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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基础教育工作探析

2021-11-24苟稳超田正潮

现代交际 2021年21期
关键词:保育院小学部陕甘宁边区

苟稳超 田正潮 骆 璇

(1.延安大学 陕西 延安 716000;2.华南交通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0;3.延安大学 陕西 延安 71600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人民惨遭杀害,学校、家庭毁于日寇的炮火。广大儿童遭受着空前的劫难,幸存的儿童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有的甚至被迫接受奴化教育。战区的难童流入边区越来越多。“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呀”,为了拯救民族后代,抚养、教育流浪儿童,中共长江局妇委邓颖超发出“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组织各界人士,一起来抢救难童”[1]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政府响应,在1938年7月4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儿童保育院成立(也称延安保育院,在延安南门外柳林子托儿所的基础上扩建)。保育院成立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儿童万岁”。不久后,毛泽东又为儿童保育院写了“好好保育儿童”的题词。1940年,朱德总司令题词“耐心培养小孩子”。1939年1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提出,“加强儿童的保育工作,注意儿童的健康,使其健全发展”[2]的明确要求。在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亲切关怀下,边区保育院开展了以爱国主义教育、“保、教合一的大爱教育”、生产劳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既解决了战争原因造成难童无家可归的问题,也解决了儿童的教育问题。

一、核心:爱国主义教育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成立于全面抗战时期,由于特殊时代背景,保育院自成立之日起,边区政府就确立了工作的基本原则,即“除了保育儿童的健康外,并施以适当的教育”[3]1,教育总方针为“以适合抗战需要,实现三民主义,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启发儿童爱国思想与发扬民族精神,养成儿童独立精神为主”[3]2。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儿童教育始终坚持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抗日救亡的实际结合,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核心展开,以加强儿童的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培养爱国情怀。

在课程设置上,1938年8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员训练班上明确表明:“我们的教科书要有抗战,但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教育’。”[4]保育院将《抗战建国读本》作为统一教材,抗战相关知识为保育生必读内容。例如,卢沟桥事变、抗战到底、空军烈士阎海文、十三军大战居庸关等抗日救国故事。通过特定的课程学习,保育院的孩子们都能简单地说出几条抗战的道理。

在课堂教学之外,保育院组织学生参加大量的课外教学活动,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带领孩子们做游戏、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进行熏陶。如《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的歌词是:“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5]保育院组成儿童剧团、孩子歌咏队、救护队、宣传队等,进行抗战救亡宣传工作,与各地政府、学校互相观摩学习。保育院大一点的孩子经常自导自演,演出各种以抗战救国为主题的话剧,情节是:“汉奸给日本人送情报,被老百姓看到后,交给政府被枪毙。”[6]保育院小学部的天才小画家——洪小灵(后来成为化学家),在绘画方面非常有天赋,其每一幅作品内容都充满了革命情怀,“充分地表现出了敌人的残暴、汉奸的无耻,顽固分子倒退的末路及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前途,并含义深远地揭露了世界法西斯的反苏阴谋,及世界唯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凌辱的伟大胜利。”[7]1940年4月12日,小小政治家于龙江在边区政府组织的“四四儿童节纪念大会”上说:“四四儿童节就是儿童检阅自己的力量,怎样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儿童是新中国的主人,儿童要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8]这都反映了保育院儿童抗战情绪的高涨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二、主要内容:“保、教合一”的大爱教育

保育院的儿童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大部分都被战争无情地伤害、摧残过,心理伤害尤为严重;因此,对待这些孩子不仅要对其身体上给予更多的关怀,还必须让他们处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用“大爱”教育来保育、滋养他们的身心。

在身体保育方面,保育院院长李芝光说:“孩子们在进院之前,多半用旧式方法养育过,据新来的侯大夫彻底检查的结果: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儿童染有沙眼和消化不良症。”[9]战争年代,由于经济封锁和边区贫瘠的自然地理条件,保育院在食物供养方面不足,儿童营养缺乏,甚至死亡。但是边区政府及重庆战时儿童总会时常给予援助,并且享受中灶的待遇。在饮食上,李院长根据儿童的年龄段亲自制定食品单,在时间、分量和食品种类搭配等方面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以儿童年龄大小、体格强弱定质量和分量。乳儿部是流动性的,包括人乳和奶粉,三小时一次;婴儿部的食物有鸡汁、大米粥和小米粥等,每日四次;幼稚部主要是大米、麦片、鸡汁、土豆,每日三次,还有一顿点心;而小学部由于年龄较大,在保证日常的主食之外,每星期吃两次大米、白面和肉,每日三餐。

一大批高素质的保育工作者为儿童的保育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边区政府给保育院调来了具有保教专业的领导干部和热爱保教工作的专职人员。1939年8月22日在《新中华报》报道的“孩子欢笑着”一栏中有时任边区保育院李芝光院长的这样一段讲话:“必须有专司其职的,对保育工作有经验、有兴趣的干部。干部问题,在我这是主要问题。”李芝光在陕北公学、“女大”学习过,保育院保教科科长隋灵壁也是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红十字会介绍了一位对儿童保育工作有兴趣的、齐鲁大学毕业的儿科专家侯健吾大夫,使全院儿童在健康方面都获得了保障。保育分会还组织利用各种庙会、集会、妇女识字组、妇女半日学校、妇女短训班等机会,向保育人员宣传卫生常识和保育儿童相关知识。保育分会还协助边区医院设立保健科,专门为保育院的工作人员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自动组织了俱乐部,俱乐部设有小规模的图书馆、阅报室,有的参加研究组,有的参加学习组,每天在业余时间上课,有卫生保育法常识等课程,每周报告时事两次,每月开保育研究会一次”[10],从而为保育院儿童的健康成长组建了一支高质量的保育队伍。

在心灵滋养方面,保育院全院人员都奉行孩子第一的原则,都以伟大的母爱、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和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投入难童保育工作,涌现出一大批模范保育工作者。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部校长郭青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保育事业,在保育院当校长期间,始终坚持和孩子们一块生活,如父母般地照顾着每一个学生。1940年夏季,边区保育院小学部,“因学生激增,天气炎热,发生传染病,患麻疹及猩红热者达数十人……校长教员指导员均亲自参加看护工作,帮忙照应害病的小朋友”[11],校医罗东祥、王海仁夫妇不分昼夜地照顾着每一个患病的学生,打针、喂药,却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患病的儿童都得到了康复,但自家孩子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治疗夭折了。病孩护理模范郭御平,在自己孩子患有急性眼病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全班的孩子,从不要求调换班级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具有大公无私的优良革命品质。当年保育院的保育生李铁映说:“在托儿所中愉快幸福的童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甜蜜而难忘的印象……这和阿姨们的苦心抚养分不开,阿姨这个可敬而可亲的称呼,对我就像爸爸、妈妈一样,阿姨就像是孩子的母亲一样。”[12]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将自己最无私的“大爱”都奉献给了孩子们,以崇高的思想和伟大的母爱去关心、呵护每一个孩子。

三、特色:生产劳动教育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陕甘宁边区物资匮乏,人民的生活和抗战的物资受到极大影响。1939年2月,毛泽东发起“自己动手”的号召,要求全民行动起来,“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边区保育院由于生活物资的缺乏,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表明:“学校不光要搞好教育,还要搞好生产。”边区保育院开展的生产劳动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儿童吃苦耐劳的艰苦奋斗作风、热爱劳动和劳动光荣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物质资源的匮乏,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

边区儿童保育院按照儿童年龄段、文化程度分为四部:乳儿部(6个月—1岁)、婴儿部(1—3岁)、幼稚部(3—6岁)、小学部(6—12岁)。乳儿部和婴儿部主要是对幼儿进行身体保育,教他们学步、说话等,特别注意感官的训练。幼稚部由于儿童年龄较小,直接进行教育比较困难,因此采取教育与保育相结合的原则。小学部的教育则采取“教育与劳动、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原则”[13],课程设置上坚持“靠近生活、注重实践”,多以实际的活动配合课本学习。小学部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国语、算数、常识、音乐、劳作、美术、体育等七门,每周星期二、四、六下午是劳作课,牧牛羊、砍柴、缝衣等。小学部的儿童开辟了一小片农场,作为自然科学课的标本,菜园种着各种粮食和蔬菜,孩子们对自己的菜园很上心,课余时间就去浇水、锄地、施肥,植物的长势甚至比大人们的都要好。同时保育院也很重视孩子实际的动手能力,“学校组织起工艺合作社,用水成岩石磨制砚台,石板、石笔及各种玩具,连业余演出的用品,如大提琴、笛子、箫、胡琴……都能自己制作。”[14]这样不仅节省了保育院日常开支,也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小学部坚持将儿童的教育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不仅培养了儿童热爱劳动的观念,增强了儿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动手能力,自然科学与儿童的生活、劳动结合,增加了儿童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机会。

边区保育院有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保育院总的管理及负责人为边区保育院院长。院长之下设立三个部门,分别为教导股、总务股、保育股。教导股主要负责健康教育、文化教育、生产教育。总务股主要包括四部分:文牍、会计、庶务、生活管理,主要负责保育院的管理工作。保育股则主要负责儿童的饮食、卫生和乳母。其中教导股坚持做到健康教育、文化教育、生产教育三者有机统一,文化教育也坚持将室内教育与实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这样不仅提高了儿童的科学文化素质,也让儿童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做到“消化吸收”。总之,保育院开展的生产劳动教育,既让学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也培养了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和独立生存的基本能力,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精神。

四、结语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成立于民族危亡之际,因此,保育院的儿童保育工作始终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统一联系在一起。“8年间战时儿童保育会救助近3万名儿童,并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实现了保育国家民族未来的初衷,弘扬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优良传统。”[15]

重要的是,延安保育院的儿童大都有残酷的战争伤害和父母为了抗战事业英勇牺牲的遭遇,心灵受到极大地创伤,因此采取什么样的保育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延安保育院既没有儿童保育经验,也没有对国外的保育经验直接照搬照抄,所以探索儿童保育的方法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保育分会和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肩上。边区政府、保育院共同努力,独自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抗战形势、陕甘宁边区社会状况及保育院儿童自身特殊性的保育方法。保育院坚持教育为抗战救亡服务、启发儿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宗旨,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保育院教育的核心;坚持“保、教合一”的大爱教育。保育院全体上下都以伟大的“母爱”去关怀、爱护每一个儿童,为儿童营造一个温馨、幸福的生活环境;生产劳动教育是保育院教育工作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通过生产劳动教育,培养了儿童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培育了儿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延安精神的。

保育院边区的政府和全体工作人员艰辛努力,不仅救助大量的难童、培养了新社会的建设者、新中国的希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总结出了一套儿童保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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