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教务处，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要“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来源，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国传统俭文化在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对形塑官员廉洁导向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古人把崇俭尚廉作为治国守职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倡导为官执政者保有恬淡寡欲、不为物役的精神境界，具有清白自持、俭约自守的行为自觉。深入了解我国传统俭文化的廉政价值，对当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俭以修身、克己敦品

重视道德修养，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治国理政经验。《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2]1162明确提出修身是实现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逻辑起点。俭德的教化与熏陶，能够使人检束自身，节制而不放纵，在培养德行的同时，形成“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自《尚书》始，奉行清俭自律就被视为仁君贤臣的修身养德之道，并广为后世取法效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尊道贵德、无为而治，把少私寡欲、控欲节用作为增益德性的基本方法，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3]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从恭谨循礼的角度，把亲俭恶奢作为个体品德的重要德目，并主张居上位者不可不严格要求自己，认为“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2]1053随着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主流地位的逐步确立，俭德被提升为文人君子道德品质的重要评鉴标准，也成为官员品德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

俭与廉是为政者德性培养的基础，是道德规范的外化表现。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对为官处事而言，秉持从简戒奢的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保持高洁的生活志趣和人生追求，是修身保廉的重要基础，也是规制贪腐的治本之策。明代大儒薛瑄有言：“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5]也就是说，只有在高层次的道德自律要求下，以修养德性为始，继而修正行为，才可谓廉之上品，才能达到不想腐的至高境界。俭德作为传统社会个体德性和行政道德的重要基础，对于助廉兴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与法律法规的外在的刚性约束不同，道德更关注内在动机，是对官员从政行为进行柔性约束的重要手段。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是密切相联的，它通过主体自觉内省的方式来矫治官员的从政行为，进而实现内隐的价值取向与外显的行为模式的统一。廉政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从政者在主动接受和认同俭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和行为选择的结果。按照康德义务论中的观点，“人类行为在道德上的善良，并不因为出于直接爱好，更不是出于利己之心，而是因为出于责任。”[6]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规范官员的言行，有助于增强官员对清廉政治的体认。我国传统俭文化从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情感认同等精神层面，影响着官员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责任的建构，不断推动官员把个体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认同外化为行为实践。

二、俭以持家、躬守家道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道德教化为俭德和廉德的内化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条件。家训家规是在家庭范围内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这些训教潜移默化地给家庭成员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对防范家庭成员牵涉贪墨腐败案件，起到规约和遏制作用。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强调自童子耳熟家训，传习家风。古代优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一些官员贪赃取祸的经历中，洞识到承继俭廉治家之道，防止家人逾矩失范的重要价值。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曾告诫其子：“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7]在当时奢华无度、竞尚挥霍的流俗中，司马光力矫时弊，提出以俭素为美、黜奢崇俭，训诫其子切不可贪图荣华、自取灾祸，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元代张养浩提出：“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8]这则官箴论证“尚俭”与“逐奢”的得失利弊，辨析“居家”和“守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放纵亲属及朋友喜奢好侈是开败事之端，责训为官之人须深以为戒。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在与弟弟的家书中写道:“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意思。”[9]家训家规不仅可以管束家庭成员的行为，而且蕴含了道德教化和价值观培育的内容，对世家子弟守俭约、行廉德、明利义、慎官守，具有引领和规诫作用。

俭廉传家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家规父训之中，也延伸到女德母仪文化中。我国传统的女德文化既强调为母者处己不可不俭，同时也要求重视对子女力行节俭、尽忠职守的言传身教。清袁枚在《沐阳杂兴八首》中咏叹：“廉吏不须封鲊去，冯灌久已食无鱼”。引用陶侃母湛氏退鲊责子的典故，来咏赞母教贤明。陶侃为官四十余载，谨遵母亲训勉，忠顺勤谨，珍时惜物，清廉爱民。他大力整饬官场和社会的奢靡之风，严格管制各级官衙的用度开支，性俭厉，勤于事，政绩斐然，留下了良好的政绩和官声。

家庭教化是个体价值观内化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因。家训中的崇俭思想不仅对家人的行为起到了规制作用，更潜移默化地将价值观念灌输给家庭成员，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发挥家庭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党员领导干部既不能对自身放松要求，也不能对配偶、子女等家属的行为失管失教。特别是要加强崇俭尚廉良好家风的传承和养成教育，树立家庭节俭意识和廉洁意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从家属身上打开缺口，防止家人受利益驱使插手政务，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治家是治国的起点，家与国休戚相关，规约家人谨身节用，常怀助廉之心，提高家庭成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有助于构筑起家庭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

三、俭以奉职、守正不阿

古代为政者不仅将崇尚节俭、力戒奢靡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而且将其上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成为一种政治伦理要求。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的“异化”，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凌驾和践踏。为官者手握公权，执掌社会公器，应当审慎地对待权力，举止有礼有节，奉职公正循理。一旦沾染奢靡习气，追求附庸风雅的爱好，难以维系收支平衡之后，就容易运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和寻租，造成公器私用、以贪坏法等严重后果。

古人主张俭以从廉、奢以成贪，认为生活上的腐化、经济上的贪婪与政治上的变质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而尊崇俭德是对从政行为的最好管束。在位能恭俭者，可以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避免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等严重的腐败行为。清人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提出“欲为清白吏，必自节用始”的观点，认为：“人即不自爱，未有甘以墨败者。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或被下人牵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尽归人，害独归己。败以身徇，不败亦殃及子孙，皆由不节之一念基之。”[10]清康熙帝则将节俭视为治国理政的要务，他强调：“至于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若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从给之？与其寡廉，孰若寡欲。”[11]由此可见，官员私人生活上的奢侈浮华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偶尔缺失的小节，或者无关紧要的私事，在生活中的小节中失守，往往会为官员腐败打开一道“溃口”，为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土壤和条件。

守法戒贪是当官为政的重要政治底线。为政者在其位、谋其职、尽其责，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看待手中权力和审慎行使权力。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众多勤谨奉官法、恭俭守家业的名臣良吏，有“不持一砚归”的包拯、留下《却赠檄文》的张伯行、深夜却金的杨震、自奉甚薄的范仲淹、食青菜着布衣的于成龙、俭素为美的司马光以及“一钱太守”刘宠等等。这些志气高洁、品行方正的廉洁楷模对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权公用、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是政治清明、吏治清朗的必然要求；而公权私用、以公权谋私利就会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拥有权力的官员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物质诱惑，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如果模糊公权与私利的界限，拼命聚敛财富，肆意挥霍消耗，最后只能落得由台上宾到阶下囚的惨淡结局。

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不管身居何职，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牢固树立党纪国法红线不能触碰、党纪国法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34条明确规定：“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2]可以看到，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纪律要求。党员干部树立简约俭朴的生活理念，摈弃贪图享乐的消费观和生活观，培养高雅健康的生活情趣，是自身持身保廉的法宝，也是避免逐利违法、破规违纪等失度行为的重要前提。俭廉奉职有利于促进廉洁政治建设，在整个社会营造良好的道德风尚。

四、俭以济众、节用爱民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哲学依据。老子提出“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些观点都主张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爱物仁民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对传统社会秩序中的君民关系、官民关系起到了积极的调适作用。尽管我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王权稳定，缓和社会矛盾，难以摆脱其固有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但它把政治上的廉贪与民心向背关联起来，在客观上起到了规制执政者行为的积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也为清廉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落脚点。

《孟子·离娄上》中论处世之道：“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东汉赵岐对其释义：“为恭敬者，不侮慢人。为廉俭者，不夺取人。”[13]《颜氏家训》中援引《论语》，阐释了敬物尚俭和厚生博施的深刻意蕴，“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14]谨行俭用、戒奢以俭，体现了对民生民力的爱惜和体恤，彰显了治国爱民的基本价值立场，丰富了廉政文化的内涵。“真正的清廉政治不能仅仅依靠掌权者自身的内在道德修养，还需要掌权者能够在意识上明确执政的政治义务和价值落脚点。这便是服务于人民，为人民创造福祉，并接受人民的评判和监督。”[15]在我国古代封建小农经济模式下，社会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官家用度过多必然会侵占社会财富，给百姓带来苛刻繁重的捐税。在公共事务和用度上力求节俭，不轻用民力，减轻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负担，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代社会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

同样，注重节俭、避免奢侈、节用裕民，不可骄奢淫佚、罔顾民生等价值理念，也对官德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重民惠民等思想深刻影响着从政者的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历代清官廉吏无不以俭以律己、宽以爱民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品格操守。清代名臣陈廷敬在任左都御史时,对官员的贪廉问题提出要严加控制,“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奢侈未除，机丝所织，花草虫鱼，时新时异，转相慕效。由是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又言：“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行。宜饬督抚凡保荐州县吏，必具列无加派火耗、无黩货词讼、无朘削富民。每月吉集众讲解圣谕，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16]9968著名的循吏于成龙也是洁己爱民的光辉典范，据《清史稿》记载，“成龙至江南，进属吏诰诫之。革加派，剔积弊，治事尝至达旦。好微行，察知民间疾苦、属吏贤不肖。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江南俗侈丽，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为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猾率家远避。居数月，政化大行。”[16]10086-10087而对待百姓，他宽徭役、建学宫、创设养济院，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赢得了江南百姓的爱戴和皇帝的赞誉，获得“天下廉吏第一”的美誉，被奉为做人为官的楷模。古人崇俭爱民的思想及实践是对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古代廉政文化的进一步丰富。

历史警示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现今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党内存在的奢靡之风绝非小事，不仅造成国家和人民宝贵财产的大量浪费，而且严重腐蚀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对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个人享受、铺张浪费严重、超规格超标准接待等问题深恶痛绝，反映强烈。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自觉养成厉行节约的习惯，坚决纠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财力物力用在服务民生发展上，才能收获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五、结语

崇俭是养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我国传统俭文化从克己自律、儆训亲属、奉法履职、恤民固本等方面作用于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助廉兴廉作用。借鉴吸收传统俭文化的精华，可以引领和规范行政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推动形成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在新时代，坚决抵制奢靡享乐之风，保持俭廉立身任仕之道，构筑廉洁从政的思想防线和家庭防线，创建清廉人生、清廉家园、清廉政治、清廉社会，必将带来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深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