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淑婷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246011）

晚唐司空图在其诗文集《与王驾评诗书》等篇中对唐代数十位诗人（大历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做了言简意赅的评价，虽未面面俱到，却已初露唐诗史观的雏形。其中除了对元稹、白居易的评价有失公允，及未提及晚唐李商隐、温庭筠及杜牧等遭后人质疑外，其他的评价均较中肯。如明胡应麟评到：“按唐人评骘当代诗人，自为意见，挂一漏万，未有克举其全者。唯图此论，撷重概轻，繇巨约细，品藻不过十数公，而初盛中晚，肯綮悉投，名胜略尽。后人综覈万端，其大旨不能易也。”[1]191-192足见胡应麟充分肯定了司空图对唐代诗人的总体评价。

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司空图对李白、杜甫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二人将唐诗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另外，司空图在其诗文集的其他篇章中还多次提到李、杜，在当时李、杜特别是杜甫还未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背景下，司空图多次对二人的诗文及人品予以高度赞赏，并认为二人并驾齐驱，说明了其极高的艺术鉴赏力。研究者已注意到司空图对唐代诗人的评价，如王运熙先生的《司空图论唐代作家作品》[2]，王步高先生的《司空图评传》[3]366-367第八章所论，但研究者论述较多的是司空图对元稹、白居易及王维、韦应物的评价，其对李杜的评价，则论述较少。司空图在其诗文集中多次论及李杜其人其作，说明了其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兼容并包的审美情怀。本文将梳理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及现存10余种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歌的选录与评价，并结合二人流传至今的一些佳作，对司空图的评价进行考释。

一、司空图对李杜的评价

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司空图对李白、杜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4]189-190指出唐诗到了李白、杜甫时已取得了巨大的、极高的成就，二人将唐诗的水平推向了极致。可见，他认为唐诗到了李杜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足见李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并且司空图评李杜，将二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二人并驾齐驱。司空图对李杜的评价较之唐人对二人的评价有何不同，司空图遵循的批评标准为何，以下将联系李杜诗作在唐代的接受情况及二人的具体诗歌作品进行分析。

除《与王驾评诗书》外，司空图诗文集中对李杜进行评价的还有几篇。

其中，对李白的评价有如下几篇——《䛒光大师草书歌》：“看师逸迹两相宜，高适歌行李白诗”，对高适的歌行和李白的诗均很赞赏。《李翰林写真赞》：“水浑而冰，其中莫莹。气澄而幽，万象一镜。擢然［诩］然，傲睨浮云。仰公之格，称公之文”，此处赞扬李白“气澄而幽”，气质澄澈、涵养幽深，“万象一镜”“就象一片光洁的镜子，可以清晰地反映各种形象”[5]，“擢然［诩］然，傲睨浮云”“诩”，《说文》指“大言也”，指李白“仰视浮云，傲视王侯”[4]300。本赞对李白的人品及诗文都很推崇，盛赞李白人品纯洁极富修养，傲视权贵，诚如李白自己所说：“且放白鹿青崖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均形象刻画了李白看淡功名利禄、不向权贵低头的傲慢清高气质。司空图在《贺翰林侍郎二首》中写道：“太白东归鹤背吟，镜湖空在酒船沉。今朝忽见银台事，早晚重征入翰林”，对李白飘逸、洒脱、豪放不羁的气质亦大加称颂。在《题柳柳州集后》中，司空图论述了“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的问题，并提出其基本观点：“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所以司空图认为以文著称的人可以为诗，以诗著称的人可以为文，为文为诗，关键在于“格”，“格”[6]1566，《辞源》有来、至；感通；风格、度量等义，此处当指风格、才格。诗文是相通的，均是作者才气、艺术风格的表现，善于彼当善于此。此文列举了以诗见长的李白、杜甫、张九龄之文，及以文见长的韩愈、柳宗元、皇甫湜的诗，他们的诗文均工。其中，“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认为以诗著称的李白，其文亦善，如碑文及赞体写得“宏拔清厉”。指李白的佛寺碑赞写得气势宏大，文采超群，笔锋清澈、激扬。

司空图诗文集中，还有几篇论及杜甫。《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十五：“亦知王大是昌龄，杜二其如律韵清。还有酸寒堪笑处，拟夸朱紱更峥嵘。”罗宗强先生认为，“司空图虽肯定李、杜的成就，但认为更好的还是王、孟。他多处提到杜甫，但对杜甫的积极入世态度却持否定态度”[7]262，从此诗中，罗先生理解为司空图“认为杜甫不如王昌龄的律韵清。”[7]263此处罗先生的理解当有误。首先“王大”“杜二”当不是对王昌龄、杜甫诗歌成就的排行。首先看“杜二”，杜甫在唐代常被昵称为“杜二”，因唐人喜按家中排行来称呼其人。杜甫在几首诗中均被称为“杜二”，如唐代诗人严武的《酬别杜二》，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等，均没有认为杜甫诗作排行第二的意思。王昌龄名重开元天宝年间，因其长于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又有“诗家夫子”之称。司空图此处称王昌龄为“王大”，可能是肯定其七绝诗的成就。其次，“杜二其如律韵清”，当是肯定杜甫的律诗写得好，而不是说杜甫不如王昌龄的律韵清。关于“律韵清”的含义，据《辞源》，“律”[6]1070，有用竹管或金属作成的定音或候气的仪器；律诗等含义，此处当作“律诗”解。“韵”[6]3380，同“韻”，有和谐的声音；韵母或音节的收音；气韵、神韵等义。在此应作“气韵、神韵”解。“清”[6]1813-1814，应作“水澄澈，与浊相对”解。所以此句是肯定杜甫的律诗写得气韵生动、“风调清深”。杜甫对近体诗的贡献非常大，包括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不仅扩大了近体诗的题材范围，在艺术上亦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题柳柳州集后》中，司空图写道：“又尝餔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4]197，同样称赞以诗著称的杜甫其文功力也相当深厚。《退居漫题七首》之五：“诗家通籍美，工部与司勋。高贾虽难敌，征官偶胜君。”[4]45工部乃杜甫，司勋乃杜牧，称赞二杜的诗美，但未做具体解释。

综上，司空图在诗文集中多处对李白杜甫给予高度评价，或盛赞二人将唐诗推向高峰，或称颂二人诗文兼善，各体“全工”，或赞扬二人人品高洁。李白（701—762），杜甫（712—770），二人生活的时代几乎相同，为盛唐时期的两位伟大诗人。司空图（837—908）生活于晚唐时期，距离二人的生活时代约七八十年，唐朝已由盛唐的“太平盛世”的辉煌时期经历“安史之乱”过渡到千疮百孔的中唐时期，再到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乱世晚唐，政治的变化带来经济、文化、艺术创作、审美心理、文人心态等各方面的变化。盛唐两位伟大诗人李杜的诗作也在岁月的变化中，大浪淘沙，由他们在世时的或默默无闻，或不甚为人所知，到渐为人知并被广泛认可，最终经受住时代的考验，直至被公认为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司空图对李、杜的高度的评价说明了其极高的艺术鉴赏力。

二、李杜诗作在唐代的接受状况

主要从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及《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歌的接受及评价，简要介绍李、杜诗作在唐代的接受状况。

（一）唐代著名诗人对李杜诗歌的评价

杜甫在世时，其诗少有人称道。中唐开始，杜诗的价值开始被认可。唐人樊晃对杜诗给予了很高评价：“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8]40稍后韩愈给予更高评价：“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9]1，并对李、杜同时给予极高赞赏：“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这应该是最早对李、杜文章均持高度肯定、褒奖态度的文人，可见韩愈能够冲破世俗偏见，具有非凡的、前瞻性的艺术审美眼光。至于杜甫诗歌为何长期不被人称颂，直至中唐时才被人发现其艺术价值？学界有不同说法，我比较赞同郑庆笃先生的说法，郑先生认为主要因为“杜诗反映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题材，与当时诗坛的审美情趣尚颇有距离。自中唐始，世人经安史之乱离之后，痛定思痛，又目睹诸多社会弊端，杜诗之价值开始为一些有高识卓见的敏感诗人所发现”[8]40。白居易、元稹更是对杜诗推崇备至，且均有抑李扬杜的倾向。元、白是中唐现实主义诗人兼诗论家，受时代影响，二人均提倡讽谕诗，且他们的讽谕诗与新乐府，均受到杜诗很大的影响。白居易对杜甫的评价：“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认为：“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10]认为李白诗写得有才气，胜过他人。但是符合风雅比兴标准的，却不到十分之一。然而杜甫的诗却能“贯穿古今”，格律精美，这点胜过李白。元稹更是推崇杜甫，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对杜甫的诗歌给以高度赞赏：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11]601。

元稹对杜甫善于借鉴、博采众家之长予以充分肯定。既能够学习先秦之风雅比兴，又能吸收汉魏六朝风骨辞采的精华，从而兼收并蓄，自成一体，形成其特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恰如其自己所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12]36元稹还将李杜的诗进行了比较：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11]601！

首先，肯定了李白诗的豪放旷达：“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他对物象的描写及乐府歌诗均可与杜甫比肩。但就长篇排律诗而言，李白则不比杜甫。这里可看出元稹有扬杜抑李的倾向，且非常欣赏杜甫的长篇排律诗，认为其“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在当时扬李抑杜的时代氛围里，元稹得出与时人不同的结论，表明了其独特的艺术审美眼光。杜诗以现实主义见长，写了大量针砭社会时事的讽谕诗，这些恰好符合元稹的艺术欣赏口味。他和白居易均生活于中唐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因此认识到诗歌的社会作用，从而大力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二人的讽谕诗与新乐府均受到杜诗的极大影响。肯定杜诗是对的，但其肯定的主要是杜诗的艺术创作善于兼容并包及对杜的长篇排律的肯定，至于杜诗深刻的思想性却恰恰忽视了。其次，对李白的评价有失公允。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与杜诗显然是不同风格，且李白擅长写古体诗及绝句，其诗不受格律的约束，自由豪放、任性自然。不能因为李白不长于写排律就认为其不如杜甫。最后，李白虽然创作风格豪放、浪漫，其诗歌的整体倾向仍然充满现实主义关怀，这点与杜甫是相同的。元白没看到这点，说明其还没有真正领会到李白诗的深邃内涵。

晚唐诗坛不少诗人也同样认识到李杜诗歌的贡献。杜牧说：“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13]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14]贯休说：“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15]皮日休说：“猗与子美思，不尽如转輇。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既作风雅主，遂司歌咏权。谁知耒阳土，埋却真神仙。当于李杜际，名辈或溯沿。”[16]杜甫的诗受到普遍重视，是在北宋仁宗以后，此不赘述[8]前言41-46前言41-46。杜牧、李商隐生活年代比司空图稍早一点，贯休、皮日休与司空图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

可见，晚唐的一些著名诗人均已认识到李杜诗歌的价值，但象司空图那样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二人将唐诗推向高峰，且在文集中多次提到李杜并予以高度赞赏的较少。司空图对李杜的认识当然会受到前人及他所生活时代人们的影响，但主要是因为他本人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二）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作的选录及评价

以下将联系《河岳英灵集》等唐人选唐诗作品看李杜诗歌在当时的接受状况。先看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在这部著作中，殷璠选了盛唐诗人24家，234首诗。其选诗的艺术标准，一是风骨，二是兴象。因其评语精当，选诗亦富有代表性，所以在唐人选唐诗的诸多版本中历来最受重视。虽然其所选仅为盛唐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却代表了唐人对唐诗的审美鉴赏标准。

《河岳英灵集》没有选杜甫的作品，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注意到杜诗的价值。《河岳英灵集》选了李白诗13首，殷璠评价道：“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17]殷璠指出李白性格豪放不羁，他的文章写得如同他的个性纵恣飘逸，《蜀道难》等篇，“奇之又奇”。自屈原以来，很少有这种文体格调。下面就《河岳英灵集》选的几首代表性的诗作来分析李白诗歌的特色。

《河岳英灵集》所选李白13首诗，从其体裁来说，以古诗为主，且多为乐府曲名。从其内容来说，有哀悼阵亡士卒的，如《战城南》。有借古喻今、讽谏帝王勿让权的《远别离》。有奉劝友人远离政治、避世忘机以保全自我的《野田黄雀行》。有宣泄不为世用的悲愤茫然情怀的《行路难》。有梦游仙境，却又不同于一般游仙诗且深含寓意的《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又名《梦游天姥吟留别》）。《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描述了与好友元演的四聚四别，看似写的是与友人的聚别，实则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咏怀》则感叹世态变化、富贵无常。《答俗人问》描写了诗人隐逸生活的幽静闲适、淡然自得。《古意》描写了诗人奉诏入京，志得意满，欢喜雀跃的心情。尤其是最后两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更是将诗人得知抱负得以实现后的积极豪迈、自信洒脱、对前途充满期待之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将进酒》将李白豪放洒脱、借酒宣泄、看淡功名利禄、自信乐观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其中也表现了一种因政治抱负不得意而表现的一种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蜀道难》代表了李白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豪放不羁、感情强烈奔放、用律自由灵活的特色。整首诗主要描写了蜀道的艰险、难于攀登，进而由蜀道之险联想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乌栖曲》寄兴深微，婉转含蓄，耐人回味。

综上，殷璠《河岳英灵集》所选李白的13首诗，有的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有的含蓄婉转、意在言外，代表了李白的不同诗歌风格，但均表达了李白“志不拘检”，即任性自然、逍遥自适的个性，洒脱飘逸、豪放不羁的处世态度与自信乐观的精神，其文章“率皆纵逸”“奇之又奇”的特点。所选李白这些诗歌从内容上来说“风骨”“兴象”兼备，从形式上来说声律灵活、不拘一格，也均符合殷璠的选诗标准。这些诗以古乐府居多，且内容上多为讽谕诗，或借古喻今，或寓情于景，说明以殷璠为代表的唐代诗评家比较欣赏李白的讽谕诗。从中可看出李白关心政治、忧国忧民、对腐朽封建势力的无情批判精神。

除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外，韦庄《又玄集》选了李白诗4首，分别是《蜀道难杂言》《古意》《长相思》和《金陵西楼月下吟》[18]585-586，李白仅次于杜甫，居第二位。韦縠的《才调集》选了李白诗多达28首[18]832-840，并且在自叙中写到平日阅读李、杜集，可见李白诗从盛唐到中晚唐已引起足够的重视。

杜甫的诗虽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却在另外3种唐人选唐诗中被高度重视，其中有2种被冠首。韦庄《又玄集》选了杜诗7首，包括《西郊》《春望》等，其中仅《春望》后世流传较广。《又玄集》编于光化三年（900）[18]573，虽然仅选杜诗7首，却将杜诗置于选集最前，李白置于第二位，说明其对杜、李的重视。另据台湾吕光华先生考[19]219-223，早于韦庄《又玄集》编选的顾陶的《唐诗类选》“取冠李杜”，可惜《唐诗类选》今已佚，但据宋曾季貍云，《唐诗类选》选录杜诗当在28首之上，包括五言排律、五律、七律、七绝、五古。《唐诗类选》早于《又玄集》编选40余年，编于856年，共20卷，1232首，“其入选杜诗数量之多，体裁之备，令人咋舌，且取以与李白共冠其书，则顾氏之于杜诗，亦可谓推崇备至矣。”[19]223另外稍后于《又玄集》的韦縠之《才调集》于自叙中写道：“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採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19]687自叙中可看出，韦縠非常喜爱李杜集，但集中却有李无杜，究其原因，明胡震亨等人认为是“有意独尊之”[19]226，今从之。综上，可以看出，晚唐至五代的唐人选唐诗，杜诗入选于韦庄《又玄集》与顾陶的《唐诗类选》均冠首，并被韦縠《才调集》自叙所称颂，再加上上文提到的杜诗在中晚唐被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大力推崇，均说明杜诗在中晚唐已逐渐被重视。

三、从李杜诗作出发考释司空图对其评价

唐代涌现的众多杰出诗人中，李杜能够占据显赫位置、成为唐代诗坛两颗耀眼的明星是时代使然。李杜二人均生活于盛唐时期，初唐的文人们为盛唐文学的到来做了思想艺术上的准备，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经验，也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加上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唐代迎来了文学巨大繁荣的盛唐时期。李杜二人适逢盛世，时代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文学创作环境。李杜的成就当然也离不开二人杰出的才华，二人的诗歌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从李杜诗作出发，结合二人千古传颂的作品，具体分析李、杜诗歌的特色，就司空图对李、杜的评价进行考释。

（一）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司空图对其评价

先看李白的诗歌特点及司空图的评价。在《古风》59首其一中，李白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20]，表明了李白重雅正、清真之作，反绮丽之音的创作倾向与文学史观。类似的观点还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崇尚自然清新的文章。“蓬莱文章建安骨”（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他虽反对建安以来的绮丽文风，却崇尚建安风骨，说明了李白文学观的辩证性。李白还善于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包括灵活的体裁，夸张的手法，高超的叙事技巧及抒情性等，均说明李白善于博采众长。司空图也很推崇诗歌的含蓄温雅，他提倡“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与李生论诗书》），表达了对诗歌的讽谕、声律的抑扬顿挫、含蓄、温雅等特征的重视。李白注重自然，司空图也主张“直致所得，以格自奇”。这些与李白均是相同的。李白的很多写景抒情的小诗写得清新自然、玲珑剔透，如《关山月》《月下独酌》《听蜀僧濬弹琴》《静夜思》《怨情》《下江陵》《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独坐敬亭山》等，赠别诗写得情深意长，如《赠孟浩然》《送友人》《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等，表达了李白对友人深厚的感情。这些写景抒情小诗多为五、七言绝句，短小精悍，表现了李白丰富的情感与杰出的才华。

李白的思想深受儒、道的影响，其诗歌思想受道家影响更深。司空图亦然。李白的诗歌题材广泛，思想丰富，表达其政治倾向的讽谕诗所占比重很大。虽然司空图没有明确指出欣赏李白诗的讽谕性，但他对李白的高度赞赏可看出他是认同李白诗歌风格的。从以上列出的《河岳英灵集》的13首诗看，李白是积极入世、有政治抱负的，且关心民众疾苦。只是在仕途遭受挫折后，才有“功成身退”、纵酒求仙的意愿。李白的诗歌思想受道家影响很深，如《月下独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均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诗中不乏借酒当歌，“举杯邀明月”“金樽清酒斗十千”，寻仙同游，“霓为衣兮风为马”等浪漫、充满游仙色彩的意象，充分表现了李白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不愿为世俗所束缚的飘逸洒脱的情怀。这正是司空图所称许的“气澄而幽”“擢然诩然”的气质（《李翰林写真赞》）。司空图本人晚年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常与道士相往来，其家训即为道家的处世哲学“众人皆查查，而我独昏昏”（《自诫》），另外的几首诗也表达了他喜欢澄淡、清静之境的心理，如《山中》写道：“凡鸟爱喧人静处，闲云似妒月明时。世间万事非吾事，只愧秋来未有诗。”《即事二首》诗句：“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只留鹤一只，此外是空林。”这也是司空图很赞赏李白诗歌的原因之一。

（二）杜甫诗歌的特点及司空图对其评价

先看唐人选唐诗两部选杜诗的集子，韦庄《又玄集》选了杜诗7首，五律5首七律2首，排律及古诗无入选，其中的五律七律各1首同入选早于《又玄集》和顾陶的《唐诗类选》[19]223，分别为《遣兴》[18]584（五律）、《送韩十四东归觐省》[18]584（七律）（《唐诗类选》题为《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可见晚唐人较看重杜甫的律诗。这两首诗均是描写战乱后，兄弟姊妹各自分散，有家不可回，“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表达了作者内心极度的悲痛。另外两首诗均注重以景衬情，“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悲”“荒”“远”“迟”“静”“寒”“稀”等词反映了战乱后，作者眼中的景色萧条、荒凉、悲凄的样子，以衬托作者内心的悲痛与无奈。以景烘托情，情景交融。这也是司空图所提倡的“思与境偕”。

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由盛而衰的过程，写了大量揭露社会现实的诗歌，其诗歌以沉郁顿挫见长，表现了与李白迥异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杜甫的诗歌感情强烈、抒情色彩浓厚。代表性的写实诗歌如《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月夜》等，无不将写实与讽谕有机地结合，且风雅比兴皆在其间。除了写实的诗歌外，杜甫的一些抒情小诗也写得清新明丽，如《绝句二首》写道：“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四首》之三诗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春夜喜雨》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无不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热爱，用词清新活泼、对仗工整、节奏明快，富有韵味，恰如司空图所说“杜二其如律韵清”。也同样体现了杜诗“醇美”“全美为工”，富有“韵外之致”。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善感、纯真的美好心灵。杜甫善于博采众长，恰如其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12]36。

司空图与杜甫的诗学观有相似之处。首先，二人均欣赏雄健的作品。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8]2501，可见，他很欣赏庾信有凌云之气、笔力雄健、意境纵横开阔的作品。又写道：“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8]2508，反复重申他对“鲸鱼碧海”雄伟意境的赞赏。司空图同样很重视阳刚、雄浑的作品。在《诗赋赞》中，他指出诗歌的两种不同的审美境界，其一为阳刚、雄健之美：“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河浑沇清，放恣纵横。涛怒霆蹴，掀鳌倒鲸。鑱空擢壁，琤冰掷戟”。这里的“掀鳌倒鲸”与杜甫的“鲸鱼碧海”几乎如出一辙。其次，二人均崇尚风雅之作。同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写道：“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指出初唐四杰的诗不如汉魏之近风骚。“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应该去伪存真、转益多师，以近风雅。由此可看出杜甫是非常注重诗歌风雅精神的。在《诗赋赞》中，司空图指出“上有日星，下有风雅”，这与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的“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杜甫和司空图均很重视诗歌的雅正。

综上所述，在《与王驾评诗书》等文中，司空图对李白、杜甫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李杜将唐诗推向顶峰。在当时李杜（特别是杜甫）还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司空图对二人诗作及其人品的高度赞赏，说明了司空图极富前瞻性的审美眼光与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李杜二人的诗歌特色迥异，李白的诗歌受道家影响较深，表现出浪漫、豪放、洒脱的气质。杜甫的诗歌受儒家影响更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人文关怀。司空图对二人均持高度的肯定，说明了他在诗歌鉴赏方面兼容并包的胸怀。司空图对李杜的评价遵循艺术、审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