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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评价与空间差异分析

2021-11-22陈芳平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西北地区区域金融

●杨 钊, 陈芳平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西北五省(区)作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乃至我国对中亚以及欧洲经济联通开放的重要门户,其金融发展差异不仅对区域经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着西部大开发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的进程。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段区域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但水资源缺乏,大部分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产业基础薄弱,金融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客观评价西北地区各省(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对于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探索金融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有效路径,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努力构建全方位金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为了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业较快稳定发展,前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4)[1]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并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矛盾做了深入分析。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2]指出金融生态是利用仿生学原理来建立良性发展的金融体系,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李延凯等(2013)[3]认为金融生态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赖以依靠的各种制度性因素的总和,具有至关重要的外部作用。林欣(2016)[4]认为金融生态水平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翟胜宝等(2015)[5]指出金融生态水平也会在企业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胡冰等(2019)[6]认为金融生态水平还会对OFDI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周小川(2004)[1]不仅提出金融生态概念,而且率先从学术研究角度对影响金融生态的若干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法律制度、市场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体系等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徐诺金(2005)[7]也指出金融生态是金融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应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张永杰等(2009)[8]认为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中还应重视对于各主体风险层面的管理。随后学者们开始构建金融生态的评价指标体系,詹向阳(2013)[9]认为应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金融现代化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等角度构建金融生态的评价指标体系。汪祖杰等(2006)[10]指出应从微观金融子系统、金融机构子系统、宏观金融子系统来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胡滨(2009)[11]提出应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信用基础与基础制度建设四个一级指标来构建省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方法上,逯进等(2015)[12]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阐述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并指出金融生态是在所有参与金融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周围环境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熊学萍等(2013)[13]、苗晓峪(2015)[14]、侯琳琳(2016)[15]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金欣雪等(2014)[16]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主要从经济、政府、企业等角度选取指标,通过构建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评价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以期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但是在现有研究中,缺乏对于区域性及辖域内省份之间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对比研究,类似的研究也仅是对影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指标因素进行设定和排名分析,较少有对指标体系深入探讨并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时序变化分析与空间差异分析。基于此,以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国家“一带一路”向西开放为大背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区)为研究主体,在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进行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差异对比,以期为该区域金融运行效率提升提供理论研究的增量贡献以及有益建议。

二、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金融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包含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涵盖若干层次,不同系统、层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由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所构成的环境条件的总和。汪祖杰等(2006)[10]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复杂且庞大,指标的选取一定要具有科学性、层次性、连续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西北五省(区)地理位置特殊,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借鉴已有研究,可以建立一套能够较为全面、真实反映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准确地评价该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

从广义的金融生态环境概念出发,基于六个角度衡量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第一,实体经济的发展为金融部门提供了服务的对象和赖以生存的空间,因此首选经济基础为第一个系统层指标。在经济基础方面,又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活跃程度四个角度衡量其发展情况。第二,地方政府提供的经济金融服务可以有效维护金融部门的独立性,为金融行业建立制度性保障,使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因此选择政府治理情况为第二个系统层指标。在政府治理情况方面,又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这个角度衡量其提供经济金融服务状况。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其经济金融政策的稳定性就越好,当区域金融行业出现问题时,政府也有绝对的实力帮助金融部门渡过难关。第三,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深深影响着金融生态环境自身的改善速度,因此选择金融发展水平为第三个系统层指标。在金融发展水平方面,又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个角度衡量其发展情况。第四,影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法制环境,一个区域只有具有一定完备良好的法制环境时,其金融生态环境才具备了稳步改善的保障。因此选择法制环境为第四个系统层指标。第五,区域信用环境深深影响着社会诚信建设水平,而诚信又是金融行业发展的根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因此选择信用环境为第五个系统层指标。第六,影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本进入各类金融生态主体中合理高效工作时,省域金融生态环境才能稳步改进。因此选择人力资源情况为第六个系统层指标,从人力资源质量和数量两个角度进行衡量。

至此,构建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依据已阐述完毕,指标的计算标准和经济涵义见表1,金融生态环境理论内涵见图1。

图1 金融生态环境理论内涵框架图

表1 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实证过程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选取

在分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时,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比较复杂,选择一个科学的分析方法尤为重要。尽管层次分析法借鉴了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使指标权重排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但仍无法克服主观随意性。熵值法虽然倾向于充分利用原始数据的信息,结果较为客观,但不能反映已有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有时权值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甚至相反。因此,结合西北地区五省(区)各指标的差异程度,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提高权重的准确性和评价结果的可信度,进而分析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囿于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选取2006—2019年西北五省(区)的年度面板数据,使用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二)分析过程

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因素的权重,详细的分析过程如下。第一步,确定B1、B2、B3、B4、B5和B6的相对重要性。第二步,通过一系列相关公式的计算,获得 B1、B2、B3、B4、B5 和 B6的权重分别为 0.3794、0.1604、0.2488、0.1024、0.0434和0.0656。第三步,检验权重计算结果。根据矩阵一致性指标CI=0.025,矩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一致性比率CR=0.02,小于0.10,矩阵具有合理的一致性,权重的计算结果被接受。第四步,重复上述过程,运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因子层指标的权重。

其次,使用熵值法确定每个因素的权重,详细的分析过程如下。第一步,构造评估矩阵。第二步,将评估矩阵归一化,并运用标准化法使得各个指标无量纲化。第三步,计算所有指标的熵。第四步,计算熵的差异化程度。第五步,计算每个指标的熵权重。

再次,将熵值法中的权重值作为校正因子,对AHP法中的权重进行校正,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wj代表层次分析法的权重值,aj代表熵值法的权重值,Wj代表调整后的AHP-熵值法权重值,最终结果示于表2。

表2 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基于AHP—熵值法)

基于以上权重结果,将每个系统层下的具体指标标准化后乘以对应权重相加便可得到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得分,如表3所示。

表3 系统层得分

由表3可知,陕西省在B1(经济基础)、B2(政府治理情况)、B3(金融发展水平)、B4(法制环境)、B5(信用环境)五个系统层中得分最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现次之,而其他省份得分较低。进一步根据各省的综合得分情况计算均值得到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其综合得分接近0.8,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较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综合得分在0.1左右,表明金融生态环境水平有待提高,而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综合得分均小于零,青海省的综合得分甚至小于-0.4,表明这三个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差。

图2 西北五省(区)平均金融生态环境水平

(三)时序变化分析

运用时序变化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西北五省(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过程。通过式(2),我们可以计算出西北地区五省(区)2006年至2019年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各年综合得分,并基于此做出2006-2019年西北地区五省(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图,如图3所示。

图3 西北五省(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图

其中 i=1,2,3...26;j=1,2...14。i代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具体指标,j代表年份,从2006年到2019年。

可以看出,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要明显优于其他省份,且优化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近年来的上升趋势明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得分在2006年略低于-0.5,于2010年下跌后又在2011年有所回升,2012—2015年间快速上升,2016—2017年间呈小幅度平稳上升态势,在2018年有较大提升。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得分于2010—2017年间快速上升,且在2018年之后有赶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趋势。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青海省在2006年开始变化过程趋同,且这种趋同一直延续至2019年,两省得分明显低于其他省份,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低,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生态环境质量。

四、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AHP—熵值法计算出2006—2019年西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得分之后,可以进一步运用空间差异分析方法研究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以了解西北地区各省(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差异,为改进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依据。

(一)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AHP—熵值法的计算结果,可以绘制出西北地区2006—2019年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图,并选取2006年、2010年、2014年以及2019年空间分布图进行描述,如图4所示。

将西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分为10个等级,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该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图4显示,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要优于其它省份,陕西省历史悠久,无论在人力、资源还是政策方面都具有优势,因此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水平等系统层得分很高。而新疆地处我国最西部,运输成本低,且与中亚国家接壤,在交流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相似之处,贸易壁垒较低,消费市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国家对新疆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因此新疆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得分明显高于西北地区的中间几个省份。甘肃省得益于近几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成为亚欧陆上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且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丰富,服务业得到了强力发展,因此在金融生态环境空间差异分布得分上与新疆处于一个等级。而西北地区的其他两个省份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表现均较差,主要源于缺乏强势的经济体带动,自身资源条件不足等现实情况制约。因此,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出现东南西北方向高而东北西南方向低的现象,除陕西省外,其他四省的金融生态环境均不尽人意,有待改善。

图4 西北五省(区)各年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差异分布

(二)空间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中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和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基于上文计算出的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2006—2019年各年综合得分,首先构建0-1矩阵,利用Moran’s I指数衡量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全局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的Moran’s I指数

由表4可知,2006—2019年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均显著,Moran’s I指数均为负值,说明西北五省(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表现为显著负空间相关性,总体上各省域间存在空间集聚性与依赖性。进一步地,探讨西北五省(区)2019年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的局部空间相关性,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2019年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的Moran’s I散点图

图5 中,1、2、3、4、5 分别表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位于第二象限,表明三省(区)2019年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较低,被得分较高的陕西和新疆两省包围,这也与图4显示的2019年空间得分差异结果一致。陕西、新疆两省位于第四象限,表明两省2019年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相对较高,被得分较低的甘肃、青海和宁夏三省(区)包围,处于高—低区域。基于空间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西北五省(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表现为显著负空间相关性,总体上各省域间存在空间集聚性与依赖性,未来西北地区各省(区)应形成经济联动态势,加强合作,构筑区域经济发展综合体,共同提升各省(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

(三)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比较

同样利用AHP—熵值法的结果,对影响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即经济基础、政府治理情况、金融发展水平、法制环境、信用环境、人力资源情况分别做出雷达定位图,以分析各省在不同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为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提供参考,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1.经济基础

从经济基础(图6)方面的评估结果来看,西北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陕西省历史悠久,在人力、资源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且陕西省作为资源大省,并没有一味地发展产业链较短的能源产业,而是增加其固定资产投资,如2010年其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562.04亿元,占当年全省GDP的68.5%,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投资资金引导流向交通运输行业与制造业。因此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经济基础较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优势,且地广人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巨大,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故经济基础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第二位。甘肃省近10年依靠中医药产业、绿色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大大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故经济基础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第三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青海省近10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从雷达图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滞后,远远低于其它省份,经济基础情况垫底,急需改善。

图6 经济基础

2.政府治理情况

从政府治理(图7)方面的评估结果来看,西北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甘肃省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国家重点扶持省份,财政支出较多,因此政府投入力度较大。而青海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资金存量较低,政府无法在财政支出上大量投入,还需要大力改善。

图7 政府治理

3.金融发展水平

从金融发展水平(图8)方面的评估结果来看,陕西省加强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使陕西的金融发展水平达到区域相对平衡,且其不仅扩大金融规模,还完善了金融体系,因此金融发展水平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领先地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理开发和配置金融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避免因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而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浪费,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以合理分配金融资源为目的,故金融发展水平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第二位。甘肃省近年来放宽银行业准入政策,允许金融资本,工业资本,私人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金融市场,并大力支持中小型私人银行的建设,故金融发展水平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第三位。青海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体系的建设还不太完善,缺乏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效应,保险行业发展深度不够,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因此金融发展水平较低。

图8 金融发展水平

4.法制环境

从法制环境(图9)方面的评估结果来看,表现较好的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近年来不断创新执法方式,加强区域法制建设水平,在执法人员培训、案件审理等方面都严格进行流程化管理,并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辅助执法。尤其涉及到金融类案件时,由于涉及资金数量一般较大、执法过程中通常会聘请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人员协理案件,在法制环境方面基本构筑起公平、执行力高、执法方式较创新的平台。表现较差的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执法方式较僵化,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存在不完善的情况,且并未积极利用新兴前沿技术协助执法,对金融类案件的关注度与财政支持度不足,近年来法治环境建设较劣于其他三省。

图9 法制环境

5.信用环境

从信用环境(图10)方面的评估结果来看,陕西省在西北五省(区)中金融业发展较早,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充足,政府经常发布相关政策引导银行业关注自身不良贷款率,并设计一系列相关监管政策,严守银行不良贷款率红线。且陕西省在西北五省(区)中高校集聚,具有丰富的教育科技资源,整个区域内部公民信用意识和融资环境较好。其他四省较陕西省相比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受限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征信体系建设情况,信用环境普遍较差,公众信用意识较淡薄,需要借助新兴技术如区块链技术等加快征信体系网络化建设,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对区域信用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在省内各区域开展信用意识主题活动,逐渐提高公民信用水平。

图10 信用环境

6.人力资源情况

从人力资源(图11)方面的评估结果来看,陕西省具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便利的生活条件,政府为各类人才提供了一定的生活条件优惠政策,为人才的就业,科学技术和创新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服务,因此人力资源情况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领先地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资本,技术和政策控制某些行业的缓慢发展或对有前途的明星行业进行必要支持,努力为各类人才营造强大的产业环境吸引力,故人力资源情况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前列。甘肃省通过大学和研究院所共同为企业提供优秀人才,并积极实施优惠政策,引导各类人才在行业之间合理流动,故人力资源情况在西北五省(区)中居于第三位。青海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缺乏晋升机会,多数企业并未给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明确的人员晋升计划,导致人力资源情况较差。

图11 人力资源

综合以上分析,西北五省(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经济基础是基石,它决定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其他五个维度的发展,在经济基础建设中,要着重关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金融发展是血液,它给予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其他五个维度发展的动力,在提升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时,要注重多元化金融系统的建设,增强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政府治理情况、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保障,而人力资源情况决定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执行水平。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对区域金融生态内涵的理解,构建了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熵值法对西北五省(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运用空间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第一,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影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分析,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区域差异表现明显,整体呈现出东南西北方向高而东北西南方向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第三,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来分析,西北五省(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表现为显著负空间相关性,总体上各省域间存在空间集聚性与依赖性,局部上反映为低高空间聚集和高低空间聚集,且各省(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第四,从时序变化的角度分析,2006—2019年间,西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在不同省份的不同时间段有一定的差异。陕西省在不同的时段呈快速上升态势,甘肃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多年间平稳上升,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上升较慢,西北地区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在稳步提升。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中的实证分析及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资金供给水平

对于金融生态相对表现较差的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来说,要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首先要在资金供给水平方面做足文章,应完善省域金融体系建设,积极鼓励发展金融新业态,对接金融科技领域最新产品与成果,加快区块链技术的普及与运用,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实践中抢抓西北地区政策倾斜的机遇,争取倾向性政策资金更多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从外在补给层面增加金融资金的供给保障。

2.完善产业体系建设

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要尽快补齐产业基础薄弱的短板,突出西北地区各省域内资源禀赋差异,使得金融资本能够找到支持标的,资金和产业互相补充,才能助力西北区域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并加大西北五省(区)省内优势产业开发建设力度,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如甘肃省近10年依靠中医药产业、绿色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大大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得分在五省中排名第三。

3.加强区域法制和信用环境建设

在提高区域法制环境方面,应不断创新执法方式,在执法人员培训、案件审理等方面都严格进行流程化管理,并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辅助执法。尤其涉及到金融类案件时,由于涉及资金数量一般较大、执法过程中需要聘请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人员协理案件,在法制环境方面基本构筑起公平、执行力高、执法方式较创新的平台。在提高区域信用环境方面,政府应发布相关政策引导银行业关注自身不良贷款率,并设计一系列相关监管政策,严守银行不良贷款率红线,提高金融行业风险防范意识。借助新兴技术如区块链技术等加快征信体系网络化建设,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对区域信用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在省内各区域开展信用意识主题活动,逐渐提高公民信用水平。

4.优化政策实施效果

依照哈罗德-多马模型,一国或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条件下,主要取决于实际储蓄率即资金供给水平,这说明,西北五省(区)可以大力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主导作用,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应用,提高五省内的资金供给水平,缓解区域资金流失问题,从源头上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提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

5.构筑区域经济发展综合体

陕西省在地理位置上相比于其他四省更接近于中东部地区,其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优于其它省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毗邻中亚各国,运输成本较低,不存在较高的贸易壁垒,使得其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得分在五省中处于次优位置。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处在西北地区的省际包围区域,各被新疆甘肃与甘肃陕西包围,缺乏与中东部较发达省份的联系与强势经济体的带动,故而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表现不佳。基于这一现实,未来西北地区各省(区)应形成经济联动态势,加强合作,构筑东南西北方向一带一路通道省份带动、省际包围区域省份依托各自资源禀赋补足短板的区域经济发展综合体,在全国范围看,可以形成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对等的国家经济布局的西部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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