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耕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082)

“现代性”内含着强烈的时间指涉，这决定了其与“历史”必然产生复杂纠缠。在“现代”这一历史场域中，人们对“现代性”呈现出复杂的迷恋与反叛，也对历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深掘。揭示历史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现代社会的必要主题。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对上述问题有着深刻的回应与见解。

一、现代性的确证——历史视角下现代性何以可能

研究现代性问题，首先要追问“现代性何以可能”。不同于“现代性如何产生”这样直白而机械式的追问，“现代性何以可能”是追问现代性如何自我能动地在历史宏观视域中呈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类仿佛开启了“上帝之眼”，可以从历史宏观视域反思、调整与重塑自身及其时代，这种持续的自我确证无疑是现代性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也是对“现代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试解。

人在历史中始终面临着如何获得确证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获得确证的历史。不论是原始部落时期人对神与自然的恐惧与崇拜，还是传统农业社会人对宗教天神、宗法伦理的敬畏与遵循，都是人类获得确证的体现，都是人类对自身所处历史、自然、社会中地位、关系、生存状态的认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类获得确证的方式必然打上现代社会的烙印，而也这构成了现代性确证的主要方式。

“过去”与“当下”的对比是最能突显“现代”历史地位的方式，也是现代性获得确证最现实的途径。将人类送入现代社会的首先是科技革命下逐渐形成的那种实证的、可计算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技+资本主义”的模式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并由此带动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此外，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逐渐摆脱了以往的神权与宗法加之社会生产与交往的束缚，用理性拷问一切而获得主体性，并用逐渐壮大的主体性进一步使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随着“理性”与“主体性”的确立，现代社会中人类实践活动实现了由“为神”向“为人”的历史性转变。总之，不论是以科技进步为提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还是“理性”与“主体性”这样的现代精神意识，都是对现代性当下状态的描述，更重要的是，都使得现代社会从漫长的人类社会中脱颖而出，使传统与现代之间产生强烈的对比与断裂，由此，现代性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演变中得以实现确证，现代性表征了一种全面超越传统社会的历史进步性。

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对现代性也存在否证：其一，历史发展中那种以科技进步为提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同样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理性与主体性确立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的反叛与主体性的僭越：商品拜物教与资本逻辑、工具理性泛滥与铁笼政治、启蒙对大众的欺骗与单向度的人、全景式监狱与景观社会、日常生活殖民与空间资本化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征服自然带来的生态问题、现实利益计算为导向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等，这些与现代性那种超越传统、表征历史进步的气质格格不入的特性，是对现代性祛魅又复魅历史演变的深描。其二，现代性是建立在“人的历史”取代“神的历史”的历史转变基础之上，“人的历史”常常产生某种矫枉过正式的狂妄，这种狂妄遮蔽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集合以及该活动的自然与社会限制——并带来了诸多重大人类悲剧。当历史以“人”与“进步”为核心要素狂飙前进的时候，其常使现代性僭越既有的人类现实实践活动能力与范围，造成现代性认识与现实实践活动的错位。其三，大体来讲，历史本质上是种事实判断集合，现代性是种价值判断集合。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与现代性价值的多元性之间必然存在巨大张力，相同的历史事实往往生发出不同的现代性价值判断，并且历史所囊括的丰富细节并非按照“传统到现代”的逻辑顺序依次安排，解蔽后的复杂历史细节常常对现代性的建构产生遮蔽与攻击。其四，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发展进程甚至催生出直接否定与敌视现代性的话语——后现代性。虽然关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否定与取代关系仍在争论中，但是后现代性的支撑力量却也是来自历史发展中人现实实践活动的变化，如经济上的灵活积累，政治上对个人权利的极端重视，文化上对宏大叙事的拒斥等，其本质上是人类历史发展对现代性的否证。

然而，随着宗教裁判所与宗法祠堂的倒塌，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表明，现代性自身蕴含着某种反思批判性。不论是以科技进步为提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还是人的理性与主体性，都对人类社会始终存有一种怀疑与不满，三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自我调节、社会批判理论的层出不穷、对未来社会的各种设想等，都表明现代性内涵一种对自身缺陷进行自我改进的动力与诉求，那种延续于传统向现代历史转变的反思批判性得以持存与自觉运用。同时，历史与现代社会越是深入发展，现代性所暴露出的缺陷与困境也就越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性使得人们对这种缺陷与困境越发敏感，并催促人们改进这些困境与缺陷而赋予现代社会以新的存在样态与历史定位。这一过程的实现都是在某种人类构想的“历史未来”的召唤下进行，现代性的这种反思批判与自我改进的诉求与实践，一方面伴随着历史对现代性的常态性否定而存在，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历史向未来的发展以努力消除历史对现代性的否证。现代性呈现出一种“向未来而生”的状态，现代性需要通过“未来”实现确证。

总之，通过以科技进步为提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理性与自主性等途径，现代性通过“现在”与“过去”的断裂而呈现现代社会的进步性，通过“过去”对“现在”的复魅而突出现代社会的困境，通过“未来”对“现在”的指引而推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过去”“现在”“未来”历史演进本身也对现代性存在否证，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本性必然使现代性突破自身的困境与历史的否证而获得发展。

虽说被老道断言是不祥之物，但是王祥也听说大凡通灵显圣之物都是些有来头的东西。看来自己没有轻易出手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二、历史的解蔽——现代性视角下的历史演进

现代性的确证是人类自我确证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人类的自我确证过程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历史是人类活动的集合，“我们自身就是历史，我们在历史中承荷自身”(3)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页。，历史构成人类认识自身的镜像与中介，因此，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实质上就决定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进而也就决定着人类的自我确证状况。

不论是科学发现还是人文探究，我们都必须承认，历史持存着所有的人类活动，但人类并不能持存所有的历史细节。因此广义上的历史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历史是客观自然界的历史。这一层次的历史是自然史，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超出人类实践活动集合所构成的人类史，并且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载体，人类实践活动表现出的种种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都受制于这一层次的历史，然而自然史本身又受制于不同的人类实践活动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第二层次的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总和构成的历史，包含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人类并不能完全把握与认识这一层次的历史，被记录、传承、发掘的部分处于解蔽状态，而其余大部分则处于遮蔽状态。这一层次的历史要受制于第一层次的历史而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第三层次的历史则是人类能够认识与把握的历史，也就是第二层次历史中对人处于解蔽状态的历史，但这种解蔽并非是对现实历史真实而全面的反映。这一层次的历史既是对第二层次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推动第二层次历史的发展与解蔽。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三个层次历史逐渐融合趋近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逐渐将整个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与自然规律都纳入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范围中来，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创造的社会历史不断挖掘解蔽，以获得对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更为详尽的掌握。

传统社会中，人类的现实实践能力是相对固定的，在人类实践作用下的自然史以及人对历史的解蔽都不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三个层次历史的范围与边界也相对固定。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三个层次历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方面，随着以科技进步为提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发展应用，人类现实实践的能力、范围、层次相对传统社会都取得了实质性飞跃，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时间与空间层面不断进行宏观拓展与深度挖掘。由此，人类建构历史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第二层次历史)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其范围不断趋近自然史(第一层次历史)，人类自信自身的实践活动能够涉足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理性与主体性的确立，人类对历史的态度逐渐从“神的历史”转变为“人的历史”，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所言：“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4)维科：《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4页。由此，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历史逐渐摆脱了自然史与神学史的遮蔽，人类开始自觉意识到历史是由自身创造的，并可以被自觉认识与把握。总之，只有在现代性逐渐获得确证以后，历史才真正作为“人的历史”而自觉进入人类视野，并得到深化与拓展，人类历史才开始真正的解蔽过程。

第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通过一些“现代”的手段，人类对自身实践所建构的客观历史有着越来越强的认识、记录、掌控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人类对自身实践活动历史(第二层次历史)的解蔽能力越来越强，进而形成越来越丰富的历史认识。在此指引下，人类能够更加清晰而全面地反观自身创造历史的活动。一方面，现代性所昭示的自然科学发展及其在人类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中的广泛应用，必然涉及对历史的认识。启蒙思想家们往往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科学的发展视为相似的过程，把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社会科学，建立一种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社会历史观。例如爱尔维修就“把社会历史类同于自然现象，并试图建立一种像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社会历史学说的典型”(5)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将理性运用贯彻到对历史的认识中去，伏尔泰“把全部人类历史看作是理性与迷信、知识与愚昧的斗争过程，以理性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以理性原则作为衡量史料和历史价值的标准”(6)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与此同时，卢梭则看到了理性带来的人类历史进步背后的堕落，“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7)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疾病史”。总之，只有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种自觉进入人类视野的“人的历史”才逐渐获得解蔽，人类历史的全貌才逐渐以知识论与认识论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人们对历史的解蔽只能是尽力突显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的解蔽往往出现僭越与复归的纠缠。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页。，人类历史既具有合目的性，又具有合规律性。黑格尔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人类现实经验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理性的展开，“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13页。，历史的发展就是理性利用人的种种热情与活力而达到自身的目的，历史就是按照这种“理性的狡黠”展开的。人类只有认识到历史的普遍性、规律性、目的性时候，历史对人类而言才不是分散与孤立的事件集合，而是可认识与可把握的对象，历史对人而言才是解蔽的，以康德与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揭示了历史的普遍性、规律性、目的性，但也将人类历史解蔽为某种从外在与整体上被认识与把握的，表现为某种意识与观念展开的过程。这种观点掩盖了历史的现实性与复杂性，由此带来了历史认识对历史事实(第二层次历史)的僭越。

与之相对的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也就是对人类现实实践活动历史(第二层次历史)的解蔽何以可能的追问。无论是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武德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对历史解蔽能力的质疑，当下现实环境与思想能力本身既提供了历史解蔽的途径，又设置了历史解蔽的障碍。批判的历史哲学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解蔽不可能完全揭示历史的原貌，而只能得出“有限”的结果，这是对历史解蔽界限的划定，是对历史认识僭越历史事实的归复。

不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批判的历史哲学，都是对人类现实实践活动历史(第二层次历史)的解蔽，是现代性确证基础上人类历史认识与历史掌控能力的深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历史解蔽的发展历程往往使人们产生三个层次历史重合的幻觉。人们往往认为，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可以(甚至已经)完全取代自然史，而人们对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了解与掌控，使得人们误以为已经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全景与未来状态，由此产生出历史终结论。然而事实上，现代性对历史也存在严重的遮蔽：其一，当现代性的发展使得人类对自然以及自然规律有着越来越多的征服与发现，人类对自身现实实践活动有着越来越强的认识、掌控、预见能力的时候，自然(第一层次历史)往往对人类做出报复性回应并迫使人类社会发展表现出“似自然性”，“人类主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就如同无主体的自然进程一样，变成了不以人类主体的意愿为转移的类似自然史的过程”(10)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在此之下，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越来越复杂与难以捉摸。换言之，现代性带来的人类历史解蔽能力越强，人类所面临的解蔽对象也就越复杂，现代性对历史的解蔽常常变为对历史的遮蔽。其二，现代性呈现出了众多人类社会发展困境，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环境破坏、技术异化、发展不均衡等。一方面，这些困境本质上也是历史发展的困境，是对上述第二层次历史解蔽的否定。另一方面，这些困境带来了人们历史认识的反复与偏差，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始终有一种“回到过去”的声音，试图通过“回倒”历史来解决历史的发展困境，而这实质上带来的是对历史的遮蔽，例如卢梭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以及对自然原始状态的向往。其三，现代性内涵深刻的“进步性”逻辑，使得现代社会中历史的任何细节都要接受现代性的进步性审判，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法庭就是典型代表。而如此带来的结果是，历史进程及其细节常常被极端二分式地打上进步与否的烙印，这是对历史的遮蔽。例如工业化代表的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历史解蔽与进步，但进步性法庭下极端与失衡的工业化则是对历史发展与进步的遮蔽。

总的来讲，历史的解蔽是现代性之下的解蔽，并且这种解蔽的状态与结果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表现形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代性对历史的遮蔽。由此，现代性的确证与历史的解蔽深刻纠缠在一起，二者都是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异化的辩证发展过程的阐述。而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应。

三、马克思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唯心主义历史观就始终纠缠着现代性的建构与历史的发展。维科将天意与上帝看作历史进步的动力；卢梭批判现代社会并向往自然原始状态；爱尔维修从抽象的肉体感受出发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康德认为人类历史既具有合目的性，又具有合规律性；黑格尔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人类现实经验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理性的展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将人看作空洞的自然生物，以抽象性、直观性的方式看待社会历史发展。上述唯心主义历史观，“抽象的思辨”与“事实的堆砌”是其主要特征。它们虽然能够观照到现代性与历史的事件与细节及其进步性与问题，但无法深入考察其背后真正的动力、矛盾、规律，更无法最终回归现实实践活动与事件内容本身，对现代性与历史而言，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其危机与矛盾，并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与建设作用。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切纠正颠倒了过来。

19世纪的马克思能够亲身经历传统到现代的巨大断裂与进步，见证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祛魅、塑造、反思。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确证与历史的解蔽的“当事人”，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性的确证与历史的解蔽进行了回应。“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4页。恩格斯的这句话表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回应是从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出发。

第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史就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历史，在历史的解蔽过程中，不论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历史向自然史的扩展，还是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掌握向人类现实实践活动历史的扩展，都要从人类现实生产活动中寻找根源：一方面，不论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还是范围的扩展，都是一种对自然的实践改造活动，并且都根源于人类现实生产能力的进步。例如，正是手推磨与蒸汽磨的差别造成了封建主的社会与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在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过程中，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逐渐摆脱对自然规律的盲目服从，并确立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不论在时间领域还是空间领域，人类屡屡打破自然规律的束缚而使经济社会规律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大多数思想家或者是将人类历史解蔽为服从某种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并以某种观念意识为主导的活动而走向唯心主义与独断论，或者是将历史解蔽为只能屈从于当下的某种具体阐释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根据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阶段，这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现实实践活动历史的宏观认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同时，“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一定历史时期内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产方式决定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而也就决定着该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状况。因此，只有从社会生产角度出发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与把握，才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才能避免主观意识主导下的唯心主义与独断论。

历史的三个层次中最为根本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历史是具有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一定的历史规律依托于一定的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形态，并且只有采取“从后思索”的抽象方式才能把握历史规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历史规律的中轴线，在此历史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人的依赖性社会”而进入当下“物的依赖性社会”，并终将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历史才不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历史才脱离了虚无主义而走向一种真正“属人”“为人”的历史。

在历史解蔽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历史向自然史的扩张，还是人类对自身现实实践活动历史的认识与把握，马克思都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的角度给予了准确的分析，使历史的解蔽始终扎根于历史现实，避免了种种抽象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假象。

第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类现实实践活动来阐释人类历史发展状况，任何一种对历史的态度都是从当下现实出发并体现着对当下现实的看法。因此，作为一种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观，体现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实践活动角度解析历史发展的本质与动力，这必然决裂于传统社会中以宗教、血缘、宗法等虚幻物为主的历史观，并呈现出“现代”特质。与此同时，只有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交换价值遮蔽使用价值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指引的时候，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才能被人们自觉意识到。总之，只有进入现代社会，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出场，同时也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揭示了现代性的秘密。

马克思虽没有对现代性进行直接论述，但其将资本主义社会等同于现代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就展现了其现代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现实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逻辑指引下建构起来的。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始终以资本增殖为终极追求，而资本增殖则要在交换价值中实现，因此资本逻辑下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人类现实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可计算的、实证的、工具理性的生产方式以及人对理性自觉运用的交互作用下，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使得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衡量并交易，传统社会中因宗教、政治、文化、宗法伦理等差异而造成的现实生活生产中的差异被尽力抹平，一切神圣与非神圣的东西都被还原为表现数量差异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统一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政治诉求、文化信仰，“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资本逻辑的增殖诉求打碎一切传统社会中禁锢人的枷锁，尽可能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并使其投入到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中来。同时，资本逻辑使得人们实现对未来的攫取，不断设定新的未来并努力去实现，只有未来才能证明当下的合法性。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逻辑作用下，现代社会实现了与传统社会的深刻断裂，并不断设想与创造崭新的未来，现代性在这传统到未来的历史演变中获得确证。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历史与现代性是揭示“现代”这一历史场域中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两个重要维度，二者辩证统一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只有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才能催使人们自觉关注自身的现实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哲学世界观的实践转向，才能使历史以一种属人的、实践的方式打开。另一方面，只有建立一种属人的历史，并以实践的方式解蔽历史，现代社会才能获得实质性的断裂并超越于传统的内容，现代性才能被真正建构为对当下上手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论呈现。换言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发展在现代社会客观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也是对历史与现代性相互确证解蔽以呈现各自形态的深描阐述。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与现代性的困境与矛盾，并提供了破解思路。而这一工作则集中呈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逻辑的批判中。

第一，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推广运行的核心中介物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基于此，马克思将商品的这种神秘性质视为商品拜物教，其带来的后果就是，通过打倒宗教天神而确立的“人的历史”以及现代社会形态，被其自身生发出的商品关系所构建的“新神”异化反噬。商品拜物教表面上所建构的美丽新世界，与其深层中对历史与现代性的遮蔽冲击形成巨大的张力反差。这一鸿沟无疑是历史与现代性的矛盾困境所在。

第二，支撑商品拜物教的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劳动生产关系。历史与现代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集合与载体，劳动与社会生产是人类实践活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劳动与社会生产中的剥削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剥削，进而也就是历史与现代性中的剥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对上述剥削问题的精准分析与深刻揭示。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历史与现代性的这一困境矛盾，就要不断提高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能力与层次，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扬弃则是在历史与现代性的进一步解蔽与发展中才能实现。历史与现代性的问题最终仍要回归历史与现代性本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剖析出了问题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并提供了科学的破解途径。

第三，历史与现代性永远是面向未来展开的，在未来发展中不断获得解蔽与确证。马克思所阐释的资本逻辑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预期逻辑，资本逻辑往往为我们描绘一个更好的未来场景，并开动历史与现代性的一切要素去实现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历史与现代性的发展倒过来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本增殖的现实目的遮蔽了历史与现代性发展应有的历史目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屡屡演变为资本增殖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资本往往对人们许以虚假的未来并透支着未来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剥削与商品拜物教愈发沉重与隐匿，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生产的微观领域。物的关系依旧表征并异化着人的关系，社会生产与交往中的剥削关系不断转变剥削方式与主客体对象以隐藏自身罪行。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强大刺激和支配下，人们对财富的一味追求，僭越了人的心理、情感、价值等精神生活的自主性，打破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内在平衡，造成了难以摆脱的“幸福悖论”(18)张彭松：《从满足、知足到自足的幸福伦理思考——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解答》，《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扬弃资本逻辑是历史与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扬弃资本逻辑才能使历史的发展回归到真正提高人的现实实践活动能力与层次的轨道上来，并以此矫正现代性的历史定位，只有扬弃资本逻辑才能使现代性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始终得以合理确证，并解蔽与建构出更加清晰完整的历史。

第四，人的生存问题是历史解蔽与现代性确证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历程始终的重要思考对象。前文所分析的历史与现代性所遭受的遮蔽与否证，最终都会归结为人生存状态的恶化。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理论家们将人看做抽象的、概念化的、自然的人，马克思将人看作社会生产与交往实践活动中的人，因此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经济社会活动的考察，揭示出种种剥削关系以及物对人主体性异化反噬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应该不断批判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实现共产主义，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生存问题的终极诉求。

马克思通过其历史唯物主义所抓住的不是僵死的事件堆砌与抽象的思辨活动，而是破解历史解蔽与现代性确证内在矛盾困境的关键问题——人类现实实践活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逻辑，促使人类现实实践活动能力与层次获得质的发展，历史才能在现代性的指引下获得持续性解蔽，现代性也才能在历史进步中获得精准确证。

四、结语

现代性的确证与历史的解蔽二者各自的形态及其关系无非表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现代性是在历史进程中得以建构，服从于整体历史演变的规律与形态，而历史是基于现代性诸要素客观叠加与主观建构的产物，二者本质上接受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指引与续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对上述问题有着科学而精准的解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解蔽历史以获得历史资源与规律，确证现代性以剖析建构现代社会，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必要环节，同时这也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