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桂　李学英

【摘要】 北宋中晚期盛行歌妓文化，有志之士多提出“尚雅”的审美追求，同时，宋开国以来朝廷党争给时人蒙上了一层阴影，社会弥漫着感伤之音，许多文人都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的苍凉，步入“老成之境”，这无一不影响着个体的创作。晏几道正是在这样的士人风气中以自己独特的美学方式寄寓内心的无声话语，以细腻的笔墨和秀逸的才思呈现出时代的士人风貌。

【关键词】 北宋中后期;士风;晏几道;多元词风，形成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4-0037-02】

晏几道在北宋是一个颇负才名的词作家，其词在歌妓文化中诞生的，受奢靡之风的浸染，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时代的感伤之音也贯穿晏词中。且当时苏轼等人倡导“尚雅崇格”的美学追求，时人崇尚“老境美”的社会风尚，这都对小山词词风也产生一定影响，由此形成晏几道的多元词风。以下将从北宋中后期士风概况、北宋中后期士风在晏词中的体现、晏几道多元词风的形成与接受原因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北宋中后期士风概述

首先是奢靡之风盛行。北宋初年，便有蓄养歌妓的风俗，社会上享乐之风由此衍生。及至北宋中期，可想而知，这种风气只会更甚。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1]北宋中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平民，只要稍有财力便可蓄养歌妓，而许多文士在女乐欢歌中创作诗词。宋时的歌妓文化与文人创作有必然的联系，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是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生活方式和时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士人创作的内容及其创作心态。

其次是感伤之音风靡。宋开国以来，宋人藏于内心深处的哀愁与一种感伤的乐调笼罩着整个宋朝，而这与民族矛盾、社会环境、政治氛围、个人经历等不毫无关系。宋代社会民族、社会、时代矛盾相互缠绕交錯，多种社会合力使得文人仕途充满艰险，命运跌宕起伏这也促使宋人心态提前成熟，种种矛盾的交织让文人的内心倍感沉重。因而出现大量的作家在创作中回避现实矛盾，沉湎于写身边的琐事和宴饮的生活，互相唱和酬答，消遣生活，文学创作成为娱悦和排遣愁绪的工具。

再次是尚雅之气时兴。因为歌妓制度的存在以为歌妓在词创作中的参与，也使词被诟病为“艳科”，正如有学者言：“宋词是很难突破“软美”词风而有所改变的。”[2]晏几道在《小山词后记》中亦直言词不足以用来醒酒，亦不足以用来消除怨怒，可见词更偏于娱乐用法。北宋有志士人力去晚唐五代士风之陋，复雅除俗，而宋代最早涉及“雅”的词学观是宋初的潘阆。其在《逍遥词》附记中说道：“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岂可容易而闻之哉！”[3]潘阆强调词应表现主体高雅不俗的精神风度，即“用意深，放情远”，此为“雅”的审美标准。

最后是崇尚老境之美。宋诗在理性主义精神之下，有它独具魅力的“老境美”。“老成之诗，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认为诗人晚年之诗方臻极境;二是提倡如老年极境那样深沉厚重的风格。”[4]而这种老成厚重的宋调，无关乎生理年龄，而更多地取决于时代的文化精神。在文艺美学领域，则表现为圆熟、深邃、老健、内敛、厚重、古淡等特色，这种“老境”的审美追求不仅仅表现为创作技巧和作品意境的圆熟，更是一种对人生真谛的感悟，注重作品中真挚沉潜的内在意蕴，它将词人的人生经历、文化积淀、美学理想熔铸其中，是一种襟怀更加淡泊、思致更加细密、情意更加深邃的老境美。

二、北宋中后期士风在晏几道词中的体现

在思想内容方面，歌妓多数为社会底层女子，或遭封建士人的玩弄、侮辱及贬低，而几道则不以为然，他同情这些底层女子，与她们产生惺惺相惜、蒙眬迷离的情愫，用同情、严肃的笔墨塑造其形象，揭露她们的真实情感，或以词作寄托自己对她们的相思之情，也以女子之韶华易逝来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如《临江仙》“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此词由歌女引出的悲情，将身世之感寓于其中，叹时光的流逝，人世变迁，追思往昔，感伤之情溢于言表，真情的流露使词章虽终结而余韵无穷。再如《蝶恋花》中的“今春不减前春恨。蝶去莺飞无处问。”此种抒发离别愁绪与相思之情的作品有非常之多，无一不流露出忧伤的情感，幽怨婉转的情思如此动人心弦，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歌姬对其的影响。小山词有相当一部分皆是围绕歌妓以及婢女展开叙述的，或写离愁别绪，或叹时光易逝，或写漂泊羁旅，或写女性之悲歌，且词作中常直接提及歌妓之名字，可见其对几道词之创作的影响程度之深，歌妓词构成了其创作内容的主体，感伤之情贯穿其中。

在创作技巧方面，晏几道一直坚持走在“小令”的路上，并使词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使其逐渐挣脱“词为艳科”的藩篱，呈现出新的面貌。他首先推崇“雅”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使小令更儒雅，他大量化用前人的诗句，将其引入词中，用作诗的创作手法来写词。晏几道反用唐诗句意之技巧颇为擅长，他“以诗为词”，注重于内容的充实、意境的开拓和遣词造句的含蓄典雅，而这在几道词中随处可见，一如《蝶恋花》“初捻霜纨生怅望。隔叶莺声，似学秦娥唱”中“霜纨”“隔叶莺声”“似学秦娥唱”三处是袭用前人诗句或诗意，构造了一幅生动的闺中闲眠图，其“以诗入词”手法的娴熟运用使诗词之境融为一体，和谐自然，这使词章在无形中更具文雅的气息。而“老境美”更多地体现为诗境的平和、体味的深刻、技艺的纯熟，如晏词《阮郎归》：“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在经历了许多风尘世事之后，词人词境也更加圆熟、平和，词句用笔细腻而内蕴深厚，诚如周裕锴曾言：“理性精神无疑使宋诗更深刻，更冷静，更细腻，也更机智。”[5]而这种“冷静思考”也在晏词中透露出来，“天与短因缘，聚散常容易”一句中体现的这种离散的悲伤凄凉之感，于词人而言便是切身之感，洗尽铅华自然流露的人生感慨，也透露出历经世事和生活的挫折，自身体味的深刻。晏几道的词相比于时人多了深思，多了褪尽繁华的平淡，此境界皆寓于圆熟深厚的词境之中，这正是历经繁华的沉淀，并将其以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来。

三、晏几道多元词风的形成与接受原因

首先是晏几道身世经历的原因。晏几道的生活方式如《小山词》序中所言：“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諷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6]晏几道终日流连于歌妓之中，歌妓也为其创作内容，来揭示出他心中对美好事物的希冀。正是这种终日流连于歌妓之间的交游方式，才促成了其词的创作，以歌妓文化贯穿词中。晏几道经历了生活的落差，后在歌酒中回避社会现实，沉湎于与歌妓交游的生活之中。这使晏几道形成了向内收敛的创作心态，也促使其在创作中也更注重人物细腻情思的刻画，以寄寓自身难以言说的忧伤情绪。女子的柔软又与词人内心的柔软相触碰，词人身世之感的悲戚与歌妓生活的辗转零落相呼应，词人更能感知女子内心的哀情，也借此以抒发内心的不畅。

其次是受当时士风影响。陈廷焯《词则，闲情集》言：“小山诸词，无不闲雅。后人描写闺情，大半失之淫冶。”[7]词至晏几道这不仅仅只用于描绘花间情事，还可用于寄托离愁别恨、游子漂泊的羁旅之思，晏几道对词境的开拓无疑也是得益于主流文学风尚的推动。晏几道将“雅”与歌妓文化融为一体，使用细密深婉的笔法，于传统的相思离别题材内，开创了一个更加伤感凄迷、动摇人心的悲情世界，这便是其词由俗及雅的表现，他更多的将自己的学养、意志、情思融入词中，其创作目的明确，开始发挥词的工具性作用，这种自觉意识的产生使词的内蕴也愈加深厚。

最后是对文学传统的承继。晏几道、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皆把词称为“小词”（《苕溪渔隐丛话》）这里的“小”则是含轻贱之意。传统的文学理论观念中，“词”与正统诗的地位相较，不足一提，这也侧面体现文人对诗词歌赋“雅”格的自觉追求对低俗予以摒弃。而这种内在的自觉意识便会体现在其诗文作品中，自觉地向“雅”风靠拢，加之苏轼等人对“雅”风的提倡，词人也便自然而然地受其浸染。因而，晏几道词中的雅韵亦是对文学传统中“尚雅之风”的延续，其内在意识与时风相契合，因而得以付诸实践，现于文学作品之中。

四、小结

士人的文学创作无不生成于时代背景之中，而士人的文学风貌及心态也受时代精神和审美追求的影响。而这些，在深入了解文人创作的同时也在为时代解密，每一个文人对他所处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时代的风貌。此文从以上方面解读晏词，这为大家解读晏几道词的多元词风，深刻认识小山词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都有一定的帮助，并且也为宋代士风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佐证。

参考文献：

[1]周勋初主编.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编.宋人轶事汇编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6.

[2]李克.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D].东北师范大学，2006.

[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18.

[4]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

354.

[5]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

101.

[6]（宋）晏几道撰，王恨林校点.小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

[7]（宋）晏殊，晏幾道著.晏殊词集 晏幾道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67.

作者简介：

袁桂，女，汉族，江西吉安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學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