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北京100872)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风雨兼程，百年华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多少蜿蜒与崎岖，凝结了无数智慧与心血，成就了如今盛世辉煌。在百年党史的光辉与坎坷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贯穿党史的重要主线，其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规律，值得每一位农业农村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深思。学党史、悟“三农”，鉴往可以知来。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10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发展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一、农业农村发展是个慢变量，农业农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一快一慢、相得益彰；急躁冒进，往往欲速则不达。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城市是个快变量，农村是个慢变量。当前者的发展因过快或过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后者可以有效缓冲。中国发展经验一次又一次证明，城市发展一旦出现问题，外出务工的农民就可以迅速地回到农村，回到他们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就可以得到有效缓冲和消弭。因此，当我们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时，中国社会经济仍然都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0年我国华东地区某省的撤村并居引发了重大舆情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训。这组对比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农业农村工作是一个慢变量，急于求成的代价都是惨痛的。

当然，在我党的百年党史中也不乏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期，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就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这一争论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农业合作化终极目标、对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评估以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这些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

1952年中央调五大书记进京，邓子恢同志从中南局被调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此时，刚成立的中央农工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加速推进合作化。邓子恢到农村调研并很快得出结论，当时的合作化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他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的农民有被迫加入合作社的现象。甚至一些乡镇村干部向农民宣传，入社才是社会主义，是跟着毛主席的，否则就是跟着蒋介石的。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了部分农民入社并出现了一些破坏生产工具的现象。例如，浙江出现了大规模杀鸡宰牛的现象。当时农民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土改，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是个人的，现在个人入社，那就意味着土改获得的生产资料和要素又要归还集体，与其交还给集体，还不如自己宰杀吃掉。于是邓子恢向毛泽东报告，建议合作化速度应该放慢，要规范合作社的发展[1-9]。总的思路是要把合作社办的有吸引力，必须要超过中农的生活水平，把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吸引过来，从而不断壮大合作社，他强调连滚带爬，欲速则不达。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加速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但听了邓子恢的汇报，他还是下去做了调研。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时代，这次调研内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结果是，毛泽东的调研结论与邓子恢的截然相反。毛泽东不认为农村的情况像邓子恢讲的那样糟糕，反而认为农民都是主动自愿加入合作社，因此，他还是坚持合作化要加速，并对邓子恢为规范合作社发展而提出的建社标准，亲自逐一进行批判[2]。

除此之外，邓子恢对于解放初期农民成分结构的判断也与毛泽东存在分歧。邓子恢认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纺锤形的，中农、下中农比例最大，处于两端的贫农与富农的数量都很少。基于此，他认为要把中农团结起来办社，再把富农吸引过来。而毛泽东调研之后认为，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型，即贫农的数量最大。两个人对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他们对合作化速度和规模理解的差异。

毛泽东和邓子恢关于合作化速度与规模争论的结果是，邓子恢被毛泽东批评是“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有着“数不清的清规戒律”[3-4]。邓子恢的建议被全面否定，继而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断加快，通过不断的小社并大社，我国很快就实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此时邓子恢作为第一任中央农工部部长，干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失去了在决策层的话语权。关于合作化速度的争论以邓子恢的失败而告终，最终导致中国盲目推进合作化，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倒退。

一直到1961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开会时，毛泽东曾说“我们俩(他与邓子恢)之前有些小冲突，但现在统一了”[5]。虽然如此，但合作化加速的进程已经无法掉头，人民公社体制已全面铺开。这段历史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第一，农业农村工作要实事求是，要循序渐进；第二，农业农村发展是个慢变量，不能急于求成。

二、农业农村改革需要一个参谋部，需要一个“大农业部”，农业农村研究需要一大批热血青年

什么时候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就会稳定前行；什么时候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就会付出较大的代价。

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历史从1979年开始。1979年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至1982年撤销，代之以中央名义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者于1985年更名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常被并称为“九号院”，一直存续到1989年被撤销。九号院最大的贡献是20世纪80年代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

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改革相对滞后。从中央农村改革的参谋部来看，当时仅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里面设了农村组，后来又设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但该小组在90年代并没有独立的机构和编制，也没有独立运行，其直接为党中央提供决策服务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20世纪90年代城乡以及农村内部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各种矛盾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可以说，我国城乡关系的裂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很多人把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关系的裂变归因于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或者城乡户籍制度。这都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的误解，甚至是有意抹黑历史。

21世纪初开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逐步做实，并从中财办剥离出来，经过2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当前的格局。从2004年开始到2021年，中央又连续18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新时期的中央一号文件与20世纪80年代的5个一号文件有些不同。20世纪的5个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都在每年年初元旦后发布，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目的是让农民以及农村的基层组织从一年之初就可以开始谋划一年的农业生产，让农民对土地分配政策形成稳定预期，从而放心投入。而2004年以后发布的18个一号文件，之所以冠以“一号”，更主要是为了体现中央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视。因此，这两类一号文件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持续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十九大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顶层设计，将中央农办合并到农业部，组建成立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的组建成立，不仅是把农村管理的相关职能整合进来，以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筹管理，同时也是参谋与决策执行职能的合并。脱贫攻坚任务结束后，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重新回到农业农村部。这一举措再一次加强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顶层设计，让农业农村部能够统筹发挥更大的作用。各个阶段农业农村工作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目的就是要让农业农村部门有一个强有力的参谋组织能力和决策指挥能力。

过去40年的农业农村改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和一群人，那就是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九号院的核心人物是杜润生。1953年邓子恢做中央农工部部长的时候，杜润生是农工部的秘书长，后来邓子恢靠边站，杜润生也被调离至中国科学院。一直到1979年，中央把他从科学院又调回国家农委任副主任，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是王任重。1982年，国家农委撤销，中央农研室和中国农研中心成立，他同时任两者的主任[10-12]。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由杜润生牵头，是一个非正规机构。当时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从大学里面走出来的年轻人，包括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陈锡文、杜鹰、杨勋、谢扬等。杜润生领着这些体制以外、甚至有些大学还没毕业的年轻人到农村去调研，发现并总结归纳了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各种责任制形式。在杜润生的带领下，这帮热血青年直接向中央觐见，推动了中央层面的突破，从而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这场扭转中国命运的农村改革。2008年，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及数位独立获奖人，奖励他们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出的理论贡献。这批热衷农业农村研究的热血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发现，农业农村改革需要一个参谋部，需要一个大部制的农业顶层设计，需要一大批有志于农业农村研究的热血青年。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不断融合、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在于要造就一大批有情怀的新农民、扎根基层的新生代和有志于农业农村研究事业的新青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经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本文系根据作者2021年4月24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