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玥

詹姆斯·W·凯瑞（James W.Carey）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凯瑞将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套与美国传播学主流的“传播的传递观”完全不同的传播理论——“传播的仪式观”。凯瑞认为，传播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或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通过传播人们能共享身份与文化，传播就是仪式，是对主体的召唤，是对现实的再现与重构。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2020年，中国首个国家级5G媒体平台央视频开设直播页面，对武汉市“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的建设过程进行全程直播，累计在线观看人数突破四千万，来自各地的网民组建起了全国最大的聊天室，实现了千万人聚集参与的远程“云监工”。本文试图从传播仪式观的视角出发，以央视频对以上两家医院建设过程的直播为例，总结出其信息传播渠道、呈现模式与传播效果，并指出在此新闻报道下公众的参与行为属性与用户行为的效果争议。

传播仪式观下的报道呈现

传播渠道：专业媒体网络直播。与传统媒体占据主流的时代不同，网络化时代促使信息传播呈现出愈发直观、清晰的世界，同时也促进了传播参与者的全方位、多渠道感知。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语境产生变化与特殊时期客观条件的限制下，用户通过互联网了解感知变化获取最新信息。央视频凭借其极高的信息相关度与其总台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平台的定位加持，迅速占领注意力高地，专业媒体属性与网络直播热点的结合成为特定时期的爆点话题。正如凯瑞在仪式观中所强调的文化共享理念，即传播并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的功能不在于表层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变化，而在于深层的文化理念、意识形态的变化。作为“仪式”的传播最基本的作用在于确认，该理念所涵盖的现代性包含社会中现代人对特定事物的关注，该事物的属性必须鲜明具有重要性，使传播参与者对共享文化予以确认。

呈现模式：快节奏下的慢直播。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升级，广播电视业进入数字化转型，与传统的电视播送平台相比较，全媒体时代移动平台逐渐占据更广阔的市场份额，不同的直播生态也不断出现，央视频此次对两座医院建设的直播便属于一种独特的直播形式——慢直播。作为快直播的对立面，慢直播具有时间长、无剪辑、原生态的特点，其重点在于突出直播对象与场景的现场情况和实时状态，使得观看者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现场状况。

追溯“慢直播”最早的案例是挪威广播公司（NRK）2009年拍摄的《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该片被称为“慢电视”的开山之作。而在国内也有多家新闻媒体有过慢直播的实践，如2016年国庆上海广播电视台KKNEWS成功联合国内十家电视台实现国庆7天的慢直播联播，2018CCTV新闻频道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特别报道》等。

比起快直播的新闻性、事件性，慢直播往往具有非事件性、原生态性的特点，受众通过平台提供的窗口感受镜头下的真实世界。对于日益兴起的慢直播节目来说，其视频本身就具备自我阐释的能力，即不需要快速转换的镜头与精美的剪辑制作，就能将真实的事物细节呈现出来。在慢直播节目中，观众会以第三种视角自行思考接下来的“剧本”。

传播效果：满足受众需求，引发情感共鸣。虽然新媒体环境对传播仪式观有所消解，但其所具备的信息碎片化、渠道多元化等特点促成了用户之间的实时交互传播。央视频开设的这场直播，除了满足观看者的消遣需求，其所具有的真实性与参与性在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同时引起观看者的情感共鸣。在此场域下，与其他信息量充盈的直播相比较而言，观看者所获得更多的是与情感共鸣相呼应的身份认同。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境下不再是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万众一心的群体元素之间的相互讨论与交流。这场直播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即为这种讨论与共鸣。

虽然用户的视角多元，直播的衍生内容较为繁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直播中“游戏化”心态的背后是网民对国家的担忧，是信仰的创造，是话语权的迸发，是参与式文化下的情感驻足。

传播仪式观下的用户参与

社会变革的微动力：围观式政治参与。虽然网络虚拟环境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生存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但在满足自我发展及实现自我价值等人类高级需求方面，它与现实环境相比有着较强的优势。此次受众对于直播的参与不仅是凝聚力的体现，更是互联网时代社会公民通过网络围观的方式进行政治事件参与的直接彰显。

在过去，围观一词常常被冠以贬义色彩，讽刺看客身份自居的“围观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该身份的代名词。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了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新媒体环境下的重大媒介事件中的网民互动是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在这个场域中，每个参与主体都是主角，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流力量足以形成网聚效应，影响舆论甚至颠覆舆论。网民的公共参与精神促成了围观式政治，同时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微动力，在社会重大事件的信息传播渗透过程中推动着社会变革。

新闻阐释的新篇章：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身份生产与动员。由于早期直播平台的经营乱象，网络直播常常被认为是群体对个人的集体围观与窥视，主播通过满足用户需求获得收益，用户手握打赏大权可以主动参与生产，这种游戏式参与通过双向互动的循环最终形成不可遏制的娱乐狂欢。但与网络直播发展的初期阶段相比，此次央视频的直播性质与此前大不相同，“云监工”直播的主要参与者更多的是以90后为代表的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下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并非情感先行理性滞后的数字时代群氓，而是以“饭圈文化”为载体进行身份生产与动员的网络亚文化群体。粉丝消费者的力量不可忽视，参与制造“饭圈式”狂欢的参与者和高效调配粉丝捐赠的医疗物资的后援会会长可能就是同一批人，他们更多是作为流行文化工业环境下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在行动，而不是作为精英式视角下的“文化笨蛋”而存在。

用户行为的是与非：新参与机制下的共同体联结。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因为传播和大众媒体给彼此陌生的人群一条纽带：共享的情感和经历，维系了共同体的想象。在网络时代，大众媒体在制造共同想象中发挥作用。在央视频的报道形态和呈现模式下，用户随时随地的参与并不断推动新一轮话题的产生与迸发，一方面推动了大众对前线基础建设的关注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吸引了更多旁观者的驻足与主动参与。

然而，此次直播所衍生的饭圈式参与行为也引发了一定的质疑，更有一部分人直接对于此类行为进行精英式的抨击。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场域，其特征具有开放性、多样性与平等对话等属性，关注整体利益与福祉。在当前网络舆论场中，“用户构建一切”的参与式文化很自然地带来了多元意见。然而，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其实是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对于同一时期不同事物或同一主体不同方面的分散关注并不代表网民自身的非理性。思考如何吸收更多真实经验并使其进入社会流动的网络中，推动社会民众对公共议题共同参与，促成共同体成员对彼此的了解，能使人们不会成为一个选择性失明只注意次要细节的“理中客”。

结语

专业媒体通过网络慢直播进行新闻报道的模式，一方面能为公众提供可参与式的新闻体验，另一方面这种新闻呈现形式也表明新闻业与技术融合的全新发展路径，在此路径之下用户可以更好地参与而不是秀技。随着5G的发展，信息传播速率和传播范围不断提升扩大，技术加持下的专业媒体如果不能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利用技术提高用户的信息可得性，就可能会被逐渐取代，在这条道路上我国新闻业要做的还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