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德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上海 201199）

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针对“执行难”这一我国社会转型发展时期的特殊产物内容进行了分析，它基于刑法调控介入探讨了该罪的刑事立法状况，明确了其刑事制裁立法基础，专门对该罪立法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设立的必要性分析

法律的尊严是需要维护的，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言“不服从与惩罚的关系就形成了刑法的确立，刑法在根本上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法律，它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标准。”这一席话明确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我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就是维护国家法治秩序的最重要手段，它也作为众多部门法的交接点存在，独树一帜。从整体来看，它所构建的法律体系最完整、最严密、最大限度维护了部门法权威，同时也捍卫了法律体系的尊严[1]。

实际上，抗拒裁判执行行为是相当恶劣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同时也严重撼动了法律秩序，对法律调控体系局部乃至全部的影响颇大。就目前来看，国内各地存在着较多且严重的违法抗拒裁判行为，司法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与考验，与此同时，制裁抗拒行为的法律手段不足，抗拒者所受到的刑事制裁不够严厉也是问题关键。这样或那样的处罚不力、姑息迁就从某种程度上严重助长了被执行人抗拒执行气焰，所以基于这一问题必须加以法律制度层面反思，思考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另一角度讲，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存在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也同时为社会民事、行政法律的调整手段实施给予了有价值参考。它顺应了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进程，也促进了刑事法律调控的介入，当社会逐渐失去诚信时，它成了奠定社会诚信的重要基石。就目前正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执行难”这一顽疾来说，它与社会公众未能很好建立诚信体系关系较大。现代社会中人们信仰与理念不足，对于诚信的淡漠已经司空见惯，在如此背景下必须思考社会发展改革的深化问题与体制健全化问题，确保重新建立社会发展诚信体系，对其中的失信行为加以严厉惩治。客观讲，“执法难”问题是一直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它说明了许多人对于生效法律条文缺乏重视，甚至是不尊重，更甚者某些机关团体也不具备诚信，漠视法律权威。在本文看来，没有执行就没有法治，为了奠定社会发展诚信机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立法层面上希望有效解决“执法难”这一现实问题，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

总结上述两点分析，对于我国当前来讲，希望破解“执法难”这一困扰人民法院工作多年的顽疾桎梏，还必须设立并执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体现了该罪设定的必要性。

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体制中的相关问题思考

（一）中外关于追诉制度的比较存在差异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体制中的被执行人非常嚣张，如果采用传统法院公诉、审理程序，机械强调司法机关之间制约问题，它必然会导致司法实践中追究本罪环节变多，整体看来可操作性不强，更无法对被执行人产生一定威慑作用，对打击犯罪十分不利，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损坏了法院权威。所以为了确保这一罪名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对该罪的诉讼程序进行相应修改、调整与完善。例如在认定偿债能力方面，该罪设立就借鉴了美国藐视法庭罪所提供的证据证明，主要是证明债务人具有偿债能力即可，即其证据如果超过50%可能性就说明证据有效。但实际上这一点在我国没有被明确规定，法院对其掌握的轻重程度也各不相同[3]。

相比于欧洲等国家，中外在该罪制度方面的前置程序有所不同。例如德国法律中就存在“代宣誓”制度，它要求债务人能够如实申报财产，如果不申报将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如果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抑或是债务人主动声称自己没有能力清偿债务，法院可根据债权人请求对债务人进行代宣誓处理，强制提出代宣誓保证。考虑到德国社会非常崇尚诚信，再加之拘押威慑力较强，所以当德国地方法院一旦发出代宣誓命令，绝大多数债务人会选择与法院合作，由法院帮助追究伪证罪刑事责任，我国则不具备该规定[4]。

（二）拒执罪追诉程序中存在问题

拒执罪追诉程序中存在问题，因为根据我国有关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内容，根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案侦查必须做到位。例如要分析追诉程序启动难问题，需结合民事执行案件分析。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必须建立立法资源体系。不可否认一点，针对拒执罪适用是存在消极影响的。

其次，针对拒执罪的追诉必须结合法院移送进行启动，它的整个诉讼流程中包含了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等等环节。结合拒不执行罪追诉法院行为，明确案件中双重角色，确保担负审判职能有效。基于此，需要对控诉人与审判者身份矛盾进行分析，了解立案过程中控诉人与审判者之间的身份矛盾，结合立案程序中被告人被判有罪、无罪行为，确保法院在行使审判职能方面做到有效到位，建立检察院控诉职能体系，保证控审到位[5]。

最后，法院在移送材料过程中，需要对拒不执行行为事实、证据进行分析，在法律适用层面上形成有效观念。如果从诉讼理论层面讲，法院裁判绝对不能先入为主，它的实质审查应该转化成为程序审查，要有效排除法官对案件的预判来构建追诉程序，确保法院在公安、检察院方面建立联动机制，基于此形成“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原则，由此正向影响诉讼效率，确保立法形式执行判决、裁定罪名有效，最后交由法院直接处理结果。如果单纯从诉讼效率层面进行分析，需要了解拒执罪相关内容，确保法院能够直接受理形成相关最佳执行方案。不过从诉讼角度来讲，真正的法庭审理可能会流于形式，确保法院移送追诉自控自审到位。[6]。

（三）拒执罪追诉程序的重构与完善

最后要探讨拒执罪追诉程序的重构与完善相关问题，其目的在于改变现行执行体制，确保行政权具有一定的裁量性、日常性、直接性与独断性。基于职能层面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要执行到位，实现对司法执行权的有效统一。这里需要分析刑事诉讼法制定的目的，要确保刑法正确有效实施，在侦查、检察与审判方面做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完成针对犯罪、人权保障的任务执行。在现行执行体制不改变的方式下，要结合国家公诉确保刑事诉讼被合理提及，建立拒执罪刑事起诉制度，确保从债权人合法权益出发，思考拒执罪的客体应该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7]。

三、总结

司法权威中针对司法拘束力的分析相当深入，它在保护国家、社会法益过程中也思考了更多司法保护内容。例如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研究就应该基于这一点来探讨分析问题，它破解了人民法院多年来所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基于多种措施丰富了司法实践过程，优化了“执行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