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探析近现代中华文明社会结构的变迁进程。以宏观的视角进行述评的同时，结合中微观的相关研究来做相应的结构分析。从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角度简述社会结构的内涵、研究理论和方法，综合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政党组织活动、文化结构等构成要素，分析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各种因素。整体把握近现代中华文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互动关系，探析中华文明现代转向以创建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道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稳定和均衡的发展。

[关键词]中华文明;社会结构;文明新形态;均衡发展;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5—0102—11

[作者简介]刘田，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文化理论。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理论概述

分析社会结构具体形态的过程中，运用动态的视角考察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以呈现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为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梳理出一种新的逻辑视域。“社会结构”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之中有着广泛的运用，由于学科属性的差异，导致其具体定义具有多样性，我们尝试找出其本质属性。社会结构广义上是指以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综合互动形成的有机体，而狭义上的内涵指的是社会学学科中的社会阶层结构。法国学者孔德（1798—1857）认为，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指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组织体系的有机形式，以及它们相互维持协作的生成发展机制。英国学者斯宾塞（1820—1903）进一步说明社会结构可以分为支持（生产领域）、分配（市场机制）和调节（国家机构）三大体系构成的有机整体。法国学者涂尔干（1859—1917）在理解社会结构时则将其划分为以初级分工形成“机械团结”和以高级分工构建“有机团结”的形式。[1]美国学者帕森斯（1902—1979）从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出发，认为社会结构包含执行“适应”“目的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

政治学大多倾向于从中观与宏观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如马克思倾向于将人的活动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着重分析经济基础的重大影响机制，阐述市民社会结构与民族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同阶级阶层在市民社会结构中的行动选择，建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矛盾斗争辩证统一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在徐光春、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義大辞典》中指出，社会结构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该辞典总结认为，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基本领域。其中社会经济结构是基础，政治结构是基本保证，文化结构是灵魂，三者有机统一构成社会的整体结构。[3]

综合而言，结构性分析的功能在于它是基于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或社会集团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构建一种社会互动融合机制的。在结构性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较为充分地关注结构内部要素的演变发展以及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方法能够有效考察社会资源连续分布中形成的等级差异和阶级冲突。[4]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则可以从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层面，从群体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层面，从城乡结构和社区结构的层面，从就业结构即劳动力结构的层面以及阶级阶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一个社会的具体构成情况。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运用更微观的视角来研究现代社会的具体变迁机制已经成为比较主流的理论方法，而从宏观的角度用阶级冲突的范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的方法逐渐淡出。以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审视，从1840年到1949年直至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社会结构的分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有学者综合分析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因;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关系主要以血缘、地域而形成，而阶级的形成则主要由社会分工而产生。[5]黄光秋等认为社会结构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构成的有机联系，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具有第一性的作用，上层建筑具有“第二性的作用”。[6]张子礼等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经济基础是基础性和主导型的领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附属性的领域。[7]当然也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王晓升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再思考后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是互相渗透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将之明确地分割开来而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8]

探寻中国自1840年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学者们从乡绅制度、科举制度、土地制度等不同维度对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研究。针对民国时期的历史，开展政党组织制度对于社会结构变迁影响机制的研究。以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对计划经济的一体化国家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呈现的社会分层形成多元化进程进行探讨。在此之外，有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问题。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社会结构的研究给予了有益的启示。他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其能够将党和国家的指令传达到社会基层。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将乡村与城市有效地联动起来，形成了有效的社会整合，高效率地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进行生产活动，从而不断推进民族国家的现代整合。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并没有详细分析民族国家现代整合的具体机制，倾向于用一种宏大的视角概述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中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和学习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思想的激荡中逐步确立了以争取民族独立为时代主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和共产主义互动和对抗，由于共产主义理论逻辑的严密性和清晰性，列宁政党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构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量，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胜利。在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家以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一步整合传统社会继续向现代社会过渡。传统农业社会经过生产合作社到农村公社的结构性调整推进国家实现初步的物质积累，为中国构建现代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建设的前30年即从1949—1979年，虽然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有过波折，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是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调整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辛勤的劳动和分配机制的改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为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共识。

二、中华文明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的要素研究

（一）中华文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要素分析

在传统社会之中由社会分工产生社会地位的差异，近代传统社会结构大体上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绅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首位，平民可以通过科举实现社会地位的晋升。鸦片战争后，中国稳定的社会分层被逐渐打破，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引发了士绅阶层整体性的社会流动。中国社会结构从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开始，倾向于一种从身份等级社会向职业分工阶层社会的变动。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从士绅阶层对社会结构变迁的作用来看，清政府废除科举而改办新式学堂的初衷是希望培养一批爱戴大清王朝的人才，而无论是在国内学堂还是出国留学的学生，拥护清朝政府的人并没有多少，反而是在他们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10]

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工厂手工业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列宁认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就是资本输出。[11]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遭受外来文明的严重冲击，西方各国的坚船利炮，加之品类繁多的商品、基督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由通商口岸波及内地，从城镇扩散到乡村，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受到激烈的震荡。在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猛烈冲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一种调试的阶段：旧有的政治权威和制度体系已然瓦解，新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没有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混合社会结构。在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主要由西方列强支配，直至30年代西方列強在中国仍然保有并维持着他们的特权，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如何更好地解决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的核心问题。[12]

（二）中华文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要素分析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1912年7月）中指出，“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13]而在经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种社会组织和革命政党相继组建。在这一时期，组建了各种形式的工读互助团及开展了赴欧勤工俭学的活动，在这些团体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组织。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4]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主张由国家制定相关土地法律，国家就土地估价征税及必要时收买;诸如银行、铁道、航路领域由国家经营管理，防止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并认为中国以农立国而农民所受痛苦为最大，当设立土地金融以解决农民资金之匮乏。对工人失业者，国家应给予及时的救济。“……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15]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大力创办国有企业，用国家行政命令对金融、铁路等经济命脉领域进行垄断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有学者指出，这些财富表面上归国家和政府所有，但实际上被部分官僚所控制，逐渐演变成所谓“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垄断经济的局面。这与孙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背道而驰。

而以郭沫若、王学文、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论证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论断的合理性。陶希圣认为中国治乱的根源是具有游惰性、倚存性、争讼性士大夫阶层造成的，而在国民党的社会治理中需要特别防范士大夫形成官僚化的弊害。[16]“1900年以后，……曩昔以做官买地为荣的士大夫，现在起而经商，故乡村商会会长都由商人兼士大夫那些人担任的，从前崇拜身份，现在则崇拜金钱了。于是有下列两种结果！1.士大夫身份一部分崩坏。2.政府的基础从乡村移入城市。”[17]崔之清主撰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分析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组建、活动和蜕变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郑大华等著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经典文化转型》主要从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治制度结构等方面分析社会结构变迁引起文化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三）中华文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社会结构要素分析

何中华（2011）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家国关系及权威认同造成了纵向型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仍然对整个国家的社会运行机制有着重大的影响。[18]杨光斌等（2016）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和单位体制消弭了阶级冲突和对抗，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形塑了不同于西方阶级关系的新型社会结构。[19]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李远行等（2019）认为，南宋到1840年间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乡土社会，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村落社区和家国儒家化政治。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中呈现原子化个人、强制经济体制和国家政权建设等特殊社会结构状态，改革开放后呈现人的再原子化，市场经济化以及乡村呈现失序危机的社会结构变迁。[20]陆学艺（2010）认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标志性指标是中产阶级的比重;2008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占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与现代化国家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差异。[21]李文（2015）认为，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老龄化问题凸显，贫富分化造成底层过大、中层过小的局面。[22]

张继焦（2018）在研究当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认为，政府、市场和社会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政府具有主导型作用，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企业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将会持续增强。[23]胡鞍钢（2018）认为，中国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主要由经济结构（投资、出口、消费）、产业结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公共支出结构等方面构成。[24]龚维斌（2019）认为，改革开放到当下我国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与职业结构、城乡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中呈现老龄化风险、阶层治理风险、社会阶层固化和阶层群体冲突风险等特点。[25]从这些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必要性的结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需要强调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以解决相关基本民生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完善。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华文明近现代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

（一）中华文明社会结构变迁中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梁启超探讨“政治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牵动张东荪进而讨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从理论上单单讲国家政治上层的推动作用，容易陷入过于高远的阔论之中。仅仅强调社会大众的自发力量，而没有经过有效组织的广大民众是难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近年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与秘密会党组织的关系表明，秘密会党组织在革命之中发挥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但其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决定了其与代表先进方向的革命政党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冲突。[26]没有先进思想指导和进行组织的社会大众或秘密会党难以持续发挥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历史。恽代英针对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者主张的用民主来取代君主的制度，强调指出，需要积极推进公民素养的健全以避免现代政治民主可能造成的混乱局面。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缔造者的蔡和森认为，在社会革命和发展的过程中，共产党可以在无产阶级运动中起到神经中枢的作用，可以是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和作战部。李达认为，共产党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柱石，有共产党的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有胜利可言。陈独秀更加明确地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7]在复杂局面下，需要避免产生简单的思维方式，陈独秀进步一步指出“以为清朝倒了人民便有自由幸福，后来又妄想以为袁世凯倒了人民便有自由幸福”[28]的谬误。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与尼采批判的那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采取极为简单的前提，主要靠想象而不是现实的努力来实践正确的主义和信仰。而中国社会革命和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一方面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现实的努力”即革命实践来推动旧有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的转变。

冯尔康在《中国社会结構的演变》中认为，近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比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西欧国家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农民阶级在近代社会中还须在政治上充当主力军。[29]依照中共二大以后形成的革命方针，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等到这一步完成以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它是以这样一个判断为前提的，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完全背叛革命，革命的最终动力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来完成。有学者基于相关分析认为，新政权的构成不应再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在内，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30]基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分析和理论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此一阶段积极开展土地革命以推动中国社会结构中农村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调整。

在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之时，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宁粤对峙事件，结果是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实现宁粤和解。此一事件呈现出中国当时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这次政治更迭实际上显示了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的统一，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实质统一问题。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以社会上层为主的社会集团。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才开始重视民众运动，但还是偏向于做上层工作，而共产党则主要注重做基层工作。在这一时期，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更多地致力于群众运动，尽最大可能地将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有学者分析1920—1930年中国苏维埃革命在江西、福建风起云涌的各种影响因素，除地理环境因素之外，正如黄仁宇探查到的“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31]。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主要活动范围几乎全在农村，积极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同时，团结广大农民，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清廉作风和合理负担来动员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1945年春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达到90余万人，党员数量由抗战初期的2万余人扩展到121万人。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个时期九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国民党没有解决好农民的生存问题，也无法解决好城市中的经济问题，其统治基础开始发生严重的动摇。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酝酿着巨大的调整契机。

（二）中华文明社会结构变迁中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近代中国频繁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在经济上也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同西方国家用所谓的“现代文明”的话语权美化其侵略行为，即便中国遭受旅顺大屠杀以及被迫割地赔款，国际上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甲午之战中日本的侵略行为是现代文明对封建野蛮的正义之举。[33]历史警示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只能是镜花水月的虚幻想象。

在农业经济上，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间与1916—1926年间河南农业情况的对比，农业呈现出较为缓慢的发展态势，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只在较小程度上有所提高。有学者据此认为抗战前十年农业的缓慢发展是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34]乡村建设理论派的梁漱溟认为土地上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耕地不足，人多地少;二是土地使用不太经济，没有做到合理使用;三是分配不均。梁漱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实行土地公有以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主张通过金融系统和国家立法的形式给予农民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鼓励并帮助农民购买土地，从而“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在当时国民政府不代表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这种设想只能是理论上的玄想。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没有明显的阶级分裂，中国最为典型的存在是士人;“过去之中国可以说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近代的英美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最近之苏联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文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乡绅和较为富裕的阶层较多进入城镇及大城市生活，传统社会结构已经逐渐步入分裂状态。乡村建设派不能在经济上有效减轻农民的负担，也无法推动农民摆脱政治上受到的各种壓迫。

学者翁贺凯指出，张君劢敏锐地看到欧洲的商业发展有殖民海外的辅助，靠剥削海外劳动者而处于高速发展状态;而当时中国只能靠本国的内部经济，所以单纯走工商发展之路是行不通的。张君劢的观点只是看到殖民经济对原始积累的重要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先取得民族的独立。吕新雨赞成梁漱溟的看法，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没能完成对于国家社会基层的整合;而中国共产党的团体生活和政治生活可以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35]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原因使得我国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对农村的高度整合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逐渐深入调整，詹宇波（2010）在差序格局的视角下研究“国家权威—关系权威”认为国有部门控制的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是由关系权威来配置的，这一状态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将逐渐减弱。[3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持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稳步推进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好地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以纠正市场机制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功能，进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

（三）中华文明社会结构变迁中文化结构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中华传统经典《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可以在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和优化中占据重要的主体地位。在文化传承和吸收外来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和主体性，不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失去自己的“本有”文化的丰富底蕴和深厚的人文传统。邵书龙（2012）认为社会结构变迁不仅应当考虑经济层面的市场机制、阶级阶层模式等影响因素，还应当深入考察基于身份的文化传统及教育体系的分层机制对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影响机制。[37]

吴小珍（2012）认为传统文化之下的家族结构在面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冲击之下进行了重构。刘忠魏（2014）认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具有二重性，一是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理念的知识存在，二是由此而生成的行动策略性知识;前者是社会结构的根本，后者是社会结构主体关系的依据。这一研究表明社会的文化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现实演进路径具有渊源性的深刻影响。陆铭等（2013）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发展道路在以法治体系作为规范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儒家文化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协同的非正式制度。[38]而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中，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如诚实守信等社会文化对于现代商业文明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积极功能。

在经济发展领域仍然蕴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张继焦（2014）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形成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伞式社会”特点，即由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形成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同时在这种关系之中也呈现了政府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间的亲疏关系。[39]政府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物质利益的牵涉，但深入考察后会发现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中主流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氛围对于经济的发展仍有重大影响：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公共精神文化对于政府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采取的差别政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相关研究中，江龙等（2016）认为，我国当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出一个有机的整体理论，引领和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并最终达到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目标。[40]

无论是传统文化为顺应现代生产方式而进行结构化调整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共享”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厚底蕴。要培育新时代文化的“共享”精神，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应当在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采取一种平衡的政策指引和行动机制，推动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理性的持续生成。从长远来看，应当公平地对待国有经济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我国才能实现对现代生产方式的超越以开创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社会结构。

四、中华文明近现代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演进研究

（一）中华文明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社会的演进

金观涛在相关研究中认为，如果把1901年清政府新政到1916年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看作一个连续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绅士公共空间的成长和失败经历，它明显存在着政治理念被相应实践否定的过程，晚清到民国初年的社会变革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政治无序。朱新山（2010）认为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绅士阶层向城市迁移，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格局;小农阶层的破产和贫困化造成了乡村结构大规模的动荡。[41]

面对时代巨变的历史现实，中国的社会结构需要中国人民主动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和完善。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认定，中国在30年代的任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到了40年代，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认为“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与毛泽东的观点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张君劢的观点，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工农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但不能用阶级斗争来打倒资本家和大地主。在张君劢看来，中国应该走的是英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外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42]这一理论与费正清的西方文明冲击与中国文明的回应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费正清的理论更偏向于说明中华民族在面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冲击之时被动回应的地位和角色。而毛泽东作为更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性质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对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着重强调指出，明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和实践路径，需领导中华民族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行艰辛探索和伟大斗争。

（二）中华文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演进

杨东（2013）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会的制度实现了对基层社会权力的重塑，重新整合基层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43]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结构的转变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首先需要消灭地主对于土地的集中占有，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44]一方面是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以发展高精尖的国防技术;另一方面是国内工业化的需要，中国需要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在短期内对农村实行了从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整合，主要是为了集中调配农业农村的农产品以有效支持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技术研究和体系建设。

总体来看，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定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是十到十五年，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底进行社会主义三大领域的改造，大约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在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上建立现代国家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军工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力量。

（三）中华文明自新时期以来新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整体演进

我们把这一阶段的起点定位于邓小平领导全国人民推进的改革开放时点上。陆学艺（2009）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大变迁的时间点定位为1978年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开始，他认为从1840年到1978年中国仍然为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45]孙立平（2009）认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的分化逐步向结构的定型化过度，但社会结构中呈现的是更大层面的断裂与失衡，进而形成碎片化的社会生态。王浩斌（2010）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反对国外敌对势力即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封建势力的腐败政治势力即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以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建设之间的有效协调共进的历史进程。[46]吴玉敏（201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变迁为多元阶层利益分化的局面，农民、工人群体底层化、弱势化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根本原因是分配结构导致的贫富差距擴大，由阶层固化形成严重的机会不平等。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从社会现象或事实的层面来分析，指出具体问题的同时提出相关建议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进而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调整。

骆正林（2013）认为从1976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引发经济结构由单一的计划向灵活多元转变，政治结构从高度集权向有限分权转变，阶层结构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个阶层转变，意识形态结构由单一的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变。[47]张清津（2014）认为当代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肇始于农村产业分化和劳动分工，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使得农村劳动力独立于家庭或家族，农村生产的专业化形成了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姜裕富（2015）考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分析农业发展中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认为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主体的协调互动才能更加高效地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的均衡发展。[48]李路路（2019）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分配和控制的社会结构变革;改革开放后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谢遐龄（2014）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主流形态与社会各阶层构建的社会一体性结构，土地改革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构建了伦理关系，而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导中国社会结构从伦理型向理性型社会转变;而中国社会要从伦理社会成长为理性社会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49]

五、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社会结构分析理论

有学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为两极对立的二分结构，当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仍然坚持用阶级对抗的分析模式显得捉襟见肘。[50]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两极对立的或矛盾的分析方法，它在关注问题呈现的对立矛盾同时注重以辩证统一的理论方法来解决问题。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持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所运用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物质利益的分化必然产生组织的多样化，同时会产生各种阶级阶层利益的分化甚至对立。由于利益的分化，在阶级阶层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人为地否定阶级阶层冲突的存在，或是主观地消灭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用这种分析范式发现矛盾冲突的中心症结所在，通过推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实现社会发展进而实现矛盾冲突的化解。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引起社会结构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阶级分析方法是立足于现实发现问题并有效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和方法。

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本质，是由于人类社会生命主体的现实活动呈现出来的一种不均衡状态。社会本身的不均衡状态具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机制，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需要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阶级分析方法本身彰显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问题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有效帮助人类社会发现并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遇的内在危机。在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状态之中，在面对具体的矛盾和冲突之时，我们需要站在更为开阔的高地，以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想格局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进而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更加稳定和均衡的全面发展。

（二）近现代中华文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社会主义的积极功能

费正清把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本质上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发展主体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并进而得出结论说“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具有较为合理性的解释可能是当时的政治诉求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充分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发展抑或迟滞不前的状态。近代的中国要发展出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强国是当时的各个西方国家不愿坐观其成的，中国的道路是首先需要争取民族独立和推进国家制度与社会基层的有机整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我们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回顾百年历史，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和文化繁荣还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51]中国从传统社会结构到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革新，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持续加速，对阶级阶层的任何理解必须放置于对经济生产和产品分配、消费及剥削过程的分析之中。[52]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探索构建了一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彰显公共理性精神的社会结构。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我国逐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两弹一星”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彰显了社会结构革新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建立的工业体系对于中国在21世纪的产业升级具有重大的奠基作用，其中国防工业的建设为中华民族争取到和平的外部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力量。十年“文化大革命”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稳定性，而之后的拨乱反正也彰显了党的自我净化和革新力量。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的持续革新和政治秩序的稳步调整奠定了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共识。

（三）中华文明现代社会结构的均衡演进及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对于1840年到1949年的社会结构，主要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性质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这一阶段的社会结构。而在这一阶段首先需要考察民间组织、革命政党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国民党组织的活动，按照其“一大”时的宣言来看，国民党力图吸收和组织社会中的农工商各类阶层，而试图排除士绅阶层。国民党主要通过农工商各个阶层的联合来完成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在形式上构建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形式，但这一国家形式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残余势力的干扰和世界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洞察到中国社会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劳动者阶级受到多重压迫的社会结构。要改变这种严酷的现实，必须组织广大的基层民众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族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建立新中国之后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华民族逐渐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持续推动城市和乡村社会结构的相互融合与革新发展。在物质文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新时代，更加有效避免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变异或文化结构出现严重不均衡的内在危机。社会学领域研究和关注的很多问题，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完善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我们发现，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层面来研究社会结构的演进。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與现代世界体系演进中，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的文化结构还有进一步进行体系化拓展和深入分析的必要。文化结构的梳理和总结对国家的现代发展具有深厚的内在支撑功能。

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之下，需要推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协调我国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相互支撑作用，以实现社会结构更加均衡和更加稳定的发展。在面临国际国内社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思想已然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在全面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另一方面，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新时代，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和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功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以世界历史的长远眼光和开阔胸怀，在吸收世界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结构演进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之间更为有效的耦合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家战略。以物质文明建设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以政治文明建设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以社会文明建设推進人民现实生活幸福和谐，以生态文明建设保证人民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领导中华民族通过百年奋斗，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整体革新。新时代中华民族已然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是在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吸收了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之上构建出来的一种有机文明体。中华文明实现了自身的涅槃更生。中华文明新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价值共识。中华民族必将创造出更加富足的物质财富，实现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必将迎来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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