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来 迟秀雪

1992 年，美国《国家》杂志首次提出“后真相”一词，其本意指向“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 随着社交媒介的飞速发展， 伴随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具有冲击力的新闻事件，“后真相”一词成为政治传播、新闻传播中的热词，也逐渐走入公众的话语中。 尽管是否已经走进“后真相”时代颇具争议，但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基于社交媒介技术和社会心理嬗变的背景，“后真相” 的表达特征已经明显影响到了网络舆情的生成，自然也影响到对其治理的策略。

一、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

（一）信息飞沫化，议题快速更迭

一方面，舆情的爆发更加难以预料，一些潜在的问题经过网络爆料之后，可以快速地成为热点舆情，舆情的多发和快速生成的机制，通常会应对主体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另一方面，议题更迭的非常快，衍生的舆情通常会舆情应对和治理呈现出慢一步的情形。 以网传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性侵女生的舆情为例。当女生哭诉的声音在网络扩散之后，学校主体的声音便被淹没在无数的转发者和评论者所构建的舆情共振中。 而当学校在半天的时间内用一个久不更新的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中心”的微博账号进行回应时，舆情的聚焦点立即增加——为何用这个账号发布公告， 为何半天的时间就发布公告，为何只是开除？信息的飞沫化与议题迭代的加速让舆情研判与治理面临挑战。

（二）传播情绪化，理性成分不足

在后真相时代，信息的传播通常增加了情绪的内容，甚至这个通道的影响力和决定性超过了事实通道。 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事实本身， 人们交换的也不再是基于事实的理性的观点， 那些情绪化的内容和表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也更容易形成打上群体标签的圈层。

2020 年12 月8 日，关于成都20 岁新冠确诊病例赵某的信息在网络流传，网民们脑洞大开，不仅将这位女孩的年龄、姓名、证件、照片等信息公布于众，还针对其行程出入于各个酒吧等信息而对其私生活、道德品质等进行质疑、批判和恶意传播。 而事实情况是该女子的工作本来就是在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的策划，出入酒吧是职责所在而已。在这次网络舆情事件中，20 岁的赵某承受来自病毒和“网暴”的双重打击， 网民们所谓正义的批判不过是一场对无辜人的伤害， 而这正体现了后真相时代网民对自我意识的强烈追随和对事实真相的轻视。

（三）舆情集束化，搭车现象频现

在传统媒体控制话语权的时代， 舆情诉求比较具体而集中，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关注的舆情焦点比较单一。在社交媒体活跃的后真相时代， 随着表达权的获得以及社会问题的多发，人们习惯于“舆情搭车”——借助已经形成的舆情热点，将自身的诉求表达出发。这导致舆情呈现出集束化的状态，一个舆情通常“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相关的舆情随着蓬勃而出，形成了关于某一主体、某一地方、某一话题的众多舆情。 这种集束化的舆情通过社交网络的散布而形成比较强劲的舆情压力， 对于研判者和应对者来说有时难免顾此失彼，甚至束手无措。

（四）观点偏激化，跟风站队盛行

互联网络的隐匿性为发言者提供了保护， 在后真相时代这种保护有时助推了观点的偏激化， 也就是舆情的极化现象。一方面，人们不用考虑自己不负责任的发言被追究责任，互联网的虚拟身份以及法不责众的心理，让人们在面对热点议题时缺少足够的自我把关。另一方面，一些人希望通过极端的观点来吸引眼球， 从而在偏激化的表达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并以极端的观点发泄着现实中的不满。结果，观点偏激化称为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一个典型特征，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了很多舆情助推者的习惯表达。

二、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一）多主体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治理机制

首先，是对话机制。想要减少网络舆情的爆发提升社会治理者的公信力， 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日常的沟通和对话。 通过沟通和对话减少误解和误会，增加关系和联结，塑造负责任和公开透明的想象。 沟通的机制是网络舆情治理的第一层要义。

其次，是监管机制。那些罔顾道德与法律进行恶意信息传播的主体，那些不负责任传播负面舆情的平台，那些回应网络舆情不积极、不主动的部门和机构，那些需要严肃处理的被监督对象，都应该成为政府部门舆情监管的内容。

再次，是回应机制。 在面对舆情压力时，被监督的对象需要学会沟通， 通过对舆情的全面研判明确舆情的性质和程度，对需要回应的真舆情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回应，并积极与监督的主体和围观的群体进行沟通， 开诚布公地将事实的真相进行公开，对舆情隐含的情绪进行疏导。

（二）精确化引导，增进网络舆情治理效率

后真相让网络舆情的表达变得异常复杂， 情绪化与偏执化的成份也增加了应对和治理的难度。但同时，智能化也为网络舆情的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契机——不仅网络舆情的发展轨迹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谱系直观呈现， 而且大数据、算法技术等手段也为精确化引导提供了可能。通过舆情监测手段，网络舆情的治理者可以对网络舆情进行提前捕捉，那些尚未形成舆情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将会被关注到。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 网络舆情的治理者可以网络舆情的走向进行研判，并确定网络舆情将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形成具有实际影响力的舆情。 通过智能化推荐和算法技术，网络舆情的治理者可以将回应的信息进行更精确地推送，并在新媒介平台上与舆情的参与者进行更多的沟通与对话。通过计算机技术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进行跟踪，可以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效果进行及时评价，对治理的手段及时进行评估。

（三）引领性治理，提高网络舆情治理话语权

首先，引领性的治理需要体现治理能力的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来自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先进。以新冠疫情的防控为例， 中国奇迹和中国担当的背后就是中国的制度先进。在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时，要时刻体现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先进性，让人们在客观的现实面前意识到中国优势的根本所在，进而在四个自信的引领下，打造一个清朗理性的网络生态。

其次，引领性治理需要体现价值观的先进。价值观是后真相时代最能凝聚人心的内容， 当事实层面的解读可能出现偏差，或者立场的不同容易出现对立时，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具有着构建不同群体、阶层的“同心圆”的功能，可以成为他们对话和理解的新的“桥梁”，因此在网络舆情的治理中需要对治理的手段， 以及传播的内容作出价值观层面的判断——是否体现、传播了主流的价值观。在体现价值先进时要突出价值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用先进的价值观解答现实的提问回应舆情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