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峰 谢娟娟 张陈宇

一、引言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动下，我国依靠廉价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减，因此，加快培育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共中央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也指出，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只有加快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但大多数出口企业仍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盛斌和魏方，2019)。如何对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成为扭转我国贸易大而不强局面的关键因素。同时，随着我国出口企业对外贸易在地域和产品维度上的双重扩大，加之当前国际贸易局势复杂多变等情况，使得外部需求冲击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的直接因素。企业如何应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从需求侧视角出发，全面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竞争力的影响，对于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以及拓展我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和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全球出口市场上，多产品企业主导着世界贸易的流动，我国的出口贸易也呈现出由多产品企业主导的事实(钱学锋等，2013)。多产品企业存在一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生产其他产品需要更高的边际成本(Eckel 和Neary，2010；Mayer 等，2014)。这些研究均表明，企业最高效的产品首先进入目的地市场，然后按照边际成本阶梯，逐步扩大产品范围。然而，这种生产和销售模式无法解释目前非核心产品在出口中占相当大份额的现象(Fontagné 等，2018；Arnarson，202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存在着生产技术互补性和市场需求互补性，企业内的产品会通过组合的方式共同出口(Fontagné 等，2018；Bernard 等，2019；Arnarson，2020)。因此，本文将产品组合纳入多产品企业模型中，从需求侧视角来研究多产品企业产品组合出口的这一新模式，并试图对外部需求冲击影响产品组合竞争力的传导机制进行探讨。

本文参照Fontagné 等(2016)的研究，通过构建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来精确衡量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由于存在着生产技术互补性，企业全球销售策略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最高，且边际成本最低，因而竞争力也最强。因此，Bray-Curtis 不相似指数越大，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弱，即企业在目的地的销售策略和全球销售策略之间差异越大，企业越依赖于改变销售策略来迎合当地市场的偏好；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越小，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强，即企业在目的地的销售策略趋向全球销售策略，产品在各个目的地都受到欢迎，企业更依赖于自身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来增加销量。本文研究表明，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传导机制有两条：(1)竞争效应。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降低了出口市场的临界边际成本，进而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导致本国企业所处市场的竞争加剧。为了保证自身的利润，企业会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效率(Eckel 和Neary，2010；Bernard等，2011；Mayer 等，2014、2016)和加快技术升级来提高出口产品组合竞争力；(2)创新效应。外部市场需求增加直接刺激本国企业加快创新研发速度，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Dhingra，2013；Aghion 等，2018；Shu 和Steinwender，2019)。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产品组合纳入到多产品企业模型中，拓展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理论研究。本文发现，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激发了企业的创新行为。因此，本文将创新纳入企业的生产中，识别了外部需求冲击主要通过竞争效应和创新效应来提高出口产品组合竞争力。第二，首次采用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衡量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通过2000—2014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精确计算出了年份-企业-目的地级别的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第三，通过识别企业和行业的特征，对竞争效应和创新效应两条传导机制进行验证，发现同质产品、高管理效率和大规模企业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较高，而低产品复杂度、低技术行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较高。这一结论为实施相关政策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服务对象。

二、文献综述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率构成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在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Melitz(2003)与Bernard 等(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均假定企业仅生产一种产品，这一现象违背了目前多产品企业普遍存在的事实，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了对单一产品假设的限定，转向研究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Mayer 等，2014、2016)。这些研究的结果均表明，企业在各个目的地优先出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然后按照边际成本阶梯，逐步扩大产品范围。然而，这种销售模式未考虑到多产品企业内的产品会通过组合配对进行出口，企业并非严格按照边际成本阶梯来扩大出口产品范围(Fontagné 等，2018；Arnarson，2020)。因此，本文将产品组合纳入多产品企业模型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研究多产品企业产品组合出口的这一新模式。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产品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

从外部需求冲击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从企业层面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生产率、质量、工资、创新的影响。Mayer 等(2014、2016)认为，外部需求增加导致出口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会转向生产和销售表现最好的产品，通过进一步优化内部资源配置使生产率得到提升。Amiti 和Khandelwal(2013)与Antoniades(2015)通过研究后发现，外部需求冲击会通过直接的规模效应和间接的竞争效应影响出口产品的质量。Egger 等(2013)认为，企业工资水平会随着外部需求波动做出同方向调整。Aghion 等(2018)通过研究后发现，外部需求冲击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成本。以上研究使用的外部需求冲击指标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或企业层面，鲜有从企业-目的地层面来衡量外部需求冲击。由于出口市场存在着异质性，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目的地层面的外部需求冲击指标来深入研究外部市场的需求波动。

产品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产品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实际汇率以及FDI 是决定企业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鲁晓东(2014)发现，提高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是实现产品升级以及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可持续性的关键。Eaton 和Kortum(2002)认为，贸易成本的上升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陈斌开等(2010)与许家云等(2015)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缩小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加速了企业出口产品之间的优胜劣汰，有益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竞争力。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OFDI 一方面促进了企业进行新产品创新，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可能降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以上研究使用的产品竞争力指标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鲜有从企业和产品组合层面来衡量竞争力水平。本文通过构建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计算出企业在目的地偏离销售全球核心产品组合的程度，精确地衡量出企业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

综上所述，当前对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供给侧方面，鲜有从需求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随着我国出口贸易在地域和产品维度上的双重扩大，外部需求冲击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从需求侧出发来研究出口企业产品组合竞争力的变化，试图填补该领域的空白。由于存在着企业生产技术互补性和外部市场需求互补性，研究企业内产品通过组合方式共同出口这一新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消费者与偏好

参照Aghion 等(2018)的建模思路，采用垄断竞争框架，假设所有企业的技术进步路径一致。L 为国外市场的消费者总量，用以衡量企业的外部市场需求。同时假设消费者的收入名义化为1，产品下标 i∈[0,M]，M 代表所有消费产品种类。因此，目的地市场一个典型消费者对商品i 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α＞0,β＞0，代表性消费者面临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通过求解可以得到反需求函数：

其中 qi代表产量，λ是相应的拉格朗日乘子。

（二）企业行为

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上可以无限供给。企业进入市场时需要支付沉没成本 fE。由于存在着生产技术互补性和市场需求互补性，企业产品会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出口(Fontagné 等，2018；Arnarson，2020)。假定每个企业对全球产品组合具有核心竞争力，边际成本为c，服从分布其中定义域为[0,cM]。定义m 表示同一家企业生产不同产品组合距离其核心竞争力产品组合的距离，m=0 代表厂商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组合，生产第m 种产品组合的边际成本为 v (m,c)=m 越大，则该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弱；m 越小，则该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强。

通过式(3)的反需求函数，可进一步求得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一阶条件，求解可得：

企业对每个消费者的收益和利润为：

当利润为0 时，企业的临界边际成本为：

将式(8)分别代入式(6)和式(7)中，将企业对每个消费者的收益R、利润π转换为包含 vD的表达式，可得：

（三）企业自由进入

当企业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市场并达到均衡状态时，企业的利润等于沉没成本首先考虑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均衡：

基于前文的假设，本文进一步将企业生产行为扩展到开放市场中。假设国家l=1,…,J。企业出口还需承担冰山成本：l 国出口到h 国的冰山贸易成本为τlh(τlh＞1)，出口产品组合的边际成本为τlhv (m,c)。由此，本文得到企业在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时的利润和收益分别为：

通过整理可得，此时的市场临界边际成本为：

外部需求 Lh越大，市场临界边际成本 chh越低。l 国企业出口产品组合m 到h 国的收益为：

对l 国出口到h 国的不同产品组合求解收益比率，同时假定 m

收益比ratio 对 chh求偏导，可得：

据此，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说1。

研究假说1：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

通过式(15)可得，外部需求 Lh越大，市场的临界边际成本越低，更多企业发现有利可图，进入该市场，直接导致本国企业的竞争加剧。为了保证自身的利润水平，企业会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加快技术升级来提高出口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除此之外，外部市场需求增加，也直接刺激本国企业加快创新研发，通过创新效应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本文参照Aghion 等(2018)的研究，假设包含创新的边际成本为，其中γ代表企业创新程度，创新活动时会支付固定成本：此时选择创新的企业利润为：

根据包络定理对γ求导可得：

由式(22)可知，企业创新程度γ越高，越容易提高市场进入成本门槛，减少相似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因此，自身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在外部市场上受到的创新研发激励越弱，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越低。而外部市场需求L 越大，越容易降低市场进入成本门槛，增加相似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因此，面对出口市场上竞争加剧，内部资源配置优化越快的企业，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越高。本文在实证部分分别对传导效应进行验证。据此，本文提出拓展研究假说2。

研究假说2：外部需求冲击通过竞争效应和创新效应提高了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

四、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个体信息、企业出口信息和出口市场信息，数据来源于2000—2014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和UN Comtrade 数据库。首先，本文利用UN Comtrade 数据库，整理了2000—2014 年中国197 个出口目的地6292 种HS6 分位产品的进口数据，并进行初步处理：删除目的地是中国的进口量，保证出口目的地的进口需求中不包括从中国的进口。其次，对海关数据库进行初步处理：剔除了贸易中间商样本出口信息；删除了诸如出口额、目的地信息缺失或异常的样本，仅保留出口样本；删除单一产品出口的企业。再次，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详细个体信息，控制企业异质性行为。最后，在数据库的合并上，本文先将UN Comtrade 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然后借鉴Yu 和Tian(2012)的方法，通过企业法人名称、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地址等信息对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而得到本文的实证研究样本。

（二）指标构建

1.产品组合竞争力指标

本文根据Fontagné 等(2016)的研究，使用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衡量了企业在各目的地的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越大，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弱；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越小，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强。首先，本文根据海关数据库建立全球产品向量和目的地产品向量其次，基于以上产品向量的构建，利用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计算目的地产品向量与全球产品向量之间的距离。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 表示企业全球出口产品范围，f、d、t 分别代表企业、目的地以及年份，Bray-Curtis 不相似性指数为年份-企业-目的地层面的指标。

2.外部需求冲击指标

本文借鉴Berman 和Couttenier(2015)与Mayer 等(2016)构建外部需求冲击指标的方法，构建了企业-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外部需求冲击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下标i 代表的是HS6 分位产品，f、d、t 分别代表企业、目的地以及年份；代表目的地d 在t 年对产品i 的需求，本文采用UN Comtrade 数据库中目的地d 在t 年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对产品i 的进口量来衡量需求水平；αfdit表示企业f 在目的地d 出口产品i 占t 年在目的地出口总额的比重。

（三）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外部需求冲击是否会引起企业产品组合竞争力的变化，我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估计，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以外，本文还加入了企业控制变量(Xft)与目的地控制变量(Zdt)。企业控制变量有：(1)企业生产率(lnTFP)，采用LP 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取对数来表示；(2)企业人均工资(lnwage)，采用企业工资总额和年末从业人数之比的对数值衡量；(3)企业年龄(age)，采用当年减去企业成立时间加1 的对数值表示；(4)企业人均资本(lncapital _per)，采用企业固定资产总值与年末从业人员总数之比的对数值表示。目的地控制变量有：(1)目的地收入水平(lngdp _per)，采用目的地人均GDP 的对数值表示；(2)目的地汇率水平(lnrate)，采用世界银行直接标价法的目的国汇率并取对数表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检验理论模型中提出的命题，即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本文使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对计量模型式(25)进行实证验证。表2 中第(1)列未控制固定效应，第(2)列～第(4)列分别控制了年份、企业、目的地固定效应，并采用逐步加入企业和目的地控制变量的方法对结果进行验证。从表2 的回归结果来看，外部需求冲击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增加固定效应后仍十分稳定。以表2 的第(4)列为例，外部市场需求规模每增加10%，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会相应上升0.556%。该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会增强，由此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

在表2 控制变量中，企业生产率、人均资本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表明了生产率、人均资本水平越高的企业，其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强；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营时间越长的企业越保守，越依赖于已有成熟产品，这导致其越无法适应新的市场形势，产品组合竞争力也越弱；企业人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提高员工的工资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利于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的提升；目的地人均GDP 和汇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目的地人均GDP越高，本国货币相对目的地货币升值，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会越高。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样本再处理

本文使用UN Comtrade 数据库中国家-产品层面的进口额来衡量目的地市场的产品需求。如果中国企业的某个产品在某一目的地具有很高的出口份额，那么该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不易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则该产品的外部需求变化就有可能是企业自身引发的。本文借鉴侯欣裕和孙浦阳(2019)的方法，使用UN Comtrade数据库计算了年份-目的地-HS6 分位产品的进口额，然后根据海关数据库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份额占到10%、15%和20%的年份-目的地-HS6 分位产品的信息删除，重新计算外部需求冲击指标并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显示在表3 第(1)列～第(3)列。其回归结果表明，在排除企业自身出口贸易行为的影响后，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2.内生性检验

为了防止内生性问题对基础回归结果造成偏误，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会增强，反之，当企业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提高时会带来企业边际成本的降低，使得出口产品组合在目的地市场上更受欢迎并增加对产品的需求。因此，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为此，我们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借 鉴张 龑和孙浦阳(2017)的思路，将企业在目的地所处三分位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在目的地同一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产品和相同的出口目的地市场保证了工具变量和外部需求冲击之间的相关性。表3 的第(4)列报告了2SLS 的回归结果，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同时，Kleibergen-Paaprk LM 和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排除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问题，证实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3 样本再处理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结果

3.产品组合竞争力指标再度量

本文借鉴Mayer 等(2014)提出的区间泰尔指数重新计算了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对基础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区间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下标f、d、t 分别表示企业、目的地、年份，p 代表HS6 的产品；xft为t 年f 企业所有产品的出口额，表示t 年企业f 出口产品p 的金额，xfdt表示t 年企业f在目的地d 出口所有产品的金额，表示t 年企业f 在目的地d 出口产品p 的金额。区间泰尔指数也衡量了企业在目的地销售分布偏离全球销售分布的程度(Mayer 等，2016)，该指数越大，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弱。我们使用区间泰尔指数进行检验，得到表4 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保持一致，由此验证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4 指标再度量和政策的回归结果

4.外部需求冲击指标再度量

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我们采用t 年企业f 在目的地出口产品i 占当年在目的地出口总产品的比重αfdit并通过加权求得外部需求冲击的指标。为了检验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假设企业每种产品受到的外部需求影响是相同的，不考虑比重，仅计算平均外部需求，计算公式为：。将基准结果中的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得到表4 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表明了核心结论依旧成立。

5.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冲击同样会影响到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当进口中间品关税上升时，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水平。因此，本文将企业层面的进口关税加入回归，对贸易自由化政策冲击进行控制。对此，本文采用Yu(2015)关于进口关税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即其中，M 表示企业总的进口产品集；O 表示企业通过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产品集，因为加工贸易进口不受关税的影响，本文的进口只对企业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份额进行加权；表示HS6 分位产品k 在t 年的关税水平，关税的数据通过WTO 数据库整理得到。表4 的第(5)列汇报了加入企业进口关税变量控制后的回归结果，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成立。进口关税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口关税越高，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越弱，这与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

（三）传导机制分析

1.竞争效应

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降低了出口市场的临界边际成本，导致本国企业的竞争加剧。为了保证自身的利润水平，企业会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加快技术升级来提高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本文通过三种划分标准来验证竞争效应的敏感性：(1)产品替代性(同质产品和差异产品)；(2)管理效率(高管理效率企业和低管理效率企业)；(3)企业规模(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下面分别对这三种划分标准能够验证竞争效应进行说明。理论分析指出，当面对正向的外部需求时，内部资源配置优化越快的企业，越容易提高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也越高。首先，根据中位数区分了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来分析产品替代性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产品替代性的上升促进了企业的竞争，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Syverson，2004)。与差异产品相比，同质产品在市场上更容易被替代，所面临的竞争更剧烈。为了保证自身的利润水平，同质产品企业会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效率来应对外部需求的波动，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较高。其次，根据中位数区分了高、低管理效率企业来分析管理效率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高管理效率企业通常具备高素质的劳动力，能更快地依据外部市场变化做出应对决策(Bloom 和Van Reenen，2007)。因此，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高管理效率企业相较于低管理效率企业，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的速度更快，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较高。最后，根据中位数区分了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来分析企业规模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由于大规模企业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要素资源，能快速依据外部需求波动做出最优的应对决策(盛斌和毛其淋，2015)。因此，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的速度更快，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较高。

(1) 产品替代性

本文利用Gollop 和Monahan(1991)的行业内产品差异指标作为区分同质和差异产品的标准，该指标越高表明行业内产品功能与生产线的差异程度越高；将等于或低于该指标50 分位的定义为同质产品企业，否则视为差异产品企业；设定虚拟变量Hom 作为产品差异的代理变量，如果该产品为同质产品，则变量取1，否则取0。从表5 的估计结果来看，当企业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组企业的产品组合竞争力均增强，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了同质产品企业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强烈，与预期结果一致。

表5 产品差异化影响的回归结果

(2) 管理效率

本文使用Qiu 和Yu(2015)的方法，构建了管理效率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n G &Aft是企业管理费用对数值，lft是企业劳动力对数值，expft是企业出口额对数值，m arkupft表示企业价格加成，使用企业收益与企业收益和利润差额之间的比值进行衡量。其回归中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得到的残差μft就是管理效率指标，该值越大代表企业管理效率越差。本文根据管理效率的中位数作为划分标准，将低于中位数的企业看作高管理效率企业，否则视为低管理效率企业；设定虚拟变量Manage 作为管理效率的代理变量，如果企业为高管理效率企业，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从表6 的回归结果来看，两组企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了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组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均增强，且高管理效率企业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强烈，与预期结果一致。

表6 管理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3) 企业规模

本文以企业劳动人数中位数作为分类标准，将样本企业分成小规模企业与大规模企业，将高于劳动力中位数的企业看作大规模企业，反之则看作小规模企业；设定虚拟变量Size 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如果企业为大规模企业，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从表7 的估计结果来看，两组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组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均增强，且大规模企业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为强烈，与预期结果一致。

表7 企业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2.创新效应

外部市场需求增加，直接刺激本国企业加快创新研发的速度，进而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本文通过三种划分标准来验证创新效应的敏感性：(1)产品复杂度(高产品复杂度和低产品复杂度)；(2)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3)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下面分别对这三种划分标准能够验证创新效应进行说明。理论分析指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越容易提高市场进入成本门槛最低值，减少出口市场上相似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因此，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时，自身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在外部市场上受到的创新研发激励越弱，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越低。首先，根据中位数区分了高、低产品复杂度企业来分析产品复杂度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其本身所包含的创新程度和技术水平也越高(Maggioni 等，2016)，越容易提高市场进入成本门槛最低值，会减少相似企业进入其出口市场，受到的外部创新研发激励也越弱，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较低。其次，根据企业出口方式来分析贸易方式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多从事中间产品组装业务，自身缺乏核心技术(闫国庆等，2009)。一般贸易企业需要承担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具有完整的生产链，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强。因此，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一般贸易企业相较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外部市场上受到的创新研发激励较弱，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较低。最后，根据OECD 行业技术分类标准(区分了高、低技术行业企业)来分析技术行业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能力较强，在出口市场上相似企业进入较少；而低技术行业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在出口市场上相似企业进入较容易。因此，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高技术行业企业相较于低技术行业企业，受到的创新研发激励较弱，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较低。

(1) 产品复杂度

本文根据Maggioni 等(2016)的方法，计算出企业-年份维度的产品复杂度，并根据中位数将企业分成高产品复杂度和低产品复杂度；设定虚拟变量Pro 作为产品复杂度的代理变量，如果企业为高产品复杂度，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从表8 的回归结果来看，两组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组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均增强，且低产品复杂度企业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强烈，与预期结果一致。

表8 产品复杂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2) 贸易方式

本文根据海关数据库企业出口方式信息，将出口企业划分为加工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设定一般贸易企业的虚拟变量为Pt，当企业从事一般贸易时，该虚拟变量取1，反之取0。从表9 的回归结果来看，两组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了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组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均增强，且加工贸易企业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为强烈，与预期结果一致。

(3) 技术行业

本文通过OECD 行业技术分类标准，依据企业所在国标二分位行业的技术高低程度，将企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设定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虚拟变量为It，当企业属于高技术行业时，该虚拟变量取1，反之取0。从表10 的回归结果来看，两组企业外部需求冲击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了当面临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组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均增强，低技术行业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为强烈，与预期结果一致。

续表10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需求侧视角出发，研究了产品组合出口的新模式，拓展了多产品企业理论的研究领域；将产品组合纳入多产品企业模型中，识别了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通过竞争效应和创新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竞争力。使用200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UN Comtrade 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实证考察了外部需求冲击对产品组合竞争力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外部市场需求规模每增加10%，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会提升0.556%。(2)通过分类回归后发现，同质产品、高管理效率和大规模企业对竞争效应的敏感度较高，低产品复杂度、低技术行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对创新效应的敏感度也较高。(3)本文通过对样本再处理、内生性检验、指标再度量和加入政策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行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因此，提高出口企业的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成为我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我们应全面认识微观企业对外部需求冲击做出的调整反应。首先，在国际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要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加强与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其次，积极引导我国企业加入国际大循环，充分利用出口市场的创新研发激励机制，不断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出口企业的产品组合竞争力水平。最后，要主动打破市场壁垒，发挥竞争中性原则，让所有企业公平竞争，通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来推动我国向贸易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