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迪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2）

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是战后英国第二次戏剧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性剧作家。他的戏剧针砭时事、讽喻当下，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巴黎学生运动的失败，英国国内左翼理想主义激进团体走上暴力复仇的道路。在盛行于1952 至1972 年间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影响下，一些边缘文化群体通过制造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暴力“情境”（the Spectacle）传递其打击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意旨。类似事件如1971 年英国左翼激进团体愤怒旅（The Angry Brigade）对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l）议会的炸弹袭击。受这次事件启发，在创作于1972 年的戏剧《高尚》中，布伦顿通过反传统的戏剧人物形象、拼贴断裂的戏剧结构、唱和式的节奏性对白、评论性对白等间离性戏剧手法的运用，呈现了理想主义的虚幻性。主人公杰德“情境”式的报复行为充满荒唐与徒劳，从而令悲剧的净化效果被削弱，以惋惜与讽刺的基调在观众群体中实现了理想主义祛魅化。

一、理想主义幻灭的时代：《高尚》的戏剧创作背景

《高尚》的剧情由一群青年人占领一处荒废的民居展开，这些理想主义化的青年想表达对政府住房政策不满的政治诉求。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表现出无能、分裂和封闭。他们嘴里喊的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口号，做的也仅止于张贴标语、占据领地把自己和外界分离开来而已。戏剧的冲突在城管警察进来执法的一刻升级，在混乱的冲突之中，警察误伤了怀孕的玛丽并导致她流产，而她的情人杰德则被判二年监禁。当杰德从监狱里出来之时，他偏执地要向代表反动势力的政府机器复仇，潜入一名前托利党部长的花园，劫持了这名官员并在他头上绑上了甘油炸弹。最终炸弹不仅炸死了无辜的官员，还毁掉了充满理想主义信仰的杰德。

在一次访谈中，布伦顿坦言，“《高尚》一剧的很多观点都来自对1968 年五月巴黎事件的记录……它毁掉了我们对嬉皮士文化、自发性自由和无政府政治行为的狂乱追求。一代有理想国梦想的人被重重地踢了一脚——没有死去，但被踢醒了”时隔五年，布伦顿创作《高尚》一剧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描写巴黎事件所代表的理想幻灭和非主流文化（alternative culture）的失败，更多的则是呈现巴黎事件的后遗症，即一批偏执的左翼人士在情境主义国际思潮影响下所做出的一系列荒唐的报复行为。从总体上讲，兴盛于1957 年到1972 之间的情境主义思潮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情境（Spectacle），社会中的阶级压迫不再仅仅是生产关系下的压迫，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符号对个人的压迫，包括政府、媒体和资产阶级文化等，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的情境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因此要改革社会、消灭压迫，从而构建一个理想主义化的社会。对于左翼人士而言，就要以“情境”反制“情境”，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行为来打击资产阶级文化“情境”符号，例如政党官员等，即使对方只是整个制度的“替罪羊”。布伦顿在《高尚》中要表现的就是对这种情境主义理论指导下偏执行为的揭露和否定。这种象征性的反文化情境行为在巴黎事件后屡屡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剧中杰德绑架托利党部长的事件原型直接来源于1971 年“愤怒旅”（The Angry Brigade）对罗伯特·卡尔议会的炸弹袭击。“愤怒旅”是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在1970 年至1972 年间连续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事件。在布伦顿看来，20 世纪60 年代的非主流文化所提倡的“理想”已经失败了，他们非但没有改变社会现状，反而沦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这成为一代人永恒的遗憾与惋惜。创作于1974 年的《高尚》以陌生化的视角重新将理想主义情结的失败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观众的心理层面上实现了对理想主义的祛魅，从而敏锐地切合了时代情绪，成功地促进边缘意识形态向主流的靠拢与融合。

除了反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高尚》的出现还是第一、二次戏剧浪潮交替，边缘剧场作家步入主流剧场这个戏剧发展大环境下的产物。从1969 年英国戏剧审查制度取消之后，一系列表达非主流理想（alternative culture）的边缘剧场遍地开花，成果斐然，如布伦顿所在的“便携剧团”（Portable Theatre）、“布莱顿联合剧院”（Brighton Connection）等。这些边缘小剧场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并通过巡回演出走遍了许多城市，从而积累起不少的观众基础。事实上，边缘小剧场和第二代戏剧家的出现影响力之大令一些主流剧院如皇家宫廷剧院等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用新秀替换掉一批已经成名的第一次浪潮作家如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和大卫·斯托雷等（David Storey）”。布伦顿得以进入皇家宫廷剧院（The Royal Court Theatre）就得益于对边缘剧院大为支持的导演比尔·加斯基尔（Bill Gaskill）的极力引荐。另一方面，布伦顿等边缘剧场作家感觉到边缘剧场已经走向没落，在理想幻灭的年代，其所要传达的“是非观”主题已经无法引起观众的兴趣，边缘剧场需要在主题、场景和表现手法方面进一步丰富来扩大对观众的影响力。在1975 年的采访中，布伦顿谈道：

“我觉得边缘已经失败了，它的失败正是源于整个‘非主流文化’梦想的破灭，那种理念曾经认为通过在身处的社会中培植另类的生活，使之像良性而有益的肿瘤一样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进而改变现状，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团体变得日益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进而窒息而死。”

对于布伦顿来说，主流剧院的舞台意义重大，比尔·加斯基尔（Bill Gaskill）为他提供的楼上剧院（The Theatre Upstairs）对他而言是一个检验边缘剧场主题和戏剧技巧的平台。他的观众从布拉德福特边缘剧院时期的学生群体扩展为不同类型的观众，其中大部分是从“60 年代末学潮中走过来的人”。因此，如何引起这类人群的共鸣并表现他们的真切关注是扩大戏剧影响力的关键。《高尚》是霍华德·布伦顿从“边缘剧场”（The Fringe Theatre）走向主流剧场的标志。从《高尚》开始，布伦顿的戏剧主题和表现形式都极大地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戏剧主题更加深刻，戏剧场景也更加丰富多变。

二、理想主义的祛魅：《高尚》中的戏剧呈现

《高尚》的成功还得益于布伦顿对德国布莱希特陌生化戏剧理论的借鉴吸收。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于20 世纪50 年代传入英国，其对英国戏剧的影响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得以显现。其陌生化戏剧理论的一个手段是间离化效果（The Alienation Effect）。布莱希特试图通过间离化效果打破资产阶级佳构剧对观众制造的戏剧幻觉，消除戏剧人物通过情感的宣泄对观众引起的共鸣性体验。其主要手段包括“反特质”人物塑造方法、蒙太奇拼贴式戏剧场景、评论式对白、歌曲穿插与舞台的多重组合等方式。通过拒绝将观众带入戏剧营造的虚假幻境中，布莱希特旨在传递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戏剧观，让观众对日常生活中的熟悉现象进行辩证的反思与审视。布伦顿在《高尚》中创造性地兼容并包各种戏剧风格与元素实现了布莱希特提倡的间离化效果，从而成功地对偏激的理想主义进行了祛魅化处理，成功地从边缘剧场（The Fringe Theatre）转型进而跻身英国主流剧院的舞台。

（一）反传统的戏剧人物

在布伦顿看来，理想主义的悲剧很大程度上通过一个“执拗的圣人”（Perverse Saints）的形象表现出来。在一个道德消逝真理不在的社会中，这个一意孤行、舍身成仁的偏执英雄形象一直不断出现在布伦顿的戏剧中，从《复仇》（Revenge，1969）中用暴力对抗道德沦丧社会的罪犯亚当·赫佩尔，到《恋爱中的克里斯蒂》（Christie In Love，1969）中爱到发狂甚至杀死情人的克里斯蒂，再到《血淋淋的诗歌》（Bloody Poetry）中藐视俗世伦理执意追求自由主义理想的雪莱，几乎每个布伦顿式的人物都可以被称为“偏执的圣人”。他“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宁折不弯，一路向前，终点只能是死亡。”这类凸显某个人物选择、挣扎和悲剧结局的“人文主义框架”（The Humanist Structure）在布伦顿看来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观众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在《高尚》一剧中，观众很容易聚焦在杰德的悲剧命运上。

但与传统悲剧人物不同的是，具有理想主义化特质的杰德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共鸣，与传统戏剧人物相比，布伦顿的戏剧人物融合了布莱希特的辩证视角与情境主义伦理观。在性格、行动与情境这三个戏剧要素中，布伦顿通过并置冲突性的行动并强调瞬时情境对人物行为的影响突破了侧重于表现人物心理、行动一致性等传统戏剧人物塑造方法。布莱希特认为人性本身是矛盾的，人性唯一的一致性在于人性的矛盾性，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此布莱希特拒绝描写具有一致性、同一性性格的人物。“人性中一以贯之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品格侧面都彼此矛盾”。情境主义者认为人性格中的特质是虚幻的，在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的二元关系中，美德伦理观过分强调了主观与内因对人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低估了外在情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布伦顿更直接地道出了自己的戏剧人物塑造原则，“历史、政治、舆论甚至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都会随着生活的压力而改变，如对金钱、住房、温饱和安全的需求。人们期望中的自我定位和实际经历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就是我戏剧中的人物塑造方式”。在《高尚》中，布伦顿通过呈现人物行为与其理想主义内在特质的悖论，以及情境对其行为方式的影响，间离了观众对理想主义悲剧式人物的情感共鸣。

杰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与其他乌托邦团体成员一起向政府的住房政策抗议，旨在唤醒麻木民众的共鸣。他自己对理想主义的特质深信不疑。然而随后的不幸遭遇改变了他，在经历了警察暴力执法与牢狱之灾后，杰德就一蹶不振，听不进任何身边人的劝说，终日思考如何实施报复行为，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却一直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崇高和理想主义化的。杰德对自己内在特质的错误判断正是美德伦理观对内心过分强调的消极影响。持特质观者认为特质是“一种表现出跨情境和跨时间稳定性的个体差异变量”，即无论情境如何变化，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特质永恒不变。然而在经历了创伤后，正是在虚幻的理想特质与消极人生情境的巨大鸿沟中，杰德才上演了一出暴力情境，绑架了一位素未谋面的议员，在他的头上绑上了甘油炸弹。至此，一个旨在用理想主义改造社会的青年沦为了乱用暴力的刽子手。布伦顿的这一戏剧人物塑造打破了传统观众对英雄人物的期待与共鸣，在布伦顿的戏剧中，每个人都是辩证的个体，是天使与魔鬼的合体，在人生情境的变迁中，人格特质的某一面会瞬间爆发，没有一种特质是恒定不变的。

在《高尚》中，人物特质的单一化与典型化只存在于人物自身的幻觉之中，即杰德认为自己的暴行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而人物的行为却恰恰违背了他主观意念中的纯粹性。杰德对无辜者的伤害构成了对其理想主义者形象的颠覆，从而打破观众对其行为的共鸣心理。

（二）拼贴断裂的戏剧结构

布莱希特主张打破传统戏剧结构的连贯性，换之以相互独立拼贴式的戏剧场景。场景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对照，在时空上迅速变化，具有蒙太奇的效果。场景之间的变化必然导致幻觉的中断和情感的间离。在《高尚》剧中，幕与幕之间呈现出断裂、拼贴式的组合；各幕剧彼此不同的风格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些方面都成功地打破了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共鸣与情感融入，从而形成了对理想主义的祛魅效果。布伦顿在谈到《高尚》的舞台表现形式时就坦言：

“我想要在这部剧中非常强烈地展现不同的世界。我认为戏剧家的弹药库里丢失了一件十分珍贵的武器，即利用完全不同的各种风格。如果我想写一个谈吐优雅的老者，我就直接对其加以表现。我并不关注戏剧是否保持某种风格或是其他，唯一的目的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对话的真实，只要是真实的，他们就会成立并相互协调。我只是想按照戏剧世界的需要安排相应的场景……如果你发现哪里必要，就安排合适的场景。”

在这种应景的戏剧场景安排原则下，《高尚》一剧表现出多元的风格，呈现出断裂、拼贴的戏剧结构，从而象征性地表现了理想主义者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脱节。全剧一共由八幕剧组成。第一幕是自然主义式的呈现，年轻人们在“无政府主义大本营”（Anarchist Camp）中进行一系列的布置和安全防范，张贴标语、钉死入口、用罐头食品冲击，并席地而睡。第一幕中的自然主义描写呈现破败的环境、青年人的苦中作乐和令人心酸痛惜的盲目乐观。一些评论家认为，“第一幕的自然主义特征令人回想到皇家宫廷剧院一贯风格，也呼应了第一次浪潮作家爱德华·邦德之风”。在这个意义上，布伦顿迈出了从边缘向主流磨合的一步。第二幕则由屋内的场景切换到“大本营”之外，两个象征政府机器的警察正监视着屋里的年轻人并谈论他们的行为。其中一个警察竟象征性地被布伦顿命名为“屠夫（Slaughter）”。在他们的谈话中，观众感觉到身为国家暴力机器的两名警察也对即将要发生的暴力执法感到无奈。名为“屠夫”的警察对另一个年轻的警察说道，“我知道你认为我是腐败的。”随即他又谈到政府如何用低价的搬迁费强迫住户搬走并在转让中高额挣取利润，并认为一切都是不公平的。第三幕短暂地揭示了这群年轻人中未婚先孕、吸毒等经历后，剧本的第四幕转到一个前托利党部长的花园，其中一名叫艾丽斯的官员是住建部的部长。在他的言谈中，观众看到了一个新式做派、媒体式的政客形象。然而他的迷人、高雅和都市气息却被左翼青年杰德视作英国“情境社会”用于迷惑民众进而加强专制的符号。于是该剧接下来的六至八幕呈现了从监狱释放的杰德与同伴威尔共同策划的恐怖袭击活动。应该说，该剧在结构上是明显断裂和片段化的，表现风格从自然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呈现出多元化现象。在这些片段中，布伦顿呈现了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嬉皮士的青年、乞丐、警察和官员，表现了他们边缘的社会生活状态。在这些分裂的、各成一体的片段中，布伦顿实际上揭露了理想主义者们的自我封闭，即和其他社会阶层划清界限、敌对对立，从而导致他们的行动缺乏执行力和影响力。虽然口中一直在谈论“人民”，走到“普通民众”中间去，但这些青年对同处陋室之中的乞丐熟视无睹。布伦顿在剧中戏剧化地呈现了这一隔离的一幕。

[维罗妮卡耸了耸肩膀，走到窗边把梯子推了下去。]

维罗妮卡：隔离啊。

[一阵摸索的声音。一个老人从墙角一堆废纸中起身。他穿着露宿街头者特有的厚重的，肮脏的衣服。他步履蹒跚地走到门边，没有理睬他们，拿出一把钥匙却失望地发现门被钉死了。他的姿势显出绝望的神态。耷拉着头在想着什么。双手在衣服上蹭了蹭。之后转身踉跄地穿过舞台，走进厕所的门。所有人目光追随着他。一阵短暂的沉默]

可以看出，青年人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人没有任何交流，而这些对象正是他们要唤醒、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不仅如此，就连理想主义者内部也是分裂不统一的。从第一幕开始，乌托邦小团体内部就对是否张贴标语、自己行动的意义表示困惑。一方面他们在是否张贴标语、标语是否没有褶皱这样的细节方面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叹抱负无法实现，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更凸显了理想主义的空洞和好高骛远。

（三）唱和式节奏性对白

在布莱希特的间离性戏剧理论中，歌曲的穿插与歌队的利用得到强调，因为穿插了歌曲的对白可以令戏剧增加娱乐的色彩，从而提醒观众正在演出的事实，进而打破并颠覆舞台幻觉。在一场描绘理想主义者苦中作乐的场景时，他们分发罐头的场面被塑造成一唱一和式的音乐剧：

[杰德从箱子里拿出烤豆罐头扔给克里夫，克里夫又将罐头扔给玛丽。一时间这些罐头在空中飞来飞去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维罗妮卡：浓缩牛奶

杰德：烤豆

维罗妮卡：腌牛肉

杰德：烤豆

维罗妮卡：爱尔兰炖汤

所有人：烤豆

维罗妮卡：沙丁鱼

所有人：烤豆

维罗妮卡：金枪鱼

所有人：烤豆

维罗妮卡：豆角

所有人：烤豆

……

唱和式的对白制造了娱乐的氛围中并且凸显了食物的重要性。理想主义虽能供给这些青年精神上短暂的麻醉，然而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重要意义在布伦顿看来则是打破理想主义幻想的利器。布伦顿在这里充分调动了观众对食物的注意力，尤其是众人不停地重复“烤豆”两字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渲染和写意，原本生活中的场景似乎变成了超现实的音乐剧，独唱和合唱彼此交映，充分突出了食物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布伦顿看来，正是因为现实经济问题和人内在基本生存需要令这些没有经济基础却要追求理想主义的青年无政府主义团体显得无知和天真。正如第二幕中的警察评价他们的行为时说道，“一些都是幻想，不是吗？”

这种唱和式对白在《高尚》整部剧中总共出现三次，除了上面分发食物的轻松场景，另外两处则显得沉重与讽刺。当警察冲进来执法的一刻，骚乱被引发，接下来的悲剧是通过杰德的独白得以交代，而伴随着沉重的鼓声，杰德的话语比真实的画面还要令人惊心动魄，那一声声重鼓仿佛敲在观众的心上。

[演员们冰冻般静止在背景中。灯光发生了变化。在背景中投下深深的影子。突然的一道X 光扫过。杰德的独白伴随着鼓点与众人的踏脚声响起，杰德直接对观众评论起来。]

杰德：他们就这样闯了进来。

[鼓声]

哦，他们都进来了。

[鼓声]

屠夫与他的帮凶们。

[鼓声]

法警与他的同伙们，穿着他们的大靴子。

[鼓声]

……

全剧的第三处唱和式对白出现在第一幕的末尾，讽刺了理想主义团体信仰的空洞与牵强。一群青年人蜷居在陋室中，舞台上传来画外音，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杰德、玛丽、威尔和维罗妮卡一声声地高唱着宣言，掷地有声，强而有力，然而在观众看来，这种理想主义情结只能是渐去渐远，丝毫无法引起他们对这种偏执情怀的共鸣。

（四）评论式对白

在打破幻境的戏剧方法中，演员通过直接向观众发表评论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引发观众思考。在剧本的末尾，当杰德劫持了艾丽斯并将炸弹绑在他头上时，他并不认识艾丽斯，也并不了解艾丽斯在政党中的具体工作，他只是把艾丽斯当成了一个替罪羊。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情境主义”所倡导的“伟大的姿态”理念，就是要用惊世骇俗的举动打破公共生活虚假平庸的面具，从而唤醒麻木的大众。戏剧的结尾出乎意料而又发人深省，当杰德第一次试着点燃炸弹导火线时，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杰德恼火地说，“为什么就没有一次成功呢？”之后他将炸弹扔在地上，突然间炸弹爆炸，杰德和艾丽斯双双殒命。在那之后，杰德的同伴卡迪夫以旁白的方式说出了令人深省的话，道出了布伦顿对理想主义的深刻内省。

[舞台上杰德和艾丽斯脸朝下趴在舞台上。杰德胳膊的位置怪异。烟从他们的尸体上升起。克里夫站在舞台下一边的角落里。他在一边说道：]

克里夫：杰德。白费。我不能原谅你的是那个。

[停顿]

你所有的愤怒都是白费。我不能原谅的不是谋杀，谋杀太平常了。也不是暴力，暴力每天都在上演。我所不能原谅你的，杰德，我亲爱的，死去的朋友，是一切都是白费的。

正如剧中维罗妮卡说的那样，“自由城？我讨厌我们说过的话。说我们一定要真的做下去。走到真正关心自由城的人们中去，为他们做事。我讨厌我们，讨厌做的这所有一切。十多天和跳蚤、罐头瓶为伍却从不怀疑我们在以某种方式改变这流血和丑陋的世界。”青年理想主义者们在用徒劳的方式对抗着并不完美的世界，一切都是幻想，是所有阶级都可以遥望但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正如剧中维罗妮卡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残酷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单纯的，只有想法太单纯的人而已。”

三、结语

作为从边缘剧场向主流剧院过渡的剧作，《高尚》标志着霍华德·布伦顿在戏剧主题和戏剧技巧创作方面的进一步完善。从戏剧主题上看，布伦顿戏剧对社会的关切从最初的揭露社会个别的不公平事件发展到对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理想信仰的深刻反思，从而在戏剧主题上传递了更普遍复杂的人文关怀。剧中“偏执的圣人”这一布伦顿式人物原型被赋予了公众意义，即执着于理想主义信仰，在情境主义国际理论影响下以一种所谓的“伟大的姿态”去向资本主义体系符号挑战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人物形象更容易唤起从六十年代红色浪潮中走出，身处于70 年代初保守党统治下的民众的精神共鸣，也因此触及了更广泛的社会情绪。在戏剧技巧方面，《高尚》充分调动了拼贴断裂式的戏剧结构、唱和式对白与评论式对白等间离化手段使得英国六十年代边缘另类文化群体的理想主义情结在戏剧中得以祛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