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姗（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主要国家智能经济战略发布现状

（一）美国：全面布局的守擂者

美国是人工智能领域起步最早、研究最深、成果最多的领军者。早在2016年10月，奥巴马政府就连续发布了主要内容为制定人工智能技术测量标准、规范人机交互的《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并且要求提高人工智能在政府工作和公共事务方面的应用程度。同年12月，白宫的《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提出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投资、培养相关技术人才并对口帮扶传统工人转型[1]。

（二）欧盟：协同发展的同盟军

欧盟更注重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安全性等方面，虽然总体目标方向一致，但欧盟内部主要国家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也各有特点。

德国的智能经济战略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于工业智能化的重视。德国最早提出了“工业4.0”战略计划。2018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点》，主要建设措施有资助基础研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旨在提高技术创新转化率。2018年11月德国发布了《德国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强调要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作为焦点并改进工业生产的条件，体现了德国希望以工业智能化为突破口的整体思路。[2]

法国的人工智能规划是起步晚但覆盖面广的代表。2017年3月，奥朗德政府时期，建立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中心、培养领军企业、给予国家资助并成立专门执行机构、扩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规模等50多项全面的政策建议就已经在法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中提及。2018年3月，法国发布了《法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提出了以医疗、汽车、能源、金融、航天等法国较有优势的行业为抓手，以15亿欧元资金投入为保障的发展规划。[3]

英国虽然已经“脱欧”，但因其脱欧时间不长且目前政策依然与脱欧前具有很大延续性，所以将英国归纳在此。英国一直积极布局智能经济且着眼于未来，2016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未来决策的机会与影响》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在政府层面大规模使用的潜在可能性。2018年4月英国议会发布了名为《英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计划、能力与志向》的报告，强调要最大化利用数据的同时最小化对隐私的侵犯，还要警惕数据垄断。[4]

（三）日本：产业智能化的先驱者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医疗资源短缺等突出的社会问题，2015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机器人新战略》，试图采用机器人革命的形式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2017年，日本提出“社会5.0”战略，将人工智能作为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核心。提出了包括设立“人工智能战略会议”以进行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等措施[5]。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主张从基础层面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对接，以减少产业生产活动中的人力投入，实现全面的产业智能化。

（四）中国：智能经济的实践者

2016年3月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我国首次提到“要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其他领域，促进各领域实现智能化、现代化。”2016年5月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又指出一是要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经济社会的智能化水平；二是要求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三是要形成初具规模的符合创新、协调、绿色标准的人工智能生态链。[6]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未来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主要分为三步走：“到2020年与世界总体水平同步，到2025年基础理论更进一步，到2030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7]此次发展规划从布局、资金扶持、人才培养数个角度强调了未来政府在推动智能经济发展方面的任务。

我国近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部涉及人工智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人工智能的描述从2017年的“加快”、2018年的“加强”变为“深化”。这表明我国即将进入到智能经济产业发展的深入阶段。面对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和国内智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尽快出台国家层面智能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我国智能经济战略的不足

（一）具体政策操作性不强

我国近年的人工智能战略基本已经兼顾了政府资金支持、人才培养保障和政策方向引导等方面，但智能经济规划的落实缺乏实施细则，具体政策的可执行程度依然不够。我国强调要加快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但没有具体的高端人才评判标准，也没有具体的相关人才培养模式。相比之下，德国提出的职业教育的数字化建设就更容易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具体政策的可操作性关系到政策意图的落实效果，倘若具体政策缺少详细的计划和规则就极易造成基本政策被架空。

（二）对知识转化率要求不严

我国在近十年内人工智能论文的发表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数量占全球人工智能论文发表总数的22.7%。从论文到技术，再从技术到应用这个转化过程的效率不高，说明在基础层面虽然我国人工智能科技人才多，但是尖端人才少；虽然我国相关论文发表多，但是高被引论文数量还不够。在制度层面，说明我国对于科技成果的评判标准和审核不够严，对成果的后续应用落实跟踪不够。

（三）社会生活层面重视不够

在应用领域，我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社会生活领域占比较低，应用成果在市场商业需求方面占比更高。占比最高的是与智能手机密切相关的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和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智能机器人，二者分别占比15.7%和9.8%。[8]这暴露出了我国的智能经济战略当中国家对于社会生活层面应用不够重视，而市场一直引导着消费市场的人工智能应用。虽然我们应该遵循市场规律，但更好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必要的。

■ 智能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一）抓住重点：加强具体政策操作性

对于智能经济发展具体政策，要提高政策准确性、可操作性。首先，在政策发布前要做好科学严谨的专项调查研究，确保政出有据、政出有理。同时可以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其次，在政策的宣传与推介环节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数字内容和新媒体方面的优势，保证文件公开和信息同步。再次，强化监督、落实和问责环节。可设立智能经济战略政策落实督导小组，对于消极懒政或督促不利者进行问责。

（二）突破难点：提升知识转化率水平

提升理论知识的应用转化率应当在战略层面从基础资源保障、完善人工智能项目审批和重大成果国家牵头等方面发力。首先要对教育制度进行针对性改革，保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逐步推广到全社会；重视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为智能经济产业发展提供具有实际生产力的人才储备。其次，在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认定及公助资金项目审批上要将标准细化，成果认定及审批过程要有专家参与。最后要由国家牵头，对重要技术突破和关键领域的关键成果的研发，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设立专项资金并派遣专家支持。

（三）补齐弱点：推动社会生活智能化

智能零售与企业技术集成等广泛应用在消费品市场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发展和普及异常迅速，这是我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庞大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必然结果。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建筑、智能公共服务等构成的社会生活智能化建设也应是国家建设的重点目标。社会生活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多属公共服务范畴，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由国家进行引导。可以根据《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评估之前智慧城市试点的建设成果并逐步将经验扩展到全国，进一步扩大社会生活智能化的应用场景。最后，社会生活的智能化离不开海量数据支持，在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的可用性的前提下，政府开放数据共享和推动数据处理的应用研究是社会生活智能化所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