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沛昀

【摘要】自十六世纪晚期开始，女性作者结集出版作品便已往往可见，这一潮流在十七世纪达到了巅峰，后渐有衰颓之势。到了十八世纪后几十年间，女性文学又一次风起云涌，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则蔚为大观。当时多数女性为江南地区的闺秀，出自士绅之家，本文以王端淑为例证人物，旨在通过对王端淑作品出版形式、出版内容、出版影响的探讨，赏析其别样的文学之美。

【关键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王端淑;出版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2-0035-03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中国的女性写作，由来已久。早在《诗经》中便已有了女性作家的身影。而时至明清，雕版书籍商品化大量流通，官刻、私刻和坊刻的加快发展，各类图书的快节奏传播，文集的出版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得女性出版自己的作品成为可能。职是之故，王端淑等女作家也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才女文化的日渐风行则使得女性文集的刊刻和传播成了一种极为流行的社会风尚，女作家终于由“一个人”走向了“一群人”，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和势力。事实上，晚明的城市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妇女首次以作者和出版者的身份在这个社会上存在。而年代的切近，也使得文集的大量存留成为现实，以王端淑为代表的明清女性的才情也就因此得以流传至今。

一、王端淑作品的传播学贡献：以《吟红集》和《名媛诗纬初编》为例

王端淑一生著作颇丰，据王世禄《宫闱氏籍艺文考略》考，王端淑著有《吟红集》三十卷，又有《留箧》 《恒心》《无才》《宜楼》诸集，选明代以来诗文为《名媛诗纬》《文纬》二书，所辑有《历代帝王后妃考》。然其作多已散佚，至今传世的只有《吟红集》和《名媛诗纬初编》。《吟红集》共 30卷，现仅存两部。日本内阁书库所藏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初刻本，共有赋5篇，诗、词、曲共293题404首，文56篇，卷首有王绍美、吴国辅、王登三、丁圣肇之序以及丁圣肇《刻〈吟红集〉小引》一文，书末有邢锡祯跋。湖南图书馆所藏为增刻本，较日本内阁书库藏本多出诗16首、文7篇，然多有残缺，前后序跋仅存丁圣肇《刻〈吟红集〉小引》一文，《清代诗文集汇编》所录《映然子吟红集》三十卷即该版本之影印版。《吟红集》中颇多黍离之痛与身世之悲，沉郁悲凉，苍劲质实，迥异于传统闺阁诗之绮艳柔美。《名媛诗纬初编》共42卷，始编于崇祯十二年（1639），成书于康熙三年（1664），现存版本为清康熙六年（1667）清音堂刻本。

作为一名极富才华的女性，王端淑作品的成功出版表明了始于16世纪的出版业的繁荣程度，也展现了作家、读者间的一种新型关系。此外，王端淑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出版业获得成功，和其丰厚的才情以及独具的编选视角有着脱不开的联系。《吟红集》作为其个人作品的集锦，在文体上既包含诗、词、曲等常见文体，还包括行状、墓志铭、祭文等多样化的文体，体现出王端淑作为一名女性所具有的才情。同时，由于生活在明清之际这个特殊的朝代更迭的时期，社会的动乱不安使得她的生活也受到了天翻地覆的影响，但是社会环境的艰难不仅没有影响王端淑的才情和热情生活的心态，反而更磨炼了她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此同时，由于身处朝代转变时期，王端淑目之所见也多为离乱的国事，因此在題材的选择上，她摆脱了传统女性创作时小女子的闺阁之气，更多的是展现一种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如她在随夫赴衡阳的路上，就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鼎沸乾坤乱，金瓯半已残。旅兴归共主，草莽博微官。明允诚非易，矜疑亦自繁。今添忧国泪，甚弗坐尸湌。”生动地为读者展现出在国事离乱之际对于家国深切的忧恤情怀。如此之类的“感国伤时”的诗作在王端淑的《吟红集》中并不罕见，她似乎在创作中刻意展现出一种“男性化”的关注点和情怀，以一个男性的视角来代为之书，展现自己对于国事的忧虑。

然而王端淑创作的精妙之处还不止于此。王端淑的文学创作善用一种“多重声音”的创作模式，她不仅可以创作以自己女性身份发声的作品，还可以以男性的视角进行创作。但最令人赞叹的还是她以其他女性的名义为自己写的作品。她似乎乐于将作品中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拉开距离，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这种有一定“距离感”的创作显然让读者十分受用，这也成了其作品出版后风行的一大原因。

相较于王端淑自己创作的《吟红集》而言，另一本由她自己编选的《名媛诗纬初编》似乎没有那么多她个人化的影子，然而如果细细品读，便会发现绝非如此。从标题的命制上就足见她对于女性才华的肯定。所谓“诗纬”，乃是赞女性全然不输男性，亦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事实上，明清之际女性作品选集数量极多，其种类之繁远超往昔。据山东大学蓝青博士考证，17世纪的女性作品选集高达40余种，大大超过了前代女性作品选集数量之和。而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书商和读者的喜爱，除了因为它是第一部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女性文学选本，更与其在编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脱不开联系。

《名媛诗纬初编》合四十二卷，共收录女作家847人，作品2028篇，以编者王端淑的63首诗为末卷，以自己的诗压轴，体现出王端淑对于自己才华的自信，颇有压卷自傲之风。《名媛诗纬初编》中的女性作者分布甚广，既有宫闱丽人、名门闺秀，也不乏一些出身低微的青楼女子。可见王端淑收编女性作品时不以其地位为重，而全看其诗歌创作的才华，表现其对于文坛上留下更多女性声音的希冀，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其对于优秀女性作品之不传的忧虑。在时间跨度上，其所选女作家也相差较大，上至汉魏，下至明清的女作家都被为其收入囊中。其独特之处还在于编选时打破了以史为序的习惯排列，创新了编选的组合形式。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另一部由女性辑撰的女性作品集：沈宜修的《伊人思》而言，王端淑还在《名媛诗纬初编》中加入了自己精彩的点评，表现女性对于女性诗作的独到见解，虽然由于战乱和丈夫仕途的坎坷，王端淑的生活一度囿于困窘的境地，但她却从未因此而降低对自己作品的要求，相反，在创作编纂方面成果斐然，甚至，正因为王端淑自己也体会到了名媛养家和女性在那个时代发声的不易，而在为女性突围扬名方面有着更坚定的决心，在编选时尽可能将自己觉得有才情的女子尽数选入，辅以以自己作为女性之视角做出的点评，帮助读者理解，并将其出版，使得更多女性原声之音得以流传。

整体而言，《吟红集》的出版使得王端淑的才华为世所见，而《名媛诗纬初编》的出版则彰显出明末清初的女性文学在更广泛传播层面的接受，并对今后女性文学的编纂和选评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后蔡寿祺的《豫章闺阁诗钞》、冒俊的《林下雅音集》、沈善宝的《名媛诗话》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的影响，这不仅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女性创作高潮的到来，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女性的独立人格和才华进行了认可，其对于女性才媛文学的传播学贡献不容小觑。

二、王端淑出版作品的支持者

王端淑的作品能够进入公众领域出版传播，是明末清初的职业女性拥有崭新社会空间的象征。然而，她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身边人的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她的丈夫在她出版作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这样一位如此有才华的妻子，丁圣肇深知自己不能与其相匹，于是全力支持着她的事业，还曾写下过：“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内子其有以勖哉”表现出他对于妻子所取得的成就的赞赏。他还满足于做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去联系文人帮助自己妻子作品的出版，以提升妻子和其作品的声望。比如，他就曾带着妻子的手稿拜访著名诗人毛奇龄，请求他为妻子的作品作序。甘于充当这样“中间人”角色的丈夫并不止王端淑的丈夫一人（如明清之际另一个女诗人黄媛介的丈夫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属于少数。因为如王端淑之流是自己拥有社交关系，而不是依靠丈夫社交，毛奇龄原本也是王端淑的朋友，因此不存在丈夫代替她与外界沟通的情况，在这种故事里，丈夫更像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

除了丈夫丁圣肇之外，王端淑的父亲王思任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虽然王思任因拒食清朝之粟而早亡，未给王端淑的出版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但是他如此刚直不阿的气节却直接影响了王端淑的诗文创作。此外，他还曾多次盛赞自己女儿之才“闺秀能文，终究出于大家”，还曾鼓励王端淑“汝曷不为女状元”，又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正是这样积极的引导，才使王端淑得以在文学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此外，王端淑的几位兄长也曾为其出版历险给予了支持，并奉献了几篇贺词式的序言，是为对于其出版事业的直接支持。

除了家内之人，由于明清结社之风盛行，王端淑还因其罕见的文学才华被获准进入文学社团和男性文人交往。在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中，尚保留着一份资助王端淑出版《吟红集》的资料，那是一份署名为“同秋社盟弟”的47位浙江文人的签名，虽然今已不可考王端淑究竟是作为丈夫的随从还是作为正式的社员而在社团内和男性文人们交往，但至少可以看出女性的才华在当时是受到部分男性文人肯定的，并且女性进入男性社团也并未引起“性别倒置”带来的一系列窘迫的情况，并且热心的男性文人还积极地为王端淑的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王端淑出版作品的社会评价

明清时期，出版业以道德指导书籍和传记形式给社会提供有关女性的故事和图画，一些有关“女英雄”形象的故事内容不断增加，读者大众对于妇女故事的热情也越发高涨。而这些书籍的新奇之处就在于对女性混乱的身份体系和社会性别分类的展示，这类书籍受欢迎，实际上也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性别混乱外再建秩序的一种需求。而王端淑作为一名职业作家，虽然她写作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游手好闲的丈夫缺乏才能，无法支撑一家人的开销），抑或是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可辜负，无论是何种原因，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出现在市场上无疑是迎合了人们需要的。许多女性因怕出版作品而被打上“追名逐利”的标签，因此选择将自己的作品封存不见天日，而王端淑则选择勇敢地将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这就已然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因此，在王端淑的《吟红集》等作品出版后，许多男性文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徐野君就曾在书信中肯定了王端淑的才华：“夫女子之异于男者，徒以其形质耳”。或许是因为王端淑善于用男性的口吻书写心中的笔墨，这反而给了批评家们新奇之感，实际上，即使在一些传统观念中属于男性的题材里，王端淑也能胜出一筹。比如在其于1648-1649年間为殉难的忠明之人写传记时，男性文人可能会着重于描写殉难者的家族血统或职业生涯，而王端淑则关注了他们殉难时的心理活动：“乞丐放声大哭曰：‘崇祯皇帝真死耶？’连拍心胸数十，望北叩头数十，赴河而死。”如此生动的笔墨，读来如小说一般，全然不同于男性刻板的描绘，这其实也与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有关，男性虽然从小受到教育，但这种教育大多是为了科举考试的目的，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压抑了个性思维的发展，转以官场的固化思维来教育，而书香门第中的女性读书则全然出于兴趣，并无科举考试的要求，也就更容易有别样的神思妙笔。

不过，这种“新奇”也给王端淑的作品带来了一些负面的评价。一些批评家们针对王端淑个人进行攻击，这种攻击不局限于她的举止，还包含她的作品在内，认为其作品“不守规矩”。不过，从传统道德的层面去理解，这种批评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在传统道德层面，一贯认为女性的生活应当是沉默无知的。

事实上，不论是持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都没有破坏社会性别体系的前提：支持者和批判者都把王端淑和男性去进行比较，差别仅在于支持者认为王端淑也可以称作是有才德的“男性”，即抹去性别后对她的才华加以肯定。而否定者则认为王端淑违背了传统女性的价值取向，次于男性的地位。这两种批判角度都不约而同地将男性归于更高的价值层面和社会性别等级。因此，王端淑并不是逃避了传统妻母角色而存在的，恰恰相反，她在公众场合找到那个合适她存在的位置正是出于支撑其家庭的需要。因此，尽管表面上王端淑作为一个个体似乎获得了某种传统价值上的解放，但实际上社会中的其他女性如果不做出危害其“良家身份”的举动便很难获得这种“解放”，因此，社会整体性别体系的不平衡仍然没有打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强化了。

四、总结

明清时期，以王端淑为代表的江南的名媛闺秀们用自己的才情和思想，在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璀璨闪耀的轨迹。她们在不突破传统儒学体系框架的前提下，开创了一方广阔的天地，给后代才媛作家的创作和出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并且，她们努力的意义，不仅是为一个后代提供了示范的作用，更是给人们自古以来对于才女的形象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灵感：理想的女性形象不仅应该有着美丽的外貌和纯良的品格，更应该有着丰富的才情和深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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