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明甫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郑州450000）

“艾米莉的一生就像她的诗一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而在这神秘的背后却是她一生的叛逆精神。”[1]狄金森以对社会文化规范不羁的姿态独步美国诗坛，成为“游荡在美国乃至世界现当代诗歌原野上声势赫赫的幽灵”[2]。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是一位充满温情、友情、有幽默感、有活力的人”[3]9，在学校处处表现出“能够事事领先、超越他人、做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在演奏方面她显示出竞争意识”[3]9。狄金森传记作者贝蒂娜·克纳帕（Bettina L.Knapp）在其撰写的狄金森传记中还写道狄金森小时候对自己的评价和对自己的未来梦想表现出健康、浪漫的气质，“我将很快漂亮起来，当我十七岁时会成为艾默斯特最美的人，那时我的身边会有大批的仰慕者，我将十分高兴让他们等着我的选择，在我做出最后决定前，我要亲眼见到他们一个个牵肠挂肚、焦虑不安”[3]10的样子。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狄金森是一个性格孤僻、骨子里充满了抗争、叛逆的人，话语之间倒是多了几分调皮、风趣和幽默的味道。

那么，这么一个活泼可爱、风趣幽默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弃绝社交、终身未嫁、对抗主流文化的叛逆之路的呢？本文拟从美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男权社会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大背景中予以探寻。

一、启蒙运动和大觉醒运动为狄金森植入了叛逆的性格基因

18世纪中叶，伴随着北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特别是启发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眼光去重新审视千百年来人们笃信不疑的宗教与上帝的欧洲启蒙思想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抵达与传播，使得殖民地的自由平等思想被逐渐唤醒，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开始滋长。李永清说，“与法国启蒙运动一样，美国启蒙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4]。在此之前，欧洲大陆的封建思想、等级制度等随着英法等欧洲移民的登陆也随行而入，与此同时，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制正在盛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因追求信仰自由而遭受迫害的清教徒带着构建宗教自由王国的理想逃离英国来到美洲大陆，当他们看到眼前那参天的大树、湛蓝的天空、翠绿的湖泊和大片的荒原的时候，他们仿佛看到了《圣经》（Bible）中的伊甸园，于是意识到自己是上帝的优秀选民，被派来开发这片荒芜的土地，教化这里的居民，在这片“净土”上建立起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接受万民的敬仰[5]。因此，他们在拓荒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世俗化的勤俭、克制、进取的清教精神。然而，当他们在这片新大陆立稳脚后，并没有建立所谓的信仰自由，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宗教理想得以实现，大肆迫害异己，将清教之外的任何信仰统统视为异端邪说予以产除。“人们只能在清教范围内思索，谁要是越雷池一步，就会受到像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施予的那样的惩罚。”[4]李安斌也认为，“在新英格兰清教的全盛时期，这个殖民地的真正特色在于它为自身的原因而拒不允许发展信仰自由的理论”[6]。

此外，北美清教脱胎于英国清教主义，保留着较浓重的宗主国清教的观念和习惯，同样宣扬“原罪论”和“预定论”，宣扬生而不平等的等级思想。北美清教虽在本地的特殊实践过程中融入了不少新的观念和进步思想因素，但他们认为人因其祖先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而生来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但人是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自己命运的，上帝会根据需要进行救赎和挑选。可以说清教认同的平等是精神上的平等，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上帝预定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权利，牧师和长老就比普通人享有政治优先权。“在清教徒看来，等级制是上帝的神圣设计之一，因此，不容质疑和违背。”[7]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同都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都应顺从。正如清教神学家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说：“全能的上帝在他最神圣、最睿智的天命中如此处置人类的命运：永远有一些人该当富有，一些人该当贫穷，有的人权高荣显，其他人卑微顺从。”[8]“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社会等级差别尤为鲜明。”[7]

北美启蒙运动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宗教迷信和神学权威。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说：“在人间存在过的一切怨恨当中，由宗教情感不同引起的怨恨是最顽固和最不幸的，因此，应该把它连根拨掉。”[9]同时启蒙思想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潘恩在1791年发表的《人权论》中指出：“所有的人本来都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全都是生而平等的，并享有同样的自然权利。”[10]此外，为摆脱愚昧，提升全民素质，启蒙运动还倡导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这些都为殖民地人民强化自身价值追求，自由、民主意识提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不仅如此，此时在北美爆发的另一场持续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大觉醒运动，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自身存在价值、尊严的认识和思想的解放。“就这样，启蒙思想与大觉醒的精神携手并肩，共赴自由，向宗主国英国的政治与宗教权威发起了强有力的联合攻势。”[11]118并最终获得了美国人民追求独立自主即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孙有中还认为在反对专制、追求平等的民族性格酿造方面，两者“合力向市俗的和宗教的专制权威猛烈开火，不仅直接为美国革命输送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使自由、独立与平等的观念深深扎根于美国民族的心灵”[11]124。杨平也认为，“大觉醒运动倡导反权威、反正统的斗争精神，向官方教会及传统习惯势力挑战”[12]。这种勇于挑战权威、反对正统的斗争精神滋养了美国人民追求平等、蔑视权威的文化土壤，毫无疑问也为在此土壤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狄金森的身体中植入了倔强和叛逆的性格基因。

二、父权文化促进了狄金森叛逆性格的基因裂变

狄金森的父亲爱德华·狄金森（Edward Dickin⁃son）生长于具有浓重宗教文化传统的家庭，早年毕业于著名的耶鲁大学，热衷于政界事务和社区宗教工作，他能言善辩、坚毅、果敢，曾先后三次出任州立法议员和国会议员等职务，在艾默斯特镇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男权思想根深蒂固，在他看来，男人应该投身社会事务，担当社会责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子女，而女人则应该温顺、贤良，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他的婚姻也是理性而矜持的，在结婚前他认为没有必要与自己未来的妻子见第三次面，而在其长期的婚姻过程中他也从未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多少激情和浪漫，倒是对妻子严峻而刻薄，而这位生性胆小、随时以《圣经》为准则，用虔诚的宗教精神来侍奉丈夫的艾米莉·诺克罗斯（Emily Norcross Dickinson），“一直把丈夫当做上帝，把他的话奉为法律和圣旨，从不违抗”34]6。妻子的谦恭自卑、逆来顺受更是让爱德华在家中狂暴而专横。在艾米莉的记忆中，从幼年开始，“就对父亲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认为父亲酷似克伦威尔或罗马将军”[13]4。Sewall也认为，“爱德华·狄金森的家庭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专制王国，一座监狱，一个家长专制的世界”[14]。

然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阅读范围的扩展，狄金森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她“对父亲的严厉管教开始感到不满，对父亲的崇拜也渐渐为一种矛盾心情所代替。一方面，父亲对奥斯丁从不动摇的偏爱以及对自己智力优势的不屑一顾使她受到伤害，并逐渐产生抵触情绪”[13]4。但另一方面，年龄的幼小和经济的不独立使她对父亲不可抗拒的权威地位依然是无可奈何。为了家庭的和睦，“这个小姑娘只能默默而固执地忍受着”[15]。但就像所有敏感、个性独立的孩子一样，狄金森也有难以容忍而抱怨、冲突甚至反抗的时候，正如Sewall所说“家里真正的火山爆发了”[14]。

此外，在狄金森看来，父亲一直在培养自己女人的角色，常常夸奖其面包烤得好，并给她搭建了一座花园让她种花弄草，因为他认为种花比做诗人更适合女人。狄金森写道：“可怜的父亲，他与他读的书一样严肃……。我知道他一点也不赞同我写诗这件事……对他而言，女性的聪明才智应该藏在地窖里，而不是拿到门口供人炫耀。在我出生以前，他就写过一篇关于女性适当角色的文章，我猜他的想法还是没改变。我们只适合做家事，至于其他事就别提了。虽然他们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它的目标却是让我们把家事做得更好。”[15]123也许正是狄金森父亲难以抗拒的权威、专横和男尊女卑的思想，使狄金森感到委屈和压抑，继而逐步诱发了狄金森身体中叛逆和抗争的基因裂变。于是，也就有了狄金森的第540首诗：“我把我的力量握在手里——/然后向全世界挑战——”[15]109。

三、上帝的无动于衷促成了狄金森叛逆性格的基因突变

19世纪初叶的艾默斯特，充满着浓郁的宗教气氛，狄金森就是在这样一个弥漫着虔敬信仰的小城镇上出生并长大的。狄金森的父亲更是一位忠实而狂热的基督徒，在他家里早晚都要祷告，周末还要去教堂做礼拜。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狄金森早年对基督和上帝的存在毫不怀疑，正如她在第338首诗中所写：“我知道他的存在/于某处——在寂静中——”她在另一首诗中也表达了对上帝存在的深信不疑，“我从未感到自在——在下界——”，因为“据说/他本人——就是一架望远镜//终年不停地监视着我们——/很想逃离/不再见他——还有圣灵——和一切——/却逃不过那‘末日审判’！”（413）[13]146从这首诗里，我们同时又体味到一种狄金森对上帝、祷告和礼拜等的无奈和厌烦的情绪。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他无处不在，就像一架望远镜随时随地都在监督着芸芸众生，人们想摆脱这种压抑和不自由的生活，“想逃避现实、躲开世俗，却始终无法逃脱‘末日审判’的那一天”[16]。在家里，狄金森被浓重的宗教气氛所熏染，而在学校也时时刻刻为宗教氛围所包围。狄金森自1840年起在其祖父创建的艾默斯特中学“断断续续上了7年学，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她上的学校似乎过于严格且令人生畏。每天以祷告始，以祷告终”[17]。1847年秋中学毕业后，狄金森在父亲的护送下来到芒特·霍里约克（Mount Holyoke Col⁃lege）女子学院学习，“这所学院的办学就是以宗教皈依为宗旨，培养新生的一代，让她们成为母亲和教师以前，在青少时期就皈依宗教”[18]。校长莱昂（Mary Lyon）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对教育和宗教事业有着极大的热情，在她的领导下，全校学生几乎全都皈依了基督，只剩少数的几个顽固分子，其中包括狄金森。但狄金森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学校宗教高压之外，其母亲、父亲、哥哥、妹妹也都纷纷皈依了基督，连嫂子苏珊（Susan）也于1849年8月加入了教会。狄金森也一直处于犹豫和矛盾之中，她也希望自己能够皈依，获得上帝之爱，她在1846年1月1日致亚比亚（Albia Root）的信中写道：“我几乎被说服，成为基督徒……我希望你成为基督徒。我觉得，失却了天堂的宝藏，无人喜乐。失去基督之爱，也许我永无福祉。”[19]8然而狄金森最终却是并未皈依宗教，因为她不愿人云亦云，她只相信自己的体验，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她在1850年4月给珍妮（Jane）的信中写道：“基督在召唤每一个人，我所有的伙伴都在响应，我亲爱的维尼也概莫能外，她深信她爱他，倾心归附。”她们全都相信她们找到了“宝藏”，找到了基督之爱，“我纳闷真有其事？”“我从未感同身受。”[19]25她认为自己从未得到过上帝探访的直接体验，而只是从别人的转变中察觉。即便如此，狄金森对上帝的存在依然坚信不移，“艾米丽拒绝皈依宗教丝毫不减损她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上帝在她心目中永远具有活生生的、真切的威力，在她极度不安的时刻给她以帮助。‘上帝就在这儿，目光直透我的灵魂’”[3]24。

然而，当死亡的威胁逼近这位年轻诗人家门的时候，便彻底改变了狄金森对上帝的态度。

19世纪中后叶的艾默斯特小镇，因医疗条件所限，结核、伤寒、霍乱等疾病致使死亡和夭折接连不断，镇上的墓地就在西街狄金森家的后面，诗人透过自己房间的西窗经常能看到送葬的队伍经过。如果说别人的死亡使诗人体验到生命的庄重，那么亲人和朋友的相继离去则使她的心灵遭受到难以治愈的创伤。唤醒狄金森文学潜能的导师牛顿（Benjamin Franklin Newton）于1852年的去世给狄金森带来了深切的悲痛，而1882年其刻骨铭心的至爱沃兹沃斯（Charles Wadsworth）的离世则让狄金森对对宗教所宣讲的上帝的仁慈产生了怀疑：既然上帝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为何又亲手把它毁掉呢？“那样重大的损失一连两次，都已在泥土下边。/两次，我都像个乞丐/站在上帝门前!/天使，曾两次降临/赔偿我的损失——/盗贼！银行家，父亲！/我又一贫如洗。”（49）在她看来，上帝赐予了她给她带来无尽欢愉的爱人，然而就在享受强烈的爱意的时候，却突然又把爱人夺走，让她“一贫如洗”，如同乞丐一般，在这个世界上孤寂无助。在第881诗中，狄金森愤怒地质问上帝：“啊，上帝／如果你／必须把钟爱的人带走／为何还要给予？”特别是沃兹沃斯去世的1882年11月，狄金森的母亲去世，1883年狄金森最疼爱的年仅8岁的侄儿吉尔伯特（Gilbert）去世，1884年远房表姐索菲亚（Sophia Holland）和狄金森即将穿上白色婚纱成为艾米莉·罗德（Emily Todd）的未婚夫去世。当亲人和朋友接二连三地离世，狄金森不断虔诚地向上帝祈求帮助，“上帝，我是你的小约翰啊，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20]然而，这位所谓全能而仁爱的上帝“根本不关心她的祈祷”[21]，对她的祈求不予理睬，任凭死亡不断来袭。不仅如此，他对人间持续不断的饥饿、疾病和种种灾难也是无动于衷，从不伸手相援。“我们的上帝——确实——目击了多种苦难——/却依然——/有更新——比这/距离更近的苦难——”（553）[13]296。狄金森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这种绝望和愤怒触发了狄金森原本裂变的叛逆基因，促使其产生了突变和爆发。自此，狄金森对上帝和宗教的态度陡然发生了逆转，她不仅不再对捉摸不定的上帝寄予幻想，而且对他对自己的冷酷无情和对人间苦难的麻木不仁极尽“戏弄和蔑视”[16]，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