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主流电影形态的历史流变

从1905年《定军山》到1923年《孤儿救祖记》，中国人对电影已经不再是好奇心驱使，而是转变为意识到电影的宣传教化作用。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政治大动荡和社会不安使电影业陷入了“白热化”“恶性化”的商业竞争，掀起了“古装片”和“武侠片”的浪潮。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国共两党这两大政治、军事势力针锋相对的利益要求成为左翼电影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左翼电影发展到后期的国防电影，再到抗战电影，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决定一切，也决定电影。新中国成立后，电影首先在体制上迥异于早期电影，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即有计划地规划题材、严格掌握拍摄进度等。这一时期，工业、农业、战争三大题材影片及惊险片（军事惊险片和反特惊险片）占据主流位置。文革时期，“十七年”的电影队伍、电影作品和电影理论被全面否定，样板戏电影成为那个时代的“特产”；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第四代导演进行诗意现实主义创作。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视听革新、文化反思和历史解构成为他们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更加强调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在这一历史时期下，以主导意识形态为核心特征的“主旋律”电影被肯定下来。第六代导演与体质的对抗使他们呈现出“半地下状态”，聚焦小人物的创作视点，更加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使他们的艺术探索与政府导向发生疏离，难以适应市场。进入新世纪，“中国式大片”如《英雄》（2002）、《无极》（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成为创作的主流，但也迎来了从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男权暴力等多角度的批评。

对比这样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中国电影所展现的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以更加契合的方式弱化了意识形态，涌现出不少力作佳片，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如达成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大国形象、民族认同相融合的新主流电影，以2016年《湄公河行动》、2017年《战狼2》、2018年《红海行动》、2019年《流浪地球》等影片为代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刷新票房纪录的国产动画电影，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等影片为代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有《亲爱的》（2014）、《我不是药神》（2018）、《中国机长》（2019）、《夺冠》（2020）等，这些影片都实现了主流观众对电影娱乐价值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双重需求。

回顾韩国电影发展史，自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日本殖民者使用以“文化统治”为主的怀柔政策，同时对文艺、出版、集会自由放宽一定限制。这一时期，反应朝鲜民族遭受苦难的《义理的仇讨》（1919）诞生，具有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时体制下的《朝鲜映画令》更加注重对电影意识形态作用的考量，影片大多是以宣扬重塑韩民族之根为重点。1945年韩国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这使得日治时代的电影政策得以解除。同时，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表现民族受难、国家光复的抗日题材影片和针对社会主义朝鲜的反共题材影片在当时的韩国电影市场占据主流位置。朝鲜战争爆发后，战时纪录片大量诞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战后历史题材影片和家庭伦理剧的大量涌现使得韩国电影进入了中兴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代韩国导演在60年代开始不断涌现，他们以韩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为创作背景，结合西方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掀起了“韩国问题电影”的热潮。

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快速进入了消费时代，电影业受到电视业的冲击，加之高压的电影政策，即“优秀电影就是符合国策的电影”，以往展现政治、现实批判的影片已无法继续，随之而来的是与消费相关联的题材，尤其是女性题材颇有市场，而且电影的文学改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朴正熙军事政府垮台，新的军人政权政府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压力，重新修订电影法。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禁锢的逐渐解除，强烈刺激了电影的发展，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依旧是创作的主流，为韩国电影在1990年代后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是韩国电影向着全面市场化迈进的时期，题材和表现手法多样化。在政府的扶持下，韩国电影也开始走向国际，新世纪前后，受国际语境变化的影响，韩国整体的国民价值取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和老一辈导演对同一题材的拍摄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舍和创作态度。以南北题材谍战片为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为这类影片提供了历史背景，所以这类“反共电影”的主要叙事特征是在冷战隔绝的文化空间里架构的，主要表现为南北半岛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将朝鲜战争描绘为正义的南韩对抗邪恶的北朝鲜，通过将北朝鲜的“他者”塑造成邪恶形象来宣扬自身的优越性。如今，南北题材影片聚焦于民族性的认同以及民族分裂造成的心灵创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社会国民价值取向的转变。

纵观韩国电影发展史，和中国一样，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创作态度和电影形态。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韩国电影受好莱坞文化影响，在坚持本土化的同时进行类型化创作，淡化影片的意识形态性，努力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内容的批判力度。如《寄生虫》（2019）、《出租汽车司机》（2017）、《素媛》（2013），关照慰安妇受害者的《我能说》（2018）、《鬼乡》（2016），以及《特工》（2018）、《铁雨》（2017）、《共助》（2017）、《暗杀》（2015）、《柏林》（2013）、《嫌疑人》（2013）、《隐秘而伟大》（2013）等谍战片。

中国新主流电影类型创作主流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出现了几次主旋律创作高潮，《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票房折桂；《生死抉择》（2000）取得上亿元票房；经过市场洗礼后的创作者都已经意识到主旋律应该向艺术片、商业片渗透，将主旋律内容与类型片模式融合起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作策略。《云水谣》（2006）表面上是爱情片的叙事模式，实际传达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集结号》（2007）融入战争片元素，从个人角度反思历史。步入新时代，新主流电影也进入了类型创作主流化阶段。《湄公河行动》（2016）借助警匪动作片的叙事模式，对新时代国家形象的构建进行了类型化尝试；《战狼》系列以及《红海行动》说明现代军事题材在拓展表现空间上的成功探索；《流浪地球》（2019）填补了中国科幻类型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科幻片的元年。科幻片外壳下包含的是家国情怀，从而巧妙地将主流价值观输送给观众。电影将故事架构在未来和充满未知的宇宙，从家庭情感入手，以小见大，表现出舍小家为大家，共同捍卫人类生存家园的伟大胸怀，赞扬人们向死而生的勇气；从类型突破的角度看，电影一改好莱坞超级英雄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大格局。这些影片中所包含的正义与使命的主题，所传达的主流价值观不断丰富着中国新主流电影的价值体系。影片主题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将爱国主义热情与中国梦的表达欲望相结合，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意识形态颇具包容性的特点，同时也隐喻化地呈现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走向，凝聚了国家社会的文化认同。从类型角度来说，现阶段这些电影主要以警匪、军事战争、科幻、悬疑等元素为主，其类型模式还没有成型，但不可否认，中国新主流电影正逐渐走向成熟。

韩国南北题材谍战片叙事转向

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形势从本质上来说是意识形态对立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塑造成邪恶力量的朝鲜政府不再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电影对韩国社会问题和政治黑幕的揭露也重塑了观众对韩国社会的认知。观众洞悉了历史的真相，对韩国政府所代表的正义力量产生了质疑。同时，电影创作者把握最新风向，南北题材谍战片开始叙事转型，主要呈现出“反英雄”叙事的特点。这一“反”的是韩国政府刻意塑造的正面形象以及韩国传统电影中的英雄叙事。在新的“反英雄”叙事模式下，韩国政府和朝鲜政府被放置在同一道德水准上，政府官僚成为不可信任的一方。叙事从表现民族分裂转向民族认同，淡化政治意识差别，把矛盾归因于政府阴谋。《暗杀》（2015）通过一条家庭伦理悲剧叙事线，生动地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差异、阶级的对立是如何扼杀着人类的骨肉伦常。姐姐的戏剧性死亡让其成为政府阴谋的牺牲品，妹妹为姐姐复仇则表现了南北难以割舍的亲情；这种舍身相救的情节在《铁雨》中表现为兄弟间的情义，这其中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暗杀》中邪恶的子弹来自韩国，是韩国为朝鲜牺牲；《铁雨》中，邪恶的子弹来自朝鲜，是朝鲜为韩国牺牲。电影正是以南北民众互相牺牲的精神来抨击政府的权利阴谋，表达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特工》（2018）也展现出被两国政治权术操纵的间谍，愿意保护彼此的兄弟情义，直指当权者的政治阴谋是南北民族分裂之痛的根源。从韩国南北题材谍战片的叙事转向可以看出，电影创作者在重新审视南北关系、打破冷战意识形态方面所做出的现实努力。在创作手法上摒弃了将朝鲜塑造成邪恶势力的传统叙事手段，更加强调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进而反思历史，观照现实。

结语

中韩电影人也在不断更替的社会思潮中反思历史，批判现实，从而造就了不同时期的电影形态和创作模式。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电影的创作和发展方向。韩国南北题材谍战片跟随时代的声音，转换叙事方式，弱化意识形态；新主流电影跟随新时代的文艺发展要求，注重国家形象的建构，提升文化内涵，二者都在类型片的包裹下，潜移默化地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本文通过梳理中韩主流电影形态的历史和现实表达，类比中国新主流电影和韩国南北题材谍战片，探寻新时代中韩电影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类型表达上的创新，同时也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开放和包容的，同时也是多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