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贵超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00）

1956年3月苏共二十大闭幕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曾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即“揭了盖子，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说苏共批判斯大林给各社会主义国家以思考“走自己的道路”的机会；所谓“捅了漏子”，是指苏共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并给国际共运带来挫折。由于涉及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最早定性问题，毛泽东的这条评论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普遍重视，甚至相当一部分史学著作即是以此为逻辑来搭建中苏关系史叙事框架的。然而通过多种史料比对，笔者发现，关于这条评语形成的背景信息（提出此条评语会议的性质、时间、参会人员、会议内容等）记述多不准确，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因袭了吴冷西的观点，因此对之进行勘误很有必要。

一

目前所见最早披露这一材料者应是曾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他在所著回忆录《忆毛主席》（1995年）中提到，1956年3月17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针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指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1]1-5并提到参加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此外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1]5。之后吴冷西又出版《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99年）和《回忆领袖与战友》（2006年）两部回忆录，这两本书也都保持了与前书相类似的说法[2]27。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是通过参考《十年论战》获取这则史料的。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统计，引用此则史料的学术论文有123篇，学位论文有77篇；通过检索读秀数据库可知，引用此则史料的学术专著有39部。仅从这些数据以及著作种类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条评语对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上述研究对于这则史料的运用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以毛泽东“揭了盖子，捅了篓子”一语为探讨对象，虽然其间研究者也提及此语产生的背景但并不以之为探讨的重点。另一种则是将此史料的产生背景作为研究对象，并据此得出相应的观点和结论。如沈志华在《中苏关系史纲》一书中记述了中共中央召开讨论苏共二十大会议的开会次数问题，提出3月11日至12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后，“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3]李铁按照时间顺序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从3月17日会议到波匈事件发生前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第一阶段”[4]16。较之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言，官方编著的《王稼祥年谱》《张闻天年谱》《胡乔木传》等也都沿用了与吴冷西相类似的说法，即认为毛泽东在1956年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通了漏（娄）子”[5-7]。

然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则提供给我们另一种说法。此书一方面参考了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的说法，确认毛泽东的确曾在1956年3月针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说过“揭了盖子，通了漏子”的话。但书中提出，毛泽东说此话的时间是在1956年3月12日晚，会议的性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于参会人员，《毛泽东传》提到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8]。显然《毛泽东传》中的说法与吴冷西等人的说法明显不同，究竟孰是孰非？笔者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证。

二

关于参会人员问题，首先可以确定朱德不可能在3月17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任何会议。据《人民日报》的报道，1955年12月10日，朱德一行即自北京启程开始访问苏东各国之旅。1956年2月4日上午9时，朱德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由华沙乘专车到达莫斯科对苏联展开访问；2月14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3月3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则在此后接连访问了苏联的古比雪夫、巴库、列宁格勒等地；3月12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莫斯科逝世；3月14日，朱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参加贝鲁特同志葬礼代表团”团长的名义率团员、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和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赴华沙参加贝鲁特葬礼；葬礼结束后，3月17日下午从华沙乘飞机返回莫斯科；3月21日乘专列启程回国，途中又访问了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以及蒙古国，并于4月2日晚间由乌兰巴托乘火车回到北京①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1日（第1版）、1956年2月5日（第1版）、1956年2月11日（第1版）、1956年3月4日（第1版）、1956年3月14日（第1版）；1956年3月16日（第1版）、1956年3月18日（第1版）、1956年11月14日（第4版）、1956年11月22日（第5版）。。综合以上报道可知，朱德自1956年1月至3月都不在国内，因此上述所谓朱德于3月17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再者，吴冷西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次会议开始的时间是晚上“大约8点多”[1]3。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56年3月17日晚周恩来的活动为“召集薄一波、刘杰商谈中国出席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问题国际会议的有关事宜”[9]559。但书中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在深夜召开的，而吴冷西在书中并未说明3月17日书记处会议结束的具体时间。或许存在这种情况，即周恩来在参加完讨论秘密报告的会议之后，又连夜组织召开了其他会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参加的历次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的会议都有明确记载，唯独没有记载3月17日的这次会议（这几次会议分别召开于1956年2月21日、3月3日、11日、12日、23日）。按照吴冷西的描述，毛泽东一到会场便问他秘密报告是否都印发给大家，并问报告是不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的英文版翻译过来的[2]3-4，“毛主席是在新华社把译文全部印出后才决定召集中央会议的”[2]4。据此可以推断，在吴的印象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集体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不可谓不重要。既然如此，周恩来作为主要参会者之一，其年谱为何会避重就轻，只记后者而忽略前者呢？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容易让人理解。

邓小平是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并先于朱德回到北京，他提前回去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中共中央汇报苏共二十大的具体情况。吴冷西在回忆录中也提到邓小平是此次书记处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然而《邓小平年谱》也没有提到他在这一天参加过类似会议，书中关于邓小平在1956年3月17日的活动只有一条记载：“上午，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在同兄弟党外宾谈话时应当注意的事项。”[10]1278并且，在吴冷西的描述中并没有关于邓小平的汇报的情节，其发言更像是对毛泽东发言的补充或者附和，毛泽东与其他与会者似乎对于苏共二十大及秘密报告的内容已经十分熟悉。况且与邓小平一同与会的陈云、彭真的年谱也都没有提到3月17日有这样一次会议。更令人不解的是，这次会议召集人毛泽东的年谱中对吴书中所谓的这次会议也是只字不提。如果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既然毛泽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后来被奉为经典的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定性——“揭了盖子，捅了漏子”[2]6，陈云、彭真的年谱中不收录此事或许情有可原，但毛泽东既是会议的召集人，又在会议上作出了重要论断，《毛泽东年谱》不收录此事显然也是不正常的。这或许是由于《毛泽东年谱》编著者的疏忽，或许是吴冷西的误忆，而通过与上述史料的相互印证，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一些。

当然也有其他资料提及过吴冷西所说的这次会议，如《王稼祥年谱》《张闻天年谱》《胡乔木传》等。但《胡乔木传》是直接参考吴书的内容，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年谱所载的内容亦与吴书相同，且这两部著作都成书于吴书之后，也应为参考吴书编写，因此这三份材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冷西最早的回忆录《忆毛主席》（1995年）出版以前的其他史料上都不见有毛泽东在1956年3月17日晚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并提出“揭了盖子，捅了漏子”的说法。

三

另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中共中央最早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按照吴冷西的说法，秘密报告是从1956年3月10日《纽约时报》获得的。在获得《纽约时报》的英文版后，新华社即组织人员连夜翻译并及时送交“中央领导同志”[2]4。如果按照吴冷西的回忆，中共中央获得秘密报告的中文本最早不会早于1956年3月10日夜。然而，虽然关于美国中情局获得秘密报告全文经过的说法有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56年4月以前中央情报局还没有获取这份报告的内容[11]。而报告的全文则是在1956年6月5日在《纽约时报》上刊载的。因此新华社不可能在1956年3月10日通过《纽约时报》获得秘密报告的全文。当然吴冷西并不是首先提出这一说法的人，早在1965年中共就对外宣称其所获得的秘密报告的全文是“西方报纸曾经根据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本全文刊载过”的[12]。

那么中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及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秘密报告全文的呢？据《王稼祥年谱》记载，1956年3月3日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北京时，王稼祥曾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的正本”，并说明“这是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本子，这个本子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5]。而根据现有考证，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2月27日即作出决定将报告印制30份交给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他们在离开苏联以前交回，3月1日又印制150份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13]。因此中共获得秘密报告正式文本最晚不会晚于1956年3月3日，且获得过两次，获得的方式是苏共中央主动交给，只是由于接收人身在莫斯科不能立刻送到北京。但这份报告太过重要，赫鲁晓夫作密报告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即向北京汇报了情况。因此可以确定中共中央在3月3日以前就已经部分掌握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

那么中共第一次讨论秘密报告是在什么时候呢？邓小平携带秘密报告文本于1956年3月3日下午抵达北京后，中共中央即于当日下午4点30分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对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邓这时手中的秘密报告还是俄文本，但秘密报告必定是邓小汇报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是这次会议是对苏共二十大总体情况的汇报，并不是专门讨论秘密报告问题。目前所见，中共中央最早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秘密报告问题的时间是在1956年3月11-1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是吴书所认为的在3月17日[9]55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毛泽东年谱》记载，3月1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发言提到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的问题，提到了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不同意见，也谈到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14]545。总之，此书所记载的毛泽东在3月12日的讲话与吴冷西所回忆的毛泽东在3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讲话内容几近重复。在同一地点，面对几乎同样的参会人员，讨论同样的话题，毛泽东怎么会说两遍一模一样的话？对照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人的年谱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可以发现这些资料中都没有3月17日晚会议的记载，却都提到了3月1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且这四本年谱所记载的毛泽东发言的内容与《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15]。因此可以确认吴冷西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毛泽东在3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实际是在1956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吴冷西回忆录为代表的关于毛泽东于1956年3月17日晚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了盖子，捅了漏子”评语的记述是不准确的。这些材料在会议的性质、时间、与会人员、会议内容以及会议材料来源等方面与事实都有较大出入。而通过对几位与会人员相关资料的对照，我们可以确定吴冷西是将1956年3月12日毛泽东的发言错忆为3月17日，这次会议也应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所说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召开时间应该是1956年3月23日，因为23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毛泽东、邓小平、陈云、彭真的年谱中都可以相互印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段与12日类似，且这次会议需要新华社负责人列席，吴冷西参加的极有可能是这次会议[15]549-550。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秘密报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