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海，韩佳轩，林希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美华书馆（1844-1937，1844-1860年间称为花华圣经书房）长期垄断中国（上海）出版界，引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势。美华书馆在华出版事业历经近百年，几经迁址。

当代关于美华书馆及其变迁的论述存在分歧且模糊不清。胡远杰、景致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美华书馆》中指出，“关于美华书馆的历史演变，尤其是早期在上海的馆所变迁情况，宗教、科技、出版类图书均有记载，但多有出入”[1]；薛理勇《美华书馆位置考》一文对美华书馆地址变迁的疑问加以考证[2]；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对于美华书馆前身花华圣经书房的概况进行了描述[3]，其大部分信息可在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1861-?）《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中找到印证。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刊载《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纪事》与《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两篇译文，宏观叙述19世纪在华传教士出版概况和美华书馆创办50年的历史沿革，但是译文中出现若干史实错误和误译。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将谷玄夫妇带着印刷机到达宁波作为花华圣经书房的开端，显然是不实论述，其中关于美华书馆的诸多叙述亦是模糊的。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遣华传教士金多士著作《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第1-4章对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到1895年美华书馆的变迁进行分期论述，阐明各期美华书馆出版业务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出版业的贡献；第二部分（第5章）论述8家在华传教会书馆的概况；第三部分（第6章）论述在华圣经书社的出版情况[4]。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其中关于在华传教士印刷所和美华书馆的两篇译文《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第150-166页）与《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纪事》（第167-184页），就分别节译自G·麦金托什（金多士）《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1895）的前4章与第5、6章。该著述宏观记录在华传教士出版活动的基本情况，对于研究在华传教士出版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5]。

鉴于现当代著述关于美华书馆及其变迁的认识有待厘清，本文根据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遣华传教士金多士的著作《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等原始资料，对美华书馆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期论述，厘清美华书馆在华出版事业的历史沿革及其史实，探讨以美华书馆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印刷所对中国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论证该著述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理论意义和史料价值。

一、美华书馆的变迁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美华书馆（花华圣经书房）长期垄断中国（上海）出版界，引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势。美华书馆在华出版事业历经近百年，几经迁址，期间主持工作的在华传教士从海外运来大批印刷设备和中文活字字模并不断加以改进；美华书馆在华出版书籍和报刊种类和数量巨大，流传甚广，在长达百年的出版事业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批本土的印刷业人才，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学在海外的传播。

1844年，美北长老会在澳门开设花华圣经书房，第一任负责人是谷玄。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往浙江宁波。1858年，美国长老会派遣传教士姜别利来华主持花华圣经书房，书房易名为美华书馆。1860年12月，美华书馆从宁波迁至上海小东门外。1874年，美华书馆从上海小东门迁至北京路①。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华书馆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印刷厂，也是基督教主要在华出版机构。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美华书馆被毁，邢志香等集资接办。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美华书馆的印刷机被日军劫走，美华书馆解散。

根据金多士《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第1-4章对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到1895年美华书馆变迁的分期论述，美华书馆前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花华圣经书房创建期（1844-1846）、花华圣经书房（1847-1857）“幼年期”、美华书馆发展期（1858-1894）、美华书馆1895年时期四个阶段。从金多士接管美华书馆之际，其业务迅速扩张，成长为近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书局。

（一）开馆背景

美国公理会遣华传教士禆治文入华后不久即提出创办印刷所或书馆的建议。1832年在华传教士第一家印刷馆成立，在禆治文的监管下印刷和出版《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6]207。在禆治文等印刷和出版中文书刊的影响下，在华传教士纷纷引进或者改善中文活字字模[6]208。

（二）花华圣经书房创建期（1844-1846）

谷玄将印刷机从美国运至澳门，标志着美华书馆成立，时称花华圣经书房。金多士在《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第一章开篇引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第10期的记载说明长老会美华书馆（花华圣经书房）的创建情况：“印刷机于1844年2月23日送达澳门，由谷玄负责……在2月23日与6月17日花华圣经书房筹备期间，印刷机投入安装和调试”[6]212。

早期花华圣经书房的业务由出版委员会监管，谷玄、娄理华与克陛存被任命为首届出版委员会成员。当年书馆所完成的最重要的印刷工作就是出版《以弗所书》（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印制《路加传福音书》（Luke’s Gospel）14 500份、《新约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15 000份、米怜《张远两友相论》（The Two Friends）10 000份[7]207。

1846年，花华圣经书房搬迁到宁波，书馆用金属活字字模印刷中文作品的可行性亦成为事实。第一份订单于1846年签订，宁波的一位官员要求为他印制有关中国历史的节选文本。这样的印刷业务将提高花华圣经书房及其字模在中国人中间的知名度，同时极大地消除人们关于这套铅字活字字模的偏见[7]11。

（三）花华圣经书房“幼年期”（1847-1857）

在1847-1857年花华圣经书房的“幼年期”，美部会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波乃耶（Dyer Ball,1847-1919)、罗啻（Elihu Doty,1809-1864）、裨治文；伦敦布道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米怜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美国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合文（J.C.Hepburn）、克陛存等传教士为基督教中文作品的出版工作做准备，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广泛结识人脉，使花华圣经书房成为一家重要而有效率的印刷出版代理公司[7]13。

花华圣经书房起步时期面临诸多困难，而经由谷玄、歌德（Moses Stanley Coulter,1824-1852）和祎理哲（Richard Quanter Way,1819-1895）几任主管的经营，取得大量业绩。谷玄在1847年辞职，书房一度陷入困境[7]15。

露密士（August Ward Loomis,1816-1891）出任花华圣经书房出版委员会主席，监管书房的建设。1849年，书房从柏林订购一套新活字。这套活字加上戴尔的那套活字，构成书房完整的活字印刷设备。露密士当年离开宁波，由歌德接管。1850年，花华圣经书房在歌德的监管下迅速提升。

1853年，歌德先生辞职，祎理哲接替歌德掌管书房的工作。而祎理哲没有尝试过书房的管理事务并缺乏技巧，导致书房效率下降[7]17。

（四）美华书馆（1858-1894）

1858年，清廷与侵华列强签订和实施系列条约，清廷对于传教活动更加开放，美华书馆印制的书籍进而能够传播到中国各个角落。随着美华书局的实力日益提升，人们越发认识到它作为少数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基督教之代理机构的重要性。期间，美国北长老会遣华传教士姜别利发明汉字电镀字模和汉字活字分格盘，“加上他杰出的才能、坚韧不拔的毅力、永不言败的耐心和真诚的传教精神”[7]19，成功促进美华书馆的发展，使它迅速地成长为庞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为在华基督教事业做出巨大的成绩。

1845年，谷玄夫妇携印刷设备于7月19日来到宁波。印刷设备经过安装调试终于投入使用，花华圣经书房成功迁址。

1858年10月，遣华传教士姜别利负责书房的工作，姜别利任期内对中国汉字铸造技术做出重要贡献。“1860年代美华书馆研发出电镀中文字模与元宝式字架，大大改良铅活字的铸造与排字问题，其中长老会教士姜别利发明的排字架一直沿用到1909年方由商务印书馆请汉字学家改良……其所铸造的中文铅活字因之成为当时上海各报馆、教士传播机构、印刷所最乐于采用者”[8]。1860年12月，花华圣经书房由宁波前往上海，此后称为美华书局，是上海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1862年，美华书馆再次搬迁并添置先进印刷设备，印刷业务大幅提升。

姜别利于1858年前往宁波接管印刷业务。1859年，他在宁波创制电镀字模，从而解决了中西文的混排问题。姜别利发明汉字活字分格盘并进行推广应用，使该技术当时普遍应用于在华外国人印刷所的中文印刷中。

姜别利于1869年离开中国。此后至1894年，美华书馆先后在惠志德、巴特勒（Rev.J.Butler）、狄考文（Rev.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马约翰（John L.Mateer）、霍尔特（Rev.W.S.Holt）、费启鸿、戈登（A.Gordon）、范约翰、金多士等人的管理或者协助下持续发展，在19世纪末中国印刷出版领域发挥了重大影响。

（五）美华书馆（1895-1915）

截至金多士接管美华书馆之际，美华书馆已经发展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大书局，它具备一流的印刷设备、厂房与办公室。美华书馆有7种不同规格的中文活字，还有一套日文活字和满文活字字模。

美华书馆的英文活字车间装备着英文活字，用于印制学习汉语的读物、罗马化注音的著作、传教和会议报告，其印刷作品包括《教务杂志》《信使》（The Messenger）《远东妇女工作》（Woman’s Work in the Far East）《中华医疗传教杂志》（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等。

美华书馆在1890年至1895年间印制的印刷品包括经文123 098 900页，宗教书籍和宣传品43 897 295页，杂志18 472 160页，日历和传单1 615 740页，医疗和教育类著作、字典、词汇表与其他工具书、报告等文本，总计201 581 749页[7]33。

（六）美华书馆（1915-1923）

1915年，美华书馆将其销售部与上海卫理公会出版社联合组成教会图书公司（The Mission Book Company）。进入20世纪后，美华书馆日渐衰落，后由中国人经营并将馆址搬到上海牯岭路80号。1923年上海卫理公会出版社（美华书馆）出盘给商务印书馆[9]100。

二、在华传教士书局与圣经书社的出版活动

金多士《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第二部分（第5章）讲述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书局、伦敦布道会书局、上海伦敦布道会印刷所、福州卫理公会主教团书局、宁波“英国圣公会差会书局”、汕头英国长老会书局、苏格兰圣经会书局（汉口）、九江中华书馆8家在华传教会书局的发展概况，“关于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的描述都是各教会自身提供的素材”[7]101。虽然《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只是粗线条的叙述在华传教士出版活动之脉络，但是每家书局的活动情况都有具体而真实的记载，而且其信息来源出自专人及其专著。

根据金多士的叙述，美国公理会差会于1831年运来一台印刷机，1833年转手给卫三畏经营。1833年，书局开始用戴尔穿孔切割而成的活字，而木雕版印刷一直用到1854年。1858年，书局毁于火灾，1868年该书局在北京重新开业。亨特（P.R.Hunt）管理书局运营，1877年由诺布尔（W.C.No⁃ble）接管，诺布尔在1888-1889年间离开书局后由白汉理（Henry Blodget）接管[7]36-37。

在关于伦敦布道会书局的记述中，金多士提供了简略而有价值的信息：马礼逊和米怜于1818年前后在马六甲创办的伦敦布道会书局，后迁移香港，书局使用木雕版和金属活字，也运用戴尔冲制的字模。在1852年之前谷玄主管铸造字模和印刷工作，其后由湛约翰接管，然后由黄胜接管，湛约翰、理雅各、特纳和艾德协助黄胜管理书局，1879年书局卖给一家中国公司。

神学博士慕威廉牧师提供上海伦敦布道会印刷所的创办过程：麦都思为该印刷所的筹建做了准备工作，1847年差会派遣伟烈亚力创办上海伦敦布道会印刷所；几年内，该印刷所完成《新约全书》修订本及其他《圣经》版本的印制发行[7]38-39。

霍尔特在1879年7-8月刊《教务杂志》中记录了福州卫理公会主教团书局的由来：布道会向美国圣经公会申请在福州开办书局以印刷出版中文《圣经》及其他印刷品，该提议得到布道会准许。美以美会组成由保灵（Stephen Livingston Baldwin，1835-1902）和 万 为（Rev.Erastus Wentworth）（1861-1862年）监管印制书籍并出版中文期刊《福州月刊》[7]40。从1861年6月开始，该印刷所在万为、保灵、裴来尔（Rev.Lucian Nathan Wheeler,1839-1893）、麦利和（Rev.Robert Samuel Maclay,1824-1907）、李承恩（Rev.Nathan J.Plumb,1843-1899）、钱德勒（Rev.D.W.Chandler）与薛承恩（Rev.Nathan Sites,1830-1895）、力为廉（William Henry Lacy,1858-1925）等人的掌管下稳步发展[7]45-46。

霍约瑟牧师（Rev.Joseph Charles Hoare,1851-1906）在信中介绍宁波英国圣公会差会书局的创办经过，汲约翰牧师（Rev.John Campbell Gibson,1849-1919）提供有关汕头英国长老会书局的经营细节，计约翰牧师（Rev.John Archibald,1853-1927）详细说明苏格兰圣经会书局（汉口）的创建及经营情况，九江美以美会李德立牧师（Rev.Edward Selby Little,1864-?）记录九江中华书馆的情况。

金多士还介绍路惠理牧师（Rev.William D.Rudland）掌管的台州书局，北京的英国圣公会支持的书局与美国美以美会旗下的书局，以及韦廉臣创办的中华书籍和小册子印刷室、美国长老会在海南岛经营的书局等。

金多士引用戴尔先生之子撒母耳·戴尔（Rev.Samuel Dyer）关于中国最古老的圣经书社的活动状况，这些书社包括大英圣经公会书社、美国圣公会书社等。

（二）在华传教士书局与圣经书社对中国出版业的贡献

1869年姜别利离开中国后，美华书馆先后由韦利、马约翰、霍尔特、范约翰、费启鸿等负责。姜别利对于中国印刷技术的发展有两项重要发明——电镀法汉字字模与元宝式排字架。与传统的手工雕刻字模相比，姜别利的电镀法汉字字模和元宝式排字架提高了印刷效率和印刷质量，堪称中国印刷史的一次革命。而流行几十年的“美华字”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姜别利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古登堡”。

美华书馆为中国出版业培养了人才。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于1897年2月成立上海商务印书馆，4名创立者原本是美华书馆的工人。

美华书馆等在华传教士书局与圣经书社对中国出版业的贡献如下：

第一，引进并创新铅活字和机械化印刷，改变了中国古代以雕版为主要特征的手工印刷术，使中国的出版业产生了跨时代的变化[9]8。书馆从创建初期就进行中文字模的改进与铸造工作。花华圣经书房使用戴尔牧师制造的字模并进行铅字字模的改进。1845年后制造字模冲头的工作由谷玄继续，这种字模铸造方法一直使用到1850年[7]7。

姜别利为美华书馆的发展投入巨大的能量。他以完美的方法和罕见的耐性关注工作中最细微的细节，指导工人并支付他们薪水，购买新材料并寄送印刷品，制作财务报表并与世界各地联络。“后来，在中国各地出现属于不同差会和公司的各种印刷设备，但是对于某个印刷机或者所有的印刷机而言，它们的建立确实而且将永远感谢这位汉字印刷技术发展的伟大开拓者。在姜别利葬礼布道辞中的陈述：‘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或者日本国，没有哪一本圣经、基督或者科学书籍不是从姜别利先生手中问世的’”[7]23。

第二，美华书馆促进中国现代出版社和印刷机构及其经营方式和行业规范的形成。美华书馆历经80年发展，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印刷工人。1895年所雇佣的中国印刷工和排字工总计96人（男）（不包括30名中国装订工）[7]32。

在华传教士出版机构的报刊与出版事业帮助国人进行思想启蒙。从美华书馆等在华传教士书局与圣经书社在华出版活动来看，其在华出版业务作为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在金多士看来，“对中华帝国领导者施以革新之影响乃当务之急”[7]104。美华书馆于1860年迁往上海后推出一些颇有影响的科学书籍，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印行《格致质学》《代形合参》等书刊[10]。而致力有助于中国苏醒之出版事业的社会责任导致广学会宗旨是接触和影响中国上层与受教育阶层；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上海大会期间成立的中华教育会同样致力于在中国引入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方言协会则充当着启蒙教育和鼓动人心的双重作用[7]105。

三、《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的出版史学价值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遣华传教士金多士对在华教会书馆有独到的研究，出版相关著作《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1895）、《中国的危机与基督教传教士》（The Chinese Crisis a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1901）、《上海美华书馆六十年概述》（A Mission Press Sexagenary，1904）、《美华书馆七十年》（Septuage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等。

金多士作为参与美华书馆经营的管理者之一，亲历在华创教士印刷馆和书局发展的过程，他对美华书馆与在华传教士印刷机构的论述是最系统和精准的，“在华基督教著述不仅为传教士提供布道工具，而且为回顾在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的历史沿革提供了记录媒介”[7]106。

金多士《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的出版史学价值首先表现在金多士以美华书馆的出版事业为个案，在对美华书馆前五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分期论述的基础上，分析其出版业务及其技术革新对于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贡献。金多士在著作开篇就指出，“五十年前，美华书馆在澳门成立。现在，这株质朴的幼苗已成长为一颗令人欣喜的参天大树，其分枝机构遍布整个中华帝国并在中国人生存的任何地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1。

金多士于1895年美华书馆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出版的《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是关于美华书馆五十年回顾及其他在华差会印书馆的简述与在华圣经和布道协会记录，对于厘清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中西文化交流重要作用的美华书馆及其他在华印书馆的出版信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全面而精确地记录美华书馆前50年的历史沿革；当代学者研究在华传教士出版史的重要资料；印证和纠正现当代在华传教士出版史，尤其是美华书馆相关论述之讹传的重要依据；为正确认识在华传教士出版事业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参考。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于美华书馆早期的具体地址尚有争议，一说是北京东路288号靖远里，另一说为北京东路18号江西路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美华书馆，《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薛理勇：美华书馆位置考，《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