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娟

《唐李问对》之所以被选入《武经七书》，与宋神宗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元丰三年（1080），神宗下诏国子监校定七书，在何去非提出“《唐李问对》亦非是”的异议时，神宗仍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这说明《唐李问对》具有吸引宋神宗的地方。从当时的军事实际出发，我们发现神宗朝对“八阵”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而《唐李问对》中关于八阵的观点成为神宗阵法建设过程中的主要借鉴内容，这正是神宗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的主要原因。

一、北宋御授阵图及创建阵法的传统

北宋时期，军事作战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药兵器的出现，使中国开始由冷兵器时代迈向热兵器时代，但由于宋代火药兵器的运用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其威力并不是很大，人们对其功能尚未完全掌握，所以在战场上火药兵器的运用并不广泛，而作为传统冷兵器时代的阵法依然受到重视。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北宋的统治者不仅重视、依赖阵法、阵图的作用，而且亲自参与阵法的创制，滥于授阵图指挥作战，御授阵图成为他们“将从中御”的一种手段。

太祖时期，还没有拘泥于对阵法的建设。太祖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篡权的问题，但是太祖对武将的防范措施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对于禁军首领，解除其统兵权；对于藩镇势力，严厉打击；而对于戍边守将能以礼待之，充分遵循孙子所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所以御授阵图之事在此时并没有发生。《武经总要》前集卷七只是记录太宗朝以来关于阵法的建设情况，其中并没有发现太祖关于制定阵法的记录。〔1〕

太宗即位后，开始重视阵法、阵图的作用，并乐于御授阵图。由于太宗的帝位是篡权而来，所以他对于武将疑心重重，对待武将也不再是太祖时的区别对待，而是普遍打压。为削弱武将的指挥权，实行“将从中御”之法，主要表现就是用阵法、阵图约束战场将帅的行为。〔2〕如太平兴国四年（979），辽军南下，进攻河北满城。为迎击辽军，宋太宗命赵延进与崔翰、李继隆领兵八万，并“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3〕。崔翰等将领依照御赐阵图布阵，由于当时地形不利，使军队呈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的状况，此种情况对作战极为不利，而众将不敢违背上令，不视现状危急，坚持依图布阵。后来，赵延进力排众议，改八阵为两阵，才最终取得对辽军的胜利。雍熙四年（987），太宗召潘美、田重进、崔翰等入朝，赐“平戎万全阵图”，并“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4〕“平戎万 全阵图”是宋太宗在二次北伐辽朝失败后，边防战略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守、制定“守内虚外”方针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以说，“平戎万全阵图”是防御型阵图〔5〕，阵图的性质就决定北宋在边防关系上被动挨打的地位。朝臣田锡最先认识到阵图的危害，要求“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以此无不成功，以是无不破敌”〔6〕。此意见未被太宗采纳，至道二年（996），太宗再次亲授阵图于王超、李继隆，令二将率军围剿李继迁势力，并言“朕自为阵图与王超， 令勿妄示人”〔7〕。太宗醉心于御授阵图，将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剥夺将帅的临场指挥权，将帅唯上命是从。此法虽然杜绝了武将篡权，但也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争原则。

真宗、仁宗朝继承前代御授阵图之法，议制阵图蔚然成风。真宗即位之后，继续实行太宗时期的御授阵图之法，咸平二年（999），“内出阵图示超等，令识其部分”〔8〕；咸平三年（1000），“内出阵图三十二，以示辅臣”〔9〕；咸平四年（1001），“出阵图示宰相”〔10〕；咸平六年（1003），“御便殿，内出阵图示辅臣”〔11〕； 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下澶州，真宗北上亲征，向前线将帅授以阵图，“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12〕。真宗不仅授阵图，更是亲制常阵，用以作战：“常阵之阵，宋真宗黄帝备边之作也。……作此以代万全。”〔13〕《续武经总要》载常阵：“与万全之阵打通而小异耳。”常阵与平戎万全阵图一样，同是防御型阵图，所以北宋在咸平、景德年间对外作战连连失利也不足为奇。王德用评论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14〕与御授阵图相对应，真宗朝滥用阵图的另一个表现是朝臣纷纷献图，如咸平六年（1003）， “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上鞭箭阵图”。兵学家许洞在《虎钤经》中自制阵图等。仁宗朝时，在外部边防压力、内部文官之臣积极推动下，制阵法、献阵图之况更甚。诸如韩琦“仿古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15〕。景祐三年（1036）武将赵振献阵图〔16〕，康定年间郭谘献“拒马 枪 阵 法”〔17〕，庆 历 元年（1041）赵珣上“五阵图”〔18〕，杨拯献“龙虎八阵 图”〔19〕，赵宇上“大衍阵图”〔20〕等。周荣、王路平在《北宋中期的阵法与阵图及其武学思想》一文中，对仁宗朝创制阵图者的身份进行分析，他们既有武将，也有文臣，还有平民，制作阵图人的身份混杂，而其中又以文臣占较大比重。相比来说，真宗朝制、献阵图还是以武将为主。在“崇文抑武”政策之下，文臣积极参与创制阵图，也就决定了所制作阵图的质量并不高。后来，仁宗为鼓励众人献图，对献图者进行奖赏，使献图之风源源不断。而且，仁宗为适应西北战场作战环境，还改进阵法，创制了新的八阵法，并令诸将教习新八阵法。康定元年 (1040)， “帝御便殿阅诸军阵 法”〔21〕。至和元年 (1054)， “赐边臣御制攻守图”〔22〕。庆历年间，多地曾推行新八阵法，“于陕西抽战队使臣十数人，授以新议八阵之法，教习诸军”〔23〕。并将新法与祖宗旧定阵法并用，“诏河北教阅诸军，并用祖宗旧定阵法，其后来所易阵图，亦令主将闲习之”〔24〕。仁宗朝在阵图成灾的情况下，对外战况仍不容乐观，对西夏的战争“师惟不出，出则丧败”。有明事大臣上陈阵图之弊，“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25〕，“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 效”〔26〕。在众人劝诫之下，议制阵图之风才有所收敛。

由上述可知，宋太宗时期开始实行将从中御之法，创建阵法、御授阵图成为控制前线将帅的主要手段。真宗、仁宗时期将创建阵法、御授阵图视为祖宗家法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朝廷献图之风也开始兴盛。

二、宋神宗以《唐李问对》为蓝本进行阵法建设

到神宗朝时，面对辽与西夏的不断侵扰，开始进行军事改革。神宗虽对太宗朝时御授阵图之事稍有微词，认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但是仍不免于祖宗家法，以为“祖宗时，从中御将帅，盖以五代时士卒或外附而叛，故惩其事而从中 御”〔27〕。故而，神宗继承前代授阵图作战之法，力图通过对古阵法的恢复，扭转战场上的颓势。朝堂上也掀起新一轮关于阵法的讨论。

神宗朝对阵法的讨论以恢复古八阵为主要目的。熙宁二年（1069），赵卨上奏请求有志之士能研究诸葛亮的八阵图，并将八阵相关知识传授给边疆士兵，使他们能依图应变。宰相韩绛因此请各边疆将帅根据每个不同的战阵，编制不同的阵法，并取各阵法之长，立为一般阵法原则。〔28〕后来，神宗又下诏让郭逵、赵卨二人负责此事，并根据八阵图原理制定相关阵图，呈报朝廷。熙宁七年（1074），赵卨上奏，“八阵之法，久失其 传”〔29〕，所以创制阵图之事无法继续进行。此时，神宗发现被诸臣忽略的李靖兵法，主张根据《唐李问对》对八阵的解释进行草定八军法。于是，熙宁八年（1075），神宗下诏枢密院：

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30〕

这里的“李靖兵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包括《通典》中卫公兵法、《唐李问对》等在内的李靖的所有兵法。但是，神宗想要的是李靖所有兵法中与阵法相关的内容。神宗时，李靖的唯一著作《六军镜》已佚，《通典》中的李靖兵法主要讲述扎营、教战、行军、布阵等的方法，其对神宗所要的阵法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对最主要的八阵没有进行具体说明。（唐代杜佑《通典》中共15 次提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其中也并未提及八阵理论，关于六花阵的内容也是少之又少。）相反，世传为李靖所撰写的《唐李问对》一书，不仅探讨八阵问题，而且还考镜八阵源流，并且对根据八阵原理创制出的六花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方面的内容是神宗建设阵法过程中最需要借鉴的，这也是神宗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的直接原因。

神宗是以《唐李问对》为蓝本进行阵法建设的。我们可从神宗关于八阵的见解、探求古八阵的过程，来看神宗对《唐李问对》关于阵法理论的吸收与借鉴。

关于八阵，《唐李问对》曰：

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31〕

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32〕

神宗对《唐李问对》中关于八阵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自己对八阵的见解：

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此即九军阵法也。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通晓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大体也。〔33〕

神宗将八阵称为九军阵，九军阵是方阵，基本阵形是“以八包一”，是以四周八个阵围绕中间中军阵，共有九个阵，故而将其称为九军阵。神宗所述是八阵的基本形制，大体上是符合《唐李问对》中八阵“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的原则。神宗进一步指出是韩擒虎先知九军阵法，将其法传授给李靖，李靖又根据诸葛亮八阵图的原理，创造出六花阵。六花阵阵形为“以六包一”，故又可称其为七军阵，七军阵是圆阵。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对此进行论述：“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余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34〕沈括将李靖作六花阵的原因归结为兵少，难分为九军，故改制六花阵，而神宗说李靖因知晓九军阵法者颇多，因而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用以迷惑敌人。二人说法有异，但具体原因为何已无法探求，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六花阵是李靖根据八阵创制而来即可。

神宗曾想依据六阵和八阵的阵法原理恢复李靖的六花阵，所以先命王震等人提举修撰李靖兵法，令可行后，立即命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王震、逢原一起“行视宽广处，用马步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这里，李靖营阵法就是指六花阵（又称七军阵），“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受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35〕。但是试用的结果并不理想。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见到校试的七军营阵，“分数不齐，前后牴牾，难为施用”〔36〕。军队在进行校试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队形不齐、队形转换相互矛盾等。神宗认为八阵之法的施行要重视地形条件，依据地形进行相应的阵形变化：“两敌相遇，必须遣使豫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37〕这也就是《唐李问对》中强调的“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38〕。方、圆、曲、直、锐是五种阵形的变化，五种阵形灵活转化，可以使士卒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因地制宜”。没有掌握阵形转换的要诀，校试七军营阵失败是必然的。

此次校试虽失败，但神宗并未放弃对八阵的探寻。神宗说：“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图乃营法，非阵法也。”〔39〕神宗认为可依照李靖的七军阵（又称六花阵）作九军营阵，故又令“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40〕。郭固之所作九军营法，以九军共为一营。〔41〕神宗批判郭固此种做法，违背七军阵（又称六花阵）“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42〕包容、离合的布阵原则。若依照郭固之法，将十万军队放于十里之地，而且这十里之地无树木、沟壑等障碍，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状况。神宗评论说：“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为施用？”所以，神宗再次让沈括详定九军营阵法。此次重置九军营法，沈括吸取郭固失败的经验，注意阵与阵之间的离合，令“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九阵分散配置，各占地利，各自成营，即使有丛林、沟壑也不妨碍。另外，沈括注意遵从《唐李问对》战阵实施时相互协同的原则，也就是《唐李问对》说的“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令“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将八阵作为一个整体，四面八向都是阵首，也都是阵尾，这样就强化了八阵的整体作战功能，可以全方位地作战，不论是哪个方向受到攻击，该方向都可以做战略回击。沈括的这种做法得到神宗的称赞，即刻下令施行此阵法，并进行实际演练。

于是，熙宁八年（1075），大阅八军阵于城南荆家陂。元丰四年（1081），以九军法一军营阵按阅于城南好草陂。〔43〕元丰六年（1083），神宗诏燕达、王渊率一军进行九军营阵的演练。此次演练又参照了《唐李问对》中李靖演练六花阵时的方法，将营阵分开演练。李靖演练六花阵，将全部军队分为六军即六阵，一军进行营法训练，另外五军进行五行阵训练，即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转换的训练。九军营阵的演练“凡出战下营、互变、分合、作止、进退、方圆、尖直、肄习，皆尽其妙”。从九军营阵的运行原理看，“盖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是为五阵”〔44〕。九军营阵的核心就是五阵法，所以，神宗将九军营阵改称五阵法，二者是同一阵法的不同名称。《武经七书》颁布之后，神宗“诏已降五阵法，令诸将教习，其旧教阵法并罢”〔45〕。

三、宋神宗所制八阵与《唐李问对》阵法貌合神离

古代列阵作战讲求运用战术，而八阵的核心就在于奇正之术，神宗要探求古八阵，就离不开奇正之术的支持。而且，《唐李问对》关于奇正的理论是在对《孙子兵法》奇正思想继承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与发展，所以《唐李问对》中的奇正之术相对来说比较完备，这也是神宗选择《唐李问对》时比较注重的一点。神宗对《唐李问对》关于奇正的理论有所吸收与阐发，但是在实战时，阵法具体运用奇正之术的过程中出现了形似神不似的状况，导致神宗所创阵法与《唐李问对》所述八阵貌合神离。

对于“奇正”，神宗有同《唐李问对》一样的见解，他说：“古人用兵奇正之术，以为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此真败也。至如韩信之破赵，背水为阵，而弃大将旗鼓以诱敌，徒成安君知兵者也，非示以真败，何能胜乎？”〔46〕神宗认为韩信是以弃大将旗鼓，佯装颓败，用以诱敌，才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也就是《唐李问对》中说的“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47〕。只要是用兵打仗，都是以向前进攻为正兵，以后退佯败为奇兵。而且佯败的退却之兵，并不是无序之兵，看起来队伍混乱，实则是在有序后退，而那些队伍参差不齐、鼓声忽大忽小的无序后退之兵是真正的败退之兵。

奇正的思想精髓在于奇正相变，关于奇正相变，神宗也是有所阐发：“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48〕神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的观点来自《唐李问对》中奇正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理论。《唐李问对》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49〕这里说的是奇正的变化之道，变奇兵为正兵，变正兵为奇兵，变化莫测，才能使敌人无所觉。而奇正相变的运用“全在于人而已”，所以这就要求将帅掌握奇正之术。而北宋的将帅，多不懂在阵法中运用奇正之术，神宗针对此种情况提出批评：“今之边臣无知奇正之体者，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50〕后来，神宗在探求八阵的过程中一度强调：将帅是阵法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因素。“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则心也，诸军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则右救，攻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军何由败 也！”〔51〕神宗将战阵和军队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八阵、六阵是基础，大将是战阵发挥作用的核心势力，军队是四体，发挥基本的应援作用。神宗关于战阵和军队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

神宗对《唐李问对》关于奇正的观点有所感悟，但是在具体实施时仍然存在问题。《续武经总要》概括了神宗实施八阵过程中的错误做法：

盖黄帝孔明之阵，四奇四正，并中军而为九。大将之将得四之一，八阵之众得四之三，谓之握奇。开阖出入，千变万化，其道无穷，何形势之有？神宗为九军似矣。惜乎中外无等，奇正不分，泥于形势。知九军而不知所以用之。况李靖六花阵军七，故将亦七。九军而置四将，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52〕

由以上可知，神宗所创制阵法是以《唐李问对》关于八阵理论为蓝本所成的九军阵法，但实际上只是外形神似，其精神内核并没有被继承，在阵法的核心理念即奇正之术上是貌合神离的。《唐李问对》中八阵是四正四奇，正兵为战斗部队，奇兵为机动部队，八阵分别奇正，每一阵都可以根据战场的现状和地形条件，灵活转化，以充分发挥正兵和奇兵的作用。八阵中的每一个战阵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各司其职，独立作战。八个阵联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大阵，可以发挥八阵的整体战斗力。实际中，具体的实施效果要看将帅能否相机进行指挥调动。然而，神宗在具体实施八阵时，九军置四将。关于神宗九军置四将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有确切的记载：“都大经制泸州蛮贼事韩存宝言，所领正兵万五千人，依九军法分隶行营四将。诏以皇城使、雅州刺史、泾原路钤辖姚兕为第一将……泾原路第四副将郭振为第四将。”〔53〕神宗对此次置将多有重视，还专门挑选有能之士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宋军取胜，这是因为敌军过弱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肯定九军置四将的做法。按照道理来说，九军置四将就将四正四奇变为四正或四奇，这样就无法发挥八阵法奇正相辅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八阵本身的精髓，九军阵法与八阵是形似而神不似。

另外，神宗还曾仿照五军阵作四御阵，令“队为四部，将居中，有亲兵而无部”。大将居于其中，而前后左右有四部军队。而五军阵的实质是前后左右中五部军队，大将居中。其率领的中军为机动部队，是奇兵；前后左右的部队为战斗部队，是正兵。在具体的战斗进行之时，可以奇兵、正兵相互转化，随机而动。神宗所制四御阵只在中间设大将，却缺少中军的机动部队，这样就只有正兵，而无奇兵，奇正无法转化。王安石针对这样的弊端，曾谏言：“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为变。不知四部分，则大将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则一部有两人大将。若不附四部中，大将反无以自卫，如何待 敌？”〔54〕所以说，神宗的四御阵与九军置四将存在同样的缺点，在具体实施时，都无法真正发挥奇正相变之术，这样在与敌作战之时，就留给敌人可破之机。

神宗一直奉行僵化的八阵知识，照搬八阵模式，所以，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战败也是有迹可循的。

神宗在探寻古八阵的过程中，赞同并参照了《唐李问对》中关于八阵法的理论。至于神宗所颁布的阵法是否真正地用于战场实践，以及阵法是否真正发挥了积极作用，都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这里就不再做具体的追论。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在元丰六年（1083）《武经七书》颁布之前，神宗在探求古八阵的过程中，是以《唐李问对》的八阵理论为蓝本进行阵法创制的，这也是神宗重视《唐李问对》并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的直接原因。

【注释】

〔1〕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 期，第119 页。

〔2〕陈峰：《武将群体和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9 页。

〔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七一《赵延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00 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五月庚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8 页。

〔5〕陈峰：《平戎万全图与宋太宗》，《历史研究》2006年第6 期，第184 页。

〔6〕（宋）田锡著，罗国威校点：《咸平集》卷一《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 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至道二年九月己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2 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辛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1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七月戊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1 页。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六月戊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5 页。

〔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六月己未”，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95 页。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87 页。

〔13〕（明）赵本学、俞大猷：《续武经总要》卷四，《中国兵书集成》第17 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 页。。

〔1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8 页。

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定。用一条一面标有刻度的10cm游动标尺，两端分别表示“无痛”（0）和“最剧烈疼痛”（10）。患者面对无刻度的一面，将游标放在当时最能代表疼痛程度的部位，医生面对有刻度的一面，记录疼痛数值。治疗前后各评定1次。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癸未”，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04 页。

〔1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癸己”，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6 页。

〔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六《郭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30 页。

〔1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七月己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8 页。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十二“庆历元年六月丙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6 页。

〔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戊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75 页。

〔2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53 页。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辛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24 页。

〔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六月壬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2 页。

〔2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96 页。

〔2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8 页。

〔27〕（宋）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75 页。

〔2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3 页。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熙宁七年癸巳”，中华书局1979年版，6284 页。

〔3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5 页。

〔3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9 页。

〔3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 页。

〔3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6 页。

〔34〕（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杂志·阵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 页。

〔3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5 页。

〔3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5 页。

〔3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6 页。

〔38〕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7 页。

〔3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6 页。

〔40〕（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杂志·九军阵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 页。

〔41〕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解释：营阵，军队行则为阵，住则为营，所以九阵则当为九营，而郭固之法则是将九军同为一营，这样就削弱了九阵的作用，导致阵法演练时出现重重问题。

〔4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8 页。

〔4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4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4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4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六月庚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05～6206 页。

〔47〕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 页。

〔4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二月庚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56 页。

〔49〕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 页。

〔5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2 页。

〔5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52〕（明）赵本学、俞大猷撰：《续武经总要》卷四《韬钤内篇·宋神宗黄帝九军新阵辩》，参见陈国勇编著：《武编 2》，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 页。

〔5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四“元丰三年五月丙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12 页。

〔5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二月戊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