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忠淑

（四川民族学院 文学院，四川 康定626001）

生态审美是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以生态意识为引领，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渗透、依存为研究视角进行的审美活动。生态审美放弃人与世界对立的“主客二分”传统审美观念，形成人与世界交融的审美模式；加塔利（Flix Guattari）在其《三重生态学》一书中主张构建“自然-社会-精神”三维合一的生态审美模式，强调社会生态维度下应推进人类社会关系因差异性和多样性而走向“和而不同”的局面，重建人类社会和谐与公正。三重生态维度相互作用，使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智慧通达，和谐统一，实现人类生态的美学救赎。［1］加塔利社会生态的审美思想引发了生态文学创作者与文学评论者的共鸣，鲁枢元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生态文学常常体现了社会生态，社会生态审美以人类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等为主要描述对象，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推进文化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2］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在《自由的生态学》中指出：“无论你喜欢与否，几乎所有的生态议题都同时是一个社会议题……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渊源。”［3］也就是说，当代几乎所有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找准危机的社会根源。因此，从文学创作中挖掘社会生态审美思想，对解决人类生态问题具有积极启示作用。不同民族相互往来常形成多元文化和合共生状态，许多文学作品对社会和合共生进行了生态审美描述，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达真、阿来的作品就对民族地区社会和合共生进行了深入描写。本文以达真的《康巴》和阿来的《空山》两部小说为例，探讨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审美意蕴，提炼现实启示，对我国推进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和合共生：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生态审美之维

多元文化融合共存、和谐共荣是社会和合共生的生态审美内涵，和合共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生态审美要义。

（一）多元文化融合共存、和谐共荣：社会和合共生的生态审美内涵

人类社会由不同的民族构成，不同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文化”在我国古代是“人文化成”的缩写，《易经》贲卦彖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是一切自然事物，人文是人类认识、改造、运用自然事物的活动与成果，化为“点化”“感化”“化育”人们的精神与行为活动与结果，让人的社会行为化为礼行、社会秩序化为道德秩序。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意蕴中包含了物质、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体现了认识、改造自然，礼化社会，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理意。曹征海认为，文化由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构成。物质文化是一个民族生产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创造方式，如创造工具及衣、食、住、行等物品；制度文化是形成一个民族组织机构和维护秩序的规制体系，如经济、政治、法律等体制及其运作方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精神特质，如政治、思想、法律、道德、伦理、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4］不同民族在一定区域交往交流，不同民族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相互融合共存，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状态。

多元文化交汇融合，形成和合共生生态秩序，形成人类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和合共生的“和合”语出《国语》《管子》，蕴含着“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的哲学理念。“和”表示不同事物、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春秋时代，史伯便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和”“合”互通，“和”还包含和睦、和平、和善等思想；“合”包含融合、结合、合作等思想，“共生”是对立的双方、异质要素，合而不同，共同生长发展。“和合共生”是自然规律，更是社会秩序，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人们相互吸纳优质文化成分，和合成新的文明，形成融合共存、和谐共荣的美好发展状态，正如吴秀兰指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谐共存、平等交融，以实现文化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5］

和合共生是在多样性、差异性，甚至矛盾性的文化之间，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利竞争、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文化和合中也会带来冲突与矛盾，需要克服和防范，需要调适磨合，才能真正实现和谐共生。多元文化和谐共荣是和合共生的社会发展目标，融合共存是实现途径，实质内核是和谐。“美在和谐”成为中西美学思想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我国儒家倡导“和为贵”，认为“和谐”是一种极致的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从数和比例中提出了“美在和谐”的观点，从而使美和艺术进入了哲学的视野。席勒（Schiller）指出：“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导致社会的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奠定和谐。只有美的交流，才能使社会团结，因为它关系到一切人都共同的东西。”［6］和合共生状态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下生态审美的和谐美好状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和谐美好的局面。

（二）和合共生：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生态审美要义

文学创作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状态，抒发人类向往美好的情怀，揭示人类存在的问题，对推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出启示。人类社会发展充满了文化冲突和融合，尤其是不同民族相互交错区域更加明显，许多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和合共生状态进行生态审美描述。如阿来和达真作品中描述的民族地区处于藏汉结合部，形成了主要以藏汉等多元民族融合的社会。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藏汉等民族文化相互补充，共同生长，推进了该地区发展，形成了和合共生美好图景。阿来和达真在其大量作品中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融合缘由、状态进行了深入描写，明示和合共生是文学创作中的要义。

《康巴》描写的以康定为中心的康巴地区主要处于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一系列南北走向的高山与河流将其从北向南分割为条状高山峡谷走廊，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减少了外来侵扰，成为来自不同地方因战争等原因而逃难迁徙的多元民族安居之地，外来民族和当地土著居民相互融合，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族群。在这条走廊上，主要为藏民族居住地，同时还有附国、东女、嘉良、白狼、牦牛羌等部族在此繁衍，形成吐蕃（藏）文化为主，氐文化（嘉绒）、党项文化（木雅），还有土著文化、纳西文化、蒙古文化、中原秦晋文化混杂其中的局面，人类学家费孝通称该走廊为“藏彝走廊”，目前学者们又将这里称为“藏羌彝走廊”。走廊区成为了藏汉为主的多民族结合部、交错区。所以康巴的“康”在藏语中有“边地”之意。达真在《康巴》中描述了康巴民族走廊多元融合的渊源。“从诺米章古北边远迁来的祖宗，曾穿越松潘草原，沿大小金河一路散落在沿岸的台地和山坳里。吐蕃东扩后，当地的戎人羌人又与吐蕃人融合成为现在的嘉绒藏族，而东迁的羌人流入汉地，几乎被汉化。”［7］阿来笔下的阿坝就处于达真描述的“藏羌彝走廊”区，正如阿来说道：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中间有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该地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从语言学上考证，这个古藏族词就是靠近汉人山区口的农耕区之意，［8］也是汉藏等多民族的交汇区，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交融社会区。达真、阿来出生、成长并曾经工作于该区域，游走在藏汉等多元文化之间，正因为如此，得以吸取多元文化的资源，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源泉。

生态审美是在审美中融入生态意识，主张人与自然形成主体间性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根源在于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危机，为此，从整体意义上来说，生态审美包含人与社会的生态审美关系，社会的和谐必然是生态审美的应有之义。因此，狭义的生态审美是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上是要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文学创作将社会和谐作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内涵，同时，常突出社会和合共生的社会生态审美，《空山》和《康巴》具有典型代表性。达真《康巴》立足汉藏交汇的地理和社会空间交汇点，旧时代向新时代转移的历史空间交汇点，主要以解放前尤其是清末藏汉结合部的康巴甘孜地区为主要书写对象，而阿来《空山》以解放后到改革开放期间藏汉结合部的阿坝嘉绒藏地为主要书写对象，《空山》分为《随风飘散》和《天火》、《达瑟与达戈》和《荒芜》、《轻雷》和《空山》三卷六个故事，作家创作中充满了和合共生的社会生态审美意识。达真在《康巴》后记中谈到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还原真实的康巴，阿来也曾说过他写作的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像藤蔓一样“雾障”，还原真实的藏地，这些地区都是和合共生的社会。［9］以《康巴》和《空山》为例，探讨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审美意蕴，对推进当前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和合共生图景的生态审美描绘

许多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交融进行了生态审美的描写，具有代表性的《康巴》和《空山》，对藏汉结合部的民族地区进行了文化交流交融的和合共生状态进行了书写，描绘出了社会生态审美的美好图景。

（一）物质文化和合共生的社会生态审美图景

不同的民族认识、改造世界，必然以不同的生存方式创造不同的物质财富，形成不同的物质文明。不同民族间互动，必然带来不同物质文化的交流交融，推进不同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文学作品创作中要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状况，对经济贸易等形成的物质文化交流进行了诸多描写，呈现出了不同民族间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和谐发展的美好图景。

达真在《康巴》中描写道，到了康定人们就常会吃到酥油茶泡米饭、咸青菜炒牛肉。酥油茶和牦牛肉、大米饭和咸青菜分别为藏、汉民族传统的食物，在藏汉结合部的康定，两种食物文化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地方风味饮食。达真在《康巴》中写道，在康定杜吉扎寺周围，像一个大拼盘云集了许多外来的风味小吃，如豌豆凉粉、麻渍豌豆、麻渍胡豆、烘洋芋、熏牛肉、坨坨牛肉、老陕锅盔、酥油包子。格央宗特别喜欢吃头缠青布或白布的川北人做的凉粉，一想到就流口水。毫无疑问，达真笔下描写的这些出现在康定的食物大多来自于汉民族地区，而酥油包子之类东西融合了藏汉的饮食方式，形成了新的食物。达真在《康巴》中写道，绒巴最喜欢的一条大街有“哈德门”“大刀”“十号牌”“强盗”“黑爵士”等香烟出售；在大街上还有内地人到这里卖的碗儿糖、卤菜；棉花店出售从内地来的棉絮；云登对顺德茶庄邱老板送的玻璃赞赏有加；呷玛涅巴觉得法国人送给他的镀金怀表比更夫和鸡的报时准确；美国医生顾顿林在康定修的封印堂和教会医院发电使用了电灯，等等。达真在《康巴》写道，康巴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其成为藏汉以茶马为主互市贸易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上，藏汉等民族的背包工或马帮（驮脚娃）相互帮助共同出入，形成了和合共生的一道风景线。古道上驮脚娃是一锅“大杂烩”，有汉人、藏人、回人、纳西人。众多的物质通过茶马古道，在康定不断输入输出藏汉等地，形成了茶马互市的锅庄交易地。达真在《康巴》描述道：云登家族等开的几十家锅庄，与陕商、晋商、川商、滇商、徽商开的店面在生意场展开了竞争。内地大量商品不断从康定转运入康巴地区，该地的麝香、鹿茸、牛皮、羊皮、黄金又不断地从康定转运到内地。所以达真在作品中认为以康定为中心的藏汉结合部就像一个什么“菜”都能装的“大火锅”，多元民族融合到这里进行物质交流。

阿来在《空山》中描写道：“所有新的事物正在涌入机村”，随着一条条入藏公路的修建，现代化进程进入机村，民族地区对外交流日益密切，人们生产生活越来越接触更多内地汉文化的东西，甚至有许多先进的科技产品。太多的新东西都“太聪明”：电话太聪明，发电机太聪明，收音机和录音机太聪明，降雨的火箭当然也太聪明了。还有先进的汽车、电灯、电唱机、拖拉机、脱粒机、电话、摩托车等涌入，不断改变着藏民族的生活。木匠南卡对进入机村的马车和图纸等，“已经领会到这个东西”；年轻人在村里开办了乡村酒吧，人们喝到了不一样的酒。随着新文明的加入，大量书籍和报纸开始出现，“达瑟拉着他的十几箱子的书回到机村了”；那时，机村人眼中，报纸和过去经书是差不多的，“不管你识不识字，能够拿起报纸来，一张张打开，那就真是机村有头有脸的人了。”［10］藏地的木头源源不断运到内地支援建设，卖到内地的蘑菇得到人们喜欢。

《康巴》和《空山》大量反映了不同民族社会物质文化交流情况，在物质文化和合下，许多来自于汉民族地区的产品得到了认同，成为生活中的物品。而藏地的产品也得到汉民族的喜欢，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融合共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推进了社会和谐发展，呈现出藏汉社会物质文化和合共生的和谐美景。

（二）制度文化和合共生的社会生态审美图景

一个民族为了维护其社会秩序构建政治、经济等制度成为其制度文化体系。《康巴》和《空山》深入描写了不同民族的制度交融，体现了多元制度文化融合共生的状态。

达真在《康巴》中书写康巴地区融入土司等制度的景象：如中央王朝在康巴册封了“一百多位大大小小的土司。”云登的祖辈在三百年前就揣着大明王朝册封的土司封号，从木雅贡嘎迁到康定，管理大渡河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区域。土司通过藏民族传统的锅庄制度进行政治治理。大土司迁到康定后，其手下大小头人建“庄廓”作为朝拜土司、纳赋上贡的机构，成为康巴地区治理组织。有学者认为锅庄最初为土著康人的一种家庭组织，后演变为“土司当时属下的一种听差侍贡组织机构，类似现在部队中的连、排、班这样的组织”。［11］锅庄还融入了康区“乌拉”制度，承担一些为内地军队和官员出入康巴等地的物质和人员运输的差役。从元朝到解放前，土司制度成为康巴典型的政治制度，清末赵尔丰推进“改土归流”制度，逐步废除土司制度，加强康巴地区的中央控制，导致土司制度衰落。制度的融合实际推进了藏汉结合地康巴地区的和平融合发展。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藏汉的茶马互市推进了物质文化的交流，也推进了制度融合。达真在其《康巴》中描述康巴地区融入了茶马互市等经济制度：云登的祖辈迁居康定后，各大小头人建起的朝觐云登家族的“庄廓”，在茶马互市兴旺中发展为兼职贸易的锅庄，锅庄成为集商店、餐饮、客栈、仓储、中介、担保、谈判、贸易等为一体的贸易体。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引制度进行茶盐等贸易，达真写道：回族青年郑云龙进入康定城东门，远远就看见税关有清兵背刀持矛守着，伍大哥嘴里衔着引票（贩茶的通行证）走向税关。中央王朝在康定实施“引岸制”，以钱请引，以引定量定税进行茶马互市，康定“锅庄”到嘉庆年间由最初十三家发展为四十八家。有学者认为康定茶马互市形式“颇为符合波兰尼等人提出的‘贸易港’概念的特征。”“贸易港”就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贸易制度，是中央王朝有意识的制度性安排。［12］康定政治、经济等制度的融合，推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的繁荣发展，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阿来笔下的阿坝嘉绒地区是藏、羌、回、汉等民族融合之地，在解放前，也存在达真笔下描写的茶马古道的繁荣贸易，推进了社会的融合发展。阿来在《空山》中，对解放后阿坝地区制度文化融合景象进行了描写：因为是新社会了，必然要建立新的政治与经济等制度。随着新社会的到来，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融入了太多的政治等制度。建立起了生产队、合作社、供销社、人民公社、广播站，有了公社书记、公社文书、工作组、宣传队等组织和管理者，建立了民族干部学校。人们起初对这些新鲜的东西充满了迷惘，但随着宣传和贯彻的深入，人们适应了新制度。土地承包制度推进，人们生产积极性大增，获得了丰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制度在民族地区全面推进，木材也可以买卖了，为防止盗伐，木材检查站也建立起来，需要“木材指标”才能通行。“机村组织起来去参加县里商贸洽谈会开幕式”。随着森林、草场的破坏，政府开始实施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制度。更多领域的制度融入到传统的民族地区，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了社会发展。

（三）精神文化和合共生的社会生态审美图景

在每个民族发展中都会逐步凝练出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特质，《康巴》和《空山》深入描写了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交融，呈现了社会多元精神文化融合共生的局面。

达真在《康巴》中描写了信仰文化的交汇：如康定集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汉地的儒、释、道的庙、坛，康定的包容性犹如一锅“杂烩”的菜。描写了建筑等艺术的融合：如锅庄其实就是汉地的四合院，院门挂着一副对联，上下联分别为：“和气远招成倍利，公平广进八方财”，横批用挂在上方的该地象征吉祥的牛头代替；云登土司住处十分豪华，花台的正前方宫殿式建筑采用汉藏结合方式，用石头和大圆木堆砌搭建而成；云登身后的珊瑚树是京城有名的香玉斋回族雕刻大师马志清亲手雕刻的；嘉绒女人的百褶裙上交织着五彩线绣的满藏的图案；十六军在康定放了电影，顿珠对电影痴迷，于是决定开办电影院、照相馆。在《康巴》中描写了风俗习惯、语言等的交汇：如云登就经常与汉人黄格根交流，谈论巴宫的宏大，并准备建“康巴宗教博物馆”来展示康巴的包容和大爱；在一个货摊边，身穿汉式长袍、头戴礼帽、穿一双偏耳子草鞋的乔治牧师，正拿一本书在大声吆喝，用杂有英语、汉语、藏语的语言在介绍。还描写了汉地麻将等文化娱乐习惯的融入：如“整个下午仓旺土司正兴致勃勃地打麻将”。创作中还体现了商业理念的融合，达真在《康巴》中写道，锅庄是藏商、汉商和锅庄主发出三种笑声的四合院，这实际是多元民族商业交易思想的交融。在锅庄交易中，锅庄主是中间人主持藏汉商人交易，该模式融入了内地“邸店”经营意识，将汉地商人竞争意识和公平精神、藏民族重义轻财和诚实公正伦理进行了融合。《康巴》中还描写了婚姻习俗等的融合：如云登女儿与汉商儿子进行了新式通婚；尔金呷之女阿满初结识汉人王正西，其婚姻体现了对圣母的信奉。而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郑云龙，智慧地“融入了这个吃牛肉、糌粑、喝酥油茶的民族”，娶了理塘大头人索兰达杰的女儿为妻，严格按照藏族习惯择吉日操办了藏式婚礼，尊重藏人的习惯，允许其夫人到佛教寺庙转经。同时又带着夫人回家乡，按照回族习俗举办了婚礼。

解放后的民族地区更发生了深刻的精神文化的交融，阿来在其《空山》中体现了嘉绒地区精神文化和谐共生的景象。阿来写道，阿坝地区解放后，许多新鲜物品进入，同时也带来了汉语，知青到学校用汉语教学，人民公社用汉文下达指示，广播用汉语播音，邮件用汉字书写，露天电影用的是汉语配音。人们对进入机村的众多事物在藏语中没有表达方式，于是干脆用汉语来表达，这样“机村的土著藏语中，已经夹杂了好多汉语。”在机村人的生产生活中增加了不少汉语，正如阿来说：“从童年起，一个藏族人就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13］当然，许多进入阿坝的汉族人也学会了藏语。如解放初货郎杨麻子流落机村后逐步学会了藏语，带着奇怪的口音惹得人们嬉笑。阿来在《空山》中描述婚姻等习惯的融合：阿坝解放后，许多内地人进入该地区，和本地人进行了通婚，出现了藏汉结合的姓氏。如张洛桑有汉族姓藏族名，其父亲是一个汉族货郎，在机村通婚生下了张洛桑。王泽周也是汉族姓藏族名，是汉族木匠和藏族女人的后代。在《空山》中描写了先进技术理念等的融入：阿坝解放后，许多内地的汉族工作人员来到该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指导人们科学种地，进行水电站的修建，人们思想观念融入了科学成分，对一些迷雾一样的传统问题有了豁然开朗的认识。同时，报纸、公路、电话、电视等媒介、设施融入，让封闭的阿坝与“外面的世界”连通。先进的物质进入，人们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好处，在文化交融的浸润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色嫫一边唱着藏族民歌，一边唱着革命歌曲；许多人的思想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许多机村的年轻人，甚至像“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一样，走出该地之外去发展。机村旅游业发展起来后，“机村的歌手们开始按照游客和都市人的想象来装扮自己，并名利双收”。当然，在文化融合中，藏文化也渗透到了汉族群体的生活中。王泽周的木匠父亲到机村后，在他的手艺中融入藏族元素，能够雕出莲花、海螺、经幢、双鱼等“佛教七宝”，也学会了藏族其他很多的生活习惯，同时，许多藏民族文化产品被人们带入内地。驼子林登全是当年因伤掉队流落机村的红军战士，在机村结婚生子，死后进行土葬，林家人清明节祭祀不再按照汉族习惯在坟上添土挂幡，而是在年关按照当地藏族习惯去庙里替亡灵点灯念经祝祷。

多元文化在康巴和合共生，正如达真在《康巴》中写道：康巴这片多个民族、多个信仰的交汇地，大量“混血”的故事在风中受孕、怀胎、分娩、成长，和合共生造就了康巴社会的和谐。在谈到《康巴》创作时达真说：“人们在这个多民族交汇地区世世代代和谐相处，这绝不是希尔顿笔下的梦中‘香格里拉’，它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14］《康巴》和《空山》突出和谐生态审美主题，肯定文化融合发展趋势，同时又书写了“格萨尔王般的民族精神，充满神奇的藏族文化以及藏族人民大爱的人性光辉，旗帜鲜明地完成了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15］

三、文学作品创作的社会和合共生的生态审美审视与启示

作家文学创作中的社会生态审美思想体现了不同民族社会和合下，要实现共生，需要克服融合带来矛盾的哲理，提出了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必然推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的启示。

（一）对和合共生之下异化的生态审美审视

和合之下，文化融合会有矛盾和冲突。物质文化交流下，也掺杂了异化物质的融入。如达真在《康巴》中写道，尔金嘎在云南来的商人王喜贵鼓动下，请汉地流浪到这里的人们大量种植鸦片出售获得丰厚利润。阿来在《空山》中写道，解放后，从内地来的先进的物品越来越多，让人眼花缭乱，而阿坝更多能输出的是什么物质呢，内地需要木头，于是人们大量盗伐木头来出售；人们举起了猎枪射杀猴群，将猴骨和猴脑非法出售来交换先进的“电唱机”等物品。在物质文化交流下，人们金钱物质利益观滋生，如达真在《康巴》中写道，在茶马贸易下，不同锅庄主和家族为了利益相互争夺，力争获取最好收益；尔金嘎种上鸦片后，数钱的机会越来越多，布施寺庙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进寺庙的机会却减少了。阿来在《空山》中写道，市场经济向阿坝推进的八十年代初，物资交流更加频繁，更秋家的六兄弟勾结木材检查站的人盗伐盗卖木材发了财，“几兄弟家家盖了新房，还买了六辆卡车”，拉加泽里看着眼红放弃了高考机会也开始盗伐走私木材，于是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加入盗伐木材的活动中。在制度输入下的制度融合和变迁中，催生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在达真笔下的康巴，无论土司制度的融入还是改土归流，清政府的消亡等政治制度转换，无论对土司贵族还是外来求生的民众，都为其创造了利益取舍的空间。阿来在《空山》中写道，阿坝解放后，人们对一些政治运动充满了政治热情，为了修建万岁宫之类的建筑，机村人们疯狂砍伐木头；在文革中，多吉在押解他的车上所看到的是红色的大字海洋、高声地宣传口号、飘扬的红色旗帜，人们心中燃烧着疯狂的火焰。在狂躁的运动之火下，机村发生大火，为了开动员大会失去了救火机会，大火烧毁了森林，引来了机村的荒芜。在科技文明的输入下，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弱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膨胀。《空山》中写道，人们成立森工局，利用先进的技术，成片砍伐森林；人们毁坏了动物家园，让鸟兽无处可藏；人们将柏木砍倒做成手串、家具等消费者青睐的产品；人们将挖掘机开进村子，采掘地下的石头做成砚台，村子四周树木被砍伐，地表被挖掘得千疮百孔；人们炸毁了“色嫫错”，神湖与金野鸭不复存在；大肆修建水电站破坏了河两岸的环境；大量开荒破土毁坏了大片的林地。当人们沉浸在现代文明输入带来的胜利喜悦中时，泥石流冲毁了庄稼、冲毁了村庄，破坏了美丽的环境，人们陷入饥荒。市场经济推进中，土地承包后土地收益相对减少，人们传统护土种地意识下降，纷纷撂荒土地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可见，和合共生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取长补短，融合共生，这是一种美好的状态，但在融合中，也存在矛盾和冲突，存在负效应和外部性问题，也就是会出现一些异化现象。不同文化和合中只有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才能防范和克服异化，才能实现完美的和谐共生。阿来对文化交融下的异化充满了和谐共生的期望，他说：“在不同的文化间游走，不同文化相互间的冲突、偏见、歧视、提防、侵犯，都给我更深刻的敏感，以及对沟通与和解的渴望。”［16］达真和阿来的思想昭示了人类社会生态出现问题必然危及所有生态的哲理，指出面对多元文化和合带来的社会问题须积极防范控制，文化才能共生，社会才能和谐的道理。

（二）和合共生之下的生态审美启示

多元文化和合共生是文学创作的社会生态审美思想，对推进当前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文化和合是文化的开放，是互通有无的文化生态。达真在《康巴》出版简介中就指出：“要找到和谐，文化必须开放。这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启迪作用。”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合共生必然形成团结局面。阿来一直认为，我国是和谐融合的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是“多元文化多民族构造的共和国”。［17］

和合共生利于推进民族团结。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正如1988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统一民族共同体。不同文化交流交融，取长补短，克服困难，防范和化解冲突，必然推进各民族的相互认同，形成民族团结的美好局面。又如费孝通1997年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所指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达真在《康巴》尾声写道，五十年后，郑雪娇从台湾到康定放出了其与爷爷郑显龙录音对话时说道：我们的体内流淌着汉、藏、回、高山族的血液。郑显龙说：民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友好和谐才最重要。达真的描写深深地寓示了作家对民族团结的祈愿。文学创作和合共生的表达实际在高扬各民族应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和合共生利于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共生，形成团结的局面，将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发展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学创作体现了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应抛弃人与自然对立，在现代文明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诗意栖居。文学创作体现了政治文明等建设的思想，应推进制度正义，弱化政治躁动，推进合理制度创新，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推进市场经济规范发展，让人民诚实劳作，平复物质利益盲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精神家园回归与守望。达真在其《康巴》中写道，当康定面临灾难时，云登土司毅然与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克难关，这时，什么藏族、汉族、回族这抽象的赋予人的符号像是悬浮在半空，而人却牢牢地站在大地上。达真的书写寓意着要放下抱怨，各民族团结一心，就能保卫共同家园的理念。大商人尔金呷与降央吐司家相互仇杀，作为尔金呷家族唯一幸免者阿满初多年后为父兄、仇人唱起了《为罪人诵》。阿来在《空山》中写道，面对社会异化，大家以一种新的姿态审视自己的过去，索波脱去狂躁政治的缰绳；崔巴噶瓦老人在树上挂上五彩经幡，祈愿人们良心发现，改过自新；协拉顿珠老人偷偷拿走了斧头和锯子，希望人们不再砍伐森林。森林砍伐后陷入荒芜，在古老歌谣召唤下，年轻人开始去森林中探寻可以迁徙的绿洲；盗伐森林的拉加泽里最后被关进了监狱，受到了惩罚，他受教育后幡然悔悟开始植树恢复生态，秋家老五从拉加泽里的转化中受到教育，和解了与之的血仇矛盾；政府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等政策，全社会形成了和谐发展的局面。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表达了化解矛盾，推进和合共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审美救赎。

总之，以达真的《康巴》和阿来的《空山》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对多元文化和合共生的社会图景进行了生态审美探究，认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大胆开放、合理汲取，有助于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康巴》描绘了康巴社会融合共生带来的和谐共荣景象，《空山》更倾向对文化和合中带来的一些异化充满了深深的隐忧。两位作家站在不同时代背景书写出了和合共生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呈现了不同文化只有包容认同、取长补短，在和合中克服困难，弱化、防范异化，才能实现完美的和谐共生的律义，彰显了和合共生将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