术范式的特点及其演变，而学术范式包括研究者的知识资源、问题意识之所在，及其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方法和价值理念”。〔可参见：张光芒.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构想及其必要性——以现当代文学学术史为例[J].云梦学刊,2015(4);张光芒.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及可行性[J].当代文坛,2018(4).〕本文所指的学术史，即指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角度来看，学界对1940—1970年代文学的性别批评，经历了1942—1976年的“阶级解放论范式”、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范式”、1990年代的“后现代-历史主义范式”、新世纪以来的“本土-多元化范式”四种范式的流变。第一种范式在当下基本被遗忘，第二、三种范式则至今占据研究界的话语主流，且造成了研究的僵局，而“本土-多元化范式”并没有突围成功，在多维探索之下有待根本的范式创新。本文从学术史视野出发，梳理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性别批评范式的历史嬗递，挖掘辨析其问题论、方法论、知识论、价值论的立体结构，由此建构出1940—1970年代文学性别批评的学术史体系，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并探寻新的可能。

一、“阶级解放论范式”：理想国与乌托邦

1942—1976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权威的学术研究方法，反映出鲜明的本质主义的学术价值预设和建构。在阶级解放论范式与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之下，关于该时期性别批评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主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以零散的论述呈现。马克思的“社会的进展可以准确地由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1]75、恩格斯的“妇女底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事业……才是有可能的”[2]44、毛泽东的打破“四条绳索”束缚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成为论者的主要理论来源。妇女问题被糅合在社会问题视域之中，参与社会劳动被当作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阶级解放被当作妇女解放的保障。在这种道德理想国的激情之下，批评家们或歌颂工农妇女的彻底解放，或批判未完成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女性。

这一时期的性别批评中，妇女问题是附着于民族战争话语、生产劳动话语、阶级斗争话语得到讨论的。在阶级解放论范式下，女性承载了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三重负担，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是批评家关注妇女问题的最终指向。论者结合社会历史批评与形象批评方法，分析“新妇女”形象以及时代精神，将文学批评话语与国家话语相融合，以妇女解放来印证制度的优越性。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依次成为时代生活的重心，而妇女问题讨论的焦点也随之转移。论者高度赞颂社会参与给妇女带来地位的提升以及性格的改变，“她们的个性不再受宗法制度封建思想的束缚”[3]，妇女成为“爽朗、豪迈、坚强”“健康完美”的新人[4]。为群借《李双双小传》指出人民公社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李双双“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崭新的妇女形象”，体现了中国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5]这段表述具有典型性。在这些论者看来，妇女解放不存在限度问题，妇女一旦经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就必然彻底解放，而实现的标志就是“男女都一样”的性别平等观，平等的具体内涵却被窄化为义务平等。这种论述无不彰显出论者道德理想国的乐观构想。

由于确立了以工农妇女为主体的“新妇女”地位与美学形象，原本“五四”式的追求个性解放、性自由的“新女性”形象被摈弃，而突出“女性气质”“女性意识”的文本也不断受到贬抑。“延安讲话”后，小资产阶级女性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的遭遇最具代表性，不管是贞贞还是陆萍，都被认为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小资的而受到批判[6-7]。莫耶的《丽萍的烦恼》，触及了延安知识女性与工农干部的婚恋问题，其叙事立场同样引发了激烈批评(3)参见：非垢.偏差:关于《丽萍的烦恼》[N].抗战日报,1942-06-11；叶石.关于《丽萍的烦恼》[N].抗战日报,1942-06-30；沈毅.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N].抗战日报,1942-07-07.。在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小资女性形象的批判意见占据主流，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同样成为论战的焦点，郭开的意见最终成为权威论述。林道静被认定是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未与工农结合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女性形象[8]。直到“文革”时期，小资女性在文学中彻底“不可见”，女性的解放终究也只是工农妇女的解放，性别内部的阶级构成了解放言说的盲点，被压抑、被排斥的女性成为文学中的“她”者，由此，解放的理想国变成了乌托邦。

当然，除了上述的阶级解放论范式，也有少数研究者关注文本中所反映的妇女的情感、思想与生活。例如冰心对茹志鹃的性别立场进行了细腻的捕捉，认为“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国妇女的。……而这每一个人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9]。张白则发现了《山乡巨变》中的妇女立场，指出“作者并没有忘记邓秀梅的女性的身份，描写了她内心中美丽的爱情，还着重写了她在日常生活中对妇女特殊的关怀和同情”[10]。不过，以纯粹的性别立场来观照作品的研究者是极少数，且往往被以宣扬“人性论”或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而受到批判。

总体来看，1942—1976年的性别批评在学术史上更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阶级解放论范式、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文学工具论的学术史建构下，研究者以“思想分析-女性形象论述-手法鉴赏”的作品论模式切入文本，推崇翻身妇女、劳动女模范与英雄妇女形象，以妇女“彻底的解放”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批评范式构成了这一时期妇女问题研究的重点。妇女所经受的创痛被忽视，妇女解放的限度问题并没有得到甄别。在性别批评的学理化和体系化上，更没有做出系统性的建构，并沦为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亦没有做出更深入的阐发，在学术上处于一种凝滞的状态。

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范式”：分离与差异的偏见

1980年代以来，新启蒙思潮下的人性话语、新批评的审美论范式转向、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形塑了一个时代文学研究的面貌。1980年代文学研究以“断裂”的策略与1940—1970年代文学划清界限，并将其当作异质因子驱逐出研究视野之外。这种断裂化的研究状况，在妇女问题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相关批评话语在场的缺席；二是持有彻底否定的态度。在1980年代的学术场域中，1940—1970年代文学所营造的无差别的性别话语被认为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研究者采取将女性从阶级中分离并加以差异化的策略，以此实现对1940—1970年代小说“去性别化”写作的否定，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逻辑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批判。

李泽厚等人的主体性理论，在1980年代的研究界成为一种“元话语”[11]，对当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影响深远。在他们看来，女性被认为是自然人性的一种具体的修辞形态，1940—1970年代文学以国家/集体意识形态压抑人性，女性更不例外。李小江、李银河、陈顺鑫、戴锦华等人的论述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主体性和人性论的基础上，论者批评1940—1970年代的文学抹除性别差异并提倡女性意识。海外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成果的传播(4)1980年代，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的认识趋向于本质化、保守化、文化转向，以沃尔夫、斯特西等学者为代表。在Andors Phyllis的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Judith Stacey的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Elisabeth Croll的Chinese Women since Mao(Zed Books Ltd., 1984),Margery Wolf的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等影响巨大的学术著作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被批评为一种未完成、延迟、虚假的状态，是儒家父权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再现。这四本书至今仍是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女性研究最具权威性的学术著作，相关的文章也被译介到中国学界。、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使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1980—1990年代的中国成为一种重要思潮，批判社会主义父(男)权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关注点。刘禾、周蕾、刘慧英等人(5)例如：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C]∥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470-486;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5.所揭示的民族国家话语对于女性话语的压制与遮蔽，成为国内众多研究者的立论基点。“取代”“遮蔽”和“压抑”，正是这一时期对1940—1970年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在这种知识场域下，研究者以二元对立的性别视角审视，得出来的结论也多是大同小异——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被男性化、政治化，女性个体被压抑，女性主体异化与丧失。戴锦华、孟悦的论述最具影响力，她们断言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12]13，“无性别以及个性之别”[12]29，妇女在分享社会、政治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却了性别，“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假面背后”[13]88-89。这种充满激情的论述呈现出1980年代学人的理想主义以及对于整体化宏大叙事的偏爱，至今仍被不断征引，成为一种“元叙述”。陈顺馨从性别视角考察十七年文学，同样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模板[14]。性别视角与性别叙事成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进入1940—1970年代文学的主要路径，并成为一种论述展开的基点和“常识”，行文多强调“政治化”给女性带来的创伤与压抑，强化性别对立。这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立场与论述路径在当下研究中仍然十分普遍。

然而，以学术史的视野重新考察这些研究时，却不难发现其内在症结。首先是本质主义的女性形象建构。1980年代与1940—1970年代的研究者其实都共享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永恒本质”的假定积极建构“绝对的主体”，从而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本质化的认知[15]3。在论者看来，“女性特质”不是被建构的，而是一种天然的、固定的形象，“女性气质”才是女性本质。如果说1940—1970年代的阶级化女性是一种本质形象，那么1980年代学界所推崇的“女性气质”同样亦是一种本质化的形象言说，其暗含的是一个美丽性感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主体建构。因此，当论者以这种主体想象对1940—1970年代妇女进行批评时，自然会带来诸种偏见。

1980年代研究者持启蒙主义立场对1940—1970年代文学进行否定，难以深入问题的内部逻辑，往往导致历史的复杂性再次被取消。在这种深刻却片面的批判激情下，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女性建构被当作同质化的、无差别的论述对象。如果按照其所说，“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在争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进步都最终被承认，被规定”[13]24，那么就无法理解没有广大妇女的配合，妇女解放政策又如何能够推行、实施、发挥影响，也无法解释《妇女代表》《李双双小传》等作品在底层妇女受众中所激起的巨大反响。尤其是李双双，作为一个新中国新妇女的典型，不仅得到国家意志的认可，也推动了农村妇女确立身份归属与自我认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社会主义叙事文本完全把女性主体写成男权的附庸，无视女性的内在要求，就很难想象这种革命想象如何整合其作为半边天的中国女性的认同，也很难想象女性是在怎样的动力下接受这一文本的。”[16]就此也不可能理解这些文本对于妇女的体察与观照，妇女对于这些文本的积极接受与回应，以及妇女多样复杂的生存姿态。

在1980年代的学术话语中，强调女性主体性并将性别视为一个重审历史和人性的独特视角，确实使一些习焉不察的性别问题得以彰显，但这一视角也往往使性别问题被过度放大，遮蔽了其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论述，因持有性别差异论、线性史观和目的论而显得专断可疑，以性别差异为视角解读1940—1970年代文学，没有获得独特的眼光，反而受其所限，忽略了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以宏观论述遮蔽了丰富复杂的历史细节，以理论建构压抑了日常生活实感，真正属于妇女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倾听。

三、“后现代-历史主义范式”：言说的错位与盲视

出于对1980年代空疏学风的反思，加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1990年代学术界体现出由启蒙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学术史转向。强调“回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知识考古”，考察研究对象的内部逻辑，规避强烈的道德判断对研究的支配，将概念看作历史构造之物[17]。1993年以后，“再解读”派研究传入国内，以解构主义的眼光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于1940—1970年代文学进行了重新编码，力图揭示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呈现“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的部分[18]6。“再解读派”借助解构主义理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借用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和民族寓言策略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则借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进行话语批判，揭示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

对于1940—1970年代文学，再解读派不再关注文本的审美分析，而聚焦于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女性形象成为民族国家的隐喻。周蕾的观点——中国被“女性化”[19]25在言说中不断得到加强，妇女问题仅仅被追认为一种革命的修辞，一种被借用的工具。这种寓言化解读主要通过关注性别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出来。在再解读派看来，小说中启蒙者/追随者的男女形象配置，工农兵男性上级/知识女性的社会身份配置，也往往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与自我改造之路。因此，女性命运不过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转喻式表达。李杨、黄子平、许子东、刘剑梅等人都就此进行了阐发。例如，李杨选择政治寓言和言情小说两种阅读方式对《青春之歌》进行解码，分析了女性形象如何作为象征话语被编织进国家话语之中，而女性身体书写蕴含着政治道德化的机制[20]89-137。不难发现，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落点仍旧是国家民族的宏大命题。

新世纪以来，后现代-历史主义范式得到发展。1940—1970年代的电影、年画、样板戏等文艺形式也都不断被纳入研究视域，力图重新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美学范式，然而，对于妇女历史处境、情感体验、生命感受的分析，却仍然匮乏。刘成才从家国话语规训下的女性自我想象出发，辨析她们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询唤的响应与规避[21]；韩琛、蔡翔、李玥阳等人关注到社会主义女性电影的美学特质及其所表征的关于妇女解放的想象[22-24]；李松则指出样板戏中的女英雄是追求男女平等、摆脱家庭束缚的榜样[25]……这样的解读固然有新意，但却又抽空了文本的历史语境，也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在一种似新实旧的论述中消弭了与“阶级解放论范式”的差别。

后现代-历史主义在范式上将解构主义、话语分析等理论引入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妇女研究，提示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促使了1990年代以来话语研究的转向，并将国内学界与海外汉学界同步对接。然而，其毫不掩饰的社会政治立场、急于建立新的言说规范、理论干预文本也招致激烈的批评(6)参见：丁帆.十七年文学的悖论[J].江汉论坛,2002(3)；王彬彬.《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以唐小兵文章为例[J].文艺研究,2014(6)；王彬彬.《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以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为例[J].扬子江评论,2014(2).。再解读派往往持一种“翻烙饼”式的冲动，在反驳启蒙主义的本质主义论述时又不自觉陷入了历史的迷雾森林，无限后退乃至失去了价值立场[26]94。他们深入研究对象，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但往往在理解的同时被对象同化，因有无限同情而丧失了批判精神。因此，怀抱一种距离式研究而非认同式研究的态度，“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27]78，将重返1940—1970年代作为一种方法重返历史现场，或许是一种更可靠的方式。再者，论者沉迷于民族寓言、话语分析与现代性解构，较少将中国妇女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加以指认。它通过把握对象的内在逻辑达到解构的效果，将女性化作表象与修辞，然而却因缺乏与社会历史实景的深切关联而容易被掏空理论的效度。从意识形态到意识形态，从宏大理论到特殊个案，从话语到话语的“学术内卷化”实践，导致这种新范式的建构存在着诸多问题。

可以说，1990年代的后现代-历史主义范式并没有比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范式更加多元。历史学家杨念群对19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倾向做出深刻反思：“单纯建立在话语权力架构分析之上的文化史研究，无法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一条独特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28]228同样的，后现代-历史主义范式也无法解答为何当代中国会选择社会解放式的妇女解放道路，为何文学中的“新妇女”形象谱系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与认同。由此，如何避免理论借用与问题研究的错位与不适，如何在本土化视野中打开提前闭合的论说空间，而非沉溺于理论的“强制阐释”[29]，是学界在新世纪需要解决的难题。

四、“本土-多元化范式”：困境与新可能

新世纪以来，对于学界盲目征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而导致的研究困境，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并强调理论的本土化与适用性。一方面是破除唯女性主义的迷局，揭示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研究存在的错位(7)可参见：钟雪萍，任明.“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J].南开学报,2009(4);王玲珍，肖画.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15(3).，重新提倡问题的语境化、历史化、动态化；另一方面则积极探索新的学术路径，研究的多元化、本土化范式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盲目征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无法涵盖中国妇女在社会中所起的复杂作用，这一观点已经为更多人所接受，“在中国，性别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包括风俗习惯等复杂交织的‘集合体’”[30]。王政透见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权力等级关系与全球化神话：“它以抽象的‘中国妇女’一词掩盖了中国处在地理或社会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那无数没有话语权、无望获得发展机会的是底层的各类各族女性。”[31]87究其原因，是以西方妇女解放的模式彻底否定中国社会解放-性别解放的妇女解放实践，将个人、社会、国家进行二元对立，“无法真正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无法真正认识个人与它的关系”[32]。杜琴芳、梁景和、乔以钢等人的妇女史研究，以翔实的史料重新打开了1940—1970年代妇女问题的论说空间，而董丽敏、宋少鹏、王宇等人进一步提倡本土化的研究视角，试图“转向观照自身”，“从价值判断回到学理判断”，“从碎片拼贴转向内外整合”。[33]例如：贺桂梅以社会性别制度考察女性社会化的组织形态[34]；董丽敏探讨了妇女生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间的关联[35]；马春花寻绎十七年文艺中“女人开火车”的文本与历史，探究操纵机器所呈现的想象以及给妇女带来的改变[36]；崔琦通过挖掘延安“妇运”重释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37]；梁苑茵关注到《农忙五月天》对农忙托儿所的书写为重新理解组织妇女、妇女解放打开了新空间[38]……这些在地化的研究实践，借助于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力图将文本与历史实践相关联，为学术范式的跨学科转向提示了一种可能。

不过，总体来说，这种探索尚未形成主流，不少研究仍然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并没能从根本上跳出学术政治的拘囿。立场先行，也给新世纪以来的性别研究造成了一种犹疑的困境：一方面，学界强调本土化视野、跨学科方法、多元化视角；另一方面，在最终的理论落脚点上，又无法摆脱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拘囿，立场与方法的“蝙蝠式困境”无法解决，“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仍然很严重。

通过对1940—1970年代性别批评的学术史梳理，不难发现，在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妇女研究领域，固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研究的底层逻辑与展开路径都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倾向，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题：

首先是妇女形象的本质化建构。纵观当前研究，要么是强调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女模范、铁姑娘、女英雄等形象对于女性气质的遮蔽与抹杀(8)可参见：郑春凤.试论十七年文学女性自我意识的自我消解[J].松辽学刊,1996(1)；陈吉德.样板戏女性意识的迷失与遮蔽[J].上海戏剧,2001(9)；刘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雄强女性形象[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2)；刘传霞，蒋凯旋.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女性身体形态脸谱化叙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2(1)；雷水莲.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曹书文.人的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双重失落：重读赵树理的《锻炼锻炼》[J].文艺争鸣,2016(8).，要么是通过女作家的作品刻意追寻女性写作表现出的一定的“女性气质”“女性意识”，挖掘文本中的叙事缝隙，以知名女作家丁玲、杨沫、茹志鹃、宗璞、刘真、草明等人的研究占多数(9)可参见：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对于女性形象的评价，要么高歌妇女的彻底解放，要么将妇女认作毫无女性意识的客体，要么将妇女当作一种话语来隐喻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妇女的情感、历史、处境与遭遇被忽视。

其次是研究格局的狭窄。对于历史语境的陌生与历史文本的漠视，是研究格局无法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年分册中收入900余种文艺刊物，而大部分研究者主要以《人民文学》或者“青山保林三红一创”等“红色经典”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到地方文学刊物。《山东文学》《西南文艺》《蜜蜂杂志》《草原》《新疆文学》等对于女性的书写呈现了更为生动、多元的女性想象，也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学界对1940—1970年代文学的刻板印象。在1940—1970年代妇女问题研究内部，存在着分段式论述与“中间大两头小”的问题，等级十分鲜明：一则整体论述1940—1970年代文学性别问题的论著非常少，基本上都是以分段研究呈现；二则“十七年文学”研究占据主流，延安时期与“文革”时期的性别研究则不仅屈指可数且多位居边缘。性别研究主要围绕女性形象、女性意识、女性观、叙事模式、性别关系、权力话语等方面展开，集中度最高的就是女性写作、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结论也多雷同。

再次是研究路径的模式化。研究首要着力解决的应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妇女问题并不只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但1980年代以来学界却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考察妇女问题的主要视角。对于女性主义的狭隘化理解与模式化使用，也造成了研究的困境(10)实际上，在女性主义理论阵营中，既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的分野，同时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使女性主义发生了更复杂的裂变，比如有黑人女性主义、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女性主义具有极大的扩充空间，能与任何理论结合并从中生发出新的视野。可参见:〔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性别差异说所带来的关于女性的同质化想象，造成了性别对立的解读，将女性想象的社会性抽空，无法对妇女问题做出更复杂的揭示，也难以承载历史的深度与广度。此外，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主义的态度必须带有批判的立场，如果无原则地认同，也只能走向迷局。

历史学家黄平曾指出，当前的妇女研究往往“撇开社会背景看社会平等”，“对中国实践缺乏理论梳理”，“不能与时俱进”而无力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导致研究与社会现实背离[39]16-65。妇女问题涉及诸多方面，然而1940年代至今的性别批评学术史实践中，妇女问题往往被本质化、抽象化，不仅抽空了问题意识，也失去了对于当下的言说效度。文学中所呈现的妇女的劳动、教育、婚恋、家庭生活及其表征的性别角色、性别关系、性别期待、性别认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国家主导下的妇女解放与妇女的需求到底有怎样的互动关联？妇女参与到公共社会生活中，对于她们自身的性别想象又有什么影响？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妇女的需要被倾听又被压抑？1940—1970年代文学中的“新妇女”想象在女性群体中又有何种程度的认同？

强调本土化立场，重新审视中国1940—1970年代的妇女解放实践与文学中的妇女问题，一是为了修正西方理论与中国妇女解放的“场外征用”的错位，关注历史情境；二是打开新的论述空间，考察女性在革命中如何成长、赋权，如何成为主体，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这样的考察与追问，要比“革命/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解放女性”的本质化预设包容得多，也更加贴近妇女在历史中的真实图景。不妨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国家解放的关系做一种更为精细的考察，关注民族国家与女性在妇女问题上的沟通与龃龉，承认民族国家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40]；关注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真切的生活经验与生命实感，承认妇女的“多维主体性”[41]。不同区域、年龄、阶级与阶层的女性应当区别对待，不妨仔细甄别文学想象的差异言说，还原女性真实、多元的历史存在状态；不妨注重以一种有机的、嵌入式的研究，重新激活历史的能量，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从而将妇女历史充分复杂化、动态化，钩织出一幅多元的历史景观。

面对当前的学术困境，应以创新、借鉴、对话、协作、融通之理性态度，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展开研究。不妨将性别批评与“妇女学”或“女性学”(11)众多学者都探讨了妇女/女性学学科的建构问题。王政、杜芳琴、彭珮云等人提倡妇女学，叶文振等人提倡女性学。可参见: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张李玺.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相融合，充分开展跨学科研究，将社会史、新革命史、文化史、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研究成果纳入研究视野。要以“社会性别”(12)琼·斯科特最早将社会性别引入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换言之，(社会)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社会)性别不仅是权力形成的舞台”，还是“维护权力永久的方式”。(〔美〕琼·斯科特.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的范畴[C]∥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135-137.)当前，“社会性别”研究已经成为妇女史研究的主要范式。理论为基点，考察性别如何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资源分配等)中得到复制、传递、撒播和强化；同时，也要避免社会性别视角的唯一化，关注1940—197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包括阶级、性别、民族等的多维互动，并展现妇女在此过程中的能动性(13)海外性别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知。可参见:〔加〕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M].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加〕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M].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英〕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M].施 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张 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全面认识1940—1970年代小说中的性别叙事，关乎如何重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精神遗产，需要对中国妇女解放历史做出更深入的考辨，更需要持有一种“价值中立”原则，以减少个人喜好和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歪曲[42]5-6。学术政治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一旦越过了必要的边界，干扰了研究的客观性，只能使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者特定意识形态的注脚。研究者应该充当“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调解人”，“诚实求真”，[43]235达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构建兼具整体性与内在性的分析视野，挖掘文学现象、观念背后更为内在、纵深的历史脉络。也只有充分正视历史的遗留，批判、清理革命所带来的妇女解放的遗产，不激不随，葆有一种曼海姆式的“知性好奇心”，才能实现一种富有理性与生产性的研究。

五、结语

以学术史视野重新梳理1940—1970年代文学，不仅是为了建构起其历史脉络，反思其研究范式的困境，同时也是对于当下女性商品化趋势以及底层妇女的境遇做出的一种有力回应。在当下语境中，“五四”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被高度重视，而1940—1970年代的“新妇女”形象则一直受到贬抑。事实上，真正理解1940—1970年代妇女问题的话语与实践，是“后妇女解放时期”[44]重识妇女问题的重要纽结，也是解决当前女性困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40—1970年代文学性别批评进行学术史反思，并非作翻案文章，也并非要重复历史经验，而是对历史做出深入的体察与反省，以重新打开闭合的论说空间，呈现一种复杂、动态的历史样貌。而中国妇女问题、妇女解放道路的独特性，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女性的历史想象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对于今天女性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也依然有言说的效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决定了我们怎样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