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倬跃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

近年来，经过对大量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发生概率较高，对于是不是适当地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的重点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内所出现的观念主要为降低论、不变论和弹性论，但是各个理论的观点都具有突出的核心观点，诸如：降低论中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扩展刑法的覆盖范围。不变论较为关注的是犯罪的社会预防。弹性论最为注重的是给予法官的裁量权力来预防这类犯罪行为的发生。但是就刑法的判断依据、社会责任的划分以及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方面来说，当下我国还应当维持当下制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变。

一、我国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指导思想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以及权益保障都较为的重视，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教育等方面都落实了很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我国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指出了对于针对那些出现犯罪问题的未成年人，相关性行政机构影响以教育为主，从思想上对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后续的两次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订的时候，仍然沿用了这一原则，并且在其他法律条款中，诸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诉讼法》等，也对这一内容规定进行了重申，充分说明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管理工作的理念。在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青少年的发展以及青少年的犯罪预防工作给予了良好的规范和指导，并且制定出了相关工作标准和要求。以上指导思想以及原则性规定已经逐渐渗透到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个细节之中。对于社会实践、见面会、心理辅导、强化辩护、附加条件不起诉、分案立项、犯罪记录存储、普法进校园、一站式法律咨询等诸多的制度以及法律机制的创新有效地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1]。

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争议解读

（一）降低论

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渐增加，再加上犯罪低龄化的问题越发的严重，特别是因为年龄较小，在法律的规定下不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未成年人，只会要求其家长进行严格的管教，使得未成年人重新回到社会之中，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专业人士逐渐对我国刑法中与刑事责任年龄相关的各项条款提出了一定的质疑。专业人士的问题集中为：未成年人是不是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调整刑事责任法定年龄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并且最终使得两会期间对于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提议成为两会中的重点问题。首先，十二岁未成年人已经拥有了最基本的对外界事物的判断能力，并且可以自行对实践行为进行控制。结合大量的信息数据来看，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我国未成年人的身体状况都在不断提高，现如今未成年人发育相比于二十年前的未成年人发育提前了两到三年。其次，十二岁的未成年人通常都已经步入到了初中的学习阶段，大部分都会接触到诸多的社会事物，所以在思想方面较为成熟。其次，在社会发展的形势下，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的概率较高，并且正在朝着低龄化的方向前进，但是犯罪方法越来越成人化，上述问题是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当下青少年因为年龄的关系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法定年龄所以不必承担责任，这种现象与我国未成年人立法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立法中所存在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东南大学刑法学教授孟红提出了个人的观点：惩处的宽容性，务必要与处置的严肃性以及严谨性相统一。当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逐渐成为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庇护伞，过于宽纵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越发严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再有，经过对其他国家当前所执行的性质责任年龄来说，我国的法定年龄相对较高，所以调整降低性质责任年龄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在我国《刑法》中明确指出了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必担负刑事责任，但是通过一些调查我们最终发现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所制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我国相对比较低。诸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规定为七岁[2]。

（二）不变论

首先，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降低并不是当前彻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对于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说，在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过程中，自身并不具备良好的判断和控制能力。在危害行为发生之后，其对于自身的做法需要担负的刑事责任缺少全面认识。未成年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较小，没有达到特殊预防的条件，而对于未成年人所运用的刑罚往往会引发社会恐慌的问题，也无法发挥出预防的作用。其次，刑罚的手段并不是完全有用的，降低性质责任年龄与当前刑罚化国际发展形势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有很多，就未成年人群体来看，他们正处在人生的重要过渡时期，未来的人生还很漫长，要想从根本上对未成年人犯罪概率逐年递增的问题加以缓解，那么单纯依赖某个部门是无法实现的，还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协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彻底对问题加以解决，还是应当加强我国未成年人制度优化完善的力度。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未成年人制度的优化，不单纯依赖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方法。再有，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就存在尊老爱幼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我国历史各个时期都得到了良好的发扬，在秦国制定的法律中就规定了男子的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是十七岁，在历史发展到汉魏晋时期的时候，将未成年人的年龄调整为不满十五岁。唐朝所制定的律法之中，将责任年龄进行了详细的划分。随后在封建社会中也沿用了这一制度，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十分的关注。法律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不但需要保证与经济发展相统一，并且还需要对其社会性特征加以综合考虑，尽可能确保具备良好的伦理性[3]。

（三）弹性论

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力，这样就可以有效缓解立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因为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法官在审理各类案件的时候，只可以结合法律规定来进行量裁，对于那些犯罪方法十分恶劣，并且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的未成年人，因为年龄的限制而无法受到法律制裁的，法官因为法律的规定所以不能对其实施有利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判决。针对年龄所实施的浮动制度的制定，应当给予法官适当的自主裁定权力，这一举措也与当前刑事政策的内容是相统一的，这样就可以将刑法裁定犯罪以保护人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刑事年龄的确定通常会引发下列情况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出现了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并且经过专业的检查发现其具备良好的判断和控制行为的能力，但是因为没有达到法律中所设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4]。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当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触犯法律法规的行为的制裁，更加侧重的是以教育为主，对于人们较为关注的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来说，当前我国国内并没有发生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等问题，所以是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还需要加以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