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晨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划分了中国古文学和新文学的界限，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不主义”，提倡废文言而用白话，掀起文学革命的浪潮；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贵族、古典、山林三大文学，建立国民、写实、社会文学的主张，随后与封建卫道士和文化保守派掀起的一系列论战，新文学家们发表的酣畅淋漓的辩论文，显示出与陈腐的传统文化势不两立的态度，振聋发聩地发出五四一代先驱者要求文学革命的呐喊。但当五四的高潮逐渐褪去，革命者们的热情被牢固的社会坚石所熄灭，如同鲁迅所言：“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1]2，如胡适开始“整理国故”，周作人归隐到“自己的园地”书写闲情逸致。五四阵营的分化和浪潮褪去后的凌乱，让一些五四革命者的文学革命态度发生转变，文学革命者们虽然依旧支持新文学，但原来的锐意和决绝态度却逐渐减少甚至趋于保守。1932年，周作人受邀在辅仁大学发表演讲，随后演讲的内容经整理成册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以下简称《源流》）。书中首次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晚明公安、竟陵派上去，并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言志——载道”主线，认为中国文化是由这两股脉络交替前进构成。在五四退潮后的十几年后，周作人首次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弥合，无疑具有很大的开创意义，但在当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不仅有个人隐逸性格的影响，导致文学革命态度的回转，更有着时代影响的焦虑。彼时无产阶级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形成声势，周作人的这次弥合，无疑是受到个人和时代共同合力下的考量结果。1982年，在北师大师承于周作人的任访秋，在河南大学为学生授课所编的教材《中国新文学渊源》 （以下简称《渊源》），亦将中国新文学的起源追溯到晚明。其中受老师周作人影响的痕迹自不待言。相比周作人，任访秋将新文学起源向前更推进一步，追溯到晚明王学左派的李贽，在流变细节上的梳理也比前人更经得起推敲。但与此同时该书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方法。这虽然让任著对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做出了客观准确的分析，但在臧否人物、评价标准上却有失公允，这不得不说是个人的缺憾，更是时代的局限。

二

1932年周作人受沈兼士之邀前往辅仁大学做演讲，之后演讲内容经邓恭三整理，同年9月出版了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向被认为是一次充满反叛和革命精神的运动，它彻底宣告与传统文学的断绝，文学革命倡导者们更是主张要“全盘西化”。胡适提出要先废文言，后倡白话，最后让全国使用拉丁文字，彻底废除汉语；鲁迅劝诫年轻人切忌读古书，以免受到传统文化的荼毒；陈独秀的“三推倒”与“三提倡”；钱玄同更是骂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将中国文学自古占主流地位的骈散之文贬于尘埃之中。同为新文化阵营中一员的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亦曾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他发表在杂志上的《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两篇文章，痛斥中国传统社会和封建文化毒害人作为主体的个人自主性，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就如同之后转向整理国故的胡适一般，周作人的人生和文学态度随着五四落潮悄然发生转变，不再态度激切地发表激进的文学意见或政见，反而如隐士一般于社会一角，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这本出版于1932年的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更是一改其往日主张，主动寻求与传统文化的和解。全书篇幅不长，共分为五章：“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及“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在其中提出的几点文学见解值得讨论：

其一，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晚明的公安竟陵派。周作人认为明末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及其后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公安、竟陵派反对明末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要求提倡活泼、灵动、抒发个人性情的文学。周作人说这和现在胡适的“八不主义”“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等主张何其相似。不仅文学改革主张相仿，新文学家们的文风和公安竟陵派也很相像。比如周作人说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清新透明但味道又不甚醇厚；俞平伯和废名的作品很像竟陵派，奇僻晦涩。所以周作人认为新文学运动和明末的文学改革运动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只不过这股暗流中间经历了清代文学的反动，让八股文和桐城古文占据了主流。及至五四时期，新文学革命者们为了反对这种古旧呆板的文学形式，这股暗流便又复苏起来，并被五四一代新文学家所继承，于是诞生了新文学，进而产生了最近之文学革命。只不过此次新文学运动指导思想比之明末的儒道佛思想，中间又夹杂了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但总体而言，依旧是本土文化占据主要成分，新文学是明末公安竟陵派的延续。

同时，周作人认为现在新文学家提倡白话的主张，也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中继承并生发出来的。但与胡适主张“白话是活文学、古文是死文学”的决然态度不同，周作人则认为白话和古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并说文字的死活是因为它的排列法不同，于文字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因为用白话可以把思想情感尽可能多地写出来，便于抒情。比如电报、车站、轮船等，用古文难以将这些新事物的准确意思表达出来。相较于胡适将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态度，周作人从表情达意的角度肯定白话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摒弃文言，只是因为时代变化、现代性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的出现使古文难以准确地表达。既然没有死活之分，文言、白话便不会对立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周作人的这个观点比起初期五四言文革命的主张来说，无疑是向后回转，努力缩小二者之间的鸿沟。在实际作文中，周作人自己也践行了这一原则，融文言、古今白话、欧化语以及翻译体等于一炉，艰辟晦涩而又耐人咀嚼，因此对古语的态度并非如胡适那般决绝。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势力扩大，逐渐占领文坛，而左翼文学是要建立本土的大众文学与文艺形式，提倡革命的、面向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学。新文学的欧化痕迹过重，与传统的割裂程度很大，无疑会受到左翼文学非难。因此周作人有意淡化新文学中的西方因子，转而追溯本土文化资源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在语言上努力弥合文言、白话之间的分裂。这其中既有自身文学革命态度的回转、个人恬淡性格使然等因素，又兼具时代影响的焦虑，隐晦抒发对无产阶级文学行为的无奈与不满。

其二，提倡非功利的文学观。周作人认为如果把文学作为谋生的工具，那么从事文学的人一旦创作便会想到作品的销路、出版商和读者的欢迎与否以及其他种种顾虑，这样势必造成文学的堕落。除了反对文学充当商人牟利的工具，周作人同样兼有其他顾虑。无产阶级文学声势的日益壮大，但早期的普罗文学还未发展成熟，简单粗暴地将文学当作政治的传声筒，这种“席勒化”的文学倾向不免引起周作人的担忧。如果只是单纯把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忽略文学本身的主体性，必然也会造成文学品格的衰落和艺术水准的降低。事实也证明，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尚嫌稚嫩，除了少数作家和作品值得一提，过多政治理念的介入，使其并未生产出得以留存的优秀作品。在书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划分为言志与载道两派，从他自身的态度不难看出是褒言志而贬载道，而无产阶级文学显然属于载道派，因此周作人于书中隐晦透露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不满。但随着普罗文学声势的日益壮大，对文学的艺术独立性的损害也愈加严重，这种不满也逐渐转变为忧虑。于是周作人其后隐晦揶揄道：“文学的作用在于它具有拔除功效，文学可以满足我们平日中幻想又不敢做的事情。譬如以《水浒》为例，那些想动乱造反的人看完《水浒》，满足了日常幻想，也就不再升起反叛的心思了。常人在不满足现实生活而苦闷时借文学发泄，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敢直接去参加政治改革运动，否则不必借文学发牢骚了。”[2]16周作人为寻求文学的独立性，拒绝让文学承担亡国的责任。在当时国家动乱的情况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将文学与国家危亡联系起来，主张文学救国，文学沾染了过多的功利观，势必使自身水准和品格降低，文学自身主体性必然难存，周作人的担忧未尝没有道理。但在国家即将危亡之际，就如李泽厚所言：“救亡压倒了启蒙”[3]21。国将不存，文学本身的尊严和独立性问题便更无从谈起。然周作人在普遍兴起文学救国之时，提出文学独立性，虽有可取之处。但文学本身就必然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粘连，过于强调让文学脱离时代束缚寻求永恒的独立性，本身可能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低于对个人自身的关注，进而赞同小范围安定独立式的小确幸。但若无国家的安定与强大，何来个人的尊严与人格独立？过于强调这些，并将其凌驾于国家危亡之上，丧失了大局观和国家民族观。这或许也一定程度从文化选择上解释了后来北平被日军侵占后，周作人为寻求安静独立的环境而变节投敌了。

三

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是其于1982年在河南大学为学生授课时所编写的教材，任是周作人在北师大任教时的学生，而这本书也显然带有周作人影响的痕迹。任氏也在自序中提道：“总的来说，是受到周作人的一些启发”[4]361，且任访秋无不透露出对老师周作人的超越之意：“但我对问题的论述，比他讲的要详细，要具体……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段文学进行分析和说明，在他的书中，更是绝对没有的”[4]361。从中可以看出一代学人的学术自信和对前辈的超越之心。但当脱离了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来看，任访秋自矜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批评方法，虽然让他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文学影响的宏观方面做到了较好的整体把控，在梳理文学发展流变时，做得更细致全面，比之周作人的简单比附，在细节上更经得起推敲。但当涉及到思潮和具体作家的品评上，简单的一分为二式阶级评价，让其难以做出客观精到的艺术分析，不得不说既是个人的遗憾，更是时代的局限。

全书分为八章，主要梳理了从晚明“王学左派”的李贽到五四文学革命的一条文学发展路径，即如自序中所说：“本书的目的，即在于论述阐明从晚明到五四近300年来中国进步的文学思潮发展的路径”[4]362。首先比起老师周作人，任访秋在公安派的基础上又向前追溯一步，从晚明思想家李贽开始谈起，认为晚明从李贽的离经叛道开始，便已经掀起了一场反对程朱理学和封建正统思想的文化革新运动。进而他通过史料考据，阐明公安派的三袁尤其是袁宏道，是如何在与李贽的交往中受到李贽思想影响，思想逐渐被解放，进而波及文学的解放，公开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提出“独抒性灵”的文学观。而以往学者对李贽在晚明思想界和文坛中的地位，认识还不甚清晰。任访秋在长期的摸索学习中，逐渐认识到晚明思想和文学解放的源头所在。于是在读过周作人的《源流》后受到启发，便将这一思想发展脉络串联起来，为公安派的明末文学改革运动找到了思想源头。任访秋将新文学的源流在周作人“公安说”的基础上又向前追溯了一步，并通过史料的呈现来增加论述的严密性，但就像钱锺书对周作人的质疑一样：“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做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刻贼’，欧的反对‘得摺’，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5]161在李贽的基础上无疑还可以向前追溯，如思想上向前有泰州学派的罗汝芳、王艮，乃至到心学的创立者陆九渊和集大成者王阳明；文学的革新向前，近有北宋欧苏文学革新运动，远有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他们同样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封建正统思想和当时文坛的古旧风气，进而开始思想革新最后波及到文化、文学的革新。所以任访秋的新文学李贽起源说，虽然比起周作人更细致全面，但这种追流溯源、思潮比附能否立得住脚，还需进一步商榷。

书中沿着此路继续梳理，在经历李贽、公安、竟陵派的思想反叛之后，出现了一批受其影响的文学作品：主情主义，代表作如《牡丹亭》 《三言》《聊斋志异》 《红楼梦》；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礼教的作品；反对封建等级制的，如《儒林外史》；提倡豪侠作风的；对妇女贞操问题看法：如李贽赞成寡妇再嫁，鲁迅《祝福》对这种封建礼教的抨击；对官吏豪绅压迫剥削人民的揭露，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反映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斗争等；任访秋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受李贽与公安派等影响下产生的，并绵延不绝形成潜流，对五四时期新文学造成了极深影响。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上，无疑和中国古典小说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但不难看出，这种泛化的囊括实则经不起推敲，如《聊斋志异》 《红楼梦》等经典之作，由于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很难简单笼罩在“主情主义”的标签下，更不是只单单受到李贽抑或公安派性灵说的影响。它们是作者以丰富的个人生命体验为基素，掺杂进儒道佛等思想混杂而成的结果。任访秋将这些作品拉到主情主义的标签下，无疑是为了扩大声势、增强脉络的可塑性，这与周作人将公安派拉到文学革命的阵营中，实则是一样的叙述策略。

接着书中说到，这股文学改革潮流发展到清代，被以戴震为首的朴学家所继承，包括汪中、俞正燮、王国维、蔡元培、李汝珍等，他们都反对僵化腐朽的程朱理学。如戴震提出圣人“体民之情，随民之欲”的主张，反对程朱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谬见，这不是同晚明李贵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理论极其相似吗？又如戴震批判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主张，与李贽提倡的“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相比，前者比后者批判得更深刻有力。但关于戴震的流派归属问题，任访秋批评周作人笼统地将汉学家归为一流，周作人说汉学家章实斋大骂袁枚，公安竟陵派在汉学家的手中终结，但随后的汉学家俞樾走的竟然是公安竟陵的路子，因此周作人下结论说：“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在汉学家的手里死去，后来却又在汉学家手里复活了起来”[2]50。任访秋对周作人这种大而化之的归纳方式颇多质疑，认为周作人没有从学术思想上来对汉学家进行分析。他认为实际清代的汉学家，特别是皖派学者，从戴震起，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因此在学术思想上，同晚明的李赞与公安派在反对程朱理学上是有其一致之处的。至于章实斋是不反程朱的，他是主张调和朱陆的。他对戴震也进行抨击，特别他攻击袁枚，卫道士的面目表现得十足。所以他在学术上属于浙东学派，于吴皖两派的考据之学，均有所非议。因此不能说他是“汉学家”。至于公安、竟陵的结束是否由于章实斋之反对袁枚，以及公安、竟陵的复苏是否由于俞的赞成小说为文学，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一种流派的结束与复苏，由其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学术思潮等原因所决定，而绝不决定于某一个杰出人物。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周作人笼统地将戴震和章实斋归为汉学家一派，并得出“公安派在汉学家手里终结并又复活”的结论，归纳过于简单也与史实相左，细节经不起推敲，这是《源流》受到后世学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任访秋在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据索引、强化细节，无疑增强了论点的学理性和说服力。

沿着这条线梳理，任访秋写到由戴震而下，龚自珍是戴东原的大弟子段玉裁的外孙，其受东原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他为了纠正当时朴学家的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偏向，而又从刘申受受公羊学。他的世界观同文学观，与晚明文化革新的潮流基本上是一致的。在龚自珍的影响下，晚清文学以维新派的梁启超、黄遵宪为首，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文界革命”，在晚清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开后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先河。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谭嗣同、梁启超等首先发起的是排荀运动，他们认为现在的经学、理学，实则都是由荀学发展而来的，因此大力批驳荀子。但由于时代观念之影响，此时的维新派还未敢上升到孔子。及至夏曾佑，批判的对象由荀子而上追及孔子，掀起了批荀、批孔的风潮。而在晚清革命派之中，素来排满的章太炎及其后学弟子亦开始批判孔子，于五四前夕形成“打倒孔家店”的高潮，其中的代表人物吴虞，重提晚明李贽的思想，赞扬其反对程朱、批驳孔子的主张。因此由李贽发展而来的这股潮流迂回发展，未曾断绝。同时和周作人有意淡化西学影响的态度不同，任访秋在强调本土文化遗泽时，也未忽视近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认为在二者的两相作用下，方才出现了一个彻底的反孔运动。这是晚明思想革新运动开其端，清代朴学家发扬，晚清维新运动开其先河，到五四时期最终形成一股滔天巨浪。所以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渊源是明末的文学革新运动。

此外，周作人在《源流》中提出中国文学发展中存在着言志和载道两种发展潮流，这两股潮流起伏交替，他认为晚周时期社会纷乱，思想自由，是最先的诗言志的时期，到西汉时期，政治稳定，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就转向了载道的路子；魏晋六朝又重新言志，唐朝复又载道……就这样，循环下去。任访秋则认为周作人这种历史循环论观点值得商榷，他从阶级论的批评方法出发，认为言志和载道的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志并不能排除道。与其说是言志和载道交替起伏，不如说是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两派互为消长。袁宏道的文学运动之所以与五四文学革命相通，因为前者是由市民阶级发展而来的，后者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市民阶级正是资产阶级的前身，二者在反封建文学、提倡自由平等思想等倾向上是一致的。

四

总的来看，周作人和任访秋都强调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晚明，但写作时间和环境有所区别。周著出版于1932年，彼时五四退潮、军阀混战、大革命陷入低谷、无产阶级文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在那时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学和传统文化断裂的情况下，周作人的晚明新文学起源论无疑具有开创意义。但其勾勒的大框架因细节的缺失，也为后来学者所质疑诟病；任著写于1982年为学生授课期间，本作为教材使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论使其注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方面的影响。这虽然让该著保持了对总体全局的把握，但在具体评价作品艺术特点和人物思想时，这种阶级论限制了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不得不说是个遗憾。周作人有意忽略近代西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弥合新旧文学之间的裂痕，其中既有同时代政治环境影响的焦虑，又有个人文学态度的回转；任访秋则全面强调了五四文学革命既有晚明文化革新的影响，又有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因为彼时普罗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等因素，周作人在《源流》中想寻求文学存在的独立性，追求文学的独立姿态，既不想让其沦为商业牟利的工具，又不想让它变成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这种追求文学无功利的隐士作风虽然一定程度保存了文学的本体性，但也淡化了民族国家救亡的现实需求；任访秋则在《渊源》中，明确将民族兴旺与文学盛衰联系起来，虽然未达到将文学当作政治传声筒的地步，但过于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必然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丧失独立性，二者之间的度量把控值得后人仔细品评。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我们既能明晰地分辨出师生二人学术脉络的承续与发展，又可以看出时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二人著作造成的影响与局限。文学毕竟不是脱离时代而存在的产物，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后来学者既可以从中品评前人的功过得失，又可窥见文学与时代角力的矛盾过程。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复杂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梳理辨析二人学术脉络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我们对这个“五四”难题做出更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