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越边境地区是两国人民密切交往的集散地，民间交流是边境地区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然而，当前边民传播意识和能力还较弱，边民传播优势未能得到更好发挥。边境县融媒体中心需要重视边民媒介行为偏好、充实传播内容，推进县级媒体公众号等主流社交媒体建设，以短视频传播和设置边民书架等方式创新传播渠道。对边民则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提升对越传播意识和能力的培训，使边民交往中的对越传播活动从自发到自觉，改善对越传播的方式和话语表达，从而增强边民传播的效果。

【关键词】边境地区 对越传播 广西边境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在国家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愈加凸显，成为中国向周边国家传播的前沿阵地。自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来，广西边境县（市）综合运用媒体传播、节庆传播、文艺传播、出版传播、口岸传播、展会传播、旅游传播等丰富形式进行对越传播与交流。但仍然存在“外宣工作主体、内容与相关资源投入的零散化”①“对外传播机构和队伍建设呈现一定程度滞缓”②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边境地区对越传播作用的发挥。当前，有限的关注边境地区对外传播的研究，主要从边境外宣的视角发现问题，更多从官方层面提对策，相对而言，对民间力量关注不够。

然而，民间交流是周边传播的重要方式，有时还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功效，弥补官方交往力有不逮之处。“周边传播的主体可以是各种媒体，也可以是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甚至物品本身。”③传播活动的开展与效果的致达，有赖于边境传播活动中各相关主体作用的发挥。中越边民整体上符合“和平跨居”的模式，④通过共度节庆、婚嫁结亲、输出劳务、边贸互市等，在个体生活经验交流中形成了睦邻友好的族群共同体。这一背景下的边民交往具有周边外交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为此，本课题组于2019年2月、3月、5月、7月和2020年7月、12月多次到广西边境八县走访调研，了解边境县的对外传播生态，并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上旬对219位边民进行问卷调查以探究其媒介使用情况。同时，在2019年7月广西边境县举办的外宣骨干培训班期间，对参加培训的机构人员进行了问卷调研（共发放纸质问卷17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39份）和访谈，以期在综合观照广西边境县传播渠道的基础上，从传播主体角度为提升边境地区对越传播效果提出针对性策略。

一、边境地区对越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边境县融媒体中心人员：需重视边民媒介接触与媒介行为

目前，广西8个边境县（市）都成立了縣级融媒体中心，制作民族语广播电视节目以加强对跨境民族的传播成为边境县融媒体中心承担的任务之一。跨境民族具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民族语言相同的特征，民族语广播电视节目在边境跨境民族传播中理应发挥独特作用。但由于对边民媒介接触和媒介行为缺少系统了解，民族语广播电视节目的影响力尚有限。

广播具有成本低、覆盖面广、接收灵便、传播力强的优势，在对外传播方面，比报刊和电视具有更强的穿透力，长期以来成为广西边境对越传播的主要方式。但是声音消纵即逝的特征及传统广播收听的随意性，使其难以保存以供反复收听。

民族语电视节目有助于过境的越南边民打破语言的屏障，但县级电视频道节目需要有线网络传输，信号无法传输到境外。对于越南边民来说，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只有过境走访边民亲戚或边贸往来时，在我国边民家中或旅馆才有可能接触到民族语电视新闻节目。但生活在边境村屯的边民常常“家里的电视也接收不到县电视频道，壮语新闻也没看过”。根据广西广电网络以全区163万网络机顶盒为基数统计的收视数据，2019年通过有线电视收看民族语电视新闻节目的各县户数最多只有300户左右，地处偏远边境村屯的边民难以接收到当地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节目。

基于网络视频尤其是短视频便于在社交媒体上接收和传播的特性，“视频+民族语”可以也应该成为对越传播的新形式。当前，广西8个边境县（市）的融媒体中心都开设了微信公众号或APP，但边境地区民众对其关注并不积极。本课题组在走访中发现，目前自媒体抢占边境地区市场，如靖西市融媒体中心和那坡县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梁老师讲故事》《壮语科技》和《西德那天》等品牌民族语视频节目，地方特色浓郁、实用性强，通过当地电视频道与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或APP都能收看。但不少边民没有听说更没有订阅当地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或APP，从而影响了民族语视频节目对跨境民族传播的效力。

（二）乡镇公职人员：传播意识与能力较弱

自2016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联谊实现机制化以来，边境地区中越民间人文交往频繁。互邀参加春节、中秋节等节庆活动，举办中越山歌王大赛，缔结“友好村”“友好学校”“友好家庭”，妇女团体友好交流和边民大联欢等涉外活动的有效组织和传播，需要边境地区各部门公职人员的积极参与。但本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广西边境县基层公职人员的对外传播意识和能力还较为欠缺。

乡镇级宣传委员大多身兼数职，宣传工作难尽全力。毕业于国际商务专业的D县B乡宣传委员表示，因为同时承担文化、教育、脱贫方面的任务，自己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向中央自治区及县等各级媒体供稿，无暇顾及对越宣传。D镇宣传委员系教育专业出身，担任宣传委员工作已3年，自我评价“虽然自己是宣传委员，但其实没有一天干过宣传委员的活，平时做的都是很琐碎的事情，脱贫、扫街道什么的都做过”。J县N乡宣传委员认为自己专业并不对口，以前就是拿锄头镰刀、修点机械的，现在反倒拿起了笔杆子工作。

乡镇级宣传委员的内宣即外宣的意识不强。在2018年广西自治区组织的边境县外宣培训班的座谈中，P县广播站工作人员说，自己对边境地区宣传工作职责的认识较为局限，直到参加本次培训才知自己还有外宣工作的任务。N县Z乡宣传委员则直言自己不知有外宣工作的概念和任务。“每年自己都报道歌圩节、边境文艺汇演和禁毒、婚姻买卖等问题，但一直没感觉在做外宣工作，直到上了此培训班，才知这既是内宣也是外宣。”座谈中，不少宣传委员提到，近年县（市）会不定期召集党员和群众进行扶贫、防艾、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但专门的对外宣传工作培训甚少。

从事宣传工作的公职人员传播能力有待提升，然而当前接受过系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公职人员为数不多。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乡镇级宣传委员大多非新闻传播专业背景。只有6.5%的公职人员在上学期间接受过相关媒介素养教育，31.7%的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并未接受过任何媒介素養教育的公职人员超过四成（43.2%），这影响了边境地区公职人员传播素养与能力的习得。广西边境县P综合保税区的科员在座谈时认为，保税区的宣传内容较生硬，时常困惑于如何才能把新闻写活。C市禁毒办副科长则表示不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向越南宣传我国在边境破获的毒品案件等工作。

此外，边境县公职人员的语言能力无法满足对越工作之需。目前广西边境地区工作中关涉对越事务的公职人员绝大多数不懂越南语。N 县政府机构目前只有一个越语翻译，受限于翻译人手不足及事务工作繁杂，越方提供的地方风俗资料未能及时得到整理。P市Y镇政府人员认为自己“不懂越语，不太了解越南文化，对工作会有影响”。D县S镇政府宣传委员提到，自己不懂越语。应越方邀请观看表演时，拿到越方致辞稿，但“我们那个政府翻译一直很忙，没得空叫他翻译”，因此至今不知致辞具体内容。随着边境地区对外传播任务量的增加，越语人才匮乏、翻译人手不足的问题日渐显现。

（三）普通边民：民间传播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边民传播是边境地区最常见和最主要的民间交流方式，其集中发生在边境地区，通过两国边民之间的互动交往进行信息传播活动。边境地区利用边民进行传播“效果优于单纯的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具有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直观性”。⑤广西边境地区边民传播活动频繁，形式丰富。广西边境县（市、区）与越南缔结的友好村屯在2018年就已增加到20对。但调研访谈中发现，边民对越传播意识和能力均存在局限，以边民为载体的传播未能把优势发挥到最佳效果。

中越友好村屯间的活动常囿于吃喝玩乐等文娱活动，边民干部利用村屯级友好活动对越传播的意识薄弱。每逢重大节庆假日，广西中越边境的20个友好村屯都会与越方开展舞龙舞狮、篮球比赛、文艺晚会、百家宴等形式多样的民间节庆互动活动。D县S镇与越南高平省X县L社（乡镇级别）缔结友好村屯后，S镇人员应邀去越方参加歌庙会。“一般镇和村一共10人左右过去参加，就是各种参观活动吃吃喝喝。同时双方互赠礼物，一般他们送我们就是一些咖啡或者茶具，我们送他们一些糖果。”到越方村屯参加活动的基层干部对越方的民俗活动并不是很了解，也缺乏主动了解越方情况的积极性，更未能充分抓住和越方共同举办活动的机会对外传播我国的文化和政策法规。

血亲或姻亲间的中越边民交往虽然频繁，但更多停留在亲朋戚友间的红白喜事往来等生活日常层次上。在访谈中课题组发现，边民对国家大事较为关注，常常自发将国家与边境联系起来，认同“爱边、护边、卫边”的边境政策。边境村落的受访边民大都去过越南，对越南的一些文化习俗较为了解。边民在与越南人的交往中，会在日常闲聊中和越南人谈到我国的政策与文化，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交谈。边民本身就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和传播者。边民传播活动本可以通过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方式，为促进中越友好关系提供稳固支撑，但目前，自发而为的边民传播是自由零散的，力量非常分散，尚未能有机地融入边境地区立体传播体系，发挥出其独特优势。

此外，国门书店的作用有待发挥和挖掘。自2015年起，为增进中越边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广西各边境县（市）都建设了各自的“国门书店”网点，以方便从事日常边贸小生意的中越边民停留休憩，同时也为中越边民提供一个文化交流场所。国门书店内既有中文书籍也有越文书籍。书籍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卫生和教育等方面。边境地区开设国门书店，对繁荣边境文化、促进中越边民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帮助。但同时，课题组在调研中也发现，除了龙州、靖西和东兴的国门书店人流量尚可观外，其余的国门书店或因选址相对较偏或因空间有限，进入书店的边民并不多，人流量较少。

二、提升边境地区对越传播成效的对策

（一）重视边民媒介行为偏好，创新传播渠道

课题组调研发现，手机已成为边境线上生活的民众（86.3%）最常用的媒体，微信和短视频类软件成为边民手机上使用较多的软件。边民主要用微信聊天交流，喜欢观看短视频且会自拍短视频上传至平台。一些经常往返中越边境从事边贸生意的越南边民也习惯用微信。用中文书写的信息发送到越南边民微信后，其通过转译软件可把中文转译成越南文。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创新对边民的传播渠道：

1.力推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APP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时代，边疆省区对周边国家传播的整体效果的取得，有赖于融合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综合发力。重要信息及相关对越传播的节目内容通过县级融媒体运营的社交媒体进行发布，可以增加被我国边民接收的机会，也会增加籍由我国边民向越南亲友转发进而到达越方民众的可能。边境地区各县（市）的融媒体中心需要结合边民对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和APP应用较广泛的特点，集中力量向边民推广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和APP。具体操作上，可利用口岸、边民互市点和边境县（市）工业园区等推广县级媒体微信公众号和APP等主流社交媒体。边境线3公里范围内的边民村屯因与越方边境村屯多有往来，边民间社交媒体的联系更频繁，更应成为县级媒体微信公众号和APP着力覆盖的重点区域。

2.重视短视频传播。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短视频应用用户规模达8.73亿，占网民整体规模的88.3%。⑥为获得更多年轻边民群体的关注，扩大节目的覆盖面，借力短视频流量平台、整合多种传播渠道势在必行。例如，边境县（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中越联欢直播节目时长往往在1小时以上，在后期制作时可以分解为多个精彩片断，以短视频方式推送到我国边民惯用的社交媒体上。短视频的形式便于边民接收，也增加了边民转发给越方亲友的机率。以双语短视频形式制作的节目更是便于我国边民转发给其越方亲友，同时也可以待越方亲友到访时，播放给他们观看。

3.设置边民书架。国门书店的开设可以为中越边民的交流提供便利场所，但当前有些国门书店选址偏远，边民利用率并不高。调研中，本课题组发现，当前的边境地区不少中国边民家中有越南新娘，中越边民间相互走亲访友成为日常生活之需，越方边民常有机会进入我国边民家中。基于此，可考虑在边境村落的边民家中设立边民书架，前移对越传播的阵地。当前，边境地区村屯基本都有驻村第一书记到任，可通过驻村第一书记到每家农户的走访，了解其家族成员情况及对知识的需求，为其提供需要的相应书籍放置于边民书架上。如此一来，边民书架的传播效果自然比国门书店更为直接：一方面可以满足我国边民获取信息、提升自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越南边民到我国边民家中拜访的机会，增加我国相关对越传播信息在越南边民中的到达率。因书架直接设置在边民家中，其传播效果在时间上立竿见影，在空间上可观可感，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我国边民与越方边民交往频繁的便利，提升边民的传播效果。

（二）重视边民需要，充实传播内容

目前，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民族语短视频节目和中越双语节目的内容尚不够丰富，更多地集中在文娱节目的直播或录播上。而信息的内涵、形态及功能应是多样的，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如能立足边民的现实生活之需产制节目，在传播效果上会更直接务实。

边境县融媒体中心信息产品的产制需要以服务边境民众为目的，密切结合边境地区的特点及民众的需求，拓展除娱乐及文艺方面的内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及边境地区劳工政策法规等内容都可以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节目来源。其中，尤其需要重视特殊目标受众的兴趣爱好点和需求。例如，针对年轻人和妇女，制播禁毒活动相关节目、教育类节目、保健类节目；考虑到边境地区边民商贸往来较频繁，可以利用双语短视频的方式传播我国边贸政策、相关经济信息等两国边民关心的内容；西南边境地区禁毒及防治艾滋病等任务繁重，可以制作动画等形式活泼的双语短视频宣传片，放到边境县融媒体中心的APP平台、微信公众号以及边境口岸的展示屏上播出。此外，访谈中课题组还发现大多数边民基本不太懂如何核实网络上谣传的信息。对此，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边民接收水平出发，制作一些辟谣信息产品。

边境县融媒体中心需重视边境地区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制内容和留言，从中发现边民关心的问题，获得节目内容线索，如此制作的节目更可能被边境民众关注。比如，对我国在中越边境我方边界线内建起隔离围墙一事，边民有一定的不解和疑虑。边境县融媒体中心可以针对此事做个释疑的小专题，向我国边民解释清楚建围墙的意义。又如东兴市融媒体中心基于东兴边民的越南语学习热潮，从2021年5月开设了中越双语学习小课堂，让群众在每天的小课堂中掌握中越双语的日常对话，了解中越文化。小课堂在东兴市融媒体中心APP和微信公众号进行同步推送，其主要内容涉及日常打招呼、名字、景点景区、外出日常用语和商业交流。截至6月15日，共推送中越双语新闻和学习课堂306条次，浏览量超10万人次，在满足群众需要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了边境县融媒体中心的影响力。

总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广西边境民族文化等文化艺术信息外，中国梦、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口岸政策信息等新闻和时政信息，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等经济信息以及边境地区社会事业等生活信息均可以成为面向边民传播的内容，都可以用中越双语制作短视频传播，以更好地展现我国各方面的成就。

（三）加强培训，增强边民寓对越传播于日常的意识和能力

当前的边境地区民众，无论是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公职人员、非宣传工作的公职人员，还是普通边民，其对越传播意识和能力都有待提升。本课题组认为对这三类人群需加强培训以增强对越传播意识和能力。原则上三类人群需要培训的共同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意识、对外传播的相关注意事项、语言能力和新媒体产品制作技能。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人群，培训内容应各有侧重。

1.牢固国民安全意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及媒体融合背景下，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中越边境安全的深层主题。边境地区民众对网络信息的真伪度分辨能力还较弱。但是，民间交流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五花八门，具有鲜明的日常性、生活性以及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鉴于民间交流中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难控，需要转变以往单纯自上而下控制信息的观念，重视提升边民安全意识。通过培训教育，在边民心中坚立起牢固的国家安全防线，从下而上自觉地在边民往来中守护国家安全。

2.加强对越传播语言能力。“边境外宣的开展关涉到外国语言、民族语言、地方方言的使用，需要大量专业的语言人才队伍与丰富的语言资源支持。”⑦当前，广西边境地区公职人员的语言能力普遍不足以满足对越工作需求。随着边境县（市）和越南的边贸、文化等交流愈发密切，公职人员普遍认识到掌握基本的越南语方能助益涉越工作事务的开展。东兴市政府2018年曾举办了两期越南语培训班，公职人员大多踊跃报名。边境地区的越南语培训是有需求的，但目前政府组织的越南语培训教育还相对有限。可考虑将越南语短期培训列入今后边境地区公职人员的专项培训计划中。

3.提升新媒体传播技能。不少学者指出，中越边境地区运用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的能力不足，“大部分的民族文化仍靠口头传播”。⑧本课题的调研也发现，广西边境地区公职人員接触网络时间较早，被访的139位公职人员中约六成已有10年网龄，但其新媒体传播技能依然需要加强。当前只有60.4%的受访人员能进行“微信公众号图文推送”，55.4%的受访人员懂得“制作短视频”，能“参与网络论坛话题互动”的受访人员为32.4%，只有两成左右的受访人员能“在微信公众号文章插入音视频”（23.7%）和“添加链接到微博”（19.4%），懂得制作H5的公职人员不到一成（7.2%）。可见，对于插入音视频、添加链接到微博、上传短视频等稍复杂的传播技能公职人员了解并不多，尤其是当前边境地区只有一半公职人员懂得制作短视频。鉴于短视频已成为当前海内外主流网络传播形式，对于从事宣传工作的边境地区公职人员开展的培训，要以提升其新媒体、新技术应用能力为主要内容，帮助其了解并更为熟练地掌握短视频制作和社交媒体推广运营技巧。

此外，对于从事非宣传工作，但工作中有涉越事務的公职人员，需增强其寓对外传播于日常工作的意识，增强其媒介素养。本课题组在对参加边境县培训班的公职人员的调查中发现，仍有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由于不了解中越文化差异等原因，无意间在涉越事务中曾有不得体的语言和行为。因此，诸如日常涉越工作中需注意的事项，与越方互访的场合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将我国想让越方了解的方针政策等巧妙地嵌入致辞词和答谢词的策略等等，这些日常工作中的外交知识、注意事项和基本原则都应成为设计边境地区公职人员业务培训课程时不可或缺的内容。

除以上公职人员外的边境地区民众，则应增强其对越传播人人有责的意识，提升其对外传播技能。按周边传播的理论，民间个体层次的交往无不带有传播的性质和特征。边境友好村屯的中越边民交往频繁，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对我国边民进行对越传播意识和能力提升的培训，使边民交往中的对越传播活动从自发到自觉，改善对越传播的方式和话语表达，从而增强边民传播的效果。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课题“中越边境地区边民媒介素养与对越传播效果研究”（项目编号：18AXW02）的阶段性成果。

江宇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熊道宏：《国家能力视角下的边境外宣：特征、问题与对策》，《对外传播》2018年11期，第39-41页。

②蒋凌昊、卢燕丹、唐顺姣、李庆春：《边境城市品牌传播的路径探索——以广西崇左市为例》，《对外传播》2019年5期，第72-74页。

③陆地：《周边传播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2期，第15-19页。

④周建新：《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第183-191页。

⑤同③。

⑥《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2/t20210203_71361. htm，2021年2月3日。

⑦同①。

⑧覃萍：《新媒体时代边境民族文化的传播策略》，《新闻战线》2015年11期，第135-136页。

责编：李倩