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以“办理不善”为名，撤销林则徐职务，“遣戍伊犁”[1]。林则徐在西安与家人道别，满腔忠贞之情无法抑制，脱口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表达以身许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途中收到已经先期流放伊犁的邓廷桢来信，作诗回赠，“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2]33。一代名臣，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其对国家前途命运忧虑与关切，以及故作淡泊的洒脱，让人百感交集。一路上林则徐不仅写信作诗，寄送亲友，抒情言志，而且逐日纪程，写下《壬寅日记》，后整理为《荷戈纪程》出版行世①。该书如实记录了自西安至伊犁的行程以及山川风物、城郭民居、生活状况，视野开阔，笔法简练，“于山川厄塞，贤豪遗迹，与大风土谣俗，民生疾苦，凡所目击，悉笔于书，古谊忠肝，跃然纸上”[3]，成为晚清西北边疆行记中“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经世著述”[4]。经世致用的学风，始于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梁启超谓：“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5]所谓经世致用，就是治学要有益国计民生，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解释道：“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5]109关于《荷戈纪程》中所包含的西北边疆地理信息，学界已有细致的分析，但是对于其中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精神追求，尚无专文论述，可以稍作发掘，以便对该书的社会历史价值与思想意义，以及林则徐的社会关切与精神境界，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扬沙瀚海行犹滞：记录艰难行程

林则徐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初六日自西安启程，至十一月初九日到达伊犁，历时122天，一路栉风沐雨，艰辛备尝，跋山涉水，旷日持久，是“对西北丝绸之路长达四个月的实地体验与考察”[6]。日记对于西北地区气候、地理及交通信息有客观准确记录，体现了林则徐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具有难以替代的历史价值。

1.气候

林则徐系闽人，多在东南任职，此行是第一次远赴西域，因此对西北地区的气候比较敏感，日记中清晰注明当天的气候状况，成为出行的重要考量因素。据笔者统计，晴天85天，阴天（含半阴半晴）15天，下雨14天，下雪8天。一路上雨雪交加，阴晴不定，都对林则徐的西行造成了困难。

林则徐出发之时，正是华西秋雨时节，本拟七月初一启程，却因为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雨势连绵”[2]137，导致咸阳河水上涨而无法动身。此后初九、初十以及十五日都因为下雨难以出行，不得不中途休息。偶尔不得已冒雨出发，山间多水，也增添了行走的难度。八月十七日，“是日行七十里，尚无大坡，惟处处由涧水涉过，已有‘七十二道脚不干’之意”[2]140。八月二十三日，“自李家岔口至县城，上坡少下坡多。惟沿路皆山涧之水弯环流转，处处涉过，俗称‘七十二道脚不干’，今逐处数之，约略相符”[2]142。旅途之中暗自计算所经山涧数量，以求与民谚相印证，林则徐心思之缜密、观察之细致让人惊叹。

秋雨过后，秋意袭人。林则徐攀登六盘山，“其时，朝曦未出，西风忽来，山气侵人，寒如冬令”[2]141。此后寒气日深，“自泾州至隆德，日寒一日，非皮衣不可，抵静宁后则又变暖，早晨著棉，午后只可单衣，盖地气各不同也”[2]141-142。西北风大，寒意加重，到达镇羌，对西北严寒更有深切体会，“是日西北风大，地气阴寒，至驿舍则炽炭以待。……闻六月未离棉衣，七月已下雪一次矣”[2]146。此后行程雨雪交加，寒冷的感觉更加强烈。八月二十五日，待雨停后方行，“甫数里，则大风甚，雨又至矣。须臾雨变为雪，寒冷异常”[2]148。到了新疆，雪山连绵，沿途可见，而大雪时下，对旅行造成更大不便，“连日望见达般上积雪，一白连天。闻古城等处，本月望间雪厚数尺，没过车箱。日来天晴，未知可渐消落否”[2]156。进入十月，大雪不断，十月一日，“天明起视，停车在山峡中，雪积五六寸，四面全不辨路”[2]157。二日，“饭后欲复行，而大雪纷集，不得不住此矣。至夜雪积尺余，仍缤纷未已”[2]157。三日，“辰刻见阳光，行，高冈平原一白无际，马没蹄，人没踝”[2]157。林则徐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西北秋冬时节的气候特点和天气变化情况，使人对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了深切的认识，对于了解西北人民的生存环境，提供了明确的文字资料。

2.路况

自西安至伊犁，是清朝西北的官方驿道，往来行人甚多，沿途虽然较少险关要隘，大河天堑，但是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路况不好，行走起来也极为艰难。林则徐对此有清晰的记录，可见当时的远行情况。

爬山涉水，极大地增加出行的难度。当时河上桥梁极少，大河坐船，小河则需要徒涉。出行第一天，过沣水，上面有“沣水桥，俗谓之三里桥”[2]137，这是少有的关于河上有桥的记载。渡渭水，则需要乘船，“是日水势浩瀚，舟人以为不止十分。幸舟过尚平稳”[2]138。到兰州，需要渡过黄河，幸而河上有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复有集吉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2]144。此外，其他河流，则需要徒涉，“沿途多有涧水，舆、人皆涉过”[2]139，尤其是八月十八日山洪暴发，旅途更为辛苦，“行至十里铺即有雨点，一路涧水汹涌，知上游昨已被雨，山水叠发也。舆夫、纤夫多有病涉之苦”[2]141。有的地方因为雪山融水，河流很深，“过八里铺后，涉河十余道，土人谓之黑河，有深至马腹者，总由雪山之水发下耳”[2]149。由此可见旅行的艰难，爬山则山势险峻，路线曲折，倍加艰难，“十里和尚坡，即六盘山之麓。……山峻路曲，盘旋而上”[2]141。由于山路难行，有时还需要纤夫拉纤拖拽车辆前行，“自此至长武四十里，皆上高坡，肩舆须曳纤行”[2]139。

戈壁沙漠，看似平坦，行走起来也非常吃力。林则徐在《戏为塞外绝句》中写到：“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2]39是对路况的真实写照，在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出西门，沿途大石礌砢，几无行处”[2]147。“是日行七十里，路不甚长，而小石礌砢，无一平路。”[2]151“自安西以西，路皆沙碛，往往数十里无水草，碎沙之下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2]153戈壁荒滩，即使走在平地上，大小石块遍地，必然产生颠簸，影响行进速度和舒适感。沿途有很多以沙窝、沙岭、沙井、沙泉命名之地，大漠长路，极其消耗马力。八月二十九日，“又十里沙井，宿，仍张掖辖。是日行五十里，前二十里路多石子，后三十里则沙路，车行较稳而费马力”[2]149。九月初三日，“是日行八十里，实则不止，且多深沙，又系上坡，马力几竭，行人谓之沙岭”[2]150。十月二十九日，“此路直至沙泉子，计六十里，无非聚沙而成。先二十里沙窝最深，极疲马力，中二十里略浅；后二十里路多粗沙，似有石底，马行尚不滞”[2]162。

雪中不辨路径，雪晴后山路蜿蜒，分外难行，“巳刻见阳光，始行，而路中辙迹仍不可辨，且陂陀登降，峡路蜿蜒，欲迷者屡矣”[2]157。雪后道路泥泞，无论是登山还是穿越山谷，都更加吃力。林则徐一路西行，受当时道路条件限制，行走艰难，但是无论是跋山涉水，还是穿越戈壁沙漠，也不能裹足不前，只能奋然前行。

3.车况

前人书写日记，对车况往往很少留意，容易失于眉睫之前，缺少了最基本的信息，而让后人无从想象其出行状况。林则徐对此细节颇为注意，对车况有明确记载。在甘凉道署中，“此次在凉州雇大车七辆，直至乌鲁木齐，计程四十八站”[2]147；到了乌鲁木齐，又换乘车辆，“雇定赴伊犁车辆，是晚将行李装齐，共大车五辆，飞车一辆，轿车二辆”[2]159。有学者将林则徐西行路程分为兰州、哈密和伊犁三段，这是以地理的分期[6]。如果以换乘车辆作为分期，则应以凉州、乌鲁木齐作为划分标志，这是对路况和车况以及当时车夫驾车里程综合考量的结果，更有说服力。

林则徐不仅记录车辆数量，还说明车轴、车厢等各项数据，据日记九月初七日记载，“尚喜大车在肃州城内己换长轴，左右车轮皆离车箱一尺，犹不至颠簸耳。此次大车，车箱长约五尺，宽约三尺，自地至车辕量高三尺，自车箱至蓬顶量高四尺五寸”[2]151。乌鲁木齐换乘之后，车辆的宽度又有变化，“舆人换轴，未行。由此赴伊犁，辙迹愈宽，车轴每边出车箱一尺二寸”[2]160。对于车辆部件的清晰记载，是以前的纪行文字中所难得一见的，说明林则徐确实是深具才略，观察的角度和细微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由于路况不好，导致车辆问题频发，十月十一日，“雪融后泥潦满途，已费马力，且路多坎窞，车每陷入，一车陷则众车皆因而停，故自寅至亥始能抵次，而车之折轴脱辐，且不一而足，殊累人也”[2]159。长途旅行，车辆损坏在所难免，可是频繁发生事故，就极大地耽误了行程，增添了旅途的疲劳感。

4.住宿

林则徐对住宿情况，也比较关注，驿馆的大小与干净与否，都一一记录。在陕西、甘肃因行人甚多，尚有专门的驿馆可供住宿，条件尚好，但是随着渐行渐远，住宿条件也越来越差。八月二十五日，因为“驿舍亦狭”，林则徐“在车上宿”[2]148，这是第一次在车上住宿的记载。此后到了甘肃玉门以西，从安西州开始，露宿的记载比比皆是，九月十五日，“夜在车中宿”[2]153。十六日，“是夜仍在车卧”[2]153。九月十八日至星星峡，当地只有店铺两家，“皆甚肮脏，借隔邻土屋吃饭，夜在车宿”[2]154。二十一日，“有店数家，俱恶，仍用自带几凳，夜宿车中而已”[2]154。二十五日，“夜宿车中，此后大抵皆以乘舆为卧榻矣”[2]156。一直到十月初十日，“夜仍在车卧”[2]158。前后累计有20天夜宿车上，如此晓行夜宿，对于年将花甲的林则徐来说自然是极为辛苦的。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2]33即使走在谪戍伊犁的艰难行程中，林则徐仍然留心对沿途天气、道路和车辆以及住宿条件进行详实记录，让我们对清代中后期西北地区交通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由于身份显赫，哪怕是戴罪之人，林则徐沿途得到各级官员的接待与资助，尚有大车可以当步安身，而其他普通人旅行之艰难，可以想见。

二、开轩观稼知丰岁：关心民生疾苦

林则徐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以兴利除弊为务，兴水利，赈饥荒，整顿盐课，查缴鸦片，“才识过人，而待下虚衷，人乐为用，所莅治绩皆卓越”[1]11494。在西行途中，林则徐注意观察民生状况，深刻认识到自然资源与人口城市分布的对应关系，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西北人民生活疾苦的了解和同情。

1.水源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生长要依靠水的滋养，有了水才有了蓬勃的生机，旺盛的人气，没有水，一切只能归于荒芜。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水源对生物和人口的分布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水源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植被情况，成为林则徐观察民生疾苦的重要标志。

刚出西安，沿泾水北上，到达邠州一带，河流宽阔，生机勃勃：“泾水自甘肃平凉来，众水汇之，河宽处不下数百丈，两旁皆重山，屹立如墙。此二十里间枣树最多，其实已纂纂矣。桑林亦葱葱弥望，诚一幅《豳风》图也。”[2]139《诗经·豳风·七月》中描写的农耕生活，就发生在这一带。越往西北走，气候越寒冷干旱，植被逐渐减少。登上六盘山，山势高耸，草木稀少，“又旋行而上，其沙土皆紫色，一木不生，但有细草”[2]141。出兰州以西，天气干旱，景物单调荒凉，偶尔有一点绿色，林则徐不免有些激动。在平番县，“沿途皆极荒陋，将至驿，则山树皆绿，始有生趣”[2]145。再往前走，“本日所行皆平路，道旁山色颇秀，绿柳白杨森森夹道，自入甘省以来，惟此地稍有生趣耳”[2]145。应该说因为水源，山树才有了绿意，也才有了驿站和人气。过了嘉峪关，景物更加荒凉，惠回堡“有林木、水泉，颇为关外所罕”[2]151，因其有林木、水泉为关外所罕见，亦可知其他地方之枯干。到了新疆的奎墩，“居民百余户。闻水利薄、田不腴，村墟殊荒陋耳”[2]161。由此就将水源与耕地以及人口聚集的关系阐释得非常到位。

由于西北缺乏水源，很多地方生活困难。进入伊犁地界，“四十里有一土屋，其地无水，只卖干饼”[2]163，因为无水，难以下咽，“余以昨夕为粥，带来食之”[2]163，由此可见生活之艰苦。在腰站也是如此，“其地乏水，不能饮马”[2]163。沿途有多处地方叫苦水、苦水墩、苦水驿，其水质不适合饮用可知。在沙泉，因为水咸，无法饮用，只能将此前用葫芦储存的水打开来喝，“此处水咸，昨在马连井购一葫芦，贮水而来；因星星峡与小红柳园之水俱尚可饮，故至此始用之”[2]154。而到了格子烟墩，则因为有了水，不仅有了居民，也有了傍水生存的鸽子，“此地民居二十余家，水尚可饮，鸽子颇多”[2]154。林则徐对于能饮水处进行特别记载，可见水之珍贵。

2.物产

有了水源，也就有了生机，有了农业生产，粮食供应就有了保障。在甘肃高台，水源充沛，物产丰富，“田土腴润，涧泉流处皆有土木小桥，树林葱蔚，颇似南中野景。其地产大米，兼多种秫，顷已刈获，颇为丰稔”[2]149。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多以雪山融水作为水源，因此山谷里颇多绿洲，适合人类生活，可以种田，亦有集市，“闻安西州境有十道沟，皆通雪山水利，故有田万顷，居民数百家。村内颇有市肆，卖腌蘑菇，味可”[2]152。

有些地区，虽然不适于耕种，但是有了矿藏，也成为当地人的经济来源。有的地方有盐池，如高台县五驿中的第四驿，“此地北山之下有盐池，产硝、盐，弥望如湖。闻明初始开盐利，居民倚此为生”[2]150。采盐和销售成为当地人赖以为生的依托。还有的地方产金，如安西州马连井一带，“此地附近有金矿，故多挖矿淘金之人，居民及千户”[2]153。物产与矿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有了物产和矿藏，才能聚集大量人口。

林则徐记录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状况，并隐含了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自古城以来，沿途田亩连塍，村落相接，迥非戈壁可比。俗谚谓哈密至乌鲁木齐有穷八站富八站，盖戈壁头以东之八站为穷，木垒河以西之八站为富也。”[2]490在农业为主的条件下，水源是西北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东八站在戈壁以东，西八站在木垒河以西，两地贫富的差别主要在于木垒河这一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田亩连塍的有无。

3.人口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唯有水源充沛和物产丰富的地区，人口才稍微集中一些，如沙枣园与小湾一带，“此处水利颇饶，田土腴润，林木葱秀，居民有数百家”[2]152。在塔西河一带，“闽中漳、泉人在此耕种者数百家，皆遣犯后嗣，近来闽、粤发遣之人亦多配于此”[2]160。因为有了水源，适合耕种，才能集中安置东南沿海的犯人在此生活，而在玛纳斯一带，居然出产大米这样对水资源需求很大的农作物，“田土膏腴，向产大米，贩各处。人物之繁，不亚兰州”[2]160。由于大米产量高，因此聚集的人口也多，才可以和兰州城媲美，但是多数地方，人烟稀少，星星点点的人家，散落在大漠深处，其艰苦程度可以想见。

由于所在区域常住人口和行人众多，也需要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在东乐城，因为人口众多，专门设置县丞在此管理地方案件，“此地居民六千余户，以张掖县丞驻之，催科理讼，此缺为佐贰中所未有，往来支应皆县丞所供”[2]148。嘉峪关为进出新疆的要冲，则专门设置号房登记往来行人，“关内设有号房，登记出入人数”[2]151。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人口管理情况，林则徐注重这些基层管理措施，一般行人恐怕恍然不觉，亦不以为意。

4.物价

林则徐对沿途的物价也进行了简略的记载，这是在其他人的日记中很少反映的内容，是其经世精神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林则徐记录高台的盐价，“每斤不及一文”[2]150；记录玛纳斯的米价，“大米每升约重四斤余，价四十文。豌豆每升重亦然，价二十二文”[2]160；记录红城驿的毡货，“此处出毡货，而价昂贵”[2]146。产地普遍价格低廉，可以看出交通不便，购买力低下。

林则徐还详细记载了自己所雇车辆的花费情况，“舆夫仍八名，每名每站四百五十文，雇至凉州，比前较贵，因此路不常行也；圈车仍十五辆，每辆四千九百文，亦到凉州，另换大车”[2]144。指出因为路途偏僻，所以价格比较贵。后又记录了赶赴伊犁的交通费用，“每套每日四钱，以八折合钱三百二十文”[2]159。这些都能够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物价水平，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5.贸易

林则徐对贸易非常关注，详细记录沿途的货物集散情况。比如新疆奇台县城，“贸易颇多，田畴弥望”[2]157，正是因为有了农业，才有了人口聚集，也才有了贸易活动。初级的贸易活动，主要以买卖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粮食为主，高台县的花墙子堡，“城颇大，城楼亦高，闻系粮食互市之所”[2]149。粮食的产销地往往紧密相连，如济木萨县丞所辖的三台汛，包括上台、中台、下台。上台是产地，有大量农业人口聚集，“上台民户多至五百余户，县丞收粮之仓在焉”[2]158；下台是销售地，“贸易铺户皆在下台”[2]158，两地相距二里，之所以分开，当时下台的交通更为方便所致。水陆码头当然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沿途从苇间穿行，五十里至大河沿，此地为一马头，市肆、民居颇盛”[2]163。

除了买卖粮食及基本生活用品以外，林则徐还专门记录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经济活动，比如买卖骡马，甘肃泾州地界的里窑店，“是处市集略大，为向卖骡马之所”[2]139。乌鲁木齐附近的古城，“阛阓甚多，北口外之科布多等处蒙古诸部均在此贸易”[2]158。西北地处边塞，农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工和贸易需求，成为林则徐关注的对象。

“开轩观稼知丰岁，激水浇花绚古春。”[2]25林则徐看到兰州布政使官署中有山水园林之胜，表达其对丰年的期盼。西行途中，林则徐对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非常关注，尤其关注农业生产情况，他对于人口、村落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观察细致，这源于他关心民生疾苦的道德良知，也是他为官多年所培养的职业敏感，更体现了他对西北边地社会状况的深刻认识，对于后人认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何时此地罢防边：记录军政要事

西北地处边塞，是多民族聚居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谪戍途中，林则徐对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关注，“遇江西南城人朱姓，从伊犁、乌鲁木齐贩鹿茸回建昌，言新疆事甚悉”[2]156。想来二人所谈论的新疆事，既包括地理风俗，也包括军事政治等。路上林则徐得到喜获孙儿的家书，在为孙子起名时可谓用心良苦，本来想叫平庆，“并祝域中安定之意”，为了避讳族中长辈之名，“取平凉之崆峒山为义，名之曰贺峒”[2]140。可见边疆安定是林则徐一直萦绕心头的期盼，体现了追求国家和平统一，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追求。

1.驻军

林则徐对所经之地军队驻防情况非常关注，详细记录军官的品级和驻军的规模。有的地方驻军军官是正四品的都司，至布隆吉，“为雍正年间曾驻大营，有土城，今驻都司一员，带兵一百名”[2]152。有的是正五品的守备，在水泉驿，“驻一守备”[2]148。有的是正六品的千总，至双塔堡，“驻千总，兵一百名”[2]152。还有的地方是正七品的把总，在沙岭，“有把总带兵八十名驻此”[2]150。从军官的级别大小，亦能推测出当地的重要程度以及驻军的规模。有的地方还会记录军队驻扎的历史，在惠回堡，“有堡城，乃乾隆年间官建，驻千总一员，兵一百名”[2]151。还有的兵站，虽然并未亲临，也记录其建制情况，“闻有赤金堡，驻一都司、一把总，设兵二百名，但不在大路旁耳”[2]151。还有的地方，是满兵和汉兵分驻，在奇台县附近的古城，“有满兵、汉兵两处土城，相距三里。满城曰孚远城，驻领队大臣一员及协领以下数员，满兵一千名；汉城住游击等员，汉兵四百名”[2]158。在红山觜，“都统、道、州驻满城，提督驻汉城，相距约十里”[2]159。对于满兵驻守之地也进行特别强调，行至庄浪城，“系满兵所住，有城守尉等官驻此”[2]145。有些地方，驻军人数极少，林则徐有所记录，可见观察之细微及其对这一问题之关注，途经一山山顶，“顶有兵房数椽，问其兵数，人三成众而已”[2]141，这些都能看出林则徐对边疆沿线军事边防的重视。

2.民族

边疆的安定离不开民族团结，林则徐对西北少数民族极为关注。林则徐通过追溯边疆历史以及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描写，说明他对西北民族关系有真切的了解。

在林则徐的记录中，西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明显区别，不仅分属农区和牧区，而且有边墙阻拦。在甘肃山丹县一带，“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闻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画界，墙以外六十里仍为汉民游牧之所，六十里外乃蒙古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2]148。出嘉峪关后“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外皆蒙古及番地耳”[2]151。

林则徐的记录中，新疆的民族关系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各自独立又互相融合的特点。林则徐注意到在哈密城外五里，“城内及附近回民约万余户，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红衣，土人呼为缠头。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自此而西南，大抵皆回地也”[2]155。哈密的少数民族，尽管民族特征鲜明，但是已经与汉族有了较多交流。哈密还有回王，负责地方事务及钱粮，“今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惟田归回民耕种，入其粮于回王，满汉官民皆无与焉”[2]155。由此可见，当时的民族融合还处于民间自发的阶段，回王对地方事务具有管辖权，地方官无法干涉。

“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2]35林则徐对西北边疆的稳定十分关注，他详细记录沿途的驻军情况和民族关系，这都出于其对稳定边疆秩序的深层关切，体现了林则徐在军事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和对西北地区长治久安的期待。

与很多贬谪文学不同，林则徐《荷戈纪程》的重点并不是以描写山水寄寓家国情怀，而是通过对行程的记录反映西北地区的气候水土与交通条件、人口物产与经济活动以及驻军与民族关系，在看似无意之中，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林则徐《荷戈纪程》中体现出的经世致用精神，与其久为封疆大吏的身份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局势和学术风气变化有很大关系。正如周丕显先生所说：“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向研求本朝吏治，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舆地，以谋筹边强国，御侮图强。”[7]林则徐的经世精神顺应了社会思想潮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关心人民生活疾苦，关心西北军政大事，不仅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更体现了他的政治眼光。《荷戈纪程》的经世致用精神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对于认识林则徐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才干，了解西北边疆自然和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关于《荷戈纪程》的版本源流，陈韵《〈荷戈纪程〉研究》（《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刊）及《〈荷戈纪程〉文献小考》（《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有比较清晰的介绍。《荷戈纪程》为《壬寅日记》的删节版，学界引用多以《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或《林则徐全集·日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为主，本文为引用方便，采用周轩、刘长明编注《林则徐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所收录《壬寅日记》（即《荷戈纪程》）版，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