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黎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经学自汉代成为显学以来一直是古典学术研究的主体和核心。直到近代，受科举制度消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冲击，方才走向衰落。古典文学研究单纯重视文学研究而不顾及经学研究，注定是不完整的研究。而对兼具经师身份的诗人们来说，更要注重经师身份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否则会有失偏颇。清儒郑珍就是一位身兼经师与诗人的晚清宋诗派代表人物，研究郑珍诗风可窥其经学研究之于诗学研究的重要性。

经学大师和诗人是郑珍的两个重要身份。赵恺在《巢经巢遗诗跋》中说：“先生以经术居《国史·儒林传》，已为定论，而诗之名满天下，……已无烦称说。”①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525页。郑珍诗学韩愈、黄庭坚，为晚清宋诗派代表作家，“同光诗人之宗宋人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范伯子（当世）、陈散原（三立）皆其传衣”（梁启超《巢经巢诗钞跋》）。张裕钊选辑《国朝三家诗钞》，将郑珍与施闰章、姚鼐并列，称为清代三大诗人。郑珍与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其经学“通汉宋之津”（陈田《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九），著有《仪礼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巢经巢经说》《郑学录》等。黎庶昌高度评价郑珍的学术成就：“盖经莫难读于《礼仪》，昏丧尤人道之至重，则为《仪礼私笺》；古制莫晦于《考工》，则为《轮舆私笺》、《凫氏图说》；小学莫尊于《说文》，以段玉裁、严可均二家之说綦备，则为《说文逸字》及《说文新附考》；奇字莫详于郭忠恕《汗简》，而谬俗实多，则为《汗简笺正》；汉学莫盛于康成，则为《郑学录》。”（《郑征君墓表》）钱仲联誉其诗才与经学，曰：“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论近代诗四十家》）。

经学家与诗人是世人对他的身份认知，但其本人并不在意诗人身份。莫友芝曾与郑珍戏言：“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对此，郑珍“漫颔之”，对于好友莫友芝关于其学术流传的预见还是认可的，但却始终“不肯以诗人自居”。咸丰二年（1852）上元节，他托付莫友芝为他打算付梓的诗集作序，说：“吾辈俱老大，所学既不见于用，计无复长进，而数十年心力所寄，不忍弃置，将次第厄梨枣，取当世通人是非焉。”（《巢经巢诗钞序》）①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506页。诗集的刊刻说明了郑珍在年龄老大而所学没被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先行刊刻自己诗集的无奈，这可以看作是郑珍对于自己诗人身份的被迫认同。郑珍又说：“五百年吾道当大显。”②赵悫：《读巢经巢诗文有感》，见赵恺，杨恩元主编：《续遵义府志》（卷34），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1044页。这显示了他对自己经学成就的自信。

后人评价郑珍的诗歌风格，有说“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的③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38页。，有说“白描”与“奇奥”共生的，有说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体的④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第138页。。对于这种迥异风格共生的现象，如果单从“避俗的审美需要”⑤刘世南：《清代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页。分析则略嫌简单，而仅从“性情学力”⑥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概：《晚清桐城三家诗》，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776页。维度分析又过于直观，须将郑珍的身份定位与自我认同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分析，则庶几可以更加深入。可以说，郑珍的人生选择与身份焦虑是影响其诗风走向的深层原因。

一、诗人与经师的抉择：从“某本窭人子”到“小礼堂主人”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欲考察郑珍的人生志向、身份选择，需从其生平经历入手，如此方能明白郑珍在其身份与职业抉择中的行为因果关系。

（一）“某本窭人子”与郑珍的经学之路

郑珍的祖父郑学山、父亲郑文清皆为儒医，母亲是沙滩黎氏家族黎安理的第三女，受家学熏陶，通晓诗书。因家贫，其母“令长子珍就傅，诸子力田，教督之甚肃”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0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28页。，郑珍背负着家人的牺牲与期望才得以接受教育，所以他读史要以实现家庭期望为目的。读书指向何处？大而言之，“学而优则仕”为其终极导向；小而言之，读书是贫家子弟实现阶层流动的理想路径。科举时代，这两个目标都要通过科考方式实现。科举是社会认可的人生追求，榜上有名成为光耀门楣的文化符号。

郑珍一生参加过四次乡试、三次会试。两次会试不中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其时他的母亲已去世二年了，郑珍在给座师俞汝本的书信中说：“某本窭人子，幼来饥寒造极。计无复去处，念读书一端，天当不能禁我。”（《上俞秋农先生书》）⑧郑珍：《郑珍全集》（第6册），黄万机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4页。贫寒子弟是郑珍自我社会地位的基本认知，是其立身行事的出发点。郑珍在此信中又说：“年来渐知汉宋大儒收拾人身性命者，正极宽旷。已结茅先母墓旁，拟料理虀粥足恃。即当抱残经，娱老父，终身于彼，以完不全不备之命。”可见其“窭人子”的身份认知对他逐渐走向治经之路是有关联的。后两年，郑珍三十九岁时，为了父亲的希冀，再次参加会试，因病交白卷而出。从此，他彻底断绝了科举之念，他说：“谁能持饥肠，林下散清步”，艰苦的生活培养不出“林下散清步”的诗人气质，所以他不再把诗人身份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了。

（二）郑氏家学与“乱世治文墨”

经学一直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主流，考据学是清代经学研究的新方向，名曰汉学，从者波靡。郑珍说：“我朝盛明经，诸老起接肩。阎胡奋前茅，江戴持中权。六经有实义，大师非汉偏。皇皇一代学，足破诸子禅。”（《乡举与燕上中丞贺耦庚（长龄）先生》）⑨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290页。当时贵州的士子并不重视诗歌，黎兆勋辑《上里诗系》曰：“黎平文治，自明季已昌，科甲之盛亦与他郡相埒，而诗教则未大启，谓之无诗也亦可。”⑩黄永堂：《贵州通志·艺文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1页。大环境下，郑珍排斥诗歌也在所难免，说：“何取千秋万岁后，一句两句在人口。”（《书柏容诗稿后》）①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511页。

郑珍科举失败后不得不做一些教职小官，他在写给遵义知府平翰的诗中说“男儿生世间，当以勋业显。埋头事章句，小夫已翦翦。何况夸文词，更卑无可善”，把人生事业分为“勋业”“章句”与“文词”三类。言及“章句”，他说：“孔孟日丽天，岂不照荒巘。以兹颇自信，十驾竭驽勉。”钻研“章句”之学是郑珍的目标，是他立志在黔地传播经学的主动追求。刘千俊说：“（郑珍）越万里而抵京师，终不得聘于有司，遂以其忧愤纡悒之怀，归而愈肆力于学。故其于学，综上下而俱备，洞内外而不惑，然则先生之终不得聘于有司者，此其所以成于学也。”（《巢经巢全集序》）②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531页。

汉学家程恩泽任贵州学政，是郑珍追求经学之路上的关键因素。程恩泽对郑珍颇为赏识，字之以“子尹”，期望他向乡贤尹珍学习。由于郑珍与汉代大儒郑玄同姓，故其亦把郑玄经学看做家学：“吾家《士礼注》，私欲笺者夥。安得数年间，使我斯愿果。”③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457页。郑玄生平以“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④范晔：《后汉书》（卷35），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0页。为憾，故郑珍晚年自称“小礼堂主人”，且曰“自谓礼堂业，可以终吾年”⑤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874页。。郑珍说“乱世治文墨，宜皆笑其迂。不迂亦不拙，人乐非我娱”⑥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457页。，他以经学研究作为苦难生活的快乐。

原生家庭、人生经历与生活地域等因素促成了郑珍的人生抉择与审美趣味，而人生抉择往往开始于生活的选择，继而成为一个人主动和理性的行为追求。郑珍在长期经学的浸润中发现了经学的社会价值，把孔孟经学当做治理天下的方法，他说：“不有孔子，则学术纷淆，仁义湮塞。治国平天下之准，其奚所取衷焉。”⑦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2），清道光刻本。他抨击佛教：“佛之行背伦弃常，广张罪福，以资诱胁，祸仅足以乱天下。至其言弥近理，弥大乱理。”⑧郑珍：《郑珍全集》（第6册），黄万机点校，第461页。他以经学作为终身之学和人生使命，包含了治理社会民生的蕴意。他把学术当做匡扶天下的工具，说：“学术正，天下乱，犹得持正者以治之，至学术亦乱，而治具且失矣！”（《甘秩斋〈黜邪集〉序》）

在苦难生活中，学术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脱，也是“学而优则仕”理想不达后的情感寄托与超越。把经学作为疗治社会弊病之手段，则是郑珍治学意义的升华。

二、经师身份下的古奥诗风：捣烂经子作醢臡

郑珍诗歌的古奥之风引人注目。陈夔龙评价郑诗“奥衍渊懿，黝然深秀，屹然为道咸间一大宗”⑨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518页。，王柏心指其诗“削凡刷猥，探诣奥赜”⑩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509页。，陈衍认为郑珍是道咸以来“生涩奥衍”一派，且“《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⑪陈衍：《石遗室诗话》（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一）古奥诗风与经师身份认同

郑珍诗歌的古奥表现有三：其一，多用奇字异文，陈田说：“（子尹）通古经训诂，奇字异文，一入于诗，古色斑烂，如观三代彝鼎”⑫莫友芝，黎汝谦：《黔诗纪略后编》（卷19），陈田传证，见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9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01页。；其二，学有根柢，翁同书认为“其在诗派，于苏黄为近。要之才从学出，情以性镕”⑬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507页。；其三，融入经学，郑珍赞其恩师程恩泽的诗说“捣烂经子作醢臡，一串贯自轩与羲”“峭者拗者旷者驰，宏肆而奥者相随”⑭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46页。。该评价用来评价郑珍自己亦可。黔南诗人陈钟祥也指出郑珍诗歌的经学特色：“诗佛经神归一手，郑虔才调昔人稀”“留得经巢诗一卷，康成孙子是功臣。”⑮陈钟祥：《陈钟祥诗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28页。

郑珍诗歌创作之所以融入经学，呈现出古奥的一面，固然与乾嘉时代崇经之风有关，但郑珍的自我身份定位与身份认同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内在的因素，却长期不被人注意。个体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整体中，总是会有不同的身份特征，这些身份特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社会阶层关系外，也包括专业的学术身份。传统正史自《后汉书》以来分出儒林传与文苑传，就说明了社会对经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区隔。在清代，融通经学与文学之人多如过江之鲫，但在身份认同时，时人更看重的是经学成就与儒士身份，甚至以死后能入儒林传为荣。在时人及后世所认定的诗人与经师这两重身份中，郑珍更看重经师身份。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仅表现为内在的心理认同，还必然表现为外在的行为习惯。郑珍诗歌的古奥诗风正是根植于他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借此进行诗歌唱和，传达其内心情感；另一方面据此向诗歌接受者传达其经师的身份。郑珍的古奥诗风大多集中体现在与座主恩师及友朋的应答诗歌上。与座师程恩泽的唱和有《留别程春海先生》《郴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与朋友张琚的诗歌唱和有《招张子佩(琚)》，写给唐炯（字鄂生）的诗作有《题唐鄂生藏〈东坡书马券〉真迹》《集郘亭、芷升、鄂生、黄子寿（彭年）编修及同儿食，欣然有作》等，可以发现其诗歌中今典、古典均用，化用前人诗句颇多。陈田说：“鄂生早岁与郑柴翁、莫郘亭倡和。郑、莫治经生家言，斤斤法古，不失尺寸，期为千秋之业。”①莫友芝，黎汝谦：《黔诗纪略后编》（卷26），陈田传证，见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90册），第50页。正如欧文·戈夫曼所说：“我们把社会生活的表达看成是给予他人或使他人接受自我的印象来源，这种印象来源事实上是他人接受自我有关不明晰信息的传递手段，接受者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操纵他们对信息提供者的反应，而不需要等待信息提供者所有可能提供的信息及其可能感觉到的行为后果。”②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二）经术行义与经世济民

很多评论者指出，郑珍诗歌之所以呈现古奥一面，有韩愈的影子。钱仲联说：“（《愁苦又一岁赠郘亭》）长篇叙事，古致历落，与昌黎《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神貌俱合。”③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44页。但是，郑珍对韩诗的研读，却并非以模仿韩诗风格为目的。郑珍《巢经巢文集》收录为韩愈四十七首诗歌所作的二十余篇跋文，多为考证之文，非讨论做诗技巧，最后他引用朱彝尊的话总结说：“论读书必归到经术行义上，此昌黎学有根本处。”④郑珍：《郑珍全集》（第6册），黄万机点校，第538页。经术与行义是郑珍古奥诗歌的创作目的之所在，而郑珍的一些考据诗歌正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

清代重视考据诗，把“诗可以观”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郑珍诗风古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考据。他在经学研究上继承汉学，兼顾理学。汉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究考据，这种研究精神浸入到郑珍的诗歌创作中。郑珍诗歌不乏考据之作，如《瘿木诗》《安贵荣铁钟行》《玉蜀黍歌》《四月八日，门生馈黑饭，谓俗遇是节，家家食此，莫识所自，余曰：此青精饭也，作诗示之》《玉孙种痘》《携诸生游卧龙冈，饮抱膝亭》《浯溪游》等，皆引用大量生僻典故、古奥词汇，以作考据之用。这些诗歌不仅显示了他在地理、医学、民俗等方面的渊博学识，更重要的是体现其以经术行义为准则的经世济民精神。

如《播州秧马歌》介绍了贵州播州一种治理秧田的方法：“刈菽等密布田内，用秧马践入泥，俟烂，则播种，其力倍于粪，且不蠹。”⑤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69页。该诗语词古奥，例如“芜菁荏菽铺高低”，荏菽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生民》“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尔雅·释草》曰：“戎菽谓之荏菽”，荏菽，通俗的名称就是胡豆。再如“人在马上摇摇而，蹊田远过牵牛蹊”，后一个“蹊”字意为“践踏”，《左传》“宣公十一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之所以用这古奥的词汇是由于作此诗歌的目的在于“俟后谱农器者採者焉”。

孙原湘弟子吕廷辉赠郑珍诗写道：“最爱《玉黍歌》，征引何离离。”⑥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008页。《玉黍歌》指《玉蜀黍歌》。诗歌大量征引古书，证明玉蜀黍就是古代的木禾，如：

神禹所见益所记，《西经》俱在岂言讹。

我读《竹书》又知更名为苔堇，其时见之黑河水。

职方五种载《周官》，较之尧称百谷已无多。

《尔雅》半成秦汉人，道里隔绝安知他。①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17页。

该诗结尾指出：“民天国利俱在此，无人考论理则那。他年南方谁作木禾谱，请补嵇含旧状歌此歌。”表明该诗的创作是为了考论事关民天国利的玉蜀黍，并期待载入禾谱。

郑珍说：“暍死书生一盖耳，嗟哉禾黍关痌癏。”②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84页。以上考据诗歌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钱锺书赞郑珍“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③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说明在诗歌与考据的两相比较中，郑珍更重视诗歌的诗性艺术。尽管如此，他却讨厌作显示文人博闻强记的集古之作，批评“集古之作，费心费手费目，无所不病”，所以愿意坚持“自打自唱，转有乐趣”④郑珍：《郑珍全集》（第6册），黄万机点校，第545页。。如此坚持的根本原因还是由郑珍身份认同决定的。他虽然向往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这是古典文学熏陶下的文人们的共同追求，但却拒绝做一个游戏文字的诗人，或者一个在诗歌艺术追求上奉献一生精力的诗人。他的创作原则在于实事求是，在于补史与有用。

三、平易写作下的经世情怀：经以为之质，所向无不宜

与古奥诗风相存共生的是郑珍的平易诗风，这种平易诗风与白居易、陶渊明有相似之处，且时有过之。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子尹诗之卓绝千古处，厥在纯用白战之法，以韩杜之风骨，而传以元白之面目者，遂开一前此未有之境界。”⑤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第283页。郑珍的平易诗歌主要有两类：其一是亲情诗歌，大多出语平易，以俗语俗事入诗；其二是感时伤世诗。郑珍的平易诗以赤子之心，显平易面目，而实与其经学互为表里，互相生发。吕廷辉赞道：“奇者境独辟，杜韩不能羁。亦有平易者，非徒白傅师。经以为之质，所向无不宜。”⑥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008页。

（一）亲情诗歌与经学的离合

郑珍的亲情诗歌，关注者甚多。据统计，郑珍一生写有900多首诗，其中亲情诗约180首⑦罗筱娟：《郑珍诗歌中的人伦情怀》，《教育文化论坛》2014年第5期，第127页。。由于入京参加会试，郑珍曾短暂到过湖南。他走出大山，看到的是社会腐败、文化衰落，对此，他颇感无奈，深感只有在家才可以得到心理安慰，逃避外界的纷扰。郑珍的亲情诗是一幅幅家里家外的对比图画，如《贵阳寄内四首》，在外“六年不试北风寒，又历人间行路难”，对比亲人“慰别漫云成仕宦，出门止解望平安”；在外“资身无术具衣粮，贫乞燔余亦自伤”，对比亲人“金钗昼拔储归资，布屦宵缝稳去装”⑧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486页。。郑珍对于理想世界的构建是：“父母俱存兄弟全，痴儿问字妻纺棉。讵免身劳心以安，但无远别吾终焉。”⑨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210页。道家释子选择出世的态度，看破红尘，或岩居穴处，或青灯古佛，大多是政治失意者为之，避世者为之，而儒家在亲情中寻找安慰，在人伦中寻求力量。家外的生活苦难、家庭的喜怒哀乐与亲情体验，这一切都成了郑珍诗歌的创作源头。

郑珍常说“触事多口占”“谴悲遂成诗”⑩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577，362页。，他诗歌的平易风格，其实是悲苦心灵的自然流露。汪辟疆指出：“巢经巢却是清诗家之一大转捩，以学为诗而非填死语；以性情为诗而不落率滑。”⑪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率滑”是平易的弊端，“性情”是平易的关键。陈衍说：“黔诗人莫郑并称，……子尹诗情尤挚耳。”（《近代诗钞·莫友芝》）最深的感情是不加修饰的感情，最美的语言是天然质朴的语言。一个人只有在家人面前才可以卸下身上背负的所有身份与虚荣，回归最真实的自我。郑珍在面对亲人的时候，他的情感是最深层次的情感，他在书写亲情时是最毫无顾忌的，不加修饰地挥洒自己的情绪。传统文人往往用儒道两家思想作为处理人生不同境遇时的心理调节器，郑珍也是如此，他把读书、治经当作一种超脱现实的方式，“放怀世故苦流涕，挥手人间甘读书”①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830页。，生活与学术的调和转变为经学家和诗人身份的互换以及心灵的调节。

郑珍的亲情诗，表现出一个走出经师身份笼罩的生命主体的赤子之心，表现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出之以平易的面孔。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亲情诗与其经学思想具有内在的契合与互通，诗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与其经学思想中有关家庭的论述可以互相生发。

时人图画《秋灯画荻图》与《机声灯影图》为同题材作品，郑珍分别有诗歌《题黔西孝廉史荻洲六弟〈秋灯画荻图〉》与文《跋〈机声灯影图〉》，可以作为郑珍经与诗互相生发的绝好案例。《秋灯画荻图》是史胜书为纪念其母而绘制的。史胜书是吴兰雪在贵州的弟子，少孤，由母杨氏抚育成人。郑珍《题黔西孝廉史荻洲六弟〈秋灯画荻图〉》则是借他人之图画，抒自我之郁垒，说“以我三句两句书，累母四更五更守”。诗歌截取了生活中最寻常的画面——母亲陪伴儿子读书，但“三句两句书”与“四更五更守”的强烈对比，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那种付出与收获的严重不对称突出了母亲平凡而执着的爱与坚持。《机声灯影图》是贵州大定府章永康请人画的，章永康，庶出，幼年父母双亡，由君母（父之正妻）抚养成人，《机声灯影图》表现其君母陪伴他读书的情景。《跋〈机声灯影图〉》详细考证《仪礼·丧服》，以论证君母、庶子的关系，并批判世风衰落：“自世道衰，天理之公微，人心之私盛，为君母者曰‘：是非吾生也，子焉而已。’而为庶子者亦曰‘：是非生我也，母焉而已。’于是虽有母子之名，而母子之道鲜尽其实矣。”②郑珍：《郑珍全集》（第6册），黄万机点校，第527页。诗以赞美，文以批判，但二者均旨在构建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外王内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儒家理想社会的构建以家庭为出发点。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黔南地瘠民贫，黔人入仕较他省更加困难，家庭观念因此亦较他省为重。比起需要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建立的立德、立功、立言，郑珍更注重修身与齐家，以此展现自己的政治思想。

（二）感时伤世与社会批判

郑珍生活在道咸同时期，清代正于此时走向衰败，各种社会弊端凸显。西南又发生了清代最大的一次苗民起义——咸同之乱，绵延达18年之久。郑珍生活于其间，感时伤世成为他诗歌的重要内容。

道光六年至二十三年的十八年间，郑珍曾四次赴京，往返路经湖北公安、松滋一带。他看到当地水灾，深感作为一介寒儒的无能为力，感叹“太平不假腐儒术，吾亦盱衡奈何许”，呼吁“谁欤职恤此方者，试听《江边老叟诗》”③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498页。。

咸丰十一年（1861），郑珍56岁，因避战乱，主讲湘川书院，感念时事，作《西家儿》《东家媪》《禹门哀》《僧尼哀》《抽釐哀》《南乡哀》《经死哀》《绅民哀》《移民哀》等作，类似于杜甫以诗写史的“三吏”“三别”，凌惕安评论说：“以见先生当日为民众呼吁之苦心。”④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名贤年谱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页。

如《西家儿》以声诉口吻控诉咸丰战乱、科举停考、卖官鬻爵等社会乱象以及对前途的深深绝望。诗曰：

西家小儿年十六，抱书过门诉我哭“:不忧所学终无成，但恐学成空一生。州家久罢童子试，乡贡长停鹿鸣声。处处卖官贱如土，阿爷只识求科名。同学去年犹乞相，今日巍巍八扛上。荣身何必在读书，学作贵人吾岂让？虽云人多缺少取偿难，但折十牛终是官。虽云丈夫致身贵选举，十科举人已空苦。有子留金焉用为，劝说宜从丈人所。”

诗人最后只能无奈地安慰孩子：“嗟汝小儿休叹呻，孔孟固应避钱神，便嗾汝爷排上兑，只今三卯正需人。”⑤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1226页。清后期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长江以南各省常常停考，而西南、贵州尤甚，自咸同起义以来，停考逾十年，共停六科①据商衍鎏《清代各省乡试停课补行简表》：“合计此表自咸丰元年至同治六年，十七年间停科者共十四省，……按停六科者为贵州与云南二省，贵州自咸丰五年停至同治三年。”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士子们深感前途无望。郑珍说：“士生此邦，值此时，如之何不怨！”（《送黎莼斋表弟之武昌序》）

据《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七《年纪》二：咸丰十一年十月，“各县抽谷釐助饷。遵义历年招练防堵东南要隘，省款不济，初则按上中下各摊费，继则勒索军需，惟邓尔巽刑逼尤酷。”②赵恺，杨恩元：《续遵义府志》，第818页。郑珍《经死哀》以诗证史，诗人痛心疾首之情，一览无余：

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雷声不住哭声起，走报其翁已经死。长官切齿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银!若图做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促呼捉子来，且与杖一百：“陷父不义罪何极，欲解父悬速足陌！”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南城又报缢三五！

本诗细节写实，催租吏的语言活灵活现；他们面对自戕的老翁，冷漠地说：即使作鬼，捐银也不被宽减；且对老翁之子扣上“陷父不义”的帽子。钱仲联说：“《巢经巢诗》后面一些乐府诗反映官吏压民，但不同于香山，无卒章显志之赘。”③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足见郑珍的诗歌虽不明言批判之意，但其经世之心，却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四、结 语

古典诗学重知人论世，赵懿跋《巢经巢诗钞后集》时说：“行历不详，无以言诗。”研究郑珍的诗风，只有对其生平及治学经历深入把握，才能体会到他心中那浓浓的亲情与执着的经学追求。诗风古奥，仅仅是出于郑珍经师自我身份的展现；可面对家人，诗歌却成了他自我心绪的自然流露，而使得诗歌呈现出自然纯真的特点。郑珍之所以能把经师与诗人两种身份合二为一，也得益于郑珍诗学与其人性的统一。

科举失败给郑珍以沉重打击，他一生虽只从事训导、教谕之类的官职，品阶低下，但始终抱有儒家的淑世情怀。而只有诗歌可以作为布衣阶层价值突破的关捩。作为不在权力体系内的布衣阶层代表，郑珍用凸显其经学思想内核的古奥诗风的方式，彰显了一位身处社会没落时期的平民儒士对于社会问题的深深思索。他的平易诗歌表现了他作为一介平民儒士的辛酸、无奈与呐喊。不论诗风古奥与平易，终极目的都是以诗歌传递经学政见，实现其自身的社会价值。郑珍做诗而不以能诗为高，说“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④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第595页。，又说“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瞻乃相济”；“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可见他重视读书与立言，由经学养成的“气”与“学”，向不苟同、不随俗的“言”上延展，诗歌只是其经学的补充。他抨击官场腐败，怜悯百姓苦难，诗中有着强烈的经世之志和明显的社会参与意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宋诗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社会参与意识”。加拿大学者施吉瑞认为，在向宋诗学习的过程中，清代宋诗派的社会参与度达到了“新的高度”，“清代宋诗派的诗人处于政治腐败、战争频发的年代，对政治参与的需求更为迫切，他们急需从宋代和其他朝代的文学作品中找到能在彼时推行社会和政治革新的方法”⑤施吉瑞：《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王立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郑珍也是如此，他的诗歌成了那个时代思考社会、探求革新的情感表达。诗学与经学的互通与融合，使这种思想内核变得更加深沉、厚重与耐读。

目前学界对郑珍的研究，多立足于其诗作的某一面，如生命意识、悲剧意识、黔中山水诗、悲情诗、灾害诗等；或特定诗歌的审美与赏读；或立足于文献以求全求备，如《郑珍全集》《最新发现郑珍逸诗小考》《郑珍遗札十七通》等。对郑珍及其经师身份的研究，则有待于现有研究基础上的深入，找到新的研究方法或切入点。加强经与诗的融合，以传统古典的知人论世与现代西方的身份理论相结合，实现对郑珍经与诗的再观照，不失为一种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