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娟娟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合肥 230011)

一、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一)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极端表示程度极深,达到事物的顶端,说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达到顶级的程度。意识形态掌握着人的思想观念走向,是最重要的思想防线。历史告诉我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崩溃都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无论从外部西方敌对势力的“傲慢和偏见”而言,还是从内部调动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性而言,意识形态工作都显得重要而且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历史证明,国家和政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只有得到人民的认同,并在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归属感,这样的意识形态才可以保障社会的长足发展,才能够维系政党执政地位。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确保我国的“红色政权不易帜”“红色江山不变色”[1],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执政党的手中,极端重要。

(二)传媒类高校处于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位置

“社会一有什么思想出现,有什么风气,生活方式发生微小的变化,都总是要首先传导到校园,传递到学生。”[2]高校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年学生的民主观念越来越强,思想活动也随之愈加具有独立性和差异性,但青年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他们的“三观”还没有定型,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青年学生的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还无法做到成熟、客观、理性。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评论性言论奔涌而来时,青年学生容易被错误的意识形态内容所蛊惑和蒙蔽。突发的热点事件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利用,部分青年学生则容易被蒙蔽双眼。高校承担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任,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这一重要性的地位决定着高校必须守好意识形态这块责任田。

传媒类高校学生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很高,新媒体的使用在传媒类高校表现最为普遍和密集。传媒类高校学生普遍喜欢利用新媒体,受新媒体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一部手机在手,青年学生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众群,发表观点的主动性大幅增强。新媒体的信息发布几乎是零成本,文字、声音和影像均可飞速传播,各种观点、思潮喷涌而出,急速扩散且影响面广,深受传媒学生的喜爱。但有些新媒体,片面追求粉丝人数和点击量,价值取向偏差,甚至传播虚假错误信息以博人眼球,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挑战。

传媒类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传媒类高校的学生因为专业的原因,对新媒体的使用也最为普遍和密集,对新媒体更加信赖和依赖,是新媒体的忠实客户。传媒类院校里很多专业与新媒体相关,学生使用新媒体的频率高、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传播的方式也更加专业。毕业后很多人还会在媒体领域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就会影响到媒体报道的导向。受青年学生特点的影响,新媒体的推动,意识形态教育本身就极为复杂,如果再遇上突发社会事件,很容易就会把对事情的讨论或者评判转换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峙。因此,传媒类高校处于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二、新媒体对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

(一)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网络优势,大肆宣扬他们的政治制度,抨击与他们不同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服从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对别的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抹黑,可以说是,“充当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推销者和鼓吹者,甚至推行双重标准”[3]。

这些混淆视听的言论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高校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些风险考验,如何以正能量引领全体师生,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对人生阅历较少,“三观”尚未定型的青年学生而言,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做到位,西方媒体极有可能引导青年学生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错误的主观判断。

(二)新媒体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包括大量的新兴媒体,指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技术等新电子信息技术而兴起的媒介形式,既包括网络媒体,也包括传统媒体运用新技术以及和新媒体融合而产生或发展出来的新媒体形式,例如,电纸书、电子纸、数字报、IPTV 等”[4]。新媒体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成本低,为别有用心的人宣传意识形态提供了便利条件,给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公知,利用新媒体诋毁我们的方针政策,对于处于三观可塑期的大学生而言,这对他们正确三观的塑造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加强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传媒类高校可以用新媒体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新平台进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比如,建立专门的网站、设置公众号、发布微博等用传媒类院校学生喜欢的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弘扬正能量,起到良好的效果。但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传媒类高校的青年学子喜欢在网络上猎奇,对于一些热点,特别是一些负面的热点,很多人不去关注真相,只是尽情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网络舆论上的主导权,常常别有用心地带偏我们的青年学子,企图扰乱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颠覆他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给传媒类高校学生的意识形态带来困惑,也给这类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带来了挑战。

三、加强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

面对新媒体给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所带来的困惑和挑战,我们不能怕、不能躲、不能让,要把我们意识形态工作教育者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展现出来,迎难而上、积极面对,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来提高传媒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主流地位

拥有新媒体话语权,才能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传媒类院校的教育者要紧跟新媒体发展的潮流,多与学生沟通交流,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喜欢的新媒体语言,用最生动的语言、最丰富的内容和最鲜活的方式来解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讲好中国故事,讲活中国制度,将典型人物以及无数平凡岗位上的无名英雄,通过学院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进行有效传递,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屏障,涵养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

面对新媒体传播的错误思想,传媒类高校要及时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理性批判,发表正面、积极的言论。当青年学生对社会热点产生疑惑,渴望得到解答时,传媒类高校要迅速利用有效的多媒体方式,用青年学生喜闻乐见、普遍愿意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客观科学地去回应,努力消除和屏蔽错误思想观念。传媒类高校要不断学习探索,只有满足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新要求,才能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学生的头脑内占有主导地位。

(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感染力

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时,传媒类高校不能只关注校园内部,而应该引导青年学生将眼光投向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号召党员、团员和所有青年学生,主动担当起时代青年的责任。对于传媒类院校的学生而言,可以引导他们利用专业特色结合社会实践进行志愿服务。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很多传媒类院校的学生,从媒体人的视角捕捉生动的瞬间进行新闻报道传播正确的意识形态。我们还需要鼓励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在志愿服务中履行誓言、担当有为,用实际行动贡献青春力量。青年学生只有积极深入到服务社会的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国家,感受中国力量,才能淡化和消除非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思想观念,提高自我的思想觉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时,传媒高校不能只关注线上教学情况,而应该引导青年学生将眼光投向防疫战疫和复工复学当中,要引导学生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向居住地社区、村镇报到,主动请缨加入基层防疫志愿者队伍,依法科学有序参与疫情联防联控,在奉献中锤炼自我,勇做防疫战中的生力军,用实际行动向一线抗疫人员致敬,为打好防疫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投入到实践中才能让我们的青年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三)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都要发力,讲好中国故事

传媒类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充分利用思政课堂,引导学生认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凝聚起中国力量。要将正在发生的社会热点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展现思政课的实效性。当下,传媒类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引导学生从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认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要将正在进行的疫情防控与课本知识结合,将高校思政课教学优势转化为支持防疫工作和复工复产的强大力量,将发生在我国大地上的感人事件作为鲜活的案例,充实思政课堂。

其他课程的老师也要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对课程思政进行研讨。一些传媒类高校专业课教师认为自己教授的是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提及意识形态教育,大部分传媒类专业课的教师会认为那是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事情,应当让他们来培育和进行指导。然而教书育人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很少有人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传媒类高校的学生往往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十分崇拜自己的专业课老师,“亲其师,信其言”,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观点必然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如果专业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往往效果会非常突出,甚至能达到专业课老师一句话抵得上思政课老师十句话的效果。所以,传媒类高校专业课教师也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都要发力,相互间形成合力。这里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大家都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